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中國連鎖經營協會、中國經濟傳媒協會、萬博新經濟研究院、第一財經研究院聯合發布《後疫情時代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報告》(2020)，對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100個城市營商環境進行全景掃描及分析評價，這是疫後首份全國性營商環境評價報告，以下為報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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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的評價結果，營商環境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為：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廣州市、杭州市、武漢市、南京市、天津市、成都市、蘇州市；省會城市中，廣州市排名第一；五個計劃單列市中，深圳的營商環境居首；報告選取的城市群中，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位列第一梯隊。
市場環境、法治環境對經濟發展助力最大，創新環境次之。在後疫情時代，針對企業關注度高的市場環境、監管執法和法治保障環境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更有助於企業走出困境，提升其政策獲得感。
市場環境中，金融服務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最高，人才供給次之。金融環境、人才環境在要素環境中有重要地位，以及對後疫情時代經濟恢復起關鍵作用。
企業對稅收社保環境的關注度仍然最高。近年來儘管出臺了減稅降費政策，但後疫情時代企業對於減稅降費的政策仍最為期待，進一步加大企業的直接救助力度和政策的落實力度，是激發市場活力的重要突破口。
不同城市之間創新環境的差距最大。創新環境已成為決定城市營商環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企業對於商務部門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稅務部門和公安部門，對城管部門的滿意度相對較低。
報告梳理出對於企業影響相對直接、支持力度較大、出臺時間較早的「十大點讚政策」，如果能大力推廣和普及，必將有助於經濟活力的恢復。
後疫情時代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報告(摘要)
優化營商環境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帶來巨大的短期衝擊，而經濟恢復則是對各地營商環境的一次重大考驗，全面客觀地評估、有針對性地優化各地營商環境，對於企業復工復產、保市場主體、保就業具有重要意義。
2019年，萬博新經濟研究院與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中國經濟傳媒協會、第一財經研究院發布了《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報告》。
2019年10月，國務院頒布《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下稱《條例》)，標誌著營商環境建設進入到法治化新階段，營商環境優化的方向、總體方案和思路已經確定，後續的落實、評價和改革是未來營商環境建設的重點。依據《條例》的精神和要求，我們對營商環境評價體系進行了全面升級優化，加入了政務服務環境、執法監管和法治保障環境，以更全面地評價改革措施的落實程度和營商環境的改善效果，更有利於鞏固營商環境改革成果，為推動疫後經濟全面恢復、營商環境持續改善、政府和企業決策優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參考。
一、2020年城市營商環境評價體系介紹
根據上述《條例》的精神和要求，我們將2020年城市營商環境評價體系調整為市場環境、政務服務環境、監管執法與法治保障環境、創新環境和生活環境等五個一級指標。其中，市場環境、創新環境和生活環境為客觀指標，佔比為60%，包括21個二級指標；監管執法與法治保障環境、政務服務環境為主觀指標，佔比40%。主客觀指標相結合，以期更為全面地反映各城市的綜合營商環境狀況。
2020年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體系打破了軟硬環境的劃分，進一步聚焦企業等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涉及的體制機制性因素和條件。
其中，市場環境既包括人才、金融等要素環境，以及市場規模等經營層面的市場環境指標，還包括「放管服」背景下，反映放寬市場準入落實效果的指標，比如民營企業活躍度、外資企業活躍度等。
創新環境包括基礎研究、企業創新力、技術成果儲備和信息賦能度四個方面，既包括企業的創新活力、技術專利的授權、發明等成果性指標，也包括地方政府對於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等提升創新潛力的指標，以及傳統產業進行信息融合、賦能和轉型的便利度指標，致力於反映一個城市全方位的創新環境。
為了更好地反映城市對於投資創業、企業經營、吸引人才的綜合支持程度，營商環境評價體系還將生活環境納入考量範疇，包括就學便利度、就醫便利度、文化氛圍，以及近年來人們頗為關注的空氣品質指標。
監管執法與法治保障環境主要反映企業對於各城市的市場主體保護、監管執法和法治保障的滿意度，比如企業維權便利度、執法標準是否統一、執法自由裁量權是否過大、糾紛解決機制是否公平便利等。
