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梁明德·東方歷史評論
一
1953年南斯拉夫憲法開始把經濟、教育、新聞出版等權下放到加盟共和國手上，而為了加快比較貧困的共和國的發展，聯邦中央政府設立了一個基金，其中較富庶的共和國需要承擔更大的份額，使得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等較富有的共和國的人民產生積怨。但中央的投資與地方需要往往是錯位的。比如科索沃的定位，就是向更富裕的加盟共和國出口原材料，中央對科索沃的投資也集中在這些產業上，比如煤礦，但這些產業聘用的人極為有限。科索沃的工農業都得不到發展，佔八成的農業人口陷於經濟停滯之中。屋漏兼逢連夜雨，1960年代後期南斯拉夫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黨政精英開始公開反對經濟資源的再分配，並爭取進一步分權，要求獲得控制外匯資產的權利，並反對南斯拉夫使用統一的貨幣。
1966年蘭科維奇被打倒後不久，克羅埃西亞便出現一股改革運動，延續到1971年春。背景是南斯拉夫與羅馬教廷妥協，教會不再被視為敵對勢力，克羅埃西亞得以保持宗教自由。克羅埃西亞共和國黨政精英，帶領這場地方分權和自由化運動，代表人物是歐洲首名女性政府首長、克羅埃西亞總理薩夫卡·達布舍維奇-庫採爾 (Savka Dabčević-Kučar)。1967年3月，130名文藝人士與學者 (包括80名南共黨員) 籤署《克羅埃西亞文字語言名稱及地位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Name and Status of the Croatian Literary Language)。南斯拉夫官方立場本來認為，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語只有兩種方言：塞爾維亞、黑山、波士尼亞講東部方言，克羅埃西亞講西部方言。《宣言》卻認為，克羅埃西亞語是一種獨特的語言，要求與塞爾維亞、馬其頓語等具有同等地位。
狄托面對民族主義冒起，其反應十分有趣。他指出，民族主義代表著國家資本主義下的官僚壟斷的殘餘，工人自治要與之進行鬥爭，並說：「在我國社會條件下，民族主義主要是官僚主義和各種霸權主義傾向的表現形式」。(1964年12月南共八大報告) 狄托又指出，民族主義增長反映著專家治國論、企業「經理獨斷」以及技術官僚排斥工人自治、對經濟生產進行壟斷的傾向，企圖「把共盟變成這些技術官僚主義上層的工具」。(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報告) 但在別的場合，狄托又充分承認民族的獨特性，只不過是把民族的對立面設置為一個歷史的角色。比如他說：「黑山民族是在反對外來侵略者（即奧斯曼帝國——筆者按) 的歷經幾個世紀的鬥爭中，使本民族得到生存，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地位的。」(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學和藝術研究院講話) 這樣就使得本國因奧斯曼統治而產生的波士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穆斯林群體陷於被動。
1971年克羅埃西亞薩格勒布大學生連續多月示威。狄托聲言要揪出薩格勒布大學罷課的策劃者，認為參加運動的是「流氓無產者、反革命分子、沙文主義分子」，指責「克羅埃西亞文化協會是一個老窩」，南共「有許多人早該被清除出黨」，但並沒有交代這些人跟官僚資本主義之間的確切關係。然後在同一篇演說中，狄托信誓旦旦地保證：新的、更分權的憲法修正案，因為將給予地方加盟共和國「一票否決權」，能為反對分裂主義提供最有力的武器。 (1971年12月1日南共主席團開幕詞) 狄托表面上壓制了分裂主義，但實際上是在向地方官僚的分權主張投降，更促進了地方官僚對經濟資源和生產的壟斷，並加速南斯拉夫南北地區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但狄托的讓步並沒有滿足示威者。狄托於是一轉立場，動用軍警把運動鎮壓了下去。及至1972年，克羅埃西亞共盟共開除了兩萬五千人的黨籍，達布舍維奇-庫採爾也被打倒。到了1975年，實踐學派也遭到了鎮壓。狄托早在1971年便指責它「在我們眼皮底下舉行了形形色色的鬼知道是什麼性質的討論會，如科爾丘拉島 […]的討論會等等。」(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 實踐學派成員大多喪失國內教席，被迫流亡海外，到歐美的大學任教。
