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信
上篇我們聊到黃先生在最年富力強的歲月，放棄科研而全身心投入教學，如若不然，黃先生也該會像楊振寧先生那樣名聞天下才對。黃先生這麼選擇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先來看看1947年黃先生給楊振寧先生的一封信吧。
當時西南聯大的三劍客：黃昆、張守廉和楊振寧先生，他們也是室友
題外話：我們可能大都知道當時楊振寧先生和鄧稼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同學，然後一位在國外獲得諾獎讓華人揚眉吐氣，一位留在國內研製兩彈一星讓中國站穩腳跟。
但其實楊振寧先生在西南聯大最要好的是其室友——黃昆先生。兩位先生天資聰穎，那時候經常不分白天黑夜地討論各種問題。比如有一天為了搞清楚量子力學中「測量」的準確意義，他們從白天喝茶辯論到晚上回宿舍，然後又各自從床上爬起來，點亮蠟燭翻看海森堡的專著。
後來，從西南聯大畢業後，黃先生去了英國，楊先生去了美國。只是黃昆先生後來一直從事教學事業，也沒有參與國家的特大工程，所以並不太為人所知吧。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寫信的背景——那時候楊先生剛去美國，物理實驗並不順利，同事間都流傳「哪裡有爆炸，哪裡就有楊振寧」的玩笑話。
1947年初，楊先生給黃先生寫了一封長信，信上用了disillusionment（幻滅）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心情。4月1日，黃先生回了一封信。信很長，這裡就簡單摘取一些片段，藉此一窺在那個新中國成立前的歲月，黃先生的所思所想吧。
首先，信中很大篇幅探討了他們那批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當時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回國，還是暫不回國？當時中國還在內戰，這自然是很影響科研的。
「（王洪楨）他說我們中國的top intellectuals（頂尖知識分子）越來越和中國的根脫了連繫，慢慢變成了一種國際人，正和印度和猶太的intellectual走上了同一路徑……同時他又說，他所最不能原諒的是，intellectual在國外打起長久算盤的……以我所知的，在美國停下來的真不少。這事也真自然，看國內如今糟亂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響，一介書生又顯然不足有挽於政局，吃苦不討好，似乎又何必！……比方說我看在這裡來了兩個巴西人，他們也作研究生，可是聲明以後如可能，就settle（定居）在此，我自然不免生羨慕之心。」
雖然有如此的顧慮，但是黃先生早已下定了決心，因為他相信，中國有他們在，是不一樣的。
「雖然我難以想像我們——handful（少數）的儒生怎樣能影響多少國運，事實上還不免覺得我們在外面似乎很獨立的人回去，幾乎是像幾顆米放入了石臼，一定被砸碎無餘。……我們衷心還是覺得，中國有我們和沒有我們，makes a difference（是不一樣的）。」
那回國做什麼呢？信中黃先生接著感慨道：
「我每看見Mott（莫特教授）一個人所有的influence（影響），就有感想。真是所謂「萬人敵」的人，他由早到晚沒有一刻不是充分利用。作自己研究，幫助許多人作研究，organize（組織）各種不同和Lab（實驗室）內Lab外的專門討論，參加國家各種technical committee（技術委員會），款待各種各式工業inspection（視察）以捐錢；處理系內各事，還時時出國去演講..... 也就是像他這樣的少數幾個人就支住了整個英國的科學研究。」
黃先生覺得，正是像他的導師莫特這樣不僅勤勉，而且高瞻遠矚，具有戰略眼光的少數幾個學術帶頭人，支撐起了一個國家的科學研究，培養出了一大批人才（莫特後來擔任劍橋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任內出了4位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因此他對楊先生說：
「比方說，successfully（成功地）組織一個真正獨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應該比得一個Nobel Prize還高。同時在這步驟中，devotion to the cause（為事業而奮鬥）的心也一定要駕於achieve（實現）自己地位之上。」
培養起來一個真正的物理研究中心，比得一個諾獎還要重要——這不僅是對楊先生的期許，其實也是黃先生自己的想法吧。而他不僅是這麼想的，畢其一生也是這麼去做的。黃先生為我國固體物理、半導體物理學科培養了整整幾代人，真的是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信中所言。
