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十六年（1883）6月10日，曾代表日本出使歐美各國的明治元勳巖倉具視與外務卿井上馨、京都府知事北垣國道等泛舟於京都西北郊的嵐山保津川，共覽號稱始於平安朝宇多天皇時代（887-897）的自然風光。到場賓朋當中，井上馨曾在長州藩與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當時名為伊藤俊輔）等人並肩作戰，北垣也曾是激進的尊皇派，於文久三年（1863）險被處決。根據當時作為巖倉私人秘書在場陪同的多田好問在《巖倉公實記》中記載，曾一手推動倒幕維新大業的巖倉目睹兩岸的櫻樹與楓樹多已摧折枯死，在一眾前尊皇志士面前感嘆，維新前曾受幕府保育照顧的自然景觀，如今竟在新政府的手中徹底荒廢了。
從後世的角度看，巖倉的發言或許不乏諷刺意味。但對在兩天後喉癌復發、並在一個多月後的7月20日撒手人寰的巖倉具視而言，如何在明治維新的變局之後復興「西京」誠然是一個值得為之嘔心瀝血的課題。在人生的最後半年裡，巖倉具視首先於明治十六年一月提交了《關於京都皇宮保存的意見書》，重點關註明治天皇遷都東京之後遺留在京都的舊宮殿與皇室財產問題，接著在五月親赴京都實地考察，直到6月28日才因病情危篤返回東京。作為把「觀光」一詞引入近代日語的始作俑者，巖倉在《意見書》中同樣強調應在京都發展面向日本國民與外國賓客的文化旅遊業，顯彰京都作為日本史上時間最長之都城的文教與禮制遺產。直到二戰結束後，即便近代日本宣揚國體的意識形態需求不復存在，巖倉等人為京都設計的不朽形象依舊保存到了21世紀的今天。
那麼，京都到底因何而成為京都？這正是《京都：流動的歷史》試圖解答的問題。《京都：流動的歷史》並不是一本簡單講述京都城市史的著作，事實上從體例上看它更像一份旅遊指南。三位作者不是按照時間與事件本末的順序，而是把京都分成若干區域，用一個散步者的視角展示京都的城市史如何沿著每一條街道、每一處城區不斷刷新、層累，並最終沉澱成觀光者如今耳濡目染的印象。京都並不是自身1200年傳統的紀念碑，而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正如它在漫長歷史中因應環境與局勢不斷代謝演變一樣，京都呈現在世人面前的風貌，恰恰是變遷的現代世界為它染上的保護色。
千年帝都的百年建構
從表面上看，明治維新似乎是一場京都對於江戶的勝利：如果說1853年黑船事件發生時，在國際上得到承認的權力中心仍然是德川將軍家的居城江戶，那麼到慶應三年（1867）大政奉還之際，為這一重大事件提供舞臺的京都已站上了日本政局的頂點。然而，隨著維新政府慶應四年（1868）9月頒布《稱江戶為東京詔書》，宣告天皇將在江戶「親裁萬機」，京都因失去了首都地位而成為「古都」，如何處理留存在京都的有形與非物質遺產的問題始終懸而未決。
在明治十六年1月起草的《關於京都皇宮保存的意見書》中，巖倉具視陳述了自己對京都歷史的基本認識。巖倉評價京都「建都歷年數最久，宮闕坊裡之制齊備」「神武帝奠都以後，可觀帝京之遺模者，獨有此平安京而已」，如能將皇室宮闕與古蹟舊俗妥善保存，定當一掃幕末以來「浮薄輕佻」之民風，「復前皇之古典，申忠孝之道」。對於在延曆十三年（794）下詔奠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巖倉稱讚其「勵政治，務興作，事戎」，並希望將他作為平安京開創之主善加祭祀，與《古事記》《日本書紀》中開創日本國祚之神武天皇一起構成未來京都常規祭祀活動的中心。以這一認識為背景，巖倉援引俄羅斯帝國以聖彼得堡為政治中心、但在莫斯科舉行傳統典禮的模式，主張以京都為舉行即位、大嘗祭等皇室典禮的禮制都市，與統治機關所在的東京相輔相成。
在巖倉具視眼中，京都的歷史價值除皇室及朝廷的有形遺產之外，主要在於和神道儀式以及桓武天皇的密切關係。然而，歷史上的京都既非桓武天皇理想的「平安樂土」，也非明治時代國學者臆想的國教聖城。姑且不論桓武天皇的造都計劃在延曆二十四年（805）就因民力虛耗而中止，後世京都的城市格局與市民組織也與平安京沒有任何關係。僅從建築史上看，京都市區留存至近現代年代最早的建築——位於城北大報恩寺的千本釋迦堂上棟於安貞元年（1227），距離源賴朝敘任徵夷大將軍、亦即一般說法中平安時代的終點1192年已過近半個世紀。對近代的京都而言，由所謂「逆賊」室町將軍足利家興建的金閣寺、大德寺等古蹟反而才是更有真實感的歷史景觀。