政務服務環境主要反映企業對各城市政府服務意識、政務服務便利度和扶持政策的獲得感，比如證照辦理的流程和時限、服務審批便利度以及對各城市政策的點讚指數等。
為了更加全面、及時地反映企業對於政策環境和法治環境的訴求，我們聯合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對全國200多個大中城市連鎖企業、上萬家連鎖網點進行了深入調研，對收集到的數十萬條一手數據進行了科學系統的分析，廣泛徵集了企業對於營商環境的滿意度評價和政策建議。問卷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對於營商環境的滿意度，對於地方政府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營商環境評價體系中，課題組根據企業對於執法標準、執法自由裁量權、法規告知、糾紛解決機制、證照辦理、在線政務服務、工程審批等方面的切實需求、點讚政策與意見建議，對各城市監管執法與法治保障環境、政務服務環境進行了評分。報告以企業聲音作為重要評價標準，將市場主體滿意度納入城市營商環境評價體系，探索主客觀指標互補、企業參與營商環境評價的長效機制。
二、2020年城市營商環境指數排名與特點剖析
根據2020中國城市營商環境的評價結果，營商環境指數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為：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廣州市、杭州市、武漢市、南京市、天津市、成都市、蘇州市。
市場環境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為：上海市、北京市、廣州市、深圳市、杭州市、天津市、武漢市、南京市、蘇州市、成都市。
創新環境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北京市、上海市、廣州市、深圳市、杭州市、南京市、武漢市、合肥市、珠海市、天津市。
生活環境前十的城市分別為：廣州市、重慶市、上海市、深圳市、北京市、南寧市、大連市、杭州市、昆明市、佛山市。
政務服務環境位於第一梯隊的城市有：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廣州市、武漢市、廈門市、太原市、中山市、杭州市、西安市、珠海市。
監管執法與法治保障環境位於第一梯隊的城市有：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廣州市、武漢市、杭州市、南京市。
市場環境亮點突出，助力上海營商環境奪魁。上海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94.93分，其中，在放寬市場準入、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的落實成效顯著，外商投資活躍度位居第二，私營企業活躍度位居第九，市場準入綜合指數位列第一。金融服務指數位列第二。創新環境方面，上海的信息賦能度、基礎研究、企業創新均位居全國前三。生活環境方面，上海的文化氛圍排名第一。
北京創新環境居首，營商環境暫居第二。北京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94.68分，創新環境優勢明顯，位列第一。其中，基礎研究、企業創新、技術成果和信息賦能度等創新環境的細分指標均位居首位。
市場環境方面，北京加大國際人才的引進力度，人才供給指數位列全國首位。北京的金融服務、市場規模也排名第一，但市場準入指數排名第十二位，外資活躍度和民營企業的活躍度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北京高度重視生態改善，2019年北京市大氣環境中PM2.5年均濃度為42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顆粒物(PM10)首次達到國家二級標準，空氣品質較上年明顯改善，但相對於其他一線城市，北京的空氣品質仍有待進一步改善。
深圳法治環境最優，營商環境位列第三。深圳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94.00分，位列五個計劃單列市首位。其中，5項一級指標均位列全國前五；12項二級客觀指標中，有7項位列全國前五，佔比接近60%，體現出較強的營商環境綜合競爭力。在創新環境方面，深圳的企業創新力指數、技術成果儲備、產業信息賦能度以及基礎研究中的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均排名全國前三，但與北上廣相比，深圳雙一流大學數量較少，本土學術科研能力較為薄弱，基礎研究指數暫列第九，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近年來，深圳高度重視營商環境改革，尤其是法治環境的優化，得到了企業的一致認可。被調查的所有企業都認為，普法告知工作比較到位，不存在執法過當的問題；有66%的企業認為，維權便利度較2018年有了明顯的改善；有89.62%的企業認為，企業維權渠道比較通暢。
在政務服務方面，深圳全面優化流程環節，辦事效率和便利度明顯提升。
生活環境優勢突出，廣州營商環境位列第四。廣州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93.83，位列省會城市營商環境首位。其中，就學便利度、就醫便利度、空氣品質、文化氛圍等均位列全國前五，生活環境位居全國首位。廣州近年來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政府的科技投入力度較上年明顯加大，排名第四，較2019年上升2名，企業創新活力與信息賦能度也均位列全國前五。
市場環境方面，2019年廣州進一步加大公共教育等領域的投入。其中教育局收支總預算增長了47.80%，政府文教投入力度較上年提升了1名，排名第五，人才供給後勁有所增強。廣州的直接融資便利度和間接融資便利度均位列全國前五，但外資活躍度有所下降，未來需進一步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生活環境方面，廣州就醫便利度排名第四，較上年提升了1名，但就學便利度較上年下降了2位，排名第八。
