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6日下午，「我·深圳的故事」徵文活動在深圳市老乾活動中心·長青書房頒獎，楊曉霞小說《深圳婚宴》、穀雨散文《外婆》、呂布布詩歌《八卦嶺》獲一等獎，讀創·深圳商報APP特刊登一等獎獲獎作品，以饗讀者。
外婆
穀雨/文
▲穀雨
深圳是所奇妙的城市，它照亮了智慧與夢想，創造了機遇與財富，還構建了人際關係與情感。深圳給了我許多沒有血緣關係卻比有血緣關係還親的親人，其中有我最敬愛的人——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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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底，我父親來電告訴我，他已再婚，讓我周末來一趟深圳見見我的新媽媽。我頓時茫然了，不知道該如何接受這個事實。98年我讀小學六年級，父母就離婚了，我一直像媽媽一樣照顧著年幼的弟弟，也曾有寄人籬下的經歷。我心裡一直盼著家裡有個女主人，同時也擔心著「後媽」會不會如傳言般那麼可怕。
一個月前，我爸才懷揣著東奔西湊來的學費，坐長途大巴從粵北老家送我到廣州念書。為了節省25塊，我們只能坐低速車，原6個小時的車程，我們整整坐了12個小時。那時，爸爸從未談及他的私人感情，我更加不敢相信那時有女人願意選擇我爸，有哪個家庭願意接受我那窮得叮噹響,還帶著我和弟弟兩個「拖油瓶」的家?
我帶著複雜的心情來了深圳，剛剛接受完軍訓一個月的我曬得跟「非洲人」似的，也曬掉了一層皮。 我爸和我後媽在羅湖汽車站接我，我爸向她解釋我在學校剛剛軍訓完畢。她很年輕，樣子看起來只有三十出頭，長得有點像電影明星鍾楚紅。她看起來很和藹可親，我禮貌性地叫了她一聲「阿姨」。她柔聲地對我們父女倆說：「阿玲一定很累了，得儘快回家好好休息。」我爸緊緊地牽著我後媽的手，大步地走在我的前面，空著的另外兩隻手幫我拿行李。落日照在我們三人的身上，在地上拉出了長長的影子，彷佛在給我們這個剛剛新組建的家庭進行拍照留念。那一刻，我忘了路程的疲倦，我知道我已經疲倦了很多很多年，舟車勞頓所帶來的疲倦根本不算什麼；我忘了周圍行色匆匆的路人，我知道他們終究會到達休息的港灣；我忘了天快黑了，我知道天黑了，還有星星和月亮。我看著地上的影子，那如意象派的簡筆畫，讓我不由得在頭腦中構想著我們的新生活。
在車上，我才知道我後媽是深圳坂田本地人。從羅湖到坂田，那時「清平高速」還在施工，得經過深圳的「二線關」。布吉檢查站的工作人員認真地檢查我們的證件，我沒有辦邊防證，便拿出了學生證和火車票輔助檢查。過了布吉檢查站，我們一路顛簸來到了坂田楊美村，那時停車站點叫叫「金龍羽」而非「楊美地鐵站」。布龍公路還在建設中，車燈下能看到大片揚起的塵土。我們的新家在金竹小區，金竹小區只有幾個巷子幾十戶人家，後面都是荒山，現在周邊的建築群和道路尚未規劃，如「華為荔枝苑」、「深圳科學高中」和「環城北路」等。
我在家裡第一次見到了外婆，她年若60多歲，穿著一套淡藍色帶小花的綿綢衣服，乾淨清爽。她剪著齊耳的短髮，頭髮烏黑濃密，一個長的梳夾把前額的頭髮整齊地梳到頭頂。她慈眉善目，臉圓耳厚，看起來特別善良、仁慈。她微笑著招呼我進屋，用深圳客家話叫了我一聲「阿妹」（客家人長輩對晚輩的愛稱）。我當時像普通人稱呼老人家一樣稱她為「啊婆」。晚飯時，我見到了我後媽的眾多親人。九十年代末，我後媽離異後回了娘家。她父親已去世，她跟外婆住在一起。除了她的二哥生活在香港，其餘的親戚全在深圳，他們住得不遠，能經常見面、聚餐。