1974年南斯拉夫頒布新憲法，雖然指名道姓宣布狄托為終身總統，卻主要是一份分權的憲法，而主要起草者正是卡德爾。為了避免克羅埃西亞之春之類的運動再次發生，新憲法向加盟共和國下放政制設計、公共財政、社會服務、警政、民防和司法等權力，更回應了1967年《宣言》的要求，承認克羅埃西亞語地位；南斯拉夫於是走向「邦聯化」(confederate state)。狄托宣稱新憲法「在加強自治方面進行的改革，使民族主義勢力感到它喪失了自己的陣地。」並說明道：「我們一向承認每個民族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和反映本民族存在的權利出發。[…]以尊重他們培育和發展其民族特點、語言、文化和習慣的權利為前提。」(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報告) 同時各加盟共和國的黨政機構卻開始在地方層面上進行集權化。維繫著南斯拉夫統一的，就只剩下軍隊和狄托的個人魅力。
1974年憲法被指偏袒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憲法遭到來自左右兩派的攻擊。貝爾格勒的左派大學生佔領校園，抗議分權改革背棄南斯拉夫勞動階級的團結。支持實踐學派的作家多布裡察·喬西奇 (Dobrica Ćosić)，則指責新憲法剝奪了塞族人的權利，並以此為契機從左翼過渡到右翼立場，並最後在南斯拉夫解體時成為「塞爾維亞國父」。1974年憲法的主要問題在於它是向六個加盟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區黨委，而不是各族公民下放權力；簡言之，是以分權化迴避民主化。南斯拉夫迴避民主化的原因有很多。避免少數民族在選舉中成為弱勢，重演二戰時的民族衝突是一個。這也大概是狄托的考慮；他反覆強調南斯拉夫民族間必須在權力和地位上平等，這就意味著不能放開選票政治。但是新生的加盟共和國黨政精英自己搞集權，則成為另一個更陰險的理由。不放開民主，則地方黨政領導人要麼完全可以漠視民意，要麼就在權威被挑戰之時，變得完全民粹主義以爭取支持。在米洛舍維奇在八十年代末的「反官僚革命」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專制政權下動用民粹主義發動群眾所帶來的龐大政治力量。
1974年憲法進一步落實黨政分開，南共的權威繼續下降。雖然按照1952年南共六大決議，南共主要負責思想工作，但南共在這僅餘的工作上也表現不足。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五十年代狄托便提到：「我們取消了中央黨校，但有些地方也在當時取消了共和國黨校，雖然後來事實糾正了它，又重新組織了黨校和訓練班。但是，共和國黨校的取消就是錯誤觀點的反映。這種觀點認為在分散管理以後，一切都將自流地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在人們的頭腦中也會自然地發展起來。」(1956年3月南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幕詞) 事實證明，狄托一語成讖，南共的社會主義思想建設失敗，並因多次地方分權而滋生地方民族主義。在克羅埃西亞大學生罷課後，狄托指出：
「南共聯盟有思想危機。[…]各種報刊早就出現種種 […]否定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學說的文章，而我們卻並沒有予以回擊。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太大意了。我們認為，在我國的民主條件下可以這樣幹和這樣說。[…]我們早就該採取措施了。[…]你們看一看大學裡 […]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計劃吧！比如貝爾格勒大學每周只上兩堂課。至於薩格勒布，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種課程。[…]向低年級的小孩還講一些我國的人民解放鬥爭 […]可是大學裡就松松垮垮了，孩子們已經學到的一點東西到後來也就忘掉了。」(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