市場和創新環境雙發力，杭州營商環境指數晉升前五。杭州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90.53，其中，市場環境和創新環境均排名前五。創新環境方面，杭州政府科技投入力度明顯加大，排名第八，較上年提升了2名，信息賦能度排名第五，較上年提升了2名；技術成果儲備排名第八，較上年提升了3名。
本地人才供給充沛，武漢營商環境指數位列第六。武漢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89.97，作為中部地區的龍頭城市，武漢的人才環境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其中大學數量、高等學校畢業生數量和職業院校數量分列第二位、第二位和第四位，在本地人才供給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創新環境方面，武漢在生命科學、腦科學、生物防範、高溫超導體、信息科學等領域均有較強的競爭力，基礎研究能力較強，位列全國第四，技術成果儲備排名第十七名，較上年提升了1名。
私營企業活躍度高，南京營商環境排名第七。南京的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88.02，其中私營企業活躍度指標排名第一，民營經濟相對活躍，對就業的吸納作用較強。市場環境中，南京的消費市場規模和服務市場規模分別較上年提升了2名和1名，分別位列第八和第十一；金融服務方面，直接融資便利度與去年持平，間接融資便利度較去年提升2位，位列第七，信貸對於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有所加大。生活環境方面，南京改善最明顯的是就醫便利度，較上年提升了12名，位列全國第十四名；但就學便利度下降了4位，未來仍有進一步優化的空間。
外資活躍度較高，天津營商環境位列第八。天津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86.71，其中市場準入排名第五。近年來，天津高度重視引進外資，提高對外資的吸引力度，外資活躍度指數位列全國首位。繼2017年出臺吸引跨國公司總部政策之後，2019年天津出臺《鼓勵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及總部型機構的若干規定》，進一步降低相關標準，簡化申報材料，優化審批程序，加強了政策支持。截止到2019年12月，天津共認定外資總部22家，其中地區總部14家，總部型機構8家。
信息融合發展頗具優勢，成都營商環境指數排名第九。成都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84.52，其中市場環境排名第十，創新環境排名第十一。信息賦能度指數和企業創新指數分別位列第七、第八，在西部城市中具有龍頭領跑優勢。
生活環境方面，成都的就醫便利度、文化氛圍指數均位列全國前十；市場環境方面，成都金融供給充沛，直接融資便利度和間接融資便利度分別排名第七和第九；消費市場規模位列第十；外資活躍度較高，排名晉級全國前五。然而，相較於市場環境的其他指標，成都本地人才供給位列第二十二名，未來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放管服」激發市場活力，蘇州營商環境指數晉級前十。蘇州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84.29，其中市場環境位列第九。近年來，蘇州高度重視放管服工作的落實和民營企業活力的激發，私營企業活躍度指數位居全國前五。
創新環境蘇州排名第十二，蘇州政府科技投入力度排名第九，較去年上升了11名；企業創新活力排名第十，較上年提升了1名。但技術成果儲備排名第十八名，較上年下降了3名。
三、中國城市營商環境的規律性啟示
(一)市場環境、法治環境與經濟發展相關度最高，創新環境次之
從城市營商環境指數的一級指標來看，市場環境、監管執法與法治保障環境、創新環境、生活環境、政務服務環境與經濟規模的相關性分別為0.75、0.75、0.71、0.63和0.63，所有一級指標均與經濟規模呈現正相關關係，其中法治環境、市場環境的相關性最高，創新環境次之。在後疫情時代，針對企業關注度高的市場環境、監管執法和法治保障環境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更有利於幫助企業走出困境，提升企業的政策獲得感。
市場環境中，金融服務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最高，人才供給次之。從四個二級指標來看，金融服務、人才供給、市場規模、市場準入，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分別為0.78、0.71、062、0.63。近年來，中國各城市在金融和人才等方面展開了激烈競爭，紛紛把聚集金融資源、吸引高端人才作為經濟發展和城市轉型的重要突破口。從統計規律來看，也印證了金融環境、人才環境在要素環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對後疫情時代經濟恢復的關鍵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調研發現，很多城市對於法治環境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存在執法標準不一、自由裁量權過大、企業維權不便利、政府誠信有待提升等現象。從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結果來看，法治環境也與經濟發展高度相關，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地方的監管執法環境和法治保障力度，法治環境對經濟轉型和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
