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楊文並圖 《 中國青年報 》（ 2013年10月25日 12 版）
在劍橋參加研討會時遇見一位來自牛津的博士，她說劍橋比牛津好看，因為這裡學院的景色從街上就可以看到。從此我便有了個印象，劍橋是開放的，而牛津是封閉的。
到了牛津，穿梭流連於那古色古香、夢幻迷離的街道，發現的確如此。在劍橋，大多學院的欄杆都是通透的；即使是石牆，比如國王學院，也有鏤空的石頭窗洞；或者像雪梨蘇賽克斯學院，矮矮的磚牆完全遮擋不住院內的春色。而在牛津，學院則是高牆聳立的居多，像拍攝哈利·波特的基督教堂學院，其兩層樓高的院牆宛如雉堞把中庭圍得嚴嚴實實，將整個學院都封閉了起來。
劍橋最著名的建築應該算是國王學院的教堂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視角是通過康河與河岸大片的草地看過去，而教堂本身對著河岸也是一大片通靈的彩色玻璃花窗。學生和遊客或在草地上曬太陽，或在河裡撐船，耳邊不時傳來教堂裡管風琴的音樂，給人的感覺是開放與通透。在牛津最著名的則是圓形的拉德克裡夫之家，那是修建於18世紀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厚重的石頭基座、粗大的科林斯復柱裝飾的牆身、退臺後形如佛羅倫斯教堂般高聳的穹頂，這幢圓形的建築上出色地詮釋了三段式的設計手法。四周萬靈學院、布雷斯諾學院、聖瑪麗教堂和博德萊安圖書館將拉德克裡夫之家緊緊圍合，這棟建築作為閱覽室，現在仍然是博德萊安圖書館的一部分，在它下方是擁有60萬冊藏書的地下書庫。拉德克裡夫之家不對遊客開放，人們只能在被四周建築包圍起來的狹小縫隙，或是透過周邊那幾條深邃小巷來觀賞它，這反倒更增顯了它的高大，封閉也更成就了神秘的氣質，這是牛津所具有的、完全不同於劍橋的氣質。
在牛津，雖有泰晤士與查威爾兩條河流從小鎮的東西越過並在城南匯合，但穿行於學院與街道之間，卻很難覓到河水的影子。我沿著牛津的主幹道前行，躲過那川流的車輛，才找到了橫跨查威爾河的著名的瑪格德琳橋，但卻無法接近河岸。這座橋的一側被牛津植物園圈為己有，另一側則是瑪格德琳學院高聳的院牆。唯一留下的那不到10米的近水岸線，也已經成為瑪格德琳船塢的碼頭與商店，仿佛不在這河裡坐他們的遊船，便根本無法接近水面了。
在英國大學裡，另一個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草地，不列顛溼潤的氣候滋養了這些常青的綠地。在牛津遊蕩的這一天，我唯一看到的開放綠地就是牛津城堡。牛津城堡始建於11世紀的諾曼徵服時代，一直是牛津郡重要的軍事要塞，在17世紀的英國內戰中被徹底損壞，從18世紀開始用作牛津地區的監獄直到1996年，之後被改造成酒店經營。現在，牛津城堡除了由舊建築翻建的酒店和作為歷史建築保護的聖喬治塔之外，就是那一座四五層樓高的綠色山丘了，一條小路在青草間蜿蜒，通向丘頂有兩棵參天的古樹。遺憾的是，作為中世紀城堡的遺蹟，這個小山丘也要預約才可以登頂參觀。
牛津和劍橋既是大學，也是小鎮，除了學校的建築之外，這裡的商業設施也是別有情趣的。在劍橋以商業街居多，街道的一邊是商鋪，另一邊往往就是學院。學院之間，那一段兩邊都是商鋪的小街，也通常是狹窄的步行道，兩側的行人伸手便可以打招呼，尺度十分怡人。劍橋在城市中心還有一個近千年歷史的露天市場，一排排商販的棚子熱鬧地排布在廣場之上，就如同北京的早市一樣，充滿了輕鬆和自在的感覺。而牛津的商業氣氛則大不相同，作為主要商業街的喬治街和玉米市場街兩側都是鱗次櫛比的商店，那寬敞的道路和熙熙攘攘的人流甚至讓人想起了西單和王府井。即使是小販聚集的市場，在牛津也不是露天開敞的，牛津著名的市場Covered Market，正如它的名字一樣，巨大的建築覆蓋了整個街區，而所有的商鋪都在這建築之中。
在英國的大學裡，酒吧是不可缺少的。位於國王學院對面街巷裡的老鷹酒吧（Eagle Pub）是劍橋著名的酒吧之一，1953年2月的一天，就是在這裡，25歲的沃森和37歲的克裡克宣布他們發現了DNA是由兩條核苷酸鏈組成的雙螺旋結構，而這只是老鷹酒吧眾多傳奇中的一個。牛津也有出名的酒吧，草皮（Turf Tavern）就是其中之一。劍橋有一座橫跨在康河上的嘆息橋（Bridge of Sighs），牛津也有嘆息橋，卻是橫跨在新學院街之上的過街天橋，它附近的建築間有個狹小的缺口，稍不留意就會錯過，從這個缺口進去，在兩邊高牆間那僅容一人的窄巷中左拐右轉，就可以找到那起源於13世紀的老酒吧了。1960年代，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在這個酒吧吸食過大麻，卻又聲稱自己「並沒有往裡吸」；澳大利亞前首相霍克則在牛津上學期間因為於此以11秒喝完了一大扎啤酒而入選吉尼斯紀錄。這就是草皮不同於老鷹的傳奇，這或許也就是牛津與劍橋的區別所在了。
可能因為我在劍橋待了半年的時間，熟悉了這裡，才發現了她這麼多的自由與開放，而在牛津只遊蕩了一天，她還沒有對我敞開胸懷，因此只窺到了她封閉的一面。但畢竟劍橋是一群牛津的教師在1209年跑出來建立的，離開與重建，便有反牛津的淵源，有反封閉的資本，這些追求自由、放蕩不羈的逃亡者所創造的也必然是不同於牛津的文化氛圍。劍橋大學商學院的Simon Learmount教授曾經說，劍橋是超越國家的，這也許是她自由與開放最極致的寫照了。
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前首相託尼·布萊爾、瑪格利特·柴契爾，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託，緬甸政治家翁山蘇姬都是牛津的校友，牛津共出了4位英國國王、25位英國首相、46位諾貝爾獎得主。而劍橋所自豪的則是前後出過88位諾貝爾獎得主，她的校友包括艾薩克·牛頓、查爾斯·達爾文、伯蘭特·羅素、史蒂芬·霍金等眾多的科學家兼哲學家。劍橋畢業的著名政治家是將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的奧利弗·克倫威爾。劍橋還擁有諸如威廉·華茲華斯、約翰·彌爾頓、拜倫這樣的詩人，而牛津最著名的詩人是被學校開除了的雪萊。在經濟學方面，亞當·斯密是牛津的，而凱恩斯則是劍橋的。這其中的文化差異，就如同雨後泥土的氣息一樣清新。有人說牛津文科強，劍橋理工科強。但這文化的味道是否就是文科當封閉保守、理工當自由開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