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按照國際專業的規範去推廣一個國家的作家，對於中國而言還是一個新鮮的課題。在今年剛剛結束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主賓國荷蘭與弗蘭德斯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問了一個敏感的問題……」一頭銀髮的Petra Hardt女士臉上露出遲疑的表情。
此刻，我們正坐在柏林蘇爾坎普出版社會議室裡，這家德國最負盛名的文學社科出版社旗下擁有黑塞、布萊希特、哈貝馬斯等超級巨星級作家。
作為版權部亞洲區的負責人，Hardt與中國打交道超過20年，在她滔滔不絕地向我們回顧了黑塞、布萊希特這些德國作家在中國翻譯的黃金年代之後，我不合時宜地提了一個問題：
「中國作家在德國翻譯的情況怎麼樣呢？」
法蘭克福書展在業界享有盛譽
Hardt陷入短暫的遲疑，在這個間隙我的目光掃過這間會議室。這是一間東德時期遺留下的建築物，典型的蘇式辦公樓，如果沒有牆上這家出版社社長的黑白照片，我會以為我們正在中國某老式國營出版社的會議室裡。在Hardt的斜後方，玻璃櫥櫃裡靜靜躺著一封手寫信件，上面寫著，「蘇爾坎普出版社，這是我唯一想要相伴終生的地方。——布萊希特」
房間的四周環繞著白色書架，全世界最耀眼的一些名字赫然在列：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以色列作家奧摩司·奧茲……正前面書架上的一本書尤其醒目——奧茲的最新小說《judas》，中文世界還沒有它的譯本，德語世界反應如此迅速。全德每年引進版圖書份額佔12%，但是在蘇爾坎普出版社，這個數字達到了30%。
「我可以開誠布公嗎？」Hardt在短暫的遲疑後試探著問。
「當然。」我已經顯得有些迫不及待。
「我們當然非常願意更多出版中國作家的書，但實際上在我們出版社輸出和引進的比例簡直是太不合理了。」她坦率地說。有數據顯示，中文翻譯圖書在德國市場引進版圖書中佔比僅為0.39%，引進前三位分別是英語、法語和日語。
「首先，罪魁禍首是德國的漢學家們。」她率直地指出，「在中國的日耳曼學家往往是具有現代意識的，他們在思考中是不帶意識形態影響的。德國的漢學家至少最重要那些以前在東德受到教育，他們給我們推薦書很難真正出版，到現在為止我也不認為我們有漢學家可以拋棄意識形態給我們推薦一些好書。」
在德國，不僅是漢學家，媒體也常常被指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這可能和德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二戰」和前東德有關。漢學家白嘉琳就曾經說過，「對媒體來說，快速下個政治結論是不費力的；費力的是，把一部文學作品從頭讀到尾，然後做出文學性的評價，這得下真功夫。」也因此，在德國市場，一些「異見者」常常會得到讀者和媒體的青睞。
當然這樣的判斷也會遭到一些德文媒體的反對。在《柏林日報》的辦公室裡，面對強烈的政治傾向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對中國文學的報導和認知這樣的問題時，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當然我們的政治報導經常是具有傾向性的，但是我們的文學版或者書評版都有自己獨立的判斷，我不認為政治會影響到他們的判斷。但是中國作家在德國確實關注很有限，大概是因為翻譯的語言風格我們很難接受吧。另外，文學上大概還是有一些歐洲中心主義，我們不僅看中國文學很少，看很多別的地區的文學也很少。」一位資深的中國報導記者說。
文學上的歐洲中心主義，固然是一個很好的說辭，這也是很多中國作家、讀者對世界文學格局的基本認知，這樣形成的結論也顯得理所當然：世界不搭理你，你也甭一廂情願了。但是，在一些諸如Hardt這樣更具世界眼光的出版人那裡，他們並不天然對中國文學持有某種抗拒性，相反他們對中國非常感興趣，但是缺乏一個「靠譜」的中文世界的文學導覽者，顯然德國的漢學家迄今還無法承擔起這樣的角色。
「很多時候，你要知道，做生意這件事情，其實是看人，只要那個人在，事情就能做成。」她的語氣顯得很誠懇，「另外，在中國的對外文學推廣上，還是需要有一些策略上的改變。有很多事情你們可以做，但是你們並沒有做。我想這正是你們這一代年輕人需要去改變的地方。」
每年書展都會雲集很多出版機構。
以德國的對外文化推廣為例，為了推廣德國的作家和作品，相關機構一年四季馬不停蹄，「我們會帶著作家去和當地的年輕人見面，拜訪獎學金互換項目負責人……而中國作家只是把版權交給美國、英國的版權經理，認為這樣就可以賣出去肯定是不行的。就我所知，一些很小的國家，比如冰島、斯洛維尼亞也在按照國際的、專業的規範去推廣他們的作家。」
如何按照國際專業的規範去推廣一個國家的作家，對於中國而言還是一個新鮮的課題。在今年剛剛結束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主賓國荷蘭與弗蘭德斯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荷蘭語或許是比中文更小眾的語言，用我一個文學研究者好朋友的話來說，弗蘭德斯歷史上就三個作家，或許連他們自己人也不知道自己有哪些作家，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小眾的國家在書展上的表現讓人驚豔。
走進主賓國的展臺，就像走進一家劇院，刺眼的白晝和喧囂的噪音仿佛立馬被隔絕在外了，四周是用柔和的屏幕營造出的海岸，就像走入一處靜謐的海灘，散落著慵懶的躺椅。躺在椅子上小憩一會兒，會發現海水的色彩和波紋每一秒都在變化，甚至能感受到海風吹拂，夕陽西下。當你在為眼前呈現的視覺美學驚嘆不已的時候，一個荷蘭小夥子或許會走到你身邊，為你朗誦一首有關大海的荷蘭語詩歌，雖然聽不太懂，但優美的音律和那種氛圍會瞬間打動你，此刻你再凝神看看海，會發現那片海洋帷幕的背後其實是水墨般的書影，那裡才是圖書展示區。