政策環境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大部分企業反映政府的證照辦理程序、效率等已有明顯改善。其中，改善最為明顯的是，辦理營業執照註冊登記時，不合理的前置條件明顯減少。但在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成效，進入精準防控和支持企業復工復產階段，一些城市在涉及復工許可方面，又出現了設置不合理前置條件，怠於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現象。部分企業反映，所在城市存在設立或變相增加許可、審批、監管、備案等，並增設各種前置條件，提高開業門檻，阻礙了企業尤其是個體工商戶的復工復產。由此可見，設置不合理前置條件的問題仍未根治。
進入後疫情時代，在政策環境方面，缺少細則、標準不一導致扶持政策落實難，宣傳告知不到位影響扶持政策實質效果，以及中小企業對相關救助政策獲得感不強等問題，急需引起各地政府高度重視。
(二)不同城市之間創新環境的差距最大
評價結果顯示，100個城市生活環境、市場環境、創新環境的最高分與最低分，按照百分制計算分別相差84.00、89.12和96.54，其中創新環境的分差最高，生活環境的分差最低。這表明，各城市生活環境的差距在逐步縮小，創新環境的差距卻依然較大。
市場環境排名前十的城市與營商環境排名前十的城市高度一致，創新環境排名前十的城市與營商環境排名前十的城市重疊比重也高達80%，由此可見，市場環境和創新環境已成為決定城市營商環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從中位數來看，生活環境、市場環境、創新環境的中位數分別為54.13、43.64和44.27，其中生活環境的中位數最高，市場環境最低。這表明，經過幾十年的城鎮化發展，各城市在生活環境方面的平均水平在提升，但市場環境仍有待進一步改善。
(三)珠三角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營商環境指數排名最高
我們選取了入選城市超過5個的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江中遊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並計算其營商環境指數的平均分。平均分排名前兩位的分別為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得分分別為73.98和61.91，位列第一梯隊；山東半島、海峽西岸和京津冀排名第三、第四和第五，得分分別為58.40和55.30和54.20，位列第二梯隊；長江中遊、中原城市群位列第三梯隊，得分分別為47.35和35.66。其中，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山東半島進入營商環境指數排名前50的城市最多，分別為11個、7個和5個；海峽西岸、京津冀和長江中遊城市群次之，分別有4個、3個和3個。
(四)中西部省會城市多維發力：西安、合肥精準突圍，鄭州、昆明後發優勢明顯
根據2020年中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評價結果，排名前十的省會城市分別為廣州市、杭州市、武漢市、南京市、成都市、長沙市、合肥市、西安市、濟南市、福州市。
在中西部省會城市中，武漢、成都作為中西部的領頭羊，晉級全國營商環境前十名，如前文的分析，在人才供給、信息融合發展等市場和創新環境的細分領域，顯示出明顯的競爭優勢。
西安作為西北地區改革開放的新高地，營商環境指數總分為80.61，位列西部地區第二，全國第十五。近年來，西安大力推行戶籍新政和相關配套服務工作，率先在全國同等城市中推出「流程最簡、門檻最低、條件最少」的落戶政策，多舉措引才聚才，職業人才供給位居全國首位，科研人才供給位居全國第三，本地人才供給位居全國第四，人才驅動城市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昆明作為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重要城市，在生態承載力方面具有獨特優勢，空氣品質位居全國前三，生活環境位列全國第九。在人才環境方面，尤其是本地人才供給和科研人才供給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優勢，排名均位列全國前15。如果能補上創新環境，尤其是基礎研究能力的短板，將有望在產業承接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合肥是國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建設創新型城市，營商環境指數總分80.67，排名第十四位。2019年，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達到3.28%，與高校院所合作建設科創平臺投入資金過百億，基礎研究能力位列全國第五。2019年，合肥在集成電路製造方面取得了標誌性進展，在DRAM內存晶片領域首次實現量產技術突破，技術成果儲備位居全國前十，企業創新力位居全國前15，創新環境指數位居全國第八。
(五)珠海、汕頭領跑三四線城市營商環境
對照第一財經對中國城市一線、新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和五線的劃分，在三四線城市中營商環境排名前十的分別為：珠海市、汕頭市、洛陽市、呼和浩特市、淄博市、蕪湖市、揚州市、威海市、江門市、包頭市。
(六)後疫情時代「十大點讚政策」有望助力經濟活力恢復
課題組以連鎖經營企業為對象，重點收集了企業所在城市政府部門先行先試的創新政策，分別涉及北京、上海、深圳、中山等20多個城市、近50項政策，最終梳理出對其行業影響相對直接、支持力度較大、出臺時間相對較早的「十大點讚政策」，如果這些政策能夠得到推廣和普及，將有助於經濟活力的恢復。
