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0歲那年被父親唐·胡安送到西班牙獨裁政權的元首佛朗哥手中培養，這個相貌英俊討喜的孩子便逐漸成為雙方政治理念的博弈籌碼：信奉自由主義的唐·胡安把兒子看作是自身重登王座的必要棋子；對那位父親極為反感的佛朗哥，則時不時懷著某種神秘宛如祖父的心情，有意要將這位他從一開始就非常喜愛的小王子培養成獨裁政權的接班人。在作者看來，從流亡中的葡萄牙來到馬德裡，直到1969年被佛朗哥確立為繼承人，胡安·卡洛斯度過了如履薄冰的21年，「不啻為噩夢般的可怕經歷」。夾在兩股相互敵視力量的撕扯之間，他變得沉默、鬱鬱寡歡，成了情人眼中「古板的」年輕人，未來妻子口中的「憂鬱王子」，以至於當他在佛朗哥去世後正式成為國王之時，左派領袖依舊認為他的智力有問題。
事實是，這位長期以來處境窘迫的王子很早就對自己與生俱來的使命有著清晰的認識——扛起在西班牙重建君主制的千鈞重任，甚至做好在必要時與親生父親決裂的準備。他大約從小就開始有意識地打造自己形象的雙重性，知道波旁家族的孩子不可以當著旁人的面哭泣；身為一名始終愛好享樂的花花公子，他在寫給心儀女人的情書中，明確表明「對父親和西班牙的義務」要求他只能娶一位來自歐洲當政王朝的的公主為妻。不僅如此，他還對君主制在西班牙的處境有著清醒地認識：「西班牙不存在廣泛的君主主義精神。」是多年走訪西班牙各地的親身經歷讓他看透了這一點：他無法感受到人們對君主制的強烈感情，君主制對人民的吸引力並不存在。
基於這樣的判斷，他確信君主制的重建必須依賴現存政權，也就是以佛朗哥政權的延續為基礎。如此看來，胡安·卡洛斯終此一生的洞見、靈活與務實，比起他那位流亡在外的理想主義父親，確實堪稱更勝一籌。這也是為什麼，當父與子就君主制的連續性與正統性問題發生衝突時，胡安·卡洛斯才有底氣對始終沒有給予兒子任何選擇權、卻反而暗示兒子「篡位」的唐·卡洛斯發起挑戰：「您打出了一張牌，而我在您的指示下打出了另一張。您繼續用您的牌，我也將接著用我的牌。如果您的牌贏了，我向您脫帽致敬以示臣服，但看上去希望不大。我們必須考慮西班牙和君主制。」1969年夏天，當胡安·卡洛斯得知自己最終獲得提名，成為佛朗哥指定的繼承人時，他興奮得大吼一聲，與前來向他通報這一好消息的友人，長槍黨創始人普利莫的侄兒米格爾·普利莫一起跳進遊泳池。
縱使登上王位的願景在佛朗哥去世前的那一年再起波瀾，1975年，臨終的佛朗哥還是信守承諾，讓位於胡安·卡洛斯。直到最後人們也很難確定，這位信念堅定、「從未進化」的獨裁者是否已經預見，自己為西班牙一手建立並維繫近四十年之久的秩序將在他的親選繼承人治下顛覆，而他對胡安·卡洛斯出於私心的偏愛，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一生死攸關的政權傳承；不過就連致力於將佛朗哥描繪得粗暴無恥、缺乏人性的普雷斯頓本人，都不得不通過引述目擊者的見證，承認這位「西歐最後一個獨裁者」與胡安·卡洛斯之間確實存在某種「情同爺孫」的關係。在佛朗哥病危期間，王子曾對元首的醫生流露了相當私人的感情：「……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他給我的。」
