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良
2019-09-18 16:27 來源：《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
清宮改裝陶瓷的原因不一，既包括因缺損而需剔除局部並鑲嵌金屬配件者，也有純是基於時尚美觀所添付的金屬鑲嵌，以及為了改變陶瓷器的用途而施加的配件。以添加配件的方式來改變陶瓷器原有功能之最簡便且常見的做法，是在瓶罐等立件內置銅膽。銅膽多呈筒形，上設活動或封牢的鏤空頂，經由額外添設的內膽可輕易地將原來各具功能的陶瓷瓶罐改變成了燻爐或花插（圖17、圖18）。從《造辦處活計檔》記事看來，銅膽頂部鏤空包括了蟠龍、蝙蝠、蓮蓬、卷草花葉以及源自哥窯冰裂開片釉的「冰冽式內膽」等等，紋飾種類豐富，幾可媲美中東陶水壺所配置各式伊斯蘭紋樣的鏤空陶濾板（Filter）。
添付的內膽有時兼具補修陶瓷器皿的功能。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南宋官窯青瓷盞（圖19a），盤口呈外敞的委腰八花，盞心貼置鏤空覆缽狀飾：中心部位為凸起的蓮房，小口中空，下有六孔，邊旁等距交錯貼飾模印花葉，蓮房內置鏤空頂鎏金內膽，內膽通至盞底並延伸至圈足外圍，將圈足底封實。（圖19b、c）從國外收藏的類似作例可知，盞內所見覆缽狀貼飾正中，原設有一活動的人像，盞下置封底的喇叭式高圈足，若將水酒注入盞內，人像即會隨注水上升，是應用浮力原理所設計出的趣味酒具。（圖20）因此臺北故宮博物院青瓷盞顯然是因高足折損，從而將器底磨平並裝鑲內膽，既以銅膽補修取代缺損的底足，同時將酒盞改裝成了可以插畫或聞香的道具。乾隆五十年（1785）御製《詠雙耳官窯瓶》：「古以資盛酒，今惟用插花。」該瓶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唯不知瓶中是否原配置具有劍山功能的鏤頂內膽。（圖21）相對於瓶花，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南宋官窯四方盆既於傷缺的口沿鑲扣，且在盆底心鑽鑿圓孔將之改變成了盆花器（圖22）；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官窯四方盆可作為其原型的參考（圖23）。
以鑽鑿孔穴的方式來改變器物原本用途之例，另見於清宮傳世晚唐時期黃釉瓷枕。（圖24a）儘管本文並無證據得以認定到底是誰在著地不施釉的澀胎枕底一側鐫孔，將瓷枕改變成了瓷硯（圖24b），但從施釉的枕面刻有乾隆《宋甆硯銘》御詩看來，乾隆皇帝可能與此改裝有關，甚至還將之視為著名的宋代澄泥硯。乾隆詠陶瓷硯詩不止一首，除了上引作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宋甆硯銘》之外，其詩文集還收入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題均窯硯》，吟詠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一件青瓷橢圓硯，並將詩文刻於背底。（圖25）不過，沾滿墨跡的所謂硯面及其和外圍施釉板沿的交界處，可以觀察到一周因瓷釉磨削所留下的帶棕眼氣泡的遺留，從而可知，該「均窯硯」也是經切削改裝而成的。從束腰形身下置四足的器式特徵而言，或是由臺座改裝而成。其次，考慮到臺座的造型特徵，不排除是原安置有神祇等偶像的座臺。從目前的資料看來，磨切整修陶瓷再利用的例子不少，其年代甚至可上溯唐代，如河北省邢臺市唐墓出土的一件「盈」款邢窯白瓷盞託，可能因託沿缺傷而被全部磨除，成了僅餘器底和託圈部位的新器式。