從狄托的話中，可見南斯拉夫思想危機之深。在1973年石油危機與及後的經濟放緩下，加盟共和國的黨政精英急需轉移視線，把經濟停滯和欠缺民主，刻意解讀成聯邦中央未有充分對加盟共和國分權的結果，甚至指責隔鄰的加盟共和國是自身發展的障礙。1974年憲法為這種言論提供了充分的平臺。從1945-1974年，南斯拉夫逐步而持續的採取「宏觀去中央化」；1974到1987年，則同時進行激進的「宏觀去中央化」和「微觀中央化」，即在弱化聯邦中央政府權利的同時強化加盟共和國內部的集權。這最後演變成六個加盟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八個共產黨爭奪中央控制權」的局面。地方政治精英也試圖阻止橫跨加盟共和國、涵蓋全國的社會運動冒起，以免其挑戰加盟共和國的新生權威。即便如此，在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族群間的關係仍然良好，主要族群之間的社會距離並不遠。在1962-1989年間，通婚率也相對地高，平均有12.63%，以科索沃的6.98%最低，以伏伊伏丁那的25.95%為最高。然而好景不長，狄托的逝世將使得南斯拉夫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
1980年5月4日狄托逝世，聯合國154個成員國家有128個派代表出席喪禮，其中有4名國王、6名王子、31名總統、22名總理、47名外交部長，涵蓋冷戰兩方，場面盛大。狄托曾經對自己創造的南斯拉夫系統充滿信心，說過在美國的一場大型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我，我身後會怎麼樣？我回答說：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 但是在狄托晚年，南斯拉夫的經濟社會已經千瘡百孔，開始急速走下坡。在狄托去世的1980年，總失業人口達到一百萬人，失業率高企達10%。GDP增長從1956-1964年間的8.8%減少到1980-1984年的0.4%。到了1984年，除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外，各加盟共和國的失業率都高企在20%，而通漲率則達到50%，並且繼續上升。及至1985年，失業人口有六成是25歲以下的青年；25歲以下人口組別有四成失業。全國更有四分之一人口在貧窮線之下。
如前所述，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條件差異極大。其中原因包括工人自治企業之間實行自由競爭，促使企業壓縮投資比率，減少人手；而且政府自1964-1965年市場化改革後便放棄計劃經濟，只通過國有銀行調節經濟。聯邦政府向地方共和國下放經濟決策權，意味著地方能夠決定教育、福利、公營企業薪酬表和招聘量，全南斯拉夫規模的勞動力市場也一直沒有形成，使得「一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前景完全取決於他所處的地區和共和國的經濟基礎。」但是狄托的官方立場是：「南斯拉夫只有一個工人階級 […]在涉及例如就業問題的時候，決不允許計較各民族的人數。我一直主張，在我國的經濟部門、社會生活裡，首先要看能力」。(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 結果企業為了自保，首先開除那些可以獲得家庭經濟支持的女性和年輕人，其次是移民和農民工，尤其是那些不屬於自己族裔的移民，以迫使他們離開勞動力飽和的城市，回到貧困的鄉下。
這使得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省的族群關係十分緊張，比如在科索沃屬於少數的塞爾維亞人，就深陷社會經濟危機當中。最後連南斯拉夫的塞族人整體都喪失安全感，不再安於多民族的聯邦體制。波士尼亞也開始出現伊斯蘭教立國論。在南斯拉夫解體後出任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 (Bosnia-Herzegovina) 總統的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 (Alija Izetbegović)，在二戰時曾參與招攬穆斯林的納粹黨衛軍外圍組織。他在1970年撰寫《伊斯蘭宣言》，精神上延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伊斯蘭現代化論，提出在波士尼亞復興伊斯蘭社會，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伊斯蘭教國家，1983年他因此宣言被逮捕監禁。在九十年代波士尼亞戰爭時，塞族武裝將反覆引用他的著作，來證明波士尼亞穆斯林有建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的企圖。