新國王登基後的幾年時間，見證了西班牙如同坐上過山車一般，呼嘯著一頭扎進民主制度的驚險歷程。如果說此前21年對於胡安·卡洛斯來說如同噩夢，那麼直到1982年選舉順利結束，國王都沒有理由不以為自己其實生活在煉獄當中。通常認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西班牙大體上「和平地」過渡至民主，然而被佛朗哥認定為西班牙「家族魔鬼」的極端與暴力，始終是這一進程當中揮之不去的沉重陰影。在恐怖活動的硝煙、極端派系的不睦、中間派的疲軟與軍隊積極涉政等因素相互糾纏的複雜局勢下，新生的民主政權並非沒有再度滑向類似1936年內戰的可能性，甚至有那麼幾次，國王、君主制乃至西班牙的命運看上去都有可能旦夕不保。胡安·卡洛斯充滿矛盾的雙重身份（君主制的象徵與佛朗哥的法定繼承人，個人經歷的軍人背景與魅力十足的妥協型人格）既是他在民主政權建立初期備受詬病的緣由，也成了他日後力挽狂瀾，幫助化解各種危機的資本，這一優勢在1981年軍隊發起的「223政變」中體現得尤其明顯。《1978年憲法》則限制了胡安·卡洛斯從佛朗哥那裡繼承下來的絕對權力，確立了君主立憲的原則，這是國王聯合自己的首相蘇亞雷斯，經歷與多方勢力的不斷斡旋後取得的突出成就。
作為傳記作者，普雷斯頓並未表現出對國王「有關個人」那部分經歷的關心。從標題乃至行文結構來看，「國王與民主」這組關聯，始終帶著某種宿命論的味道，仿佛胡安·卡洛斯生來就肩負給西班牙帶來民主的使命，仿佛一旦民主制度建成並步入正軌，之後整整二十年的生命便不配進入傳記範疇，可以只憑最後總結一章一筆帶過。為了強調右派與軍隊在過渡時期給民主造成的威脅，作者並不吝惜頻繁提及那段時間的罷工與抗議，甚至對「只有當君主制與一個社會黨的政府共同生存的時候，君主制本身才算得到了完全的鞏固」這類判斷予以肯定，卻碰巧隻字未提岡薩雷斯政府1982年當選的同年就遭遇全國總罷工的事實，似乎也剛好忘了正是社會黨所在陣營1936年枉顧民主原則的選舉操縱，才為第二共和國民主的崩潰與內戰埋下了致命的禍根。考慮到傳達政治理念的效果，這部傳記側重記敘國王的政治身份而不是個人生活，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作者從頭至尾對唐·胡安犧牲兒子個人意願的殘酷做法進行的嚴厲譴責，也就顯得過於苛刻了——畢竟本書敘事將胡安·卡洛斯這一個體定格於實現民主的功能性框架之內，與唐·胡安在實踐中把親生兒子當成君主製得以延續的工具並無本質不同。
於是國王雙重身份的另一半至此依然晦暗不明，就連本書開篇拋出的謎團，關於一位來自傳統王權家族並被佛朗哥按照延續獨裁制度的目的來培養的王子，「怎麼會突然搖身一變，全身心地投入西班牙的民主事業？」，也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答，因為這樣的發問方式註定無從解答。胡安·卡洛斯生命中每一個關乎民主成敗的重大歷史瞬間，都完全有可能走上另一個路向——也許普雷斯頓不願承認這一點，但是國王的政治使命不必然包含民主：故事主角的畢生追求有著另一條清晰得多的主線，那就是身為波旁家族的繼承人，他的天然義務是讓君主制重新降臨西班牙大地。在共和觀念當道的二十世紀，這條腥紅的主線看上去如此刺眼，以至於普雷斯頓們只有將其置於民主意識的方向上方能安心；象徵君主制的王者氣概、個人魅力與高貴品德也不再霸佔著書立傳的中心內容，羅多、蘇亞雷斯、岡薩雷斯、卡瓦略這類技術官僚乃至政黨領袖反而更加如同磁石般引人注目，因為目的論式的民主拼圖之大功告成，才是這部個人傳記有志歌頌的全部意義。在這裡，胡安·卡洛斯的「雙重身份」似乎呈現出另一層觀念上的含義：成為一個國王；成為砌就民主大廈的一面磚牆。
（本文作者：米蘭）
《民主國王：胡安·卡洛斯傳》，作者：〔英〕保羅·普雷斯頓 譯者：李永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