在《意見書》中被規劃為未來天皇家執行重要典禮的場所——而被劃歸宮內省管轄的京都御所之由來，也遠非基於天皇親政理念的明治史觀所能解釋。由桓武天皇所奠定的平安宮集中了外朝、內廷與二官八省的辦公設施，是一片佔據平安京中軸線北端、功能類似唐長安城皇城部分的統治機關建築群，從11世紀起受頻發的火災以及朝廷公務、儀式等場所流轉的影響而逐漸荒廢，進入13世紀中葉終於徹底成為廢墟。在這一過程中天皇家逐漸適應了在平安宮外之貴族宅邸借住的現實，並形成一套脫離中式宮城禮制、更加靈活的「內裡」制度，重建於1850年代並留存至今的京都御所便繼承了自15世紀室町時代以來定型的土御門東洞院御所舊址。至於在明治維新前集中於京都御所附近、專供朝廷公卿家族聚居的「公家町」也是室町、德川兩代幕府及其間織田、豐臣兩大武家政權不斷管制的產物。顯然，明治時代對京都歷史的建構工程的目的並非全盤考慮天皇家禮制從平安宮時代到京都御所時代不斷與現實相協調的變遷過程，而是以將多歧的歷史線索概括為一種「神武—桓武—（孝明—）明治」的線性系譜為目的。
有趣的是，巖倉具視在《巖倉公實記》中發出的感嘆，正是這一「古都」建構與京都現實歷史之間張力的體現：江戶時代的嵐山景觀之所以能夠令巖倉具視感到懷念，是幕府所司代（江戶幕府在京都之行政機關）督促附近的天龍寺承包山林、加以保育維護的結果。而打破這一治理模式的恰恰是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的延伸，為建立統一財稅制度而廢除傳統寺院神社領地的政策。正如「復古」和「維新」兩大旗號之間在語義上有著不可避免的張力，將京都建構為「古都」的工程到底是限制政治意志從而維護傳統，還是放任政治意志以顛覆傳統？對被迫步入近代的京都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簡單。
市民，京都的染色體
明治三十二年（1899），時值京都府根據《國有土地森林原野下放法》，準備將京都鴨川河畔之高瀨川運河沿岸土地返還民間以進行商業開發，曾在當地經營物流業之舊豪商角倉家為宣稱地權，引用了300年前家祖角倉了以在豐臣秀吉安排下承包當地運河設施建設的先例，終於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得到日本內務省部分承認。
20年後，即便高瀨川作為京都東城主要商埠的交通價值已為電氣鐵路所取代，市民仍然以當地曾有幕末列藩藩邸與碼頭等歷史遺蹟為由，援引大正八年（1919）發布的《歷史舊址名勝自然景觀保護法》否決了將高瀨川填埋以拓寬道路的城區改造方案，高瀨川及沿岸碼頭舊址最終與河畔之旅館街道木屋町通一併得到保留。如今遍布高瀨川周邊的史跡碑文標記了池田屋事件、佐久間象山與大村益次郎的遇刺等曾影響幕末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但對當年實際參與規劃的居民業主而言，這些維新志士的足跡同樣也是本地社會的護身符。
正如這場高瀨川保衛戰所體現的，儘管明治時代以來出現了急於將京都建構為官方史學紀念碑的政治動向，但在這一想像歷史的過程中，權力的運作並非總是自上而下：一方面，即便在失去了天皇與首都地位之後，京都的市民社會仍能動用城市的歷史記憶與決策者相博弈；另一方面，即便在能夠與政治意志或風向達成一致的歷史詮釋上，對官方歷史敘事的體現也離不開市民社會的積極參與。
以始於1895年、每年10月下旬舉行的時代祭為例，儘管這一祭典以仿照平安宮朝堂院（外朝）樣貌、主祭桓武天皇的平安神宮和京都御所為主舞臺，體現了以桓武、孝明（明治天皇生父）兩代帝王為主軸的官方敘事，但穿著不同時代之服裝、表現京都歷史的遊行隊伍完全由京都市民組織「平安講社」以學區為單位主持承辦，與同樣由社區承辦、但源於平安時代國家祭祀活動的祇園祭、葵祭一道構成了當代京都代表性的三大祭典。即便桃山時代以來分布於京都東部的傳統民居街景已被近代城市化的進程所侵蝕，寄寓於傳統街道的市民組織仍然保存著京都風俗文化的染色體。
與此同時，交通手段與城市設施的近代化卻以一種相反的方式改造了京都周邊郊區的景觀，源自王朝文學的「古都」印象反而得到了增強。位於嵐山以北嵯峨野地方的祇王寺在《平家物語》中原本是被平清盛始亂終棄的白拍子祇王、祇女姐妹結廬隱居的舊跡，但在明治時代卻因一則「祇王指導嵯峨村民興修水利」的當地傳聞得到當時正在京都東郊興修琵琶湖水道的京都府知事北垣國道關注，因而得到振興。在江戶時代主要作為通往愛宕山之朝聖道路起點而為人所知的嵯峨嵐山，也因為20世紀初通往京阪神的鐵路開通，得以重新開發為以《平家物語》《源氏物語》《百人一首》等王朝文學與《太平記》所載之南北朝戰記故事為賣點的文化旅遊區，即便當地在江戶時代以前的古構與風光已蕩然無存，近代以來熟悉日本古典文學的遊客仍能對祇王祇女隱居、藤原定家編纂《百人一首》、瀧口武者時賴與橫笛死別的典故有身臨其境之感。只不過嵯峨嵐山從普通郊縣村鎮向「歷史街道」轉變的過程，已為大多數人所遺忘。