這和我們參加的很多中國書展大賣場的感覺截然不同，荷蘭和弗蘭德斯人在這裡顯示了驚人的耐心和美學感知力，他們營造的是一種詩意的、浸潤式的體驗空間，每一處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而文學、書籍在其中顯得如此貼切。更讓我驚嘆的是除了一種美學上的驚豔，主賓國還發明了很多有創意的小遊戲，藉助高科技來推廣他們的作家和作品。
在VR體驗區，你可以戴上眼罩觀看一出VR短劇，而這些短劇片段都是根據荷蘭作家的作品改編的。在一個叫做圖書醫生的遊戲項目中，作家或者譯者穿上白大褂扮演成醫生，讀者可以和醫生玩上一個有趣的遊戲，醫生詢問病症：沒有時間？缺乏愛？失眠？……然後開出「藥方」——荷蘭語的書籍。主賓國不僅把自己圈在主賓國館裡，他們還以各種形式進入各個展館，在露天的廣場上當然還不忘玩上一些群眾喜聞樂見的美食品嘗和自拍項目。即便走出書展，法蘭克福大街上的書店裡，你也會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專櫃，藍綠色的海岸線裝點著書店的透明櫥窗，荷蘭與弗蘭德斯就像一片身段柔軟的大海浸潤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這讓我想到了這次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作家閻連科的一番講話：「從捷克到西班牙、瑞士到德國，我每走一路見到書店我都要走進去看一看，我去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中國遊客，書店裡的中國書少之又少，所以我第一次體會到了博爾赫斯說的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一粒沙消失在沙漠中。」對於中國文學而言，如果我們能像海域之國荷蘭與弗蘭德斯一樣將大海柔軟地融入每一處縫隙中，一滴水或許就沒有那麼容易消失了。
在這次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也正在做出各種努力，除了閻連科以外，劉慈欣也來了，德文版的《三體》即將出版，年輕的作家路內和於一爽也來了，孔子學院啟動的「中國文學新聲音」項目還將在世界各地推介一批年輕的作家。在這些活動的現場，很多德國讀者饒有興致地聆聽來自中國的聲音，人氣當然說不上火爆，但也座無虛席。
全球的出版人也對中國表現出一種切實的興趣。在商務俱樂部論壇活動中，很多人認真聆聽法蘭克福書展副總裁柯樂迪女士與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的對話。柯樂迪女士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很多中國的出版社目前正在積極地引進圖書版權，但我們並沒有看到太多中國的版權賣到國外去。中國有很多值得推廣的文學作品，對此您怎麼看？
龔曙光的回答是：開句中國式玩笑——家裡日子好過，誰還願意出去闖？另外，我們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尊重和了解，目前已遠遠超過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尊重和了解。在這方面所形成的逆差正在縮小，但徹底的改變還需要時間。龔曙光的這句玩笑話讓不少人在會心一笑的同時印象深刻，就在幾天後我和一家西班牙語文學代理公司的負責人閒談時，他還引用了這句中國式笑話。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輪番在世界各大書展上擔任主賓國，中國作家也被邀請參加各式各樣的世界文學節，但是這些旅程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變和塑造自己呢？卡夫卡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假如你走過一片平原，假如你有良好的走的意願，可是你卻在往回走，那麼這是件令人絕望的事情。
這讓我想起託馬斯·曼《魔山》中的那個叫做卡斯託普的年輕人。在這部小說的開始，兩天的旅程徹底改變了這個年輕人，一次遠離故土的旅行常常能把人從他的各種關係中分離出來，放進一種自由、原始的狀態，在這種隔絕當中，在他和他土生土長的故土中擠進來一個空間，這空間顯示出通常只以為時間才有的力量。
中國的出版社、作家什麼時候懂得了這樣的「空間」，擁有了一種真正「遊蕩者」的精神，也許才能真的開始與世界對話，而不是自說自話，才能真正以一種符合世界規範、專業規範的方式走向世界。
在中國年輕一代的作家和出版人身上，某種因為自卑而自大的封閉感正在消失，他們或許是中國現代以來最具全球化視野和經驗的一代作家。就像著名的批評家李敬澤所言，「他們並不像他們的一些長輩那樣，先定地認為中國和西方之間存在著原罪式的精神或文化落差，並為此羞愧，而這種羞愧的寫作曾經暗自支配一些中國作家，但現在，這些年輕人或許更加坦然。」
對於年輕一代而言，或許正是「因為家裡的日子好過了，所以要去世界闖一闖」。到底如何「闖」呢？在和Hardt談話的結尾，我向她徵求意見。這個精瘦的老太太，灰白眼睛炯炯有神，思索片刻說道，「要建立一個作家的國際名聲是一項非常龐大的持續性的工程，需要很多的工作要做。比較有效的做法是可能一次就帶10個作家，但一遍遍重複，而不是花很多錢弄100個作家，然後弄一次就完了，要不停地重複。另外要先翻成英語，畢竟德國漢學家的數量不多。」
緊接著Hardt，年輕的Christoph Hassenzahl先生補充道，「對於中國文學，我覺得沒有普遍意義上的持保留態度。認識一個作家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文學不應該有文化差異，培養和推廣的過程很重要。」一個月後，Christoph即將接替Hardt成為亞洲事務的負責人，這位年輕的繼任者告訴我，他正在興致勃勃地準備學習中文，而來自中國上海的70後作家小白的作品《租界》也即將由他們出版。
文/oli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