那黃先生為何能有如此之志呢？《論語》中夫子曾說過：「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那就讓我們回顧黃先生之所以、所由、所安吧。
志之所在
視其所以，先遠遠看到這人咋行動；
觀其所由，再由此近觀此人生長環境（動機）；
察其所安，時間久了，重審此人真正所樂的事。
正如前文所述，自1951年回國之後，黃先生就一直奮鬥在祖國的教育戰線上。早在留學期間，黃先生在字裡行間就吐露出他的雄心壯志。而這又是源自何處呢——這就要再往前說起了：
黃先生自小英文很好，在燕京大學讀本科時成績優異，課程負擔也不重，因此有時間閱讀各種書籍。他讀的一些書中講述了科學家們對科學事業的畢生追求，給黃先生很大震撼，另一些專著則為後來他選擇固體物理方向做了鋪墊。
而在圖書館的英文書架上，黃先生還看到了一本當時的「禁書」——《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這是當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親身到陝甘寧邊區採訪調查後寫下的紀實作品。書中對蘇區的軍民生活做了詳實的描述和客觀公正的評價，這讓黃先生第一次了解到了工農紅軍，了解到了紅色中國。很快，就在黃先生從燕大畢業的那年末，珍珠港事件爆發，黃先生不得不搬遷到昆明，去了西南聯大。
位於北大燕園校區未名湖邊的埃德加·斯諾墓，他曾在燕京大學擔任過講師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黃先生目睹了國家積貧積弱、生靈塗炭的現狀，想必一定生出報國之心了吧。於是在那些時常遭受轟炸的日子裡，他愈加發奮學習鑽研，以期能成為有用的人才報效祖國。
按黃先生自述，他從西南聯大碩士畢業時，已經有了博士後的科研水平，可以獨立開展研究了。戰爭結束後，他考取了庚子賠款留英，接下來就有了後面出彩的故事。
當然，黃先生在英國那段時間也沒有停止對中國未來的關注。他時常在當地留學生報刊上發表言論，怒斥英國政府對新中國的種種敵視，這點在波恩的文集中有多處記載。於是在專著撰寫的任務還未徹底完成，並且是波恩一再挽留的情況下，他還是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那回國之後，黃先生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呢？從上面我們已經了解到，和現在許多頂尖科學家回國後繼續在學界前沿綻放光芒不同的是，黃先生一回來就埋頭於教學工作近三十年。這裡，我們可以從一些小事一窺黃先生的作風。
首先是待遇方面，黃先生作為頂尖人才，當選為中科院首屆學部委員（院士）時還不到36歲。本來按規定他可以定為「一級教授」，工資很高，但他覺得自己和年長一輩的其他老先生拿同樣的工資，於心不安，於是主動要求自己定為「二級教授」。雖然如此，但每個月工資發下來之後，除一小部分留作日常開銷，黃先生把大部分工資又交了黨費，就連特殊時期他被扣押的兩萬塊工資也在補發後又全都交公。
除了固定的工資，黃先生從未佔國家一絲一毫便宜。不論是國內外工作信函的郵資，還是自己因私事打電話和用車，必定都是自己交費，而且從不領取出國的制裝費和補助費。不僅如此，黃先生還省吃儉用，將訪美和訪德期間外方資助的經費拿來購買設備。有一次德國馬普學會固體物理所邀請他參加學術會議兵提供了500馬克生活費，黃先生硬是只用了100馬克，用結餘的近400馬克買了一臺電子打字機，供研究所外事處使用。
在衣食住行方面，黃先生更是樸素非常。黃先生一家一直住在中關園50年代修建的70平米小房子裡，屋裡沒有任何鋪設。當黃先生第一天去半導體所上任時，還被傳達室大爺拒之門外，只因為他穿著一身洗得泛白的中山裝，騎著30年高齡的自行車。1986年後，因身體不好，他便自己帶飯，中午用開水燙一燙冷飯就吃上了，研究所要為他解決蒸飯問題，被他謝絕。
黃先生在半導體所三人共用的辦公室
除了嚴於律己，黃先生對和自己關係越近的人要求也越嚴格——特別是他的英裔夫人李愛扶。在北大時，黃先生認為她沒有拿到正式的學士學位，堅持不認可她被授以「教授」頭銜，只讓她在物理系地下室收發工具和電子元配件（黃夫人其實也很優秀，在英國時和黃先生共同提出了有名的黃-裡斯理論）。後來半導體所亟需一位英語口語教師，黃夫人的條件是非常合適的，可黃先生也以應該避嫌為由拒絕，這真的讓後輩們敬仰。