挑戰還來自南斯拉夫一度想兼併的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狄托曾說過「…少數民族應當是使各國人民接近的橋梁，應當對他們的民族所屬的國家和現在是他們祖國的國家之間的友誼與合作作出貢獻。」(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報告)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在南斯拉夫享有自治權和文化自由。他們理論上是與阿爾巴尼亞友好的關鍵。然而阿爾巴尼亞在1948年蘇南交惡後便疏遠南斯拉夫，1960年中蘇交惡後又向中國靠攏，成為全歐與中國最友好的國家。毛澤東決定全力經濟援助阿爾巴尼亞，並最後爭取到阿國支持中共取得聯合國席位。1961年起，中國為阿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提供1.25億美元借款，建設二十五座化工、電機和冶金廠。阿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識字率從5% 一躍為98%；其曾是歐洲唯一沒有鐵路的國家，至1980年建成319公裡線路，並於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全國電網，甚至比同時期的中國還先進。依靠中國援助實現了發展奇蹟的阿爾巴尼亞，自稱是「歐洲最成功的國家」。對於科索沃的一些阿爾巴尼亞裔大學生而言，阿爾巴尼亞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實現了女性平等，消滅了官僚主義，且不如南斯拉夫，拒絕與資本主義西方妥協，所以才是他們真正的祖國。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在六七十年代開始進入自治省政府工作，形成官僚階級。科索沃的專上學府因此主要提供投考政府工作所需的文科教育，而不是實現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職業教育，許多學生畢業即失業。然而學生佔人口比率極高，巧合跟失業率一樣為27.5%。科索沃首都普裡什蒂納 (Priština)甚至有十分之一人口是大學生。科索沃的八成人口是在私有企業，而不是工人自治企業中就業，獲得招聘與否很取決於家庭關係和族群因素。科索沃當時是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下的一個自治省；大學生們認為，只有當科索沃地位能夠上升為正式的加盟共和國的時候，才可以奪回經濟決策權。1981年3月11日，狄托去世後不夠一年，普裡什蒂納大學生示威，觸發點竟然是食堂食物難吃。示威持續多月，終於在軍警鎮壓下告終，近六十萬人被抓捕、監禁和審問，科索沃形同佔領區。此後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黨政領導難以放心，但又因地方分權和民主制度，無法簡單清除這些人員，於是就衍生在科索沃自治省內屬於少數的塞爾維亞人權益的問題。
1912-1913年兩次巴爾幹戰爭中，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黑山、羅馬尼亞組成的聯盟向奧斯曼帝國發動總攻擊，收回科索沃到伊斯坦堡以西一百多公裡處的大片土地。科索沃在塞爾維亞中古歷史上有重要地位，但1913年塞爾維亞收回科索沃的時候，其塞族人口相對阿爾巴尼亞人已經成為少數。1986年，前實踐學派領袖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 (Mihailo Marković)、多布裡察·喬西奇 (Dobrica Ćosić) 等人發表《塞爾維亞科學和藝術研究院發表備忘錄》(SANU memorandum)，指責阿爾巴尼亞人利用高出生率作為對付塞族人的武器，又認為在二戰中受納粹德軍、法西斯意軍招攬的阿爾巴尼亞人，從來無意參與社會主義革命，並不認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政權，並殘留著法西斯傾向。更指出阿爾巴尼亞人從來都受惠於強大國外勢力的支持：從奧斯曼帝國，到奧匈帝國，到義大利和德國，到泛伊斯蘭運動等等。馬爾科維奇建議在科索沃實行強制計劃生育，並撤銷部分對該自治省的投資，警告不如此做的話就會在歐洲孕育出一個伊斯蘭國家。先後擔任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理和總統的伊萬·斯坦鮑利奇，雖然不得不公開表態反對備忘錄的內容，但還是在明在暗與阿爾巴尼亞裔黨政精英角力，主張削減自治權，宣稱要保護科索沃的塞族人和黑山人的權益，甚至即使被稱為「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也在所不計。
