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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靜安寺附近有一所不起眼的房子。這裡是中共六大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共中央組織部的秘密機關。這個機關的負責人是周恩來，他在中共六大以後擔任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兼任中央秘書長和組織部部長，1929年8月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犧牲以後，他又兼任了中央軍事部部長。每天清晨或者深夜，周恩來悄然來到這裡，閱讀來自各地的報告，召開會議，聽取匯報，解決問題。
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眼裡，周恩來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有著一種「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
作為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人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以及1929年中共中央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對於朱毛紅軍有著一份特殊的情感，對於這支中共領導的最為重要的武裝力量的命運，寄予了特別的牽掛。
周恩來心系朱毛紅軍
朱毛紅軍自從撤離井岡山向贛南轉移之後，周恩來不斷從報紙和來自各個渠道的消息，關注著部隊的成敗命運。特別是在朱毛紅軍自大餘受挫到尋鄔縣圳下村潰敗的那些天，關於井岡山被國民黨軍擊破和朱毛紅軍潰不成軍節節敗退的報導充斥各類新聞版面。
各種消息顯示，朱毛紅軍處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之中。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朱毛紅軍問題。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就朱毛紅軍的情況向會議作出報告。會議對朱毛紅軍的行動方針展開討論，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是紅四軍應當分散行動，朱德、毛澤東應當離開紅軍，以減少敵人的目標。會議還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的指示信。
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又召開常委會議，繼續討論朱毛紅軍問題，確定由中央軍事部立刻派專人出發尋找朱毛紅軍，傳達中央指示。
2月7日，周恩來完成以中央名義寫給朱毛紅軍的指示信，2月8日再交中央政治局會議修改通過。這封寫給毛澤東、朱德並轉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由於其久遠的影響，後來被稱為「二月來信」。
當中央軍事部特派員劉安恭帶著這封重要的指示信，歷經輾轉，花了將近兩個月時間從上海到達瑞金送到毛澤東、朱德的手上時，已是4月3日。而這個時候，「二月來信」中據以分析的很多重要背景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例如蔣桂軍閥混戰已經開張，統治階級內部發生嚴重分裂；再如朱毛紅軍已經渡過最為艱難的時期，開始了新的作戰計劃；又如朱毛紅軍已經在實踐中證明了他們的戰略戰術的正確，毛澤東、朱德唯有堅持在紅軍才能喚起全軍將士的戰鬥意志與必勝信心。
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中央「二月來信」。會議儘管也有些贊同中央意見的表達，但結論是否定了中央的意見。當天，毛澤東以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的名義，給中央覆信。這封信長達5000多字，前面大半部分為應答「二月來信」而陳述了不同的意見，後面部分向中央報告紅四軍狀況及計劃。
毛澤東以少有的強硬言詞闡述了自己的主張，並且列舉親身經歷的事實加以說明，在幾個主要原則問題上明確表達了同中央相左的意見，或者可以說是直率的批評。
中央「二月來信」要求朱毛紅軍分成若干小股散入農村的指示，無異於改變毛澤東在井岡山創造並且始終堅持的遊擊戰術。這種戰術對於遠在上海大城市指揮紅軍作戰的中央領導，自然是不能理解與體會的。中央這項指令的用意固然是為著保護紅軍，卻並不切合紅軍的實際。為了使中央明了紅四軍的戰術，毛澤東概括了他所領導的部隊自秋收起義以來在鬥爭中逐漸積累和成熟起來的遊擊戰術。
毛澤東對於在實踐中創造的這種遊擊戰術，認為「真是與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由於這些戰術的運用，「任何強大的敵力是奈何我們不得的」。