在科研方面，黃先生同樣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他的學生、同事。在擔任半導體所長期間，他對於經手的科研經費，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實」（黃先生自述），生怕浪費了國家的錢，常常說做基礎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產出。他認為：「做基礎研究，花了錢就應該相應在科學上作出貢獻」。黃先生這輩子就申請過一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3年共2萬元，而這筆經費的產出——37篇期刊論文，6次國內外會議特邀報告，研究成果獲得中科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對於那些只是依靠進口的洋設備，做些測量工作的情況，他很不以為然，更遑論所謂的科研灌水。
事實上，黃先生發表的文章並不多，一些意義不大的成果往往被他自己束之高閣，因為他認為每篇論文都要實實在在地解決物理問題，而不是灌水。對於一些特別高產的學者，他一方面很佩服，另一方面則是對其學術含金量存有疑問。
在英國的6年，黃先生盡了全力，一共也就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完成一本專著，但這些成果卻是屬於教科書級別。之所以黃先生的文章不多，其實也和他嚴於律己有關，領導半導體所期間，有不少成果都是在他的倡導和支持下完成的，但他認為自己沒做具體研究，就拒絕署名，這也導致了黃先生的文章數量不多。
此外，他也從不為本單位和部門謀取不合理的科研經費和設備，在各種項目評審中毫無門戶之見，而是實事求是，甚至不留情面。在領導國家大項目時，跟他關係密切的單位和個人反倒要吃點虧，因為他要首先考慮他不熟悉的領域，以儘可能公平地分配研究經費。在審稿和審查研究生論文時黃先生也十分認真，把這看作是擴大自己知識面的機會，同時也毫不客氣地寫上批評建議。（於是請他的人越來越少。。。）
在教學方面，正如前面寫的那樣，黃先生是盡心盡力，他曾反覆說過：「講課或者作報告，如果下面的人聽不懂，那從來不是聽的人的問題，而是講的人的問題」。這話聽起來近乎偏執，但這也體現了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
國士無雙
不管是科研，教學還是擔任項目領頭人，事事盡力而為；不求名，不圖利，生活樸素，處處克己為公。這就是黃先生一生的寫照。
而且黃先生十分謙虛：在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後，面對一些媒體的採訪，他常說：「我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工作者，沒有什麼神奇和驚人的地方」；又說：「我這一路走過來非常幸運，每個時期都是有著機遇，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總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來，做點有用的工作」。
對於一些覺得他回國後沒有繼續科研是很大損失的看法，他也並不贊同：「回國後全力以赴搞教學工作，是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是一個服從國家大局的問題」。寫到這裡，我想這就是荀子先生所說的「材盡」，這就是「誠心行義」吧。在人生的每個時期，在平日的點點滴滴中，黃先生都以誠、以敬、以公來做事，沒有私利的權衡，淡化自我的情緒，其志之純、其義之精，讓我慨然嘆服。
從黃先生身上，我大概明白新中國建立後為何能短短幾十年就取得如此的飛躍——這是各行各業仁人志士努力的結果。除了大家熟知鄧稼先、錢學森等幾位先生，更多的人是默默地做著奉獻，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撐起了這個國家的脊梁。
就科學界而言，能夠在建國後放棄國外優越條件，衝破阻力返回祖國的還有很多很多：比如趙中堯先生、彭桓武先生、徐光憲先生、唐有祺先生……為什麼回國？黃先生的答案是「我們衷心還是覺得，中國有我們和沒有我們，makes a difference」，斯意盡矣。「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彭桓武先生語），「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就是歷來無數先輩為我們文明增添的浩然志氣吧。正是這種浩然之志，給我們的文明增添了不屈的骨氣，增添了守義的生機。這不是單純個人的生機，而是整個族群，華夏文明的生機。每逢亂世危難，都有這樣義不容辭救黎民於水火的先輩，也得益於這些先輩，華夏文明這艘巨輪能夠繼續揚帆遠航。
去年黃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的學術報告會上，他的學生用範仲淹先生讚美東漢隱士嚴子陵先生的話來稱讚他：「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想，像黃先生這樣就是真正的古代士人之風吧。
國士無雙，鴻鵠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