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傳唱了半個世紀的祖國頌歌。1993年，這首題為《歌唱祖國》的歌曲入選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2008年8月8日，在第29屆奧運會上，林妙可小朋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唱令無數炎黃子孫熱淚盈眶！
關於《歌唱祖國》這首歌的詞曲作者，歷來的署名都是音樂家王莘。2007年10月17日，新華社播發的有關王先生去世的消息，題目就是「《歌唱祖國》作者王莘與世長辭」。然而，在天津音樂界的「老人」中間一直流傳一個說法，即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隱衷。2008年第9期的《中華魂》雜誌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天津音樂界「老人」張學新的一篇署名文章，掀開了這段隱衷的一個角落。
「這首歌不是我寫的，應該說是集體創造」
張學新在這篇文章中說：「王莘經常說，這首歌不是我寫的，應該說是集體創造。這話有一定道理。據我所知，1950年作家鮑昌也在天津音工團工作，國慶節前，寫了兩首歌詞，一首《祖國之歌》，由肖雲翔作曲，並製成唱片。另一首《歌唱祖國》，王莘由北京回來，拿去做參考。王莘寫完《歌唱祖國》，關於詞作者如何署名，徵求鮑昌意見時，鮑昌看了歌詞說：『你全改了，已經不是我的歌詞，不要給我署名。』（據王莘後來跟我說，歌詞中只使用了鮑昌的形容詞『親愛的』）。於是，王莘送給《天津日報》的歌篇中，只好署『王莘作』。王莘希望國慶節刊出，那時《天津日報》版面緊張，未能發表，將排版校樣退還王莘，天津音協負責人孟波與張恆看了《歌唱祖國》校樣，認為寫得很好，決定在他們編輯的《大眾歌選》第三集頭條發表，經《大眾歌選》正式發表，在全國發行，又經天津音工團演唱、廣播，《歌唱祖國》在許多地方傳唱起來。
「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發文化部『關於國慶節唱歌的通知』，要求除國歌外，全國人民要普遍學唱《歌唱祖國》與《全世界人民心一條》，『在國慶節時，整齊地熱烈地唱出來』。報紙用半版篇幅刊登了這兩首歌曲。」
「這年10月號《人民文學》當做詩歌還發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國》的歌詞，字句與《人民日報》發表的歌曲完全一樣。文化部通知中特別說明，《歌唱祖國》『歌詞有幾處修改』。……那麼，是誰修改的呢？據說是大詩人艾青所改。」「1954年王莘就寫道：『這首歌不是我寫的，而是群眾自己的創作，因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記錄下來。』」
這個大段的敘述很有些特殊。首先，作者張學新是王莘的老戰友、老朋友，作為天津音樂界的老同志，張學新應該是最了解情況的。此外，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細節的敏感。他在文章發表後特意發傳真給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後人，並附註：「看後可轉交鮑昌的兒子，意見告知。」
其實，事情已經過去50多年了，這裡涉及的「作者」王莘、鮑昌、艾青也都已作古。正因為這首當代中國音樂經典已經傳唱光大，沒有誰、也沒有什麼必要非得站出來與王莘先生爭奪什麼「權益」，所以，這件事倒成了我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文化界生態的一個特殊標本。
張學新在這裡引出了關於鮑昌和艾青介入歌詞創作的說法，這與近年來的說法完全不同。新華社2007年10月15日播發的題為《王莘與〈歌唱祖國〉》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王莘也擔任了天津音樂工作團（天津歌舞團的前身）團長，在天津市音樂工作戰線上繼續奮鬥。……他下決心，要寫一首歌唱祖國的作品，用以表達全國人民的心聲。在1949年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他不停地探索著，寫作著。
「正因為王莘孜孜不倦的探索，靈感終於來了！
「1950年9月的一天上午，王莘為天津音樂工作團去北京採購銅管樂器，準備為慶祝新中國的第二個國慶搞一個氣勢恢弘的音樂會。他從戰友文工團的臨時住處走出後，路過天安門廣場，只見這裡已充滿節日氣氛，藍天白雲之下的天安門已裝飾一新，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工作人員正忙著懸掛毛主席巨幅畫像，此時，正好有一隊少先隊員走來，他們吹著小號，打著鼓，齊聲喊著毛主席萬歲，顯然是為迎接國慶節遊行而在排練。這一幅美好的情景讓王莘怦然心動，他眼前仿佛出現了慶祝國慶節檢閱的場面：紅旗如海，遊行隊伍熱烈地向天安門高呼『毛主席萬歲』。此情此景使王莘心中突然產生了創作靈感，『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的歌聲脫口而出。