她家族的人打扮得十分時尚、潮流，言行舉止上有點「貴族」氣息，讓我感覺很拘束，我發現我爸也有點拘謹。只有外婆的樸素，讓我們毫無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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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外婆起得很早並在廚房裡忙碌起來。我小心翼翼地跟著她後面，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她總是親切地讓我去客廳休息，多熟悉家裡的環境和親人。這裡的大人們都愛打麻將，小孩喜歡打電腦遊戲。我覺得在廚房更有我的樂趣，便央求著外婆讓我幫她。她很欣然地接受了我在廚房裡幫忙，並指導我如何幹活。閒暇中，她悄悄地跟我說，這裡就是我們的家了，我應該正確地叫她「外婆」，叫我後媽為「媽媽」。我毫不猶豫，馬上改口叫她「外婆」，她開心地笑著說「真懂事！」。回到客廳，我大大方方地叫了我後媽為「媽媽」。在老人家不經意的提點下，一切都很自然地發展著，氣氛很和諧。
外婆的三兒子住在樓上，是個不苟言笑的人，我敏感地察覺到第一次他見我的時候有鄙夷的眼神。後面竟得到了印證：第二天，我和外婆二兒子的繼女剛好坐一塊，吃飯時他指著我們，對他上6年級的女兒說：「你看好了，這是來自大城市的姐姐，那是來自農村的姐姐。」坐席上的人都愕然了，我那自尊心特別強的爸爸瞬間凝結了笑容。我強忍著不適，很客氣地向他女兒點了點頭示意著招呼。外婆在坐席上大聲說「大家記住了，我們一大家子都是農村出身的，我還帶你們耕過田的。」說完，外婆把一隻大雞腿夾到我碗裡……
我回學校的時候，外婆拿一袋東西塞給我，她還從脖子上摘下來的觀音吊墜掛在我身上，她是個信佛的老人家。她慈祥地說道「阿妹，記得回家的路，好好保重身體！」
在火車上，我把袋子打開，發現有水果和零食，有外婆煮的一大包鵪鶉蛋，還有一個裝著300元現金的紅包。「有家——真好！」說完，我的眼淚便不由自主地掉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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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後，節假日我就從廣州回深圳的家。外婆很勤勞，每天早上都起得很早，會捨近求遠，走1公裡左右去揚馬市場買菜。大家也曾勸過她不用那麼辛苦，也不必這樣省錢。她總是說去揚馬市場能鍛鍊身體，還能看到很多鄰裡鄉親。我常陪她去市場，她像個知心老婆婆，很多本地的老人家找她聊天，也很多外地的小販們熱情地幫她挑食材。如果她哪天沒來，那些人也記得清清楚楚。外婆從來是一個忠實的聆聽者，尤其當別的老婆婆在不停地嘮叨著家裡長家裡短，她只偶爾應著說「是」，偶爾說「年輕人有年輕人的世界，我們少操心些吧！」買完菜後，她把菜放進了自帶的兩個大環保袋，她從不讓我幫忙提，她用她隨身攜帶的棍子作扁擔，兩頭掛著兩個環保袋，用肩膀擔了起來。
路上，經過楊美村老圍，那有一大片具有濃鬱客家建築風格的老房子。房子大多數是建國之前建的，有些單層的泥磚瓦房已破爛不堪，有些兩層的青磚瓦房還住著一些租客或者本地的老人家。每次經過村子前面的那口乾旱的大池塘，她都會讓我停下來休息，儘管我們都不需要。她有時對著那片老房子深思，有時對著周圍開發後的高樓大廈發呆，有時向我講述楊美村的故事。改革開放前，村子被群山包圍著，村子前面是大片水田，一直延伸到的「雞公山」，山附近是旱田。村子後面的山上全種了荔枝樹。村子前面的大池塘是全村競標養魚的，村子後面有個鵝頭型的小山，曾有風水先生說他們村風水很好，是「天鵝飲水」的格局。現在村裡的基本上被開發了，但老一輩的村民都知道，村子的老房子、池塘和鵝頭山是不能動的。「以後就難說了……」，外婆說這句話時，神情充滿了惆悵，她拍了拍池塘旁邊的老龍眼樹，傳遞著她對村子未來的一絲擔憂。
