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圖源：《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據臺灣「中時電子報」報導，臺灣著名統派人士陳明忠近期傳出病危。陳明忠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是「中國統一聯盟」推動者之一，他過去曾積極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反對『臺獨』」。目前親朋好友都為他集氣，希望陳明忠能渡過難關。
陳明忠，1929年1月2日出生於臺灣高雄岡山，著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是臺灣「統左」陣營的代表性人物。在「戒嚴」時期兩度被捕入獄，是臺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21年黑牢。他一生經曆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黨外民主運動，以畢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辨，探索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三聯書店2016年4月版）一書，摘錄了一篇訪談。在訪談中，陳明忠談到了自己的國族認同與社會主義信仰，談到了臺灣社會與兩岸關係。訪談最後，他講到：「我再講兩點。第一，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講，我沒有遺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還看不到兩岸統一，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趨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
此處，將該訪談摘錄如下：
被訪問者：陳明忠
訪問者：呂正惠，臺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讀中學時，我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呂正惠：陳先生，回顧您這一輩子，有沒有哪一件事對您產生過很大的衝擊，改變了您的思想，而且影響您後來整個人生的方向？
陳明忠：當然有啦，那就是我在讀高雄中學時，學校中的日本人對我蠻橫的欺負與歧視。這些日本人常常莫名其妙地打我，後來我只好打回去，沒想到我打贏時，他們就一群人圍著我打，還說「你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他們罵我「清國奴」，從此我才知道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我這一輩子最不能忍受的是人對人的歧視，從此以後，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反抗日本人。
我為什麼成為社會主義者
呂正惠：這樣看，您感受到的是民族歧視，您會成為民族主義者一點也不奇怪，但您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呢？
陳明忠：在學校裡，我是反抗日本人的，但有一些臺灣人，也就是所謂的「皇民化」臺灣人，見到日本人就卑躬屈膝，毫無尊嚴可言，真令人厭惡。可見，強者對弱者的歧視也會造成弱者人格扭曲。我是地主的兒子，當我回到家時，我們家的佃農看到我也是卑躬屈膝的。我由此了解，人對人的歧視，不只限於民族之間，在一個社會裡面，地位高的階層也會歧視低階層的人。民族主義只能解決民族對民族的歧視，不能解決階級對階級的歧視，如果要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非實現不可。
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
呂正惠：這樣說，是不是社會主義要比民族主義優先？
陳明忠：也不能這麼說。自從近代西方帝國主義開始對外侵略，被侵略者常常是整個民族淪為被奴隸的對象，這個時候全民族的反抗可以說是唯一的拯救之道，民族主義是很重要的。當然帝國主義也利用被侵略民族中的少數人，以他們為工具，來控制被侵略的民族。而這些少數人，往往可能就是這個被侵略民族中的壓迫階級。所以被侵略民族的反抗，對外就是民族主義，對內就是那些與帝國主義合作的壓迫階級。這樣，這種革命就同時具有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性質。
呂正惠：您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陳明忠：這些當然是慢慢形成的。臺灣光復以後，我在臺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讀書，看到來臺灣接收的國民黨的種種腐敗現象，就想，我們中國要怎麼辦？如果中國一直是這種政府，怎麼可能富強，怎麼可能擺脫被侵略、被歧視的處境？在當時的進步思想的影響下，我終於了解到，必須以革命的手段重新建造一個既反帝國主義、又能實現社會正義的新中國，才能實現我心中的理想。從此以後，我就走上了這條路。
生在錯的時代，做了對的選擇
呂正惠：您這種選擇，讓您好幾次面臨殺身之禍，還坐過兩次牢，總共坐了二十一年，而且兩次審判都備受酷刑。這樣的道路，您曾經反省過嗎？