從文獻記載或傳世實物看來，磨邊鑲扣，也就是將磕損的口沿磨齊而後裝鑲金屬邊扣，是清宮修繕口沿缺損陶瓷最為慣用的手法之一。《造辦處活計檔》的相關記事不勝枚舉，如乾隆十九年（1754）：「員外郎白世秀將哥窯洗一件（口破、隨木座），刷洗好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哥窯洗破口磨些，另鑲銅燒古口。欽此。」指的就是將破損的陶瓷口沿磨成齊平，而後裝飾金屬邊扣。此一來可掩飾磨邊後無釉的澀胎，同時亦具裝飾效果，甚至可避免使用時因碰擊而可能產生的傷璺。
不過，看似單純的磨邊鑲扣技法卻內含了幾近瑣碎的程序，比如說乾隆二十三年（1758）：「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磁爐一件，（口耳有缺）。傳旨：依口上缺處劄去先畫墨道呈覽，準時再劄。另鑲銅口，底足亦鑲銅口，耳上之缺隨好。欽此。」就連待磨邊鑲扣的缺損陶瓷要截切到什麼程度，都需事先畫線做記號，呈覽批示。其次，裝鑲的金屬邊扣亦需講究，此包括「金鑲」「銅鑲鍍金」「鑲銀鍍金」以及頗具特色之去除金屬光澤、使其呈黑褐色調的「做舊意」「銅燒古口」「銅扣燒古」。《造辦處活計檔》載乾隆三十二年（1767）：「催長四德五德將汝窯貓食盆一件，欲鑲金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著鑲薄些，銅扣燒古。欽此。」所謂「貓食盆」或「猧食盆」即今日俗稱的「水仙盆」。除了窯址出土標本之外，傳世的汝窯水仙盆共計六件，其中口沿鑲扣者有三件，分別是：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圖26）、吉林省博物館（圖27）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圖28），其均因口沿磕傷而磨邊鑲扣。其中，吉林省博物館水仙盆傷損最劇，所以磨切的部位也最多。其次，相對於大阪和吉林省藏品口沿裝鑲寬沿邊扣，不符上引造辦處檔「著鑲薄些」旨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水仙盆口沿則裝鑲相對較細且經做舊、呈色褐黑的邊扣，故不排除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極有可能就是乾隆二十三年由帝王下令裝鑲薄式燒古銅扣的「汝窯貓食盆」了。
傳世實物當中磨邊鑲扣的例子不少，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而言，著名的汝窯紙槌瓶即是因頸上方盤口缺損，故截切磨平細頸並鑲做舊的金屬扣（圖29），其原型可參見河南寶豐清涼寺出土標本（圖30）；另一件圈足內刻乾隆四十年（1775）《詠官窯溫壺》御詩的汝窯膽式瓶也是因口部缺損而於頸部切平，連同圈足著地部位裝鑲鎏金銅扣（圖31），從現存器形推測頸上原應帶唇口或喇叭式外敞的口沿。截切磨平缺損部位的處理方式頗為多樣，從河南寶豐清涼寺遺址出土的汝窯三足承盤之器形看來（圖32），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汝窯同式器三足下方蹄形部位均遭截切處理（圖33），然而與其認為後者盤下三足均已缺損而予截切，更可能是當中一足著地部位缺損，為求整齊美觀而索性將另兩隻完整的器足截切磨平。另外，南宋官窯青瓷大口尊也屬磨邊鑲扣之例，但所鑲邊扣未做舊。（圖34）後者有可能即《造辦處活計檔》雍正元年（1723）活計中的「哥窯花樽銅掐口」，完整的器式見於喬治·尤莫弗普婁斯（George Eumorfopoulos）舊藏品。（圖35）