斯坦鮑利奇在出任塞爾維亞共盟書記之後，扶植其好友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出任塞爾維亞中央銀行行長，支持他在1984成功競選貝爾格勒市委書記，以及在1986年接任塞爾維亞共盟書記。米洛舍維奇出生於1941年，在二戰時期和戰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下長大，但家庭背景可謂悲慘，父親為東正教神學家，1962年因故自殺，其母親在十年後自殺，而他在南斯拉夫人民軍官至少將的兄長，也在1963年自殺。米洛舍維奇是個病態政治賭徒，也善於操控媒體。1987年4月24日，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向塞族人講話，事先串通塞族人搞事；講話時，在場的一萬五千名塞族和黑山人與阿爾巴尼亞裔警察推撞，遭警察棍毆，群眾以投擲準備多時的石塊還擊。米洛舍維奇馬上抵達現場，並在電視鏡頭前向在場的塞族人說了一句：「你們不會再挨打！」此言一夜傳遍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一言喪邦。9月3日，科索沃帕拉琴 (Paraćin) 發生槍擊案，一名曾於1984年企圖叛逃阿爾巴尼亞被捉捕的阿爾巴尼亞裔士兵，在其他大阿爾巴尼亞主義者協助下，槍殺多名塞族同袍後自殺。兩族關係前所未有地緊張。其中一名塞族士兵在貝爾格勒舉行喪禮時，有兩萬人送殯，群眾遊行到大南斯拉夫主義者亞歷山大·蘭科維奇 (Aleksandar Ranković)墳前拜祭，並高唱南斯拉夫國歌的「嗨，斯拉夫人！」斯坦鮑利奇主張與阿爾巴尼亞裔黨政領導耐心磋商，但米洛舍維奇卻主張強硬措施，兩人僵持不下。1987年9月22日，塞爾維亞共盟舉行十屆八中全會，米洛舍維奇精心安排了電視直播，並在鏡頭前宣讀一名黨委所寫、舉報斯坦鮑利奇施壓的信，成功打倒了斯坦鮑利奇。
1987年以後，米洛舍維奇逐步解除科索沃的自治權，迫使黨政和傳媒機關清除阿爾巴尼亞裔幹部，以塞族人取代之，並下令普裡什蒂納大學減少阿爾巴尼亞裔學額，增加塞族人和黑山人學額。1988-1989年米洛舍維奇發起「反官僚革命」(Anti-bureaucratic Revolution) ，發動塞族群眾搶奪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兩個自治省和蒙特內哥羅共和國的少數民族黨政領導權，並趁機安插親信。米洛舍維奇所支持的「小將」不少極為年輕，比如26歲的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Đukanović)打倒了老黨委，1991年擔任黑山總理時才29歲。1989年2月科索沃舉行總罷工，捍衛阿爾巴尼亞裔原省委主席阿森·弗拉西 (Azem Vllasi)。在貝爾格勒，數十萬塞族民眾聚集國會前地，要求嚴懲弗拉西。科索沃罷工遭米洛舍維奇派坦克部隊鎮壓，弗拉西則被控反革命罪，遭逮捕關押。6月28日，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古戰場嘎茲蔑斯坦 (Gazimestan，「畫眉坪」) 發表演說，紀念1389年奧斯曼帝國打敗塞爾維亞王國的科索沃戰役六百周年，大肆宣揚種族主義，宣稱科索沃才是塞族的發源地，提出要保衛塞族少數權益，並批評1974年分權憲法。在「反官僚革命」發生後，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黨政幹部人人自危。1990年1月南共舉行十四大，斯洛維尼亞黨委提出修正1974年憲法，進一步加大分權，甚至成立一個「非對稱聯邦」(asymmetrical federation)，結果被否決。米洛舍維奇利用與會者多數優勢，試圖向斯洛維尼亞施壓，但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代表卻奮起抗議，中途離場；南共至此分裂。9月，米洛舍維奇宣布收回科索沃、伏伊伏丁那兩省自治權，置其於塞爾維亞直接管轄之下；九十年代初的科索沃形同種族隔離國家。
塞族人也許覺得，塞爾維亞作為唯一需要劃分出自治省的共和國，如此安排並不公平。但事實是，一個弱勢的塞爾維亞其實對南斯拉夫的團結有利，而「塞族人需要團結的南斯拉夫，多於南斯拉夫需要他們」。其實問題癥結，在於經濟不平均的問題上升至民族對立。早在六十年代，狄托就指出要「加速發展經濟上不發達的共和國和地區」。 (1964年12月7日南共八大報告) 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獲得解決，主要原因是多次分權之後，聯邦中央政府財政能力嚴重不足，無法調劑地方發展困局。
