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似箭，自譯註《新約》，回國服務，在清華講授法律與宗教，不知不覺已近九年。去年課畢，準備講座材料，翻開書桌上這本紫紅封面的牛津版《新約》，忽有一個發現，一直未留意：好些書頁天地頭的空白消失了，被各色墨水的勘正和補註填滿了，也就是說，書該修訂了。
馮象：《聖詩擷英》，北京三聯，2017年當時手上另有一部書稿《聖詩擷英》，是聖書的詩萃，寫了大半年了。其中《新約》選了十二篇（片段）。作這十二篇的導讀與注釋，也有不少因解經而起的思想上的收穫，不啻給牛津版的修訂做一遍預習。冬月，《聖詩擷英》交稿，便開始了修訂。對照原文，從福音書到《啟示錄》，一字一句重新斟酌，全力以赴，至六月底終於完工：「一番熾熱的勞動」，誠如但丁的引導者吟詠，「多麼幸福！人把城牆立了起來」
（o fortunati, quorum iam moenia surgunt，維吉爾《埃涅阿斯紀》1:436）。
維吉爾：《埃涅阿斯紀》，楊周翰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跟之前的兩卷《摩西五經》《智慧書》的修訂一樣，譯文主要是「微調」，進一步節儉文字，錘鍊風格；讓經書的不同作者，及其筆下呈現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立場，發出不同的聲音。
夾注則大幅擴充了。經文詮釋之外，內容側重三個方面，兼及學生跟聽眾反饋提出的一些問題：首先是增補關於耶穌運動、會眾倫理、宗派和傳統教義的歷史知識。其次，擇要指出，《新約》諸作者對希伯來《聖經》的引用、化用，包括誤讀。後者有名的一例，是《馬太福音》寫基督入聖城，引《撒迦利亞書》9:9
（太21:5）為此壯舉之「預象」（typos）：
恭順的，他騎在驢背可是，作者不諳希伯來詩律
（參閱《智慧書/譯序》），把平行對應的兩短句復指同一對象，即一頭驢/駒兒，解作了兩匹：一母驢，一驢駒。於是二驢同載聖子，預象化成現實，竟是這麼一幅奇妙的圖景
（太21:6-7）：「門徒便去按耶穌的囑咐做了，把母驢和驢駒牽了來，又脫了外袍搭在驢背，扶［耶穌］騎定
（直譯：他騎上它們）。」而接下去另外三部福音書的描述，皆不說母驢，僅一頭驢駒供那「奉主的名而來的」人子騎乘
（可11:7，路19:35，約12:14）。
基督入聖城第三，提示讀者，經文藉著復義、串解及轉喻象徵，蘊含了多元釋讀的開放性。比如耶穌降生的故事，《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記載何以情節牴牾，旨趣相殊，是認真思考的人們常問起的。便添了若干新注新解。
全書改完，按頁數估計，譯文的變動加上注文增刪，大約不下八九千處。
譯經，如見不足者所言，乃是與聖者相遇；修訂卻是「面對面同他交談」
（民12:8，《摩西五經/二版綴言》），進入一種更親密的，且不斷加深的，聆受聖言的體驗。
百合聖母聖言（ho logos）又名大愛之言，傳道者奉為生命之源，「那太初已是」
（ho en ap' arches，約一1:1）。如此，完美的翻譯是不可能之事，雖然那更美而更親密的永遠是人的理想，今世一如巴別塔之世。
天主教和東正教《聖經》有一部次經，講到這古老而常新的難題。《德訓篇》（公元前190-180年成書）原書為希伯來文，今存殘篇，教會以其希臘文譯本歸典。作者也叫耶穌（希伯來名約書亞，yeshua` ben sira'），譯者是他的孫子。譯序裡有這樣一段話，感嘆希臘語跟希伯來文太不一樣了：譯者實在是力不從心，很難讓譯文達意，展現「等同於［原文］的力量」（isodynamei）。所以，人從譯本讀經是無奈，因為不論聖法（摩西五經）抑或先知書、聖錄，同原文即聖言的完美的原樣（「已是」）相比，都存在「不小的差異」。
《新約》從希臘文普通話（koine）移譯為現代語言，包括漢譯，必然也是極易陷於「力不從心」的境地的。故而譯經人除了準確理解原文，能探求並領悟聖言的意境，還要耳朵對母語/目的語十分敏感，善於創造新的表達
（傅萊《大典》，208頁）；否則就一定無力承接聖言的託付。
傅萊（Northrop Frye）：《大典：聖經與文學》（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Harvest Books，1983於是，我想起了梵澄先生。先生所譯尼採《蘇魯支語錄》，對照德文，每有歧解和不確處。但先生文字的詩意的力量，完全不在那天才哲人之下。「一個譯本無疵可指，處處精確，仍然可能是壞譯本，不堪讀。正如為人：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孟子語）先生此言極是。
尼採：《蘇魯支語錄》，徐梵澄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因為，惟有出於一份對母語的天生的敏感，才會對譯筆的「無疵可指」「刺之無刺」保持如此的警惕。循此，見不足者領略了古往今來譯藝的極致，又展開聖書，同讀者諸君再一次分享譯經的歡愉
（詩42:8）——
白天，願耶和華布施他的慈愛二零一七年七月於鐵盆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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