陳明忠：這條道路是我自己選的，而選擇這條路就是隨時準備要殺頭，我一開始就有這種覺悟。只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第二次坐牢時，我從「中央日報」讀到一些傷痕文學的作品，開始了解「文革」的某些事情。我就想，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那我為革命獻身不是毫無意義嗎？為了這個，有一陣子我幾乎不想活了。
後來我不斷地讀書、思考，終於了解革命過程不可能很順利、很簡單，尤其像中國歷史那麼久，土地那麼大，人那麼多，又受了一百多年的侵略，怎麼可能經過幾十年的革命，就馬上成功呢？人類追求理想的過程當然是很漫長的，不可能在你活著的時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標已經達到。每一個人在自己活著的時候，儘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我這個思考過程，非常漫長，寫過很多筆記，後來，陳福裕（臺灣80年代學運世代中少數堅持左翼統派立場的代表性人物）幫我整理，你也幫過忙，出了一本書。我的思考不一定正確，但我由此知道，不可以寄望於革命馬上成功，或者革命過程中永遠不會出錯，如果這樣想，就會否定歷史上所有革命的價值。人類當然最好不要用革命手段來改變社會，但有時候就是不得不選擇革命，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恰好活在這樣的時代，我只能選擇革命，我只能說，我生在一個不好的時代，但我認為，我的選擇沒有錯。
一生只做了三件讓自己滿意的事情
呂正惠：除了這些想法外，您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陳明忠：我參加組織不久就被捕了，坐了十年的牢。出獄以後，十六年之間忙著養家餬口，有空的時候就到處弄資料來看，沒想到因此又被捕。本來要判死刑，後來因為海外營救，只判了十五年，實際坐了十一年的牢。前後三十七年，其實沒做什麼事。第二次出獄以後，才開始搞活動，而那個時候「臺獨」已成氣候，國民黨實際上也是另一種「臺獨」，在這種大形勢下，這些活動其實效果很小。
要說起來，有三件事還覺得勉強可以。第一，我帶頭把統派老政治犯組織起來，成立「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有了這個組織，統派的活動才有了基礎。第二，當臺灣少數民族工作隊和高金素梅（臺灣少數民族民意代表）委員到日本抗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要求把靖國神社中的臺灣少數民族的牌位移出時，我從旁協助，最後迫使日本法院判決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的。第三，當連戰準備訪問大陸時，邀請一個統派到國民黨黨部去演講，我去了。我說，我跟我太太兩家，都被國民黨害得家破人亡，但我不是來跟國民黨算帳的。由於兩黨長期內戰，才會使得很多人民被牽扯進去，受到很大犧牲。現在臺灣的族群問題很嚴重，其根源就是國共內戰，要解決島內的族群問題，首先就要解決國共內戰的問題。我告訴連戰，解鈴還須繫鈴人，你有責任，也有義務，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到北京和胡錦濤總書記見面，實現國共和解。現在兩岸雖然還不能和解，起碼兩黨是可以和解的，為了兩岸人民的福利，國民黨有責任到大陸去跟共產黨談一談。據說，我這些話，讓連戰下了最後的決心，提前到大陸去了。這三件事是我比較滿意的。不過，整體而言，我做的事還是很少，我自己並不滿意。
呂正惠：我想事情也不能全部這樣看，這就像是以成敗論英雄。當然，人活著總希望可以多做一點事情，但時勢使然，人有時候可能會白白活了一輩子。像你們這種「老紅帽」，坐了這麼久的牢，吃了那麼多的苦，始終不改其志，實在是很不簡單。比起現在的臺灣人，只會追逐名利，完全缺乏理想，你們的人生還是充滿光彩的。
陳明忠：我們也就只能這樣安慰自己了。不過從大形勢來看，我對這輩子還是滿意的。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時候，中國還在艱苦地抗戰；我加入地下組織的時候，國共正在打內戰；我第二次出獄的時候，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的艱難時期。現在，中國不論是在經濟實力上，還是在國際地位上，都節節上升，僅次於美國。而且，美國的實力也越來越弱，而中國的實力還會繼續增強，中國人終於可以在世界上揚眉吐氣，我高中時所經歷的那種痛苦的民族屈辱感大部分可以洗刷乾淨了。我這一輩子能看到中國發展成這個樣子，自己覺得是蠻滿意的。
呂正惠：去年去世的顏元叔（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文藝評論家、英文教育家，湖南省茶陵縣人，2012年去世）教授很久以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作《感謝大陸億萬同胞》，大意是說，中國能有今天，是所有中國同胞幾十年來共同努力的成果，我當時看了相當感動。其實在革命過程中，有些人很早就犧牲了，例如你們的前輩郭琇琮、吳思漢、許強、鍾浩東等人，我們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我覺得，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評價你們這些老政治犯。