外婆說，村裡每戶人家的田地也不是特別多，60年代初鬧過大饑荒，有大批村民遷居香港。60年代末，她的二兒子和三兒子曾結伴冒著槍雨彈林遊泳偷渡去香港。她的三兒子被身邊被槍打死的人嚇回去了，只有她二兒子堅持遊過去，撿回一條命，投靠了早期遷居到香港的一位叔叔並定居下來。改革開放後，村裡的發展越來越好，每年每個戶籍人員有一筆可觀的分紅款。那些戶口在別處的，包括在香港的人想再遷回村子，已遷不回來了。她常常感嘆，要是二兒子能回深圳定居，一家團聚，該多好啊！她跟她二兒子感情最深，98年香港回歸以前，香港管理很嚴，他們母子難得見一回。回歸後，情況好多了，特別是2011年深圳地鐵5號線貫通後，二兒子回深圳更便捷，回的次數就更勤了。外婆說到這裡，又露出了笑容。
經歷了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外婆活得很通透，我佩服外婆雖然不認字，卻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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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大學那幾年，坂田周圍仍在建設，臨時荒廢的土地較多。外婆會帶我去周邊荒廢的土地上開墾出來種粉葛或者紅薯。客家涼帽、鋤頭和簸箕這些工具成了我們的「好幫手」。她常說他們這輩人對土地有執著的熱愛，看到荒廢的土地堆滿垃圾或長滿野草就會覺得心痛。她不但帶著我到樓頂種出綠油油的蔬菜，還教會了我做深圳的客家菜和粗葉粄。
深圳臨海，能產優質的生蠔，深圳人都很喜歡吃蠔。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深圳蠔便馳名海內外。沙井蠔文化博物館裡陳列著一塊寫著寶安縣1978年—1982年蠔豉收購價格黑板。客家人喜歡釀法做菜，以保留原汁原味，有釀苦瓜、釀豆腐……釀蠔四就成了年夜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外婆說以前家中生活困難，一年到頭很難吃到蠔。舅舅們放學後，帶個小簍和蠔啄和幾個同學常常相約在海邊堤石「打蠔仔」解饞。雖然只有拇指般大小的蠔仔，拿回來煮蠔仔粥、做肉餡的配料，也讓全家回味無窮。
外婆準備的「釀蠔四」主要食材有：豬肉、幹蠔、瑤柱、蝦米、豬油網、馬蹄、鮮蔥和薑絲、豬肝等。她帶著我洗乾淨食材，削好馬蹄、蔥、薑絲。按她的示範，我把每根蔥去掉尾巴的葉子。她則在一旁把舊報紙鋪在地板上，上面放一塊又大又圓的老式砧板，把豬肉切成一小塊。她雙手拿著兩把打肉刀，有節奏地拍打著肉，像演奏著美食盛宴的開場曲。剁肉開始碎時，一邊剁，一邊均勻加入瑤柱、蝦米、馬蹄、薑絲。當肉已和其它食材粘稠在一起，她把肉餡裝進盆子備用，再切開一張兩個巴掌大小的豬油網。她把肉搓成的長長的一團，把肉團放進豬油網中，加入一根蔥、一個蠔、一大片豬肝，這樣就做好一個如成年女人拳頭大小的「釀蠔四」了，做好以後全放進鍋裡蒸熟，就成了一道美味佳餚。每次我和外婆做「釀蠔四」要用一天功夫。第二年再製作時，因我覺得大得膩人，便自作主張把它的體積減半。大家品嘗時，都覺得小的更好吃。