1979年南斯拉夫外債達到193億美元，1984年再上升至212億美元。其中65%的外債是由加盟共和國和自治省自行索借。1980年代中期，通漲率達到120%。國際貨幣基金 (IMF) 向南斯拉夫貸款後，向該國施加各種嚴苛條件，要求實行緊縮政策和結構改革，包括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由於1974年憲法把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國，採取緊縮政策、進行結構調整的重責也落到地方身上。但狄托早就給予地方領袖違抗的理由，說過：「如果你們認為塞爾維亞的工人階級應為了加速發展的某種需要而勒緊褲帶，那我們是不能同意的。我們有發達的共和國和不太發達的共和國，[…] 但是，我們決不應該說，我們哪一個共和國可以迫使工人階級勒緊褲帶。工人階級有權反對這樣做，我們南共聯盟領導也不會給你們這個權利。」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團閉幕詞)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總理安特·馬爾科維奇 (Ante Marković，與米哈伊洛無關) 利用高企民望，推動緊縮政策，卻遭米洛舍維奇以加印鈔票抵制，結果前功盡廢。在國家土崩瓦解之際，馬爾科維奇成為南斯拉夫聯邦真正的「裱糊匠」。
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拒絕接受緊縮政策，也不願幫助塞爾維亞等南部地區解決債務問題。斯洛維尼亞共產主義者聯盟在1989年就已經喊出「Europe Now!」的口號；1990年4月選舉中，競選克羅埃西亞總統的民主聯盟候選人弗拉尼奧·圖季曼 (Franjo Tuđman)主打「去共產化」口號，並將之等同於「去塞爾維亞化」。各加盟共和國都有「脫南入歐」的呼聲。在1990-1991年間，蘇聯走向解體；南共在十四大破局後，也實際被解散。塞爾維亞共盟改名為社會黨，黑山共盟則改名為民主社會黨，並贏得地方選舉。1991年春季，南斯拉夫面臨無法償還外債債息的難題，但美國和歐共體國家都不願再向南斯拉夫融資；另一邊廂，又大力援助剛變天的東歐國家。「脫共入歐」似乎有利可圖。這使得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兩國新精英蠢蠢欲動，並於1991年相繼宣布獨立，其中德國更扮演了慫恿的角色。然而，只有斯洛維尼亞 (人口九成為斯洛維尼亞人，佔南斯拉夫全域斯洛維尼亞人99%) 才有能力成為單一民族國家。
南斯拉夫的新仇，不少是延續二戰前的舊恨。克羅埃西亞新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 (Franjo Tuđman)的父親在1920年代為克羅埃西亞農民黨幹部，圖季曼更在15歲時曾見過農民黨主席。二戰時，圖季曼參加南共人民解放軍，官至少將，但後來退役成為歷史教授，主張民族史觀，並曾於1971年克羅埃西亞之春被鎮壓時短暫遭到關押。當選總統後，圖季曼主持修改憲法，把克國定義為克羅埃西亞人而不是「克羅埃西亞人與塞爾維亞人」的共和國，下令各級政府著手開除塞爾維亞人，並取消西裡爾字母的法定文字地位。此時的各共和國政治精英都在竭力強調各民族宗教上、文字上、方言上的區別，並在媒體上宣揚一種訊息，即：各民族並不是因為政治經濟見解不同而不能共處，而是因為異民族在文化、宗教、歷史上與自己不同，甚至比自己低劣。那些可以勾起對過去「黃金時代」幻想的歷史、宗教和文化符號都被發揮極致，尤其是那些與歷史上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中古王國有關的符號和記憶；人民走向非理性和瘋狂。塞爾維亞媒體指責新成立的克羅埃西亞共和國是二戰時烏斯塔沙傀儡政權的延續，甚至正與德國合作建立「第四帝國」，而克羅埃西亞媒體則把塞爾維亞與殘暴的祖國軍聯繫起來。
實踐學派領袖米哈伊洛∙馬爾科維奇，時為塞爾維亞社會黨副主席、米洛舍維奇副手。他覺得塞爾維亞代表了南斯拉夫的進步因素，甘願當民族主義旗手，更聲稱投身政治是為了挽救克羅埃西亞東部的塞族人免於被清洗。馬爾科維奇支持米氏的社會黨，是他忠於左翼的表現，即便這個黨已無社會主義可言。但馬爾科維奇糾纏於自治權，其邏輯是荒謬的。如果克羅埃西亞裡的塞爾維亞人應該有自治權，那麼「塞爾維亞族地區的克羅埃西亞族人，是否也應該有自治權呢？」在塞爾維亞的支持下，克羅埃西亞的塞族人起義，設立「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Republic of Serbian Krajina)，最後於1995年被克羅埃西亞軍攻陷；米洛舍維奇意圖與圖季曼瓜分波士尼亞，前者在波士尼亞建立塞族共和國 (Srpska Republika)，並對伊斯蘭教徒進行清洗。