「迎著夕陽，王莘邊走邊哼唱著上了回天津的火車，人們還以為上來個瘋子。王莘擠了個座，在火車輪子有規律的隆叫聲中，哼唱著、寫著新歌的詞曲。到夜裡4點多鐘下車時，這支頗有進行曲韻味的新歌已基本成形。
「回到家中的王莘十分興奮，叫醒了正在睡覺的王惠芬，說我終於寫出來了，邊說邊給王惠芬哼唱，已近臨產的王惠芬也顧不得腹內疼痛和疲乏，跟著王莘一起唱起來，越唱聲音越高，越唱越高興，並連夜一氣呵成了歌曲的第二、三段歌詞。他們覺得，這首歌唱祖國的歌表達了他們對新中國的全部熱愛之情。
「天亮了，被王莘命名為《歌唱祖國》的歌曲也問世了。第二天便拿到天津音樂工作團總部，把詞曲交給鋼琴手靳凱華和男高音王巍彈唱。天津音樂工作團的同志們聽後，都反映這首歌唱著帶勁，演奏起來也很有氣勢。尤其這一作品還借鑑了許多西洋音樂的手法，是王莘音樂上的一大突破。」
顯然，在這個關於創作過程的通行版本中，《歌唱祖國》完全是個人創作，絲毫也找不到「群眾集體創作」的影子，更沒有他人的介入。那麼，作為王莘的老戰友、老同事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王莘歌曲創作的合作者，而且是王莘創作經歷的重要解說者，張學新先生這番「群眾集體創作」的強調，就該引起我們的關注了，何況他還特意要求將這篇文章「轉交鮑昌的兒子」！
「這首歌如果當初不改變詞作者就不可能唱響了」
那麼，鮑昌究竟在這首歌詞的創作中起過什麼作用呢？
鮑昌先生生前最後職務是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常務書記，在1949年，19歲的他不過是剛剛入黨兩年的天津音樂工作團的辦公室秘書。
網上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當年鮑昌與王莘等人到北京辦事（一說是買樂器），在列車上，鮑昌心有所感，就將一個沒有香菸的煙盒拆開，反過來，很快地寫下了歌唱祖國的第一段歌詞：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他寫完給王莘看，王莘很滿意，就決定譜寫成曲。可是在譜曲時覺得僅僅一段很單薄，他就補寫了兩段，並加上了副歌歌詞。」
天津作家吳若增先生在《中國作家》上發表過一篇題為《閒話鮑昌》的報告文學，生動詳細地描述了鮑昌一生的經歷。在這篇顯然採訪過本人、按規矩一定會給本人看後再發表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1949年4月，《天津日報》上發表了他的文學處女作《我的母親》，那是他用母親來比喻黨的一首民歌體詩。緊接著，他寫詩，寫歌詞，寫散文，寫小說，寫劇本，一發不可收拾。他寫過一首歌詞，開頭的句子是『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
這篇文章在1986年初夏發表，《中國作家》是作協的機關刊物，鮑昌時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因此他是不會看不到此文的，更不可能允許作者在這樣為人熟悉的作品中杜撰。因此，我認為，這段敘述只有一個來源，就是鮑昌本人！但文章的委婉與分寸說明，鮑也確實並不想張揚此事。
鑑於對這一史實的興趣，我輾轉讀到了鮑昌先生遺孀亞方女士的一份手稿。關於創作過程，手稿是這樣敘述的：
「在我的記憶裡，《歌唱祖國》這首歌的歌詞原作者是鮑昌。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立。鮑昌熱血沸騰寫了不少歌唱新中國的詩詞和歌詞。其中就有《歌唱祖國》這一首，曾在某報刊發表過。當時鮑昌和王莘同在天津音工團工作，王莘看到歌詞後，很快譜出曲子，以『《歌唱祖國》鮑昌詞，王莘曲』的名義發表。後來過了一段時間，王莘將歌詞的主段部分，主要是第二、第三段，作了較多修改。王莘向鮑昌說明所作改動，當時鮑昌可能對改動有想法，可能又不好拂老同志的意，就說這詞就用你個人名義吧。這樣，這首歌就成了王莘一人的詞曲了。曾在音工團工作過的閻家鳴同志說，他曾有過一盤錄音帶，一面是他妻子王癩唱的《祖國之歌》，是肖雲翔的詞曲。另一面是《歌唱祖國》，註明是『鮑昌詞，王莘曲』。這盤錄音帶上的《歌唱祖國》一歌是轉錄自肖雲翔的一張78轉唱盤。肖雲翔的這張唱盤上的《歌唱祖國》註明是『鮑昌詞，王莘曲』。我也曾聽說過，『文革』初期，在批判王莘的一次會上，當時任天津文聯辦公室主任的史如北發言說，《歌唱祖國》的歌詞是鮑昌的，你王莘給佔用了。
「《歌唱祖國》在全國唱響後，我曾想，這首歌如果當初不改變詞作者就不可能唱響了。在極左形勢下，詞作者鮑昌是摘帽右派，再好的詞也不會讓見世面的……
