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哪個魚塘不用藥？不用的話，還有活魚嗎？」滿不在乎這麼說的，是個養魚的。他覺得這是行業的真理。
30多歲的他，在天津塘沽地區有著60多畝的魚塘，可產兩三萬斤魚。他的魚塘從魚苗放進去那一刻，就要撒藥，中間還要投放消毒藥、抗生素，隔兩個月還得增加改善水質的藥。一年七八次的魚藥使用，一次就得撒下去30多箱。
新聞裡，特別強調了一句話：他說，「我們不吃自己養的魚。」——好聰明哪，聰明得就像一條魚一樣。
國有國法，行有行規。關於養魚和賣魚，國家有很多規定：
養魚必須辦《養殖證》；硝基呋喃、孔雀石綠等禁藥嚴禁使用；還有，《水產養殖生產記錄》、《水產養殖用藥記錄》、《水產品銷售記錄》都要保存至該批水產品全部銷售後2年以上；批發市場開辦者也要印製統一格式的銷售憑證，載明食用農產品名稱、產地、數量、銷售日期以及銷售者名稱、地址、聯繫方式等項目，方便倒查問題魚。
但是，這些只是國法，真正的行規是這樣的：
《養殖證》沒人辦也沒人管，不辦很正常，辦的才是異類；物美價廉的孔雀石綠等禁藥，仍然不斷被檢出，因為便宜又有效，被查到是自己倒黴，但人人都覺得自己能成「漏網之魚」；至於三項紀錄，那純粹是立法者的自彈自唱，現實中，養殖戶連聽都沒聽說過；還有，問題魚在誰手上被查到了，就活該誰倒黴——想順藤摸瓜查出問題魚的源頭？沒門，批發商是不會傻乎乎地在票據上簽字的，誰籤誰他媽是傻子。
所以，你說北京的超市為什麼突然就沒活魚賣了？
因為，雖然賣魚的不是養魚的，但是賣魚的肯定了解養魚的，了解他們牛逼哄哄的行規，對自己賣的魚能否經得起檢查，那爆棚的自信心，就像那空蕩蕩的魚缸一樣。
而且，如果被查出問題來了，賣魚的就要倒黴，查出來孔雀石綠等禁藥，被罰得傾家蕩產也不是沒有可能。那藥雖然也許不是他們餵的，但是，他們找不到批發商，找不到養魚的，票據上無人籤字，那些魚兒就得算是他們自養的，認罰。所以，三十六計，抽空魚缸為上計。
「我們不吃自己養的魚。」記者總能找到這樣煽情的話，但那很可能不是忽悠，而是事實。誰他媽腦子沒病，也不會沒事就想要去吃點藥。
在他的治下，魚兒短暫的一生，幾乎都是在藥罐子裡長大。魚吃藥，你吃魚，就算不是直接吃藥罐，至少也是吃藥渣。
吃中藥的，要把藥渣倒在路上讓人踩，據說能夠帶走黴運；賣魚的，要把藥渣倒進別人肚子裡，這樣才能帶來財運。
所以，你吃魚覺得不像小時候吃的魚，甚至都不覺得有魚味，那是對的。全是藥味兒了，能有魚味嗎？
一天到晚遊泳的魚不停遊，此魚之樂也；從小到大吃藥的魚不停休，非魚之願也。
一個魚塘養那麼多魚，一個雞場養那麼多雞，一小塊土地養那麼多牛，一個城市跑那麼多車，密度大了，突然規律了，難免就要生病，生病了就要吃藥。
養魚的想要多掙點錢，這個沒有錯，咱們都這樣想來著；問題是，除了讓魚吃藥提高產量，還應該有別的不害人的路子。這個問題，訴諸道德是解決不了的，問題出在監管上，讓國法不如行規，讓行規逆襲了國法。
當然，監管也有監管的難處，相關部門總是人手不夠的，不可能所有人都來管魚，那肉又該有問題了。需要建立一套透明的制度，讓每一條魚都可以找到親爹，哪個環節都要有能測藥的「漁網」，讓出來混的總要還，而不是出來混的不用還。
更重要的，還是要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讓誠信經營養良心魚的人能夠獲得好處，養魚也應該是有品牌的，品牌是應該有溢價的。之所以現在水產品好像品牌不多，那只能說明，這裡面有商機。
「你說哪個魚塘不用藥？不用的話，還有活魚嗎？」養魚的以為自己說的是真理，其實那只是他眼裡的世界，是心理學上虛假的普遍性效應。你以為別人都是那樣，以此減輕自身的負罪感，但實話告訴你，世界上很多人依舊長著一顆良心。
做問題食品的，自己做什麼就不吃什麼，這些人真他媽聰明，但聰明的他們竟然不知道，其他做問題食品的人也是這麼想的。除非你什麼都不吃，否則你給別人吃什麼，別人就會給你吃什麼。一起吃土也便罷了，何必互相餵毒？
走量的養魚，永遠不可能做大；走質的養魚，才能做出自己的品牌。記住，你養的是魚，不是藥渣；還有，你養的是什麼樣的魚，你吃的就會是什麼樣的豬。
文/舒聖祥（微信公眾號：書生香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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