(七)疫情期間，扶持性政策落實效果及新老問題的再評估
課題組在2020年2月到3月期間，組織沃爾瑪、大潤發、蘇寧、永輝、麥當勞、星巴克、西貝、如家、福奈特等大型零售、餐飲和服務企業，對於疫情期間相關部門出臺的19項扶持政策，進行了落實效果調研。
結果顯示，八成以上的企業認為，對連鎖企業扶持力度最大的政策是《關於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的通知》(人社部發〔2020〕11號)和《關於階段性減徵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的指導意見》(醫保發〔2020〕6號)。另外，受疫情衝擊最為嚴重的連鎖餐飲和酒店企業則表示，《關於支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關稅收政策的公告》(財政部、稅務總局公告2020年第8號)對於企業的短期支持力度較大。可見，在疫情期間，針對企業關注度高的政策環境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有利於疏解企業困境，提升企業的政策獲得感。
(八)企業對商務部門的滿意度最高，對城管部門的滿意度最低
課題組對市場監管部門、水務部門、城管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稅務部門、應急管理部門(不包括消防部門)、消防部門、商務部門等11個政府部門進行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對於商務部門的滿意度最高，為7.9131(滿分為10分，下同)；其次是稅務部門和公安部門，滿意度分別為7.7769和7.7521；對城管部門的滿意度相對較低，為7.1650。
調研中企業認為，商務部門研究推動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連鎖企業的政策支持，以及發展夜間經濟、舉辦購物街等舉措，對於地方消費的促進和企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部分企業也反映，部分地區的商務部門存在承諾的優惠條件無法兌現、「新官不理舊帳」、政府項目扶持資金不到位或到位慢的情況。在執法環境調查中，部分企業反映，政府有關機構「在執法或罰款前，沒有提前對相關法規或條款進行普法告知」「執法自由裁量權過大」「執法標準不一」「執法過當」「選擇性執法，對於大型、中型和小微型企業不能一視同仁」「變相索賄」等現象。
四、優化營商環境的政策建議
(一)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營商環境建設
這幾年來，各地方政府、部門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營商環境的改善，但企業家的切身感受卻並不明顯。究其原因，營商環境的優化，需要用改革的辦法推動，動真格，啃硬骨頭，對「有形之手」形成制度性約束，才能切實縮小營商環境改善與市場主體期待之間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避重就輕、選擇性優化的問題，即過度關注短期見效快的、容易操作、阻力較小的方面，而對企業更為關切的、中長期的、關鍵領域問題的解決卻進展緩慢。
(二)建立企業參與的營商環境評價長效機制
營商環境評價必須囊括企業的滿意度評價，才能真正體現問題導向的原則。營商環境的優化不只靠數據，更要靠「口碑」，關鍵要看企業發展的痛點是不是找準了，企業經營的堵點是不是疏通了，企業投資的顧慮是不是打消了，企業對未來的信心是不是增強了。為此，各城市在改善和優化營商環境的過程中，應當建立企業參與營商環境評價的長效機制，把市場主體對營商環境的滿意度作為重要衡量尺度。
(三)營造市場化的營商環境氛圍，激發企業活力
構建新型政商關係，並非簡單地增加政府和企業的互動頻次，而是應當做到「有求必應，無事不擾」。既有順暢的政企溝通機制，能在關鍵時刻解決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同時給企業自由創新與發展的市場環境，讓企業家安心、專心、放心地從事經營工作。政府應通過建立市場化的資金融通機制、用工用才渠道，以及完善的用地和租賃市場，營造「創新雨林」式的市場環境，激發民營企業的活躍度，提升對外資的吸引力。
(四)轉變政府職能，提升政務服務質量和效率
部分企業反映，一些部門的部分工作人員，在涉及為企業辦理相關證件的時候，管控思維強、服務意識差。建議政府應從審批管理的視角，轉為服務企業的定位，提升政務服務質量和效率。一方面，刀刃向內改自己，減少政務環節、減免不必要的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多從企業角度考慮問題，關注企業最關心的痛點、企業新增投資的顧慮、企業轉型需要的環境，切實高效地為企業服務。
(五)重視執法專業性和力度邊界，將法治環境落到實處
優化營商環境必須把法治原則貫徹到相關政策制定、執法等各個層面，廣泛徵求市場主體的意見，營造規範有序的市場環境，保持執法的公平性，建立健全長效法制保障機制。在全球產業鏈重塑和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中，一些以新模式、新產品、新技術、新業態為突破口的新興產業，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與傳統產業不同，新興產業具有新的發展規律，也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避免表面包容、實則過分審慎，表面放、實則收的問題，是未來優化營商環境，激發民營企業活力，鼓勵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重點。
(責任編輯：賈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