無論是在舊式民居不斷萎縮衰敗的同時堅持舉辦祭典，還是在並無當時遺蹟存留的鄉間根據經典文本重新開發帶有歷史韻味的景觀，京都連綿不絕的「古都」面貌無不是在缺乏有形遺產支撐的前提下，完全依靠記憶乃至聯想建立起來的。儘管佛寺、寢殿等有形遺產如今多以消亡，但來自不同歷史時期的無形遺產依舊為京都居民（除庶民外，也有從15世紀開始逐漸失去優越地位的公家貴族）所吸納，或以「風俗」的形式成為祭典，或以「風雅」的形式或成為特定家族的家學傳承、或成為耳熟能詳的經典文本，伺機融近代化的潮流——即便這一潮流有時可能來得過於迅猛。
毀滅與重生：什麼是真正的古都
根據京都府觀光局數據，2017年人口不到400萬的京都總共接待了超過360萬人次海外觀光，其中逾四成來自華語世界。即便如今的京都對越來越多中國人而言已不再遙遠，但國人對京都的認識往往還是從那則以梁思成為主角的野史故事開始的：在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的1945年，是梁思成建議美軍不要將奈良和京都納入戰略轟炸的目標之內，因而保存了這兩座古都的文化遺產。這則傳說固然以二戰後中國對自身作為戰後世界秩序下新興戰勝國地位的認識為背景，但在此同時也未嘗沒有折射出一種來自域外的「古都」想像：京都已經不再只是一座代表日本天皇制國家傳統的帝都，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保存了中古以來東亞文明（亦即唐宋中國）的時間膠囊。
正如上文所述，由於真正屬於平安京的建築遺蹟如今已幾乎不存在於京都市內，這種想像當然是嚴重失準的。相比之下，這個故事反而是美國一方的版本更接近京都歷史的實態：從1945年春天開始，美軍已將京都與廣島並列，選為最適合測試原子彈對大量人口聚居區殺傷效果的AA級目標，B-29轟炸機群之所以繞開京都正是為了保證這一試驗場的完整。如果不是曾在20年代作為遊客多次訪問京都的陸軍部長史汀生出面阻止，京都恐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座被原子彈毀滅的城市——在京都人與觀光客之間關係日趨劍拔弩張的今天，這也許是一樁最容易被人遺忘的恩情。
在京都歷史上，即便未曾有常見於大陸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之虞，政治暴力或自然災害造成的毀滅性破壞也遠不止一次。僅在150餘年前的元治元年（1864），京都民家便因禁門之變時幕府方的會津、薩摩諸藩與長州藩尊王派間的戰火延燒損失過半，而在四個半世紀前的應仁之亂中，京都甚至一度為延宕十年的內戰所腰斬。京都市區內現存建造年代最早的建築千本釋迦堂內，立柱上時至今日仍留存有應仁之亂時冷兵器穿刺的痕跡。
雖然京都並非如傳說中所說的那樣對太平洋戰爭毫無記憶、反而將應仁之亂當成「上次戰爭」，但近代以前的毀滅與災難確實已經作為歷史的一角留在了京都的地平線上。與業已沉入地層之下的亞洲大多數古都相比，京都的命運在坎坷程度上其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在這裡歷史並沒有用河流衝積的泥沙或政治鬥爭的戰火掩埋自身，而是層累在了今人肉眼可見的地方。
在創作於1961年的小說《古都》開頭，川端康成借女主角千重子的視角描述了這樣一個畫面：在千重子家的庭院裡，一棵古老的楓樹總是能吸引客人的目光，但只有千重子和父親知道，其實樹下那座不起眼的石燈籠是從前被迫害的天主教徒留下的遺蹟，那才是歷史的幽微所在。儘管被迫害的天主教徒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6世紀末豐臣秀吉統治下的桃山時代，但那正是京都從應仁之亂的廢墟上崛起成為新的近世文化都市、並奠定今日格局面貌的轉折點，也是無論對京都居民、還是對外來觀光客而言都最為熟悉的那個京都的開端。也許這就是對京都、也是對任何一座扛過了歷史挑戰的城市最佳的隱喻：它們的價值並不在於因未經滅亡所以維持了原初的樣子，而在於通過一次次漫步於歷史上最黑暗的那些角落卻依舊存續下來，證明了滅亡本身是可以被人類有機的聚居生活所徵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