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波蘭擁有的疆界是德國和蘇聯都難以接受的。這兩個毗鄰大國中的任何一國遇到機會，必然會堅持要求重新劃分它們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邊界。然而在其他方面，波蘭同這兩個鄰國利益的衝突並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蘭和德國的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除非將前普魯士領土波茲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蘭的波美拉尼亞或者「波蘭走廊」)包括在波蘭疆界之內，否則波蘭人民就不可能在波蘭國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統一，並且同樣地，除非將前普魯士領土但澤在政治上和德國分開，否則重新統一的波蘭就不可能擁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因此，對於這些重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波蘭不可能，到頭來也沒有同德國達成妥協，而從德國民族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在任何一個問題上與波蘭達成永久性的妥協也同樣是絕對辦不到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後，德國第一次使柏林周圍、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地方和東普魯士的外圍飛地連成一片。從那時以後，德國前前後後的帝國主義者，從菲特烈大帝經過俾斯麥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間的這片領土不僅在政治地圖上是屬於普魯士的，而且在人口方面也是德意志的，不是波蘭的。換句話說，德國決不會被人說服放棄自己的心願，不設法兼併波蘭的一半心臟地帶，以鞏固德國民心所在的民族領土。反過來，波蘭也決不會被人說服放棄自己的願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種上使東普魯士與德國本土分開，以保證波蘭的民族統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
雖然波蘭和德國的領土爭端陷入了這樣一種僵局，波蘭和蘇聯的領土爭端卻不是生來就難以解決的。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領土的南端和喀爾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領土的東端之間，有可能劃定一條較為準確的人種分界線，西面主要是波蘭人定居的地區，東面則主要是自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定居的地區。如果波蘭和蘇聯接受這一人種分界線作為它們之間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制定和約時期英國政府擬定的所謂寇松線一樣——那麼雙方之間就不會出現難以調和的局面。居住著烏克蘭人的一些孤立地區將置于波蘭的管轄之下，而一些遠隔在外的飛地上的波蘭人則將歸蘇聯統治；遭受最大損失的，是一些擁有產業的波蘭地主，因為他們的土地上居住著大批烏克蘭農民和白俄羅斯農民。但是雙方將要蒙受的損失在規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對任何一方不會是無法容忍的。
這些情況清晰地說明了復興的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制定和約時應當遵循的政策。一位波蘭的俾斯麥(如果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像中是可以成立的話)在1919年到1920年間就會毫不猶豫地從暫時戰敗的德國索取這樣一些領土條款。這也就是當時波蘭的現實政治家們事實上在那個有利的時機成功地向德國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為波蘭招致了難以平息的德國讎恨。然而他必然會極其謹慎地避免同時招致暫時戰敗的俄國難以平息的仇恨。所以他不會利用這同一有利時機從俄國攫取那些主要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定居的領土，波蘭可以沒有這些土地，而不致對它的民族福利造成嚴重的損害，可是從俄國方面來說，則不能期望它會永遠放棄這些領土。
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這一重大時期中事實上決定波蘭命運的、負有歷史使命的波蘭政治家們，卻缺少俾斯麥的兩個主要長處：節制和遠見。波蘭人不顧英國政府的反對和警告(幾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戰爭中，當波蘭的處境最為不利時，他們曾經打算接受英國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戰局的一次突然而來的轉機，迫使蘇聯接受一條波蘇邊界——這條邊界線劃在根據人種分界線而制定的寇松線以東大約一百五十英裡的地方，從而使大約四百五十萬馬克蘭人和一百五十萬白俄羅斯人屬于波蘭管轄——因此，只要這條邊界線不改變，就決不可能使這兩個國家相互信任和合作。既然蘇聯和德國的復興只不過是時間問題，波蘭將裡加界線強加於蘇聯，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個應時而興的國家。事實上，它堅持要籤署的乃是自己死刑執行令的一份預先繕就的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