很可能連毛澤東自己在當時也不會預見到，這些顯然已經理論化了的遊擊戰術，成為了後來指導全國紅軍部隊的作戰原則。特別是其中關於「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是以後逐步形成的紅軍全部作戰原則的基礎，被軍史專家們公認為是紅軍前期遊擊戰術的基本原則。
這封由毛澤東在一天之內寫就的長信，承載著朱毛紅軍長期作戰和創建農村根據地的寶貴經驗，以及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的理論主張。
後來的歷史表明，中共中央至少是部分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1929年的中共中央，是由周恩來實際主持的，執行的是中共六大制定的正確路線，思想作風也很開明務實。
中央「二月來信」發出以後不久，周恩來在一些問題上的主張就有所改變。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由向忠發起草的再次給朱德、毛澤東的信，周恩來發言表示：「朱、毛出來的問題，原則上是如此，但根據現在實際情形要寫得活一些，紅四軍的行動方向問題，說得呆板了一些，不好睏守到一個地方。」這封信經周恩來修改之後於4月7日發出。
事實上，關於反對紅軍集中行動的意見是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布哈林的主張。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發表講話，認為紅軍集中行動將會妨害老百姓的利益，會把他們最後一隻老母雞吃掉而引起他們的不滿，所以要求紅軍分散行動，把朱德、毛澤東調離，以免招致更多的打擊。
周恩來後來回顧這段歷史時坦承，中共中央接受了布哈林的意見，「所以我們回國後就指示要調朱德、毛澤東同志離開紅軍。朱德、毛澤東同志不同意。後來蔣桂戰爭起來了，我們覺得紅軍有可能發展，就作罷了，但沒有認識到這種調動是錯誤的」。
經過兩個月的輾轉傳遞，4月5日毛澤東起草的給「二月來信」的覆信，大約在6月上旬才送到上海周恩來的手裡。6月12日，周恩來向中央政治局會議報告了這封信的內容，並且發表了他的意見。
周恩來認為，紅四軍前委批評中央對形勢估計悲觀，「是不十分正確的，因為站在全國來分析不能如此」，同時表示中央「二月來信」要求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關於農村武裝割據，周恩來認為目前對農民運動問題客觀上是忽略的，中國遊擊區域割據形勢是存在的，問題是要有城市的領導，如果城市工作加強，農村割據就能獲得發展與鞏固。
歷史檔案顯示，周恩來實際主持下的中共中央，由於所處的位置是在指導全國工作的最高層，每天接觸到的是城市工人運動，同身處偏遠山區農村發動農民建立蘇維埃的朱毛紅軍，在觀察與判斷問題上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過分強調城市鬥爭而對農村蘇維埃的發展認識不足；對於形勢的判斷固然存在某些悲觀情緒，但從全國而言，有些判斷並非完全錯誤。例如，認為軍閥戰爭的發生表示著統治階級將要很迅速崩潰、就是革命高潮的判斷並不正確。這樣的觀點，不失為冷靜與出於全局的思考。
但不可否定的是，周恩來從毛澤東的覆信中，得到了關於朱毛紅軍更為全面的信息和豐富的材料，對他們的情況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不再堅持「二月來信」中那些錯誤的意見，而且更加明確地強調了農村鬥爭與紅軍發展的重要性，不斷派出幹部人才到紅四軍工作，向全國各地介紹朱毛紅軍的成就和經驗，為朱毛紅軍的發展給予了有力的支持。
在1929年的整個年頭裡，設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於朱毛紅軍這支全國最強大的革命武裝，一直給予密切的關注，不斷通過福建、江西、廣東省委向他們發出指示，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幹部人才，但是由於赤白區域間的嚴重封鎖和交通險阻，更由於紅軍一直在流動遊擊，聯絡十分困難。因此，中央急於得到紅軍的真實情況，特別希望高級指揮員到中央匯報，以便直接聽取紅軍的活動情況。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紅四軍前敵委員會4月5日從瑞金髮來的長信。
周恩來對紅四軍前委這封信的一些主張表示認同，並且再次提議朱毛紅軍須派人到中央報告情況。
7月29日，朱德、陳毅專程趕赴蛟洋，會同毛澤東一起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打破敵人「三省會剿」的策略，同時研究派員赴中央的問題。
會議結束第二天，前敵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員立刻分別行動。陳毅告別了毛澤東、朱德，在閩西特委派出的交通員陪同下，取道漳州，前往廈門福建省委機關，擇機轉赴上海。