外婆欣然決定，以後把「釀蠔四」全釀成小的。外婆生活的年代大多是難得吃上肉的年代，那時習慣並且時興把「釀蠔四」做得很大，客人來拜年吃飯，看著也體面，吃得也更香。外婆能為了大家的口味而改變她的習慣做法，我覺得十分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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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我畢業後到老家的銀行櫃檯實習。剛上班不久，我突然頭痛和發燒，身體陸續出現了豆大的疹子和水泡。我去醫院被診斷感染了孢疹病毒，俗稱「出水痘」。水痘的傳染性極強，我不能繼續上班了。我顫顫驚驚地打電話給我爸，表示不想回深圳，怕被人嫌棄，打算在出租房裡自理。我爸轉達外婆的話，一定讓我回深圳，她會照顧我，不然會有生命危險。
我回到深圳，開始了隔離的生活。我整天發著低燒，皮膚癢得好像數以萬計得螞蟻在爬行，還特別想抓癢。因我要戒口，外婆需另為我做飯菜。那段時間我吃的最多的是外婆給我特製的冰糖燉豬心，外婆說這道菜最能安神定驚、養心補血。她親自給我上爐甘衝洗劑和換藥。她向人打聽民間草藥，煲草藥給我洗澡和服用。在外婆的悉心照料下，3周後我身體的水痘已全部結痂，醫生說我不具有傳染性了，我終於自由了。
大病初癒的我依舊一副病態，外婆還像以前那樣，會跟人介紹我是她的外孫女。不巧的是，我爸的老闆來家裡做客，沒想到我爸會跟老闆介紹我表妹是他的女兒，我是他的侄女。我大發雷霆，鬧著要離家出走。外婆一邊批評我爸，一邊開導我，並創造了我們父女倆溝通並和好如初的機會。現在的我，已完全不把我和我爸的矛盾放在心裡。與其說我成長了，不如說是外婆炙熱的愛融化了我心中的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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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病癒後，更依戀外婆，更喜歡聽她講故事了。改革開放前，外婆家還種著田，外公在村裡殺豬，鄉親們需肉票才能吃上肉。外公和外婆有時自掏肉票送給一些困難的鄉親。外婆常叮囑外公賣豬肉時不能學別的無良商家把水注入豬肉，不能用「短斤缺兩」的伎倆。一次，一名租客騎自行車交給外婆100元，我問她怎麼租金那麼便宜？她說租客的經濟不好，家裡有病人，已說好免他的租，是租客自己堅持要交，那就隨他意，交多少錢無所謂了。
10年，老圍成了危房，本地的老人家和租客全都不能繼續住了。我弟弟服完兵役快回家了，外婆堅持讓出房間，一個人搬到2樓生活。12年後，外婆的身體每況日下，摔了5次，還患上了老年痴呆症。19年8月，九十一歲的她離開了她留戀的世界，遺憾地閉了雙眼。她沒來得及看我們這幾個在她身邊長大的孩子全部成家。外婆離世後，我非常自責，自己身為家裡的長女，沒有完成老人家的心願，我傷心得大病一場。外婆的葬禮很隆重，前來告別的賓客很多，其中有她的老租客。
外婆患病前，能通過腳步聲，隔著關閉的門和厚厚的牆，分辨出家裡的每個人。現在我回家，會故意放慢腳步，盼望著外婆還能用洪亮的聲音迎接我。走過了寂靜無聲的二樓再往上走，我覺得腳步很沉很沉……
外婆有一部紅色的陳舊的念佛機，那是她的心愛之物，雖然已經不能播放了，我還是如珍寶一樣把它帶在身邊。只要看著它，我就感覺外婆還在我的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