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案」沉寂九個月後，再次走進輿論視野。目前，檢察機關依法對勞榮枝涉嫌故意殺人、綁架、搶劫罪案提起公訴，這意味著「審判勞榮枝」正式進入法理程序。然而，從勞榮枝落網以來，她的家屬始終堅信「她當時是被法子英脅迫作案」，按照「勞榮枝二哥」（以下簡稱「勞二哥」）的說法：「我妹妹不會去殺人」。
從某種層面上而言，「勞二哥」的說法，並非只是簡單的「袒護邏輯」。因為，就勞榮枝認識法子英時，才剛二十出頭，而且還是「小學教師」。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不是法子英的出現，她很可能並不會被捲入「命案」。就如，「勞二哥」所稱：「勞榮枝在法子英殺人案中肯定難脫干係，她落網後我就有心理準備」。
於此，就「勞二哥」的公開道歉，應該是真誠的。他在公開道歉中說：「作為勞榮枝的家屬，我們無比懊悔，只有誠懇地道歉」。這其實屬於整個家庭的聲音，因為二十多年來，整個家庭所遭受的非議，始終籠罩在他（她）們的心頭。而勞榮枝的落網，只不過將家庭之恥再次拉回到現實之中。
就如「勞二哥」面對媒體時強調：「罵她，她也聽不到」。對於自己的妹妹，他堅信只是法子英的「釣魚鉤」，算是同謀。不過，他也認為，面對這麼大的案子，法律還是會審判勞榮枝。事實上，對於「勞二哥」的公開道歉來講，道歉內容的具體篇幅很小，更多內容用來述說家庭成員的心路歷程。
「勞二哥」說，案發二十多年，勞榮枝沒有和家人聯繫過，如果她跟家裡有聯繫，我肯定要勸她投案。這二十多年，我們既恨她，也想親口問她，她為什麼要做出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與此同時，「勞二哥」也強調：作為兄長，沒有教育好勞榮枝。對於這些「又恨又愛」的表達，或許只有至親之間才會存在。
只可惜，在眾多命案中，媒體輿論往往只關注如何慰藉受害者及其家屬，而對於罪犯的家屬往往會被無情地打入「原罪範疇」，即便法理上毫無關係，但是道德審視上，貌似永遠抬不起頭來。所以，對於「勞二哥」在公開道歉中所強調的「一個人死了，她身邊最親近的人也會受到持續傷害」，應該算是發自內心的悲鳴。
要知道，我們強調罪犯家屬的痛苦，並非是要輕視受害者及其家屬的痛苦，而是作為「無辜者」來講，他（她）們都是「受害者」，只不過各自的站位不同，社會所投射的定性不同而已。於此，「勞二哥」公開表態，就不應該過多的去批評，而是應該較為寬容地去接納。
說實話，「勞家人」這二十多年來，應該過得並不容易，即便勞榮枝的罪過跟他（她）們毫無瓜葛。這種情況下，「勞家人」是可以拒絕毫無人性的站隊邏輯的。因為，在基本的現實裡，勞榮枝就算最後被送上斷頭臺，她也永遠是「勞家」的成員，而這一事實，永遠無法被改變。
所以，無論「勞家人」最終作出何種行為，似乎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當然，一個基本的事實，他（她）們還是不能迴避：「無論如何，勞榮枝是有罪的，即便她是法子英的『釣魚鉤』」。當然，這些推定，也只是「勞家人」的積極臆斷，最終的定論還需要基於法理邏輯。
與此同時，「勞二哥」在談到妹妹時說：「她之前不願意見家屬委託的律師，可能是妹妹不願意給家人再帶來麻煩」。這實際上，也是作為家屬在對罪犯有足夠了解的情況下，才會作出的判斷。當然，這也反映出，在傳統家庭秩序中，「不拖累親人」被視為一種美德。
對於這樣的邏輯，可能會有人覺得有些荒唐，在他（她）們看來，像勞榮枝這樣的「女魔頭」是跟美德掛不上鉤的。可事實上，人性是複雜的。因為對於罪犯來講，只是屬於公域中的魔鬼，而回到私域中，往往可能還是個「好女兒」，「好妹妹」。
所以，對於「勞二哥」的說法，自然也是合理的。當然，回到勞榮枝的立場上，她自己釀成的苦果，終究還是要自己去承受的。只不過，她再怎麼不願意麻煩家人，還是無法消除對家人的傷害。並且，這還不只是單純的道德壓力，也存在對親緣關係的摧毀性打擊。
另外，透過「勞二哥」的公開道歉，我們還是能清晰地看到，作為家屬還是想儘可能地去「打撈」自己的親人。當然，這種「打撈」邏輯，應該並非是要僭越法理的秩序，而是想通過可能性的案情細節，為勞榮枝求得一線生機。就如「勞二哥」在公開道歉最後所強調的「我們也抱著希望，希望我們的希望，不要破滅」。
從某種層面上而言，這屬於較為樸素的願望。但是，在基本的倫理體系中，人們已經把勞榮枝定性為十惡不赦的女魔頭，認為她必須以死謝罪才能交代普遍性正義的訴求。這就導致，「勞家人」稍有「打撈」勞榮枝的傾向，就會被認為在故意忽視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感受。
不得不承認，「勞家人」將長期被籠罩在非議之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勞榮枝的落網」會對非議進行一定的稀釋，但是，「勞家人」內心的痛苦可能才正式地攤開了。因為，二十年來，「勞家人」始終都是心懸半空，一邊渴望有消息，一邊渴望永遠沒有消息。畢竟，只要有勞榮枝的消息，就意味著她將面對法理的審判，而在這個過程中，「勞家人」應該始終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