1990年4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浦東開發開放是黨中央與國務院作出的重要決策，也是我國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誌。它向全世界表明我國將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將是我國進一步發展的基本路線。同時，從國內改革開放的空間格局來看，浦東開發開放促進了我國對外開放由南向北發展，帶動了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促進了上海城市轉型發展，促進了上海在全國改革開放中的角色從「後衛」到「先行者」的轉變，也促進了20世紀90年代長江三角洲經濟的起飛與發展，也推動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促使其成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8年來，浦東開發開放以艱苦創業的歷程和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和「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
浦東開發開放與中國漸進式改革開放的關係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漸進的道路，基于謹慎探索和穩步推進的原則，改革開放經歷一個由淺入深，從簡到繁的過程。八十年代後期的改革僅僅完成了生活資料和一部分生產資料的商品化和市場化改革，在遭遇停頓之後，直到九十年代初浦東開發帶來了全方位的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以後才得以繼續。上海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產權交易所、人才市場的建立，土地和房產實行完全市場化在浦東新區最早實行。因此，浦東開發在起步時就瞄準了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由此把要素市場建設放到了浦東開發開放最重要議事日程之上。
浦東開放本身在中國漸進式開放進程中也具有特殊作用和意義。浦東開放之前，中國的對外開放只是面向港澳臺，主要在製造業領域採取「三來一補」的合資合作方式，開放地域有限，開放產業層次更低。浦東開放後，地域上採取以日美歐為主，產業上把逐漸從引進家用電器等中端產業上升到通信電子、儀器裝備、汽車以及高技術產業點，還從製造業領域擴展到商業、金融、保險、證券等現代服務業。
浦東開發開放過程本身具有漸進式的推進路徑。浦東開發開放涉及的改革開放事項包括多層次商品市場體系的構建、勞動力市場的改革開放、財稅改革的階段性特徵、政府職能轉變的階段性路徑、國資國企改革的逐漸深化、社會管理創新的探索、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的特點等，無不是漸進式推進的經典佳作。
浦東開發開放與國家戰略布局的關係
浦東開發開放在沿海開放中具有重要作用。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與從1980年建立的5個經濟特區、1984年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1985年開闢的經濟開放區一起形成了沿海經濟開放帶。這些對外開放地區，由於實行不同優惠政策，在發展外向型經濟、出口創匯、引進先進技術等方面起到了窗口和對內輻射作用。同時，浦東開放還催生了我國沿海保稅經濟的蓬勃成長，把港口吞吐、運輸物流、出口加工、進口貿易、轉口及離岸貿易等原本不同的業務整合成一條產業鏈，對我國大規模、高效率參與國際航運和國際貿易的競爭及合作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
浦東開發開放對於國家級新區布局支持和貢獻巨大。作為第一個國家級新區，浦東不斷探索特殊政策和管理體制，在外商投資、發展對外貿易等方面為中國開拓國際市場積累了經驗，在體制創新、產業升級、擴大開放等方面都走在全國的前列，發揮了對全國的示範作用。
浦東開發開放是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重要支撐。浦東是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主戰場，抓好「四個疊加」——自貿試驗區和浦東綜合配套改革疊加、自貿試驗區和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疊加、自貿試驗區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疊加、自貿試驗區和國際人才創新試驗區疊加，成為浦東下一步發展的重點。
浦東開發開放與國家戰略先行先試的關係
浦東在體制創新上先行先試。浦東憑藉敢闖敢試的衝勁，尊重客觀規律，把握趨勢變化，衝破思想觀念束縛，打破利益固化藩籬，服從服務國家戰略，在全國全市發展的大格局中思考謀劃，以寬闊的國際視野，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合作與競爭。
浦東在經貿規則上先行先試。浦東經歷海關特殊監管區的初步發展、拓展、轉型探索到自貿試驗區建設，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的自貿區，初步形成了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發展軟環境。
浦東在制度創新上先行先試。浦東以創建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現代國際貿易示範區、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和探索實施服務業稅制改革試點等為重點，率先探索形成符合國際慣例、有效促進功能建設和產業發展的制度環境；率先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適應國際大都市特大城區發展要求，建立扁平高效的新型區域管理體制；完善開發區體制，形成聯動發展機制；逐步推進農村資源要素市場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積極探索改進法律監督、民主監督、社會監督的新社會管理制度等。
浦東開發開放與國家戰略率先突破的關係
浦東在特大城市邊緣新城建設方面率先突破。浦東新區的建立提升了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能級，不但明確新區建設要帶動老城改造，還明確新區城市布局有明確的功能分區概念，進一步提出新區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超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新區建設普遍強調規劃先行，注重環境、形態和功能的緊密結合等新理念，以及不斷運用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手段，為九十年代後期以來我國出現的城市建設熱潮以及城市面貌的變革起到了積極的引領和示範作用。
浦東在園區建設方面率先突破。浦東圍繞發展金融、貿易、科技創新等功能，最早規劃建立了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外高橋保稅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張江高科技園區四個特色鮮明功能各異的開發區，成為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重要功能載體。
浦東在利用外資方面率先突破。圍繞建設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個中心」的目標，浦東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在開發開放中集聚世界經濟精華，推行金融貿易先行、高新技術產業先行的產業發展方針，精心挑選外資項目，培育和引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大企業。浦東引進的外資企業中，絕大多數製造業的技術水平屬於國際先進水平，尤其是世界500強企業，使浦東越過「三來一補」的初級加工階段，直接發展先進位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
浦東開發開放與國家戰略融合聯動的關係
浦東開發開放與金融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聯動推進。陸家嘴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金融產業優勢，新一輪「金改51條」出臺後，進一步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有力推動了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浦東開發開放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相互促進。浦東開發開放這一系統性工程的展開錘鍊了上海，讓上海在國家戰略下具有特別的資源整合能力；而「一帶一路」戰略的豐富性、複雜性、艱巨性，需要政府很強的資源整合能力。在具體服務功能上，浦東金融創新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支持；科創中心建設支持自主技術和品牌創新「走出去」；自貿區建設加快與國際規則接軌，形成寬廣度、差異化、全譜系制度創新產品體系；價值鏈優勢將國內產業鏈向外延伸，建立跨國產業鏈。
浦東開發開放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相輔相成。在浦東開發開放的帶動下，先是上海呈現了「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高速、高質和高效發展格局。在江蘇，從蘇錫常到南京，在浙江，從杭嘉湖到寧波、溫州，出現了一系列呈高速增長和發展的城市及區域。安徽也適時提出呼應浦東開發的浣江戰略，推動沿長江的蕪湖、安慶、銅陵等地區及時接受東部輻射和產業轉移，實現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輪快速發展。從整個長江流域看，江西省、湖北省、重慶市和四川省都順應了浦東開發開放帶來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動能，抓住了國際產業轉移和對華投資出現熱潮的機會，經濟總量和結構都得到明顯的提升和改善。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本專欄由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建設辦公室、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支持
主編：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