「這些年來，有關這首歌的創作和王莘同志的創作，天津市的報刊發表了不少文章。我對王莘同志的歌曲創作成就是很敬佩的。可是，有一篇文章中寫道，在談這首歌的創作過程時王莘同志說，他當時在從北京回天津的火車上，如何如何激動，遂產生了這首歌的歌詞云云。我看到此處，不免產生了種種想法，對王莘同志的作為感到十分遺憾。」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文化界生態的一個特殊標本
對於我們這一代文化人來說，王莘先生和鮑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藝術家和作家，一篇作品的署名決不影響他們的創作成就。斯人已逝，作品歸屬「個人」還是「集體」恐也絕難有個清晰釐定。我的興趣還是從中窺見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化界的某種生態。
鮑昌小王莘12歲，據他自己的記述，他是1949年年初從張家口華北聯大文學院趕往平津戰役前線的。因為排隊報數時是「雙數」，所以分到了接管天津的文化界，「單數」的去了北京。1950年1月，天津市音樂工作團成立，王莘任團長，這時候的鮑昌不過是音工團辦公室秘書一類的角色，所以他陪團長到北京買趟樂器在道理上是成立的。
亞方手稿中說「這首歌如果當初不改變詞作者就不可能唱響了」，如果鮑昌參與了《歌唱祖國》的歌詞創作，而又半個世紀並未聲張，這很可能是他的真實考慮。《天津文化藝術志大事紀略》記載：「1957年6月下旬，按照中共天津市委的部署，天津市文藝界開始了反『右派』政治運動。運動期間，對天津人藝話劇團醞釀組建『野百合』、『夜海河』劇團的問題，歌舞劇院『請願』的問題，戲劇曲藝作家何遲及《新港》文藝月刊主編鮑昌等的著作與言行，進行批判，並將何遲、鮑昌等劃為右派分子。」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於創作者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上有染，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宮，如果某音樂作品影響太大，面臨的就是「改詞」。上世紀70年代，我們就唱過若干首被改過歌詞的老歌。
作為一首膾炙人口的優秀歌曲，《歌唱祖國》的歌詞也曾有過較大改動。1968年9月，當時天津市負責人之一的王曼恬通知王莘到鈞魚臺國賓館見江青，當時江正在排樣板戲，休息時，江青對王莘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聶耳、田漢創作的，田漢是叛徒、壞人，我想改國歌，你有意見沒有？」王答：「要改先得有詞，才能配曲。」江青說：「你的《歌唱祖國》有缺點。」「第一，沒有寫文化大革命；第二，沒有寫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儘管王莘不願意，但是江青一聲令下，他也奈何不得。
有報導說，1968年以後，紅衛兵把王莘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揪出來批鬥。記者翟翊寫道，此後，「在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下，王莘迅速逃到鄉下藏起來。他在鄉下躲躲藏藏一晃就是3年。」
再以後，大約是1973年，在籌備四屆人大會議之前，各單位曾被通知徵求對《國歌》修改的意見，其中，改過詞的《歌唱祖國》就作為替代《義勇軍進行曲》的選擇之一。
2007年10月15日，作為天津市音協名譽主席、中國音協「金鐘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89歲的王莘先生辭世。他生命的最後25年是在和疾病作鬥爭中度過的。1994年，他拿出全部存款設立了「王莘歌曲創作獎勵基金會」，抗擊「非典」期間他還創作了歌曲《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鮑昌先生「右派」摘帽後調至天津市文學研究所，1974年調天津師範學院，1980年任該院中文系主任。1982年被選為中國作協天津分會副主席。1984年任中國作協常務書記。作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協會承上啟下的領導人之一，有獨幕劇集、短篇小說集、評論集問世，並有長篇歷史小說《庚子風雲》，他同時從事文藝理論、美學研究和文藝批評。儘管曾對身邊親友說起過一些《歌唱祖國》歌詞創作的緣起，但他從未主張過這首歌歌詞創作的權益。鮑先生於1989年2月20日去世，享年59歲。
有記載說，《歌唱祖國》的樂曲「首彈」為當時音樂工作團14歲的鋼琴手靳凱華，「首唱」為當時19歲的男高音演員王巍。
（作者系財訊傳媒集團常務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