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12月8日正式決定實施規模超過73萬億日元的經濟對策,使得10月開始討論的今年第3次經濟對策有了最後結果。
根據9月份的經濟統計數據,日本預測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潛在性供給能力與實際的需求之間至少有30萬億日元以上的缺口。為此,日本政府準備通過這次經濟刺激政策,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進一步擴大,為日本企業在疫情後各個方向的轉型打好基礎。日本政府決定出動財政40萬億日元,形成包括民間投資在內73.6萬億日元的經濟對策,來刺激日本經濟。這也是日本政府今年以來推出的第3次經濟對策。
菅義偉政府認為,要充分發揮這樣的刺激經濟對策效果,就必須把這次的補充預算與下一年的預算合併在一起運營。也就是現在要編制15個月預算。不過,從日本的財政法的角度來看,編制15個月預算是不被允許的,所以,所謂的15個月預算只是一種對追加經濟對策的強調。在以振興經濟為首要任務的第二次安倍內閣成立後,幾乎每年都用15個月預算這樣的稱呼來強調安倍經濟學。這對當時處在結構性問題帶來的經濟低迷中的日本有很大的振奮作用。但是,在今年因疫情而造成的經濟低迷情況下,振奮人心的口號並不能起太大的作用。
日本政府在今年4、5月分別出臺了事業規模合計超過230萬億日元的經濟對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這兩次經濟對策的效果並沒有達到政府的預期。根據日本的民間研究機構的推算,今年第一次緊急經濟對策的經濟效果等於為實際GDP增長作了0.8%的貢獻,遠遠低於政府預測的3.3%。第二次對策效果也只有0.9%。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麻生內閣的經濟危機對策帶來了提升GDP1.9%的效果。相比之下,疫情對經濟影響的深刻性更加凸顯。今年2月到4月,日本增加的失業人數達到118萬人,而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2008年8月到10月增加的失業人數為116萬人,兩組數據的對比也進一步反映了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而又較為持久的特殊情況下,日本政府及時地推出了大型經濟刺激政策,但是,只出臺經濟刺激政策本身還不夠,還需要更加有效率的實施。
根據日本民間研究所的調查發現,日本在實施經濟刺激政策的時候效率不高,沒有在企業和家庭最需要的時候及時落實相關政策,從而影響了經濟刺激政策的實際效果。比如在4月決定的派發給個人的特別給付金,因為地方政府機構需要大量時間準備,所以一直到6月中旬,也只有不到40%的人拿到這筆錢。而僱傭調整補助更是手續繁瑣,加上諮詢協調體制的不夠充分,到6月中旬,仍只有一半提出申請的企業得到批准,有部分企業就在得到補助的前夕因資金問題而倒閉。當然,這也並不能完全否認經濟對策裡僱傭補助對防止中小企業倒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到9月為止,日本完全失業率也停留在3.0%而沒有繼續惡化,顯示了解決對策的有效意義。但是,在落實這一政策的時候也出現了很多不正當獲取補助的現象,影響了這一政策的正常實施。
這種效率比較低的政策落實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政府系統的數碼化網絡化建設不足。根據OECD的相關統計, 31個成員國利用網絡提供政府服務的平均比率為42%,而日本只有7%,排在最後一名。實際上,菅義偉首相對這個問題已經有高度的認識,所以,在他出任首相時,就把建設數碼社會當作他的重要政策。不過,除了網絡建設的問題之外,國民對政府信任度不足也會影響到經濟刺激政策的實施。
「GoTo」旅遊促進活動本來是菅義偉首相為推動日本經濟從低谷走出來的一項拳頭政策,政府提供的最高補貼為費用的50%。這個大型旅遊促進活動也深受日本國民的歡迎,他們爭相參加這個活動。儘管這項活動因為出現了相關機構牟取巨額委託費的問題而在初期就引起了一些爭議和批判,但是這項活動帶來了可以看得到的刺激效果,所以,菅義偉首相為這項活動而感到非常自信,哪怕是在疫情有所反覆的時候都未中斷這項活動,導致日本國民對政府的政策產生了懷疑。根據民間調查機構的社會調查,日本有81%的人不信任政府提供的有關疫情的信息。這種普遍的不信任感對政府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尤其是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政策也可能起到負面作用,從而進一步降低了邊際消費傾向。
所以,日本政府在推出大規模經濟對策的時候,還不能沾沾自喜,而需要加強各項政策的實施效率,採取必要的措施促使國民對政府有進一步的信任。同時日本政府還需要確保經濟對策的相關資金能真正落實到企業的實際需要,切實地提高企業應對災情的能力,形成疫情後新的產業基礎。
(作者:黃亞南 編輯:洪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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