塞族武裝部隊人員主要來自失業的年輕人和城市裡沒有特殊技能的工人。當時在他們中一種流行的看法，是認為波士尼亞穆斯林是一個「假民族」，其本質是受奧斯曼帝國利誘而改信伊斯蘭教的斯拉夫人，他們要不是穆斯林化的克羅埃西亞人，便是穆斯林化的塞爾維亞人。因此，波士尼亞要不是屬於克羅埃西亞，便是屬於塞爾維亞。為了消滅波士尼亞穆斯林，塞族武裝進行清鄉，屠殺大量穆斯林男性，最慘烈的是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 (Srebrenica) 大屠殺，共殺害八千名成年男性和男孩。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武裝又佔用酒店、學校等設施，建立了多個強姦集中營，把俘獲的穆斯林女性關押在此，日夜施暴。塞族武裝明言，目的是讓她們懷上塞爾維亞祖國軍 (Chetnik) 的孩子。一些女性在懷孕後被釋放，但不少卻遭到殺害。克羅埃西亞武裝也試圖讓塞族婦女懷上「烏斯塔沙的孩子」。最後各方在美國斡旋下停戰，於1995年12月籤署岱頓協定 (Dayton Accord)，波士尼亞由穆斯林為主的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和塞族共和國組成聯邦。話音未落，科索沃戰爭又爆發，北約以轟炸貝爾格勒，迫使米洛舍維奇退兵。199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9%的塞爾維亞人和88%的克羅埃西亞人認為戰爭已經永遠破壞了族群關係，兩者之間以及與波士尼亞人再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南斯拉夫從艱難結合，到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指與個體跨文化適應相關的能力)高度發展，再到相互殘殺的過程，可以說是20世紀中最戲劇化的國家史之一。在社會主義和狄托的個人整合下，南斯拉夫從二戰的摧殘中冒起，維持了三十五年的民族融合和快速發展，但最後不敵經濟與民族危機的挑戰。這到底為國家的治理者和知識分子提供什麼樣的教訓？有論者認為，最基本的就是：「如果 [聯邦] 組成單位之間有重大文化或民族差異，那麼文化議題將幾乎肯定會變成政治議題。」但這個結論並不能幫助組建多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本身並不承認人有民族區別，故此並不能提供思想資源，引導人們理解、接納民族間的文化差異，何況根據狄托自己的分析，在南斯拉夫的教育體制裡，有可能連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教育都沒有做到。
儘管如此，社會主義教育並非完全沒有效果，各地民眾都有過英勇反對內戰的行動，但最後都杯水車薪。1992年4月5日波士尼亞戰爭爆發前夕，大批反感於種族煽動的塞拉耶佛各族市民，遊行呼籲和平，期間佔領國會，抗議總統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推行其穆斯林多數主義，並衝擊鄰近的塞族領袖拉多萬·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žić)的總部，最後被塞族槍手槍擊而四散。實踐學派內忠於左翼的米拉丁·日沃基奇 (Miladin Zivotic) 與米洛萬·吉拉斯一道推動和平運動，試圖斡旋波士尼亞衝突，並捍衛科索沃穆斯林，直到1997年在憂憤中去世。米洛舍維奇清洗科索沃的行動造成北約連月空襲和大量士兵傷亡，釀成極大民怨。他的支持基礎主要是中老年人，而於南斯拉夫社會主義下成長的年輕人，則對他愈加反感。塞爾維亞惡性通貨膨脹達到每月3億1300萬%，物價翻倍只需要34小時。2000年，米洛舍維奇被指操控選舉；10月5日，「抵抗」(Otpor) 青年運動和反對派群眾七萬人兵分五路進攻貝爾格勒，推翻米氏政權。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國會大樓前聚集的憤怒民眾不再如1989年般，要求米洛舍維奇懲罰科索沃，而是要打倒米洛舍維奇自己。
其實南共領導人的奢侈生活和腐敗，早已廣為人知。狄托早在六十年代，也曾提到要打擊「形形式式的賄賂」。狄托的副手、副總統米洛萬·吉拉斯 (Milovan Đilas，又譯「德熱拉斯」)在五十年代著書《新階級》 (The New Class)，引申狄托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指責南共幹部在革命成功後成為新貴族，結果吉拉斯卻遭狄托打倒。南共腐敗問題，在八十年代經濟危機中，成為黨政精英的計時炸彈。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恰好達到轉移視線的作用，其所掩埋的是新精英的嚴重貪腐和自肥。南斯拉夫的危機也不能孤立的去看，而是要在國際新自由主義浪潮下，美國和跨國金融機構推動自由化、私有化、民主人權等目標的語境中檢視。在新獨立的國家中，政客們首先以結構調整為名，收回工人自治權，把這些企業國有化，然後再私有化，把經濟資源大量化公為私，手段與俄羅斯、東歐新貴如出一轍。克羅埃西亞的國企私有化，甚至涉及有組織經濟犯罪。及至2000-2001年，除斯洛維尼亞外，所有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國都在破產邊沿。到2001年，克羅埃西亞失業率仍有22%，馬其頓為32%，波士尼亞和科索沃高達50%。