就在陳毅抵達上海的那些天，上海籠罩著嚴重的白色恐怖。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和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副總指揮張際春等5人，因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中共中央為此連續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營救這幾位黨的重要幹部和懲辦叛徒的措施。
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會議。會議的氣氛顯得特別緊張而嚴肅。主要的議題有兩個。一個議程是由周恩來報告彭湃等5人被捕事件，同時決定由周恩來接替楊殷，兼任中央軍事部部長，由李立三接替彭湃兼任中央農委書記。
會議的另外一個議程是由李立三報告陳毅同他談話的主要內容。
鑑於紅四軍的問題關係重大，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8月29日再舉行一個臨時會議，專門聽取陳毅的報告，再作研究。
會議為什麼定在8月29日，因為8月28日周恩來必須參加一次極為重大的戰鬥。他親自到上海郊區指揮中央特科人員，武裝劫持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車，計劃將他們一舉營救出獄。可惜由於準備不夠周全，這次驚心動魄的大營救沒有成功。三天之後，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人在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英勇就義。不過，叛徒白鑫也沒有逃脫黨的制裁。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行動隊員將其處決。
8月29日，連續奔走幾天幾乎沒有休息的周恩來，又趕到了中央政治局為聽取陳毅報告而召開的臨時會議上。這次會議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主持，出席會議的除了周恩來，還有李立三、項英、關向應。
陳毅的報告涉及紅四軍的歷史和黨內論爭，直至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全部情況。中央政治局會議鑑於陳毅反映紅四軍的經驗和存在問題都極為重要，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作專門的討論和研究。
為幫助中央深入全面了解朱毛紅軍的情況，中央要求陳毅儘快完成書面報告送交中央。
這項工作前後不到一個星期，到9月1日，陳毅完成了寫給中央的5份報告。
中共中央在聽取了陳毅多次口頭匯報，以及近5萬字的書面報告之後，對朱毛紅軍的歷史和各項活動、執行中央政策及其成效，有了完整的了解，特別是對於紅軍黨內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的創造性理論和內部爭論的不同意見，更是得到了充分的理解。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提出朱毛紅軍下一步的行動以及如何化解紅軍黨內的分歧，指導這支隊伍更加健康地發展成長，使之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一個典範，中共中央必須有一個權威而明確的決策。
歷史的命運似乎已經決定，能夠承擔起這一責任的別無選擇，只有周恩來。
一年以前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共產國際的幹預，片面強調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加強產業工人的成分，實行「領導幹部工人成份化」，選舉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
當年48歲的向忠發當過造幣廠、鋼鐵廠工人，也當過船員和碼頭工人，還參加過京漢鐵路大罷工和不少重大的工人運動，長期從事工會領導工作，但是由於其政治理論與黨的領導組織能力不足，個人政治品質與修養也存在嚴重問題，所以在中央領導崗位上並沒有發揮核心領導人的作用。
在客觀上，周恩來在此期間的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事實上，朱毛紅軍的生存和發展，一直是周恩來縈繫心頭的大事。因為他也是這支隊伍的創造者之一。從他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到以前敵委員會書記身份領導南昌起義，他許多曾經的部屬和士兵，成為了朱毛紅軍的中堅骨幹。他為這支英雄部隊的每一次勝利而興奮不已，為部隊遭受的挫折而焦慮不安。
周恩來格外憂慮的是，朱毛紅軍在由贛南進入閩西，在軍事上迭獲勝利而閩西蘇區日益發展的形勢下，紅軍黨內因為軍隊建設的不同意見而產生的紛爭，影響到了這支隊伍的戰鬥力，而更為深遠的影響，則是人民軍隊向何處去?怎樣才能把紅軍建設成為一支真正意義上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武裝集團?
