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最後之嫡傳弟子」
德·孔特斯基及其在華的幾場音樂會
（1895-1897）
◈ 宮宏宇
摘要
五口通商後不久，就有歐美的專業音樂家來華舉辦獨唱、獨奏音樂會，其中不乏有世界聲譽的著名演奏家。但目前有關十九世紀來華西人音樂活動的著述卻寥若晨星。通用的國際音樂辭書，如《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牛津音樂詞典》等對這些音樂家在華的音樂會也很少提及。本文以1895、1897兩度來華巡演的波蘭鋼琴家、作曲家德·孔德斯基（Anton De Kontski， 1817-1899）為例，敘述他在上海的幾場音樂會。鑑於孔氏以「貝多芬最後之嫡傳弟子」自詡，其音樂會中常演奏貝多芬的作品，本文亦將簡略追溯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特別是《月光》）十九世紀下半葉在上海的演出史跡。
關鍵詞
孔特斯基；貝多芬；韋伯；上海；《北華捷報》；蘭心劇場；鋼琴奏鳴曲
1895年10月3日星期四晚，上海租界內的蘭心大劇院裡擠滿了滿懷期望的聽眾。除了享受音樂會外，慕名前來爭睹「貝多芬最後之嫡傳弟子」、「鋼琴演奏者之父」、「德皇御用琴師」之尊容也是本場音樂會爆滿的原因之一。當晚音樂會的主角是自稱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曾在維也納隨貝多芬學過鋼琴的「八旬老翁音樂家」（octogenarian musician）[1]——波蘭炫技派鋼琴家、作曲家安東尼 · 德 · 孔特斯基（Antoni De Katski，也拼為Anton De Kontski，1817-1899）。孔特斯基果然不負眾望，出場後演奏的第一首曲目就是聽眾喜愛的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接著，他又獻上了他的保留曲目——韋伯技巧要求極高的《無窮動》。已屆八十歲高齡的德 · 孔特斯基完全沒有他這個年齡人固有的遲滯。相反，他如飛的指速、輝煌宏大的音量、極富動感的節奏、令人眩暈的彈奏風格、狂放不羈的氣勢使在場的聽眾為之痴醉癲狂。為顯示他的作曲才能，孔特斯基還演奏了自己根據古諾歌劇《浮士德》改編的《浮士德回憶》。此外，他也不忘滿足一般愛樂者的需求，演奏了聽眾耳熟能詳的韋伯的《邀舞》、舒曼的《搖籃曲》、舒伯特的《小夜曲》。[2]
安東尼 · 德 · 孔特斯基
（Antoni De Katski, 1816 - 1899）
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國門戶的被迫開放以及通商口岸西人的增多，西方樂人及娛樂團體也時有出現。特別是1869年11月17日貫通歐亞非三大洲的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後，從歐洲到遠東的行程大大縮短，來華巡演的西洋樂人更是逐年增多。但截至的目前為止，有關近代來華西人音樂活動的研究卻幾乎付之闕如。[3]即使是現今可見的鳳毛麟角的著述，也大多聚焦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前幾十年。的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和哈爾濱等地，不時有世界頂級的演奏大師來訪，像1922年末來訪的鋼琴家戈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1923年5月在瀋陽、北京、上海舉辦獨奏音樂會的小提琴家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1935年4月鋼琴家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的中國之旅等，都是中外文人騷客津津樂道的話題。[4]但問題是，十九世紀就沒有世界級的大師來華巡演嗎？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五口通商後不久，就有歐美的專業音樂家來華舉辦獨唱、獨奏音樂會。以1843年11月17日正式開埠的上海為例，早在1856年9月就有巴黎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在滬舉辦過兩場獨奏音樂會，[5]即使是太平戰亂的1860年代，也有自稱是帕格尼尼學生的義大利小提琴手羅比奧（Agostino Robbio）來上海獻藝。[6]1875年10月，有世界聲譽的比利時小提琴名家珍妮 · 克勞斯（Jenny Claus）也在蘭心大劇院舉辦過數場音樂會。[7]到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來華掘金的西洋樂人更是如過江之鯽[8]，僅知名的聲樂家就有英國清唱劇女中低音歌唱家簡奈特 ∙ 佩逖（Janet Monach Patey）、澳大利亞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艾米·舍爾文（Amy Sherwin）（舍爾文享有「塔斯曼夜鶯」之美譽）、米妮 ∙ 豪客（Minnie Hauk）、法國女高音歌唱家愛瑪 · 卡爾微（Emma Calvé）、西班牙女高音歌唱家帕悌（Carlota Patti）、英國男低音歌唱家馬爾什（Alec Marsh）等。1889年在巴黎歌劇院首演古諾《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女主角、1891年成為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席抒情女高音、二十世紀初已在20多部歌劇中扮演過主要角色的美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艾瑪 ∙ 伊姆絲（Emma Eames，1865-1952）甚至就出生在上海。[9]十九世紀末來上海巡演的器樂演奏家就更多了，僅當時活躍在世界樂壇的小提琴家就有匈牙利人埃蒂 · 雷梅尼（Eduard Remenyi）、比利時小提琴家奧維德 · 慕欣（Ovide Musin）[10]、丹麥小提琴家麥克思 · 施呂特（Max Schlüter）、康斯坦丁 · 杜莫切夫（Constantine Domcheff）等。匈牙利長笛演奏家阿道夫 · 特爾斯恰克（Adolf Terschak）[11]、荷蘭鋼琴家索維勒（Guillaum Sauvlet）也在上海舉辦過音樂會。上海愛樂協會演出貝多芬《C大調鋼琴協奏曲》時，擔任獨奏的是舒曼之妻克拉拉 · 舒曼的門生該斯納（Frau Gessner）。[12]
艾瑪 ∙ 伊姆絲
（Emma Eames, 1865 - 1952）
十九世紀末來華獻藝的眾多的頂級器樂演奏家中，或許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開始時提到的、自詡為貝多芬的學生，並被各國媒體報導為「貝多芬最後之嫡傳弟子」的波蘭鋼琴家、作曲家