就如十八世紀的法國金工經常在缺損的東方陶瓷瓶罐上裝鑲鎏金的注流或把手（圖36），清宮亦見以加鑲的金屬配件修護或裝飾陶瓷之例。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瑯蓋碗，蓋上有圈形捉手，碗身下置圈足。（圖37）其中一件蓋碗因缺損而磨去圈足和蓋上的捉手，並於蓋正中穿孔以螺絲栓上帶蓮瓣座的圓形鈕（圖38），整體看來頗有歐洲金工加鑲趣味，此或系受到清宮歐洲傳教士所帶來信息的啟發。從此一觀察角度看來，乾隆元年（1736）傳旨：「著將霽紅靶碗二件配做銅鍍金雙圓架，填白暗花靶碗二件配做銅鍍金雙層架。」於高足杯配置鍍金架之裝飾構思近於歐風，應該也是歐亞工藝交流下的產物。
乾隆三十九年（1774）針對太監胡世傑所交寶瓶中間無鑲銅口和中間上鑲銅口的定瓷象，諭令：「無鑲口定磁象照鑲銅口象一樣鑲口，其無寶瓶象照有寶瓶象一樣，交江西配寶瓶一件。」所謂「寶瓶象」可能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背託銅胎琺瑯瓶的白瓷象（圖39），而同樣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象背設短直口，口沿鑲銅扣的白瓷象（圖40），也有可能是上引造辦處檔之「鑲銅口象」一類的製品。過去由於缺乏有效的證據，造成學界對於如何判斷傳世宋瓷口沿金屬扣裝置時代之議題一籌莫展，因此若上述推論無誤，那麼由於象背短直口所見銅扣邊幅以及外觀呈色等特徵，因和清宮傳世之定窯白瓷等諸多宋瓷銅扣大概一致，故可推測為數眾多的清宮傳世宋瓷銅扣，可能多出自清宮造辦處官匠之手。銅扣之外，故宮博物院也收藏一件元代仿定窯金扣螭紋洗（圖41），器底鐫刻乾隆御題詩云：「爾時曾是厭光芒，不及官窯用廟堂，歲久光芒消以盡，希珍今亦口金鑲。」雖然乾隆皇帝誤將定窯的「芒口」理解成「光芒」，但詩文內容則透露出該瓷洗口沿金扣確是由乾隆朝造辦處匠人所裝置。
除了上述幾種補修、磨切或改裝之外，清宮對於陶瓷器上的銘款也有些許作為。其一是穢器不落款或磨除原有款識，如乾隆三十年（1765）：「郎中白世秀來說總管王常貴，傳旨：著傳與舒善痰盂上如何落款，嗣後燒造痰盂時不必落款。欽此。」事隔一個多月「郎中白世秀來說總管張玉交磁痰盂八件。傳旨：著將痰盂上款磨去。欽此。」相對的，對於品質精良卻無款識者則補落款，如雍正四年（1726）：「郎中海望持出紅磁白裡暗花茶圓二件，奉旨，此茶圓系江西燒造磁器處進來的，釉水、顏色俱好，但無落款，胎骨還糙。爾將此茶圓發往江西燒造磁器處，傳旨給年希堯，此二件茶圓若補落得款即落款，若不能補落得款便罷。」以上兩例是針對當朝官窯陶瓷的修正。
修繕原帶銘款的珍貴古瓷時亦仿刻原款並做舊，如乾隆八年（1743）：「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張玉交定窯查鬥一件（足破，上原刻官字）。傳旨：將足破處磨好，做舊，底上仍刻做一官字，欽此。」其次，也有為了識別或明確陳設地點而在古瓷上加刻字銘的例子，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容世泰交均窯盆漣二分，（計四件）。傳旨：將盆漣照花盆上一樣，著李世金刻字。欽此。」從現存實物看來，清宮傳世鈞窯花器底部可見「養心殿 東暖閣樓下用」（圖42）或「建福宮 凝輝堂用」等表示陳設地點的後刻字銘。造辦處記事也顯示，乾隆年間匠人李世金曾銜命在鈞窯盆上刻字，只是帝王為何會下令「將花盆上二字改成三字，盆漣上舊字磨去亦改添三字」，委實令人百思不解。
《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謝明良著，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8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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