這些問題，使得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不得不作更加全面深入的考慮，加以妥善地解決。
周恩來與中央「九月來信」
關於朱毛紅軍黨內爭論的各種消息和不同意見，透過種種渠道匯集到周恩來那裡。特別引起周恩來注意的是，朱毛紅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新任前委書記陳毅的信，以及毛澤東、朱德發表的給林彪的公開信，還有劉安恭給中央的信。爭論各方都極力傾訴自己的主張，都在力圖證明自己的正確而否定對立的理論。
8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朱毛紅軍問題。
周恩來發言指出，朱毛紅軍黨內的分歧，是歷史上很久以來就已存在不同意見的衝突，只是因為過去大家忙於工作，所以沒有公開爆發，至於如何處置，可以同即將來中央的陳毅討論之後再作一個完整的回答。在陳毅到達之前，中央可以先給他們寫一封信，勉勵他們努力地同敵人作鬥爭，已經解決的問題不應該再爭論，同時要求他們克服消極的觀念。作為解決矛盾的一個措施，周恩來提議，把劉安恭調回中央。
起草這封信的工作，自然落到了周恩來的身上。8月21日，周恩來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寫成《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全信約5000字，分為6個部分。這封信，後來被稱為「八月來信」。
周恩來耿耿於懷於朱毛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視其為全國革命成敗的一個重要砝碼，這也就難怪他自發出中央「二月來信」以來，一直密切注視著這支隊伍的行跡，不斷告誡朱德、毛澤東務必確保部隊的安全，甚至不免流露出過于謹慎與保守。因為周恩來很清楚，大革命的失敗，南昌起義以來全國100多次武裝起義大多以失敗告終，而朱毛紅軍正是這一次次挫敗之後碩果僅存的一顆火種，自然倍加關注。
周恩來在寫完這封信的幾天之後，甚至很可能這封信還沒有發出，陳毅已到達上海。周恩來受命代表中共中央負責處理朱毛紅軍問題，在與陳毅作了多次長談，聽取了陳毅的口頭報告，閱讀了陳毅洋洋灑灑的5份長篇書面報告之後，對於朱毛紅軍的全面狀況有了更為完整的了解。在周恩來看來，8月21日寫成的「八月來信」，顯然已經不足以解決朱毛紅軍的問題，有些問題闡述得不夠充分，有些觀點也還應表達得更加準確或者更加鮮明一些，因此必須重新起草一份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在接下來的一些日子裡，由周恩來為召集人，包括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中央起草委員會開始工作。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談話、討論和研究，分析問題，探求解決的方法，形成統一的意見。周恩來把考慮到的各種問題及基本思想綜合起來，終於歸納成為解決朱毛紅軍黨內問題以及紅軍建設的一攬子方案。他向陳毅詳細闡明了這個方案的內容，要求陳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
這封《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後來被稱為「九月來信」。全文約8000字，分為目前軍閥混戰的形勢、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其前途、紅軍發展方向及其戰略、紅軍與群眾、紅軍的組織與訓練、紅軍的給養與經濟問題、紅軍中黨的工作、朱毛問題、紅軍目前的行動問題等9個部分。
如果把「八月來信」同「九月來信」作仔細對照，可以發現，兩封信的指導思想基本一致，但是「九月來信」不只是簡要回答幾個問題，而是針對朱毛紅軍的實際，對紅軍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原則作了全面的理論闡述，對於具體問題則作了明確的規定。
與「八月來信」相比，「九月來信」對於全國形勢的分析不再側重於中蘇之間為了中東路事件的衝突而強調「武裝保衛蘇聯」，而是把目光移向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與各派軍閥混戰，分析各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爭奪、蔣桂馮閻各派軍閥之間矛盾以及引起混戰的複雜因素。「九月來信」認為，不管敵人內部如何爭鬥，其加緊剝削工農、打擊革命勢力和「會剿」紅軍卻是共同的目標，指出朱毛紅軍必須從這個全局來觀察形勢，作出判斷，批評朱毛紅軍「前委過去嘗根據紅軍近鄰軍閥的行動來判斷整個統治局面穩定與動搖，這樣的分析是不對的」，對於敵人的「三省會剿」必須「採取堅決鬥爭的前進精神」，團結廣大群眾予以擊破，「不要存絲毫退卻苟全的猶豫念頭」。
周恩來這段分析，實際上是對朱毛紅軍把軍閥混戰對於革命有利的估量過於樂觀的否定，也是對朱毛紅軍應對敵人「會剿」方針的批評。但是，周恩來對於朱毛紅軍依託廣大農村開展土地革命而獲得的經驗卻是充分肯定，特別是以下一段文字，值得引起重視：
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果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如果紅軍中藏有這種取消觀念，於紅軍有特殊的危險，前委應該堅決的予以鬥爭，以教育的方法肅清。
