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
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張居正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商鞅
歷史劇《萬曆首輔張居正》不久前在北京、東方等電視臺的熱播，再次把受眾的目光吸引到歷史深處，熱議張居正其人其事。緣此，本刊特邀北京師範大學曹大為教授撰文，對張居正改革詳加品評。
內容提要 面對明朝中後期內外交困的局面，萬曆首輔張居正變法革新，力挽狂瀾，一舉扭轉「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的財政危機。他推行的「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的邊防新政和「一條鞭法」等賦役改革，在推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發展和開啟近代社會轉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而他審時度勢、運籌帷幄的智慧與謀略，剛毅果斷、縝密務實的改革作風，也在中國歷史上譜寫了炫目華章。張居正的變法新政不僅「變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而且堪稱中國古代繼商鞅、秦始皇和隋唐之際變革之後最具光彩的改革。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廣江陵(今湖北荊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張居正考中進士。當多數同科進士熱衷於文章詩詞之時，他卻經常「周行阡陌間」，考察「歲時之豐兇」和農民疾苦，以深沉的目光關注著國計民生。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進入內閣,次年上《陳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未被採納。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病故，年僅10歲的神宗繼位。張居正升任內閣首輔，終於得以「任法獨斷，操持一切 」(《張文忠公全集》附《本傳》)，義無反顧地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一場力挽狂瀾的變法革新運動。
一、政治改革：整頓機構，建立問責機制
在張居正看來，「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張居正傳》)入手，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
「尊主權」、「一號令」的關鍵在於克治明朝權力機構運行不暢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間，廢中書省，不設丞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雖然後來內閣首輔權勢漸重，但六部和負責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繞過內閣直接向皇帝負責。而皇帝處理政務則倚重宦官，由司禮監掌理章奏文書，甚至代皇帝硃筆批紅。明中後期諸帝多「簾遠高堂，君門萬裡」(趙翼：《陔餘叢考》卷18)，尤其嘉靖後期，「政務偷玩，事無統紀」，朝廷詔旨被視為故紙，來往公文多至沉埋，統治機構幾乎陷入癱瘓。
針對這種機構窒礙不通的積弊，張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書牘》15)，開始大力強化內閣事權，由內閣通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受內閣節制，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推行變法的中樞。為排除宦官幹政，他告誡馮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明史·張居正傳》)，從組織機構上保證事權歸一，政令暢通。
為了破除無所事事、坐嘯畫諾、命令不行的官場沉痾，張居正於萬曆元年創設頒行考成法以責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分別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備註，交內閣查考，據其道途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明紀》卷39)，據此「考其勤惰」，決定賞罰升降。此法一行，立見成效。
張居正的政治改革，通過整頓機構形成高度集權而又層疊有序的行政系統，並建立起相應的稽察問責機制，確保官僚機器高效運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現代社會行政體制的特點。如傅維麟《明書》所讚揚的，雖「萬裡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
二、邊防新政：外示羈縻，內修守備
明中後期中國進入新的一輪寒冷期，等溫線南移，明朝與北方遊牧民族衝突加劇。明廷邊防破敗，「壕淺牆卑」，「頻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經世文編》卷252)，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隆慶實錄》卷 59)。蒙古方面則因明「各邊不許開市，衣用全無」，又兼明邊軍不時縱火焚燒牧場，「邊外野草盡燒，冬春人畜難過」，可謂兩敗俱傷。
長期以來，明朝面對北方遊牧民族出沒無常的襲擾一籌莫展。嘉靖年間兵部尚書劉燾便稱「我散而守，彼聚而攻，雖稱十萬之眾，當鋒不過三千人，一營失守，則二十二營俱為無用之兵；十裡潰防，則二千餘裡盡為難守之地」(《劉帶川邊防議》)。論者甚至抨擊構築邊牆「殆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百勞而無一益」(陳建：《治安要議》卷6)。
張居正入閣之後，大力推行「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明通鑑》卷65)的邊防新政，北疆形勢迅速改觀。
「內修守備」的重點是，加強北邊防務，提高軍事抗衡能力。為此張居正相繼起用譚綸、戚繼光、王崇古、方逢時、李成梁等著名邊將，主持兵部以及薊鎮、宣府、大同、山西、遼東邊務，並大力加固增設城防，修築明長城。長城重點設防地段多用磚石砌築，內填泥土石塊，形制結構也更趨完備合理。
對於長城沿線的防守戰略，張居正也有一套嚴密的部署。他要求「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一旦「賊眾潰牆而入，則亦勿遽為愴惶。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屯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出萬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北，伏於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蹙擊。彼既飢疲，又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惰歸，破之必矣。」(《明經世文編》卷327)事實證明，薊鎮敵臺築成後，自居庸關至山海關「二千裡聲勢聯結」，「精堅雄壯」。從此「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明史·戚繼光傳》)。
張居正的「外示羈縻」，一反過往的民族歧視、壓迫政策，在「內修守備」的前提下力爭改善漢蒙關係，積極加強雙方友好往來。隆慶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愛孫巴噶奈濟因家庭糾紛，憤而出走降明。張居正、王崇古等立即厚禮接納，並抓住時機，利用韃靼部的矛盾，力促俺達改弦更張，實現議和。隆慶五年，明廷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分別授俺答屬下六十五人都督、指揮等官職。雙方還議定開放十一處互市市場，最終達成隆慶和議。張居正深諳長城邊防與和平交往之間的內在聯繫。就在達成貢市之後，他仍再三強調「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明經世文編》卷328)，張居正之所以能實現與北方遊牧民族長期和平交往，其中的奧秘即在於此。
張居正「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的邊防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功，從此「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每年「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 」(瞿九恩：《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遼闊北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明史·方逢時傳》)。漢蒙雙方開設官辦貢市、關市、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間交易也很活躍，長城沿線出現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明經世文編》卷35)。蒙漢雙方在長期和平交往中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俗上也互相薰染融合。蒙古族漸習漢風，如歷配三王、掌兵柄、主貢市的「忠順夫人」三娘子生平十分欽慕中原文明，竟至「每於佛前懺悔，求再生當居中華」(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