陳明忠：這是別人如何看待我們的問題，我們不好說什麼。
不知道臺灣人在想什麼
呂正惠：您對現在臺灣的局面有什麼看法？
陳明忠：我對臺灣的現狀非常困惑，也非常不滿意。不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不想跟大陸好好合作。臺灣的經濟明顯是不行了，還不甘心跟大陸搞經濟合作。最近幾年，明明是大陸的遊客和大陸的購買團在支撐臺灣的經濟，但大家不肯承認，贊成統一的人還是那麼少，我實在不知道臺灣人在想什麼。
呂正惠：臺灣的媒體非常糟糕，基本上沒有什麼國際新聞，臺灣的老百姓對現在世界的經濟情勢根本就不了解，如果不到歐美、日本的經濟已經完全不行的時候，他們恐怕還是沒有感覺的。
陳明忠：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臺灣人才會醒悟。現在就更糟糕了，政治上的惡鬥越來越厲害，政治人物完全不考慮臺灣發展的方向問題，讓人無可奈何。
「中國道路」為世界提供了一種選擇
呂正惠：可不可以簡單談一下您對大陸社會的看法？
陳明忠：年紀大了，身體不好，走路也不方便，大陸能去的地方不多，我現在主要從日本的著作中看他們怎麼分析大陸的經濟發展。我覺得有幾點是很明確的，大陸已經清楚地表示，政治上不走西方議會民主的道路，經濟不上不走自由經濟的道路，西方和臺灣因此批評大陸專制。
我的看法剛好相反，這正表明中國還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走。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人民民主專政來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便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文化等條件的階段。當這些條件充足後，中國就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不應該以為中國推行市場經濟，就已經「走資」。就落後國家（如中國）而言，沒有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列寧在晚年提出「新經濟政策」（NEP）的時候也說過，像蘇聯這種落後國家是無法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還要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確保工農政權的性質，充分運用資本主義的優勢來發展社會生產，為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提供條件。
現在，歐美和日本的經濟前途普遍不被看好，而它們的政治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這其實是證明了，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恐怕越來越難走；反過來說，中國的道路似乎就成了另一種選擇。我還沒有辦法想清楚中國道路的意義，但很難否認這種道路也許可以為未來人類開拓另一種前景，這種前景或許可以說，就是朝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前進吧。
呂正惠：現在大陸學界有一種聲音，越來越肯定中國文化，因為中國在強大的時候極少對外侵略和掠奪；反過來，中國強大的經濟反而對周邊國家產生幫助，這就是傳統所謂的「王道」。以此推論，現在中國的現代化所激發的經濟活力，如果也像以前的中國一樣，對周邊國家的經濟有促進作用，而不是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侵略，那不就是一種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嗎？
陳明忠：我以前只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思考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的問題，很少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很遺憾，高中以前受到的是日本教育，光復後不久就被關，沒有機會好好學習中文，我的知識語言還是日語。你以前也跟我講過大陸學者現在有些人又回去肯定中國文化，這是很有意思的。習近平上臺的時候，也一直強調，要實現中國文化的再騰飛，好像也是在表達這種想法。以前胡錦濤也曾提出「和諧社會」的構想，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在中國文化傳統上找出和社會主義理想的相似之處，來讓中西文化的最大的共同夢想結合在一起，確實很有意思。這就更能證明，中國絕對不會走上西方那種霸道的、侵略性的資本主義道路。
也許我看不到，但兩岸統一不是問題
呂正惠：我們的訪談也許可以結束了，您能不能再講幾句話？
陳明忠：我再講兩點。第一，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講，我沒有遺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還看不到兩岸統一，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趨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