可以認為，中共黨內在此之前還很少有人用如此明確的語言肯定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與紅軍的發展更加優先於城市鬥爭。就是周恩來自己，在此之前恐怕也少有這樣的認識。這不只表明周恩來關於中國革命理論的發展，而且以這封信的分量，足以影響毛澤東和朱毛紅軍未來發展的走向。
周恩來清楚，朱毛紅軍黨內論爭與矛盾的癥結，最後還是落到朱德、毛澤東的身上，只有解決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才能團結全軍，共同應對面臨的複雜問題，才能圓滿完成他在前面所說的紅四軍的重大任務。所以，他在「九月來信」中，專門加寫一節，題目就是「朱毛問題」。
周恩來找到了解決矛盾的癥結所在。他站在中共中央的位置上，還直言不諱地指出朱德、毛澤東兩同志在工作方法上的缺點和問題，要求他們及前委「要注意糾正這些影響到工作上的嚴重錯誤」。
至於應該如何糾正這些錯誤，中央「九月來信」提出了這樣的方案：
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最後，「九月來信」轉達了中央的決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周恩來拿著他要陳毅代筆起草的「九月來信」，仔細推敲，從主要精神到每一字句，都準確表達了他所要說的內容，他鄭重籤上了發信的日期：9月28日。
陳毅後來回憶：恩來同志說，你帶這個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請毛澤東復職，你這個責任重大。
陳毅在當時恐怕還未能預料，這封「九月來信」不僅是對於朱、毛二人，對於朱毛紅軍，而且對於紅軍建設乃至後來百萬人民軍隊的建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29年12月29日，古田會議圓滿結束。
人們不禁會問，古田會議之前紅軍黨內存在著諸多看來難以調和的意見分歧，何以能夠如此順利地一致通過洋洋灑灑兩萬多字的決議?古田會議的參加者蕭克對此作出了這樣的回答：
第一，中央來信，對開好這次會議有重大指導作用。
第二，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第三，紅四軍自「七大」以來，有許多新的經驗和認識。
第四，以總結經驗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黨內問題，是好方法。
蕭克的回答是正確的。他在後面還加了一句：「在這四點之中，主要還是陳毅去中央報告工作後得到中央的正確指導。」這就是說，周恩來為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和古田會議決議的順利通過，發揮了主要的作用。這一點，過去並不被人重視，現在提出來，是一個理論創新，還可以深入地加以研究。
事實上，類似蕭克觀點的表述，早在1930年5月熊壽祺給中央《紅軍第四軍狀況》的報告中，已經提出。原文如下：
我附帶報告目前朱毛問題的狀況：從陳毅同志回來之後，接著黨內就開第九次代表大會，把過去的工作路線糾正過來了，關於政治的爭論，都已成了過去。大家都在九次大會一貫的路線下進行工作，他們倆都能接受中央的指示，知道他倆目前在政治上的作用，朱毛不可分離。所以只要大的路線、政治上的主張沒有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了!這就是朱毛的現狀，我恐中央不明白，故報告之。
這段話的邏輯很清楚，首先是陳毅帶來了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然後據此召開古田會議，接受中央指示，從而糾正了過去的錯誤，結束爭論，而朱毛都能在中央指示精神之下團結一致，不可分離。
熊壽祺對古田會議還作了這樣的評價：這次會議「接受中央指示，對於各種工作路線都有具體決定，九次大會的影響，深入在四軍同志的腦中，的確九次大會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的歷史」。
熊壽祺作這份報告的時候，職務是紅四軍代理軍委書記、代理政治委員，受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直接領導，並受毛澤東指派前往上海黨中央出席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熊壽祺在到上海以後向中共中央寫的這份報告，不只是代表紅四軍，實際上也代表了毛澤東的意見。
曾經發生尖銳衝突和思想對立的一場爭論，不過短短一個月，煙消雲散，完全化解。古田會議通過的決議表明，一個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在閩西上杭縣古田這個小山村裡誕生了。或許在當時，幾乎還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古田會議決議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支人民軍隊的建設產生的巨大作用。
古田會議結束以後第8天，毛澤東向中央報告說，紅四軍在此一個月中，主要是休整和為開古田會議作準備，「現在著手使大會決議一一深入，此一月當中紅軍得休息整頓的機會。大會決議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論上克服各種傾向，一一執行的問題，當待的今後的督促與奮鬥。此一月的光陰易過，紅軍在表面中在於政局沒有驚人的鬥爭，但於今後鬥爭，卻建立了基礎」。短短幾句話，昭示了古田會議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