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指與個體跨文化適應相關的能力)建設如果說有其社會作用，主要就是阻止民粹主義政客轉移視線，把可以解決的、乃至針對既得利益的政治經濟矛盾，解釋成不可解決的族群文化矛盾。文化智商主要是個人層面問題，其提升作為社會系統工程，應該社會整體層面向所有個人推而廣之。然而作為行政者，重點乃應該在於保障文化智商不因故倒退。關鍵是使人們不因文化差異產生反感，特別是當衝突的根源不是文化差異本身，而是與其重疊的經濟差異。為政者應該採取積極措施，防止民族界線與經濟差異重合，因為無論文化智商有多高，都不可能克服實際經濟差異所帶來的心理衝擊和生活壓力。如果解決經濟差異意味著中央政府採取更強力的經濟集權措施，以對落後地區進行傾斜投資，這也是保障長遠民族融合所不能避免者；只要措施得當，通過充分協商實施，其並不構成對地方的不尊重。在南斯拉夫的情況，1952年以後每十年一次的憲法修正，使得聯邦中央政府處於非常虛弱的財政狀態，又無法幹預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政策，而且從未建立全國範圍的勞動市場，使得聯邦中央在各地工人自治企業進入轉型危機時，難以介入幫助。同時，聯邦中央對科索沃等地投資政策失當，忽略農業和地方工業發展，忽視職業教育的加強。工人自治對農業問題也沒有幫助，加上工人自治企業在任免員工上有很大隨意性，依據通常是族裔身分。這些都使得科索沃在七十年代末陷入經濟危機；如此，到八十年代衍生出民族矛盾幾乎不可避免。族群之間「可同富貴不能共患難」，恐怕是條鐵律，為政者必須有所準備。
狄托過分相信自己的個人魅力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統合能力，深信歷經戰爭革命達到獨立和聯合的各族人民不會背叛聯邦，於是即使被迫承認南共思想建設極為失敗，即使在生前多次主持分權修憲，還是相信「身後不會有事」。然而，南斯拉夫在可以於文化政策上採取強勢的時候，卻採消極弱勢。狄托、卡德爾等南共領袖，在個人層面表現出極高水平的文化智商，但是只承認文化差異並允許政治分權，而沒有積極建構文化融合。社會主義南斯拉夫並不是缺乏這樣的行政資源，但它的領導人為了避免重蹈「大塞爾維亞主義」的覆轍，從一開頭便有削足就履的態度，對那怕是適量的文化融合都採取了投降主義。早在建國初年，卡德爾便宣布：「我們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公眾集體，[…]沒有 […]以同化各民族語言或文化為原則 […]作為基礎。」(1953年1月南斯拉夫聯邦國民議會報告)
狄托強調民族主義的官僚主義和剝削階級成因。這項分析本身並沒有錯，因為南斯拉夫解體的過程顯示，分離主義確實是與地方黨政精英的經濟壟斷企圖乃至腐敗有關。然而，狄托沒有看到、或是假裝看不到：文化差異本身就會滋生民族主義和對立情緒。狄托對可能滋生民族主義的因素掉以輕心。社會主義南斯拉夫在政府層面過分強調文化差異，甚至是在無必要的時候過度強調「異」而忽略「同」，而且「同」的部分只有虛無飄渺的「無產階級團結」，這是為政者的一個大忌。其次，是在公民教育上缺乏訓練國民處理文化差異的能力，這又是多民族國家一大忌。南斯拉夫文化政策欠缺協調，文化差異於是無序發展。歷史遺留問題的未能解決，也是南斯拉夫的大失敗。阻礙討論二戰殺戮和歷史衝突，並不能阻礙人民自行保存集體回憶，結果當官方社會主義不能給予合理答案時，民粹主義政客便得以乘虛而入。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幾個相互殘殺的族群，是否真正有文化衝突，還是同多於異呢？從宗教上，確實有其深刻區別，但語言上卻是基本一致。文化融合政策，簡單如促使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語達成文字統一，雖然可能會引致一些陣痛，但可以免除最不必要的文化差異，避免為南斯拉夫聯邦製造額外行政負擔，也避免為克羅埃西亞之春以後的民粹政客提供現成的武器。從社會主義無神論的角度看來，宗教差別確實是細微末節的分別，在社會主義下將自然消亡；但不積極進行文化融合的結果，就是這三個族群，往往因為類似於《格列佛遊記》中小人國就「雞蛋應該是大的那頭還是小的那頭放到蛋杯裡」這樣的末節而相互殺戮。實際上，以西裡爾字母書寫的塞爾維亞語，目前也在社會推動下逐步進行拉丁化，且波士尼亞、阿爾巴尼亞文字也早已拉丁化，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鑑，所以塞爾維亞語進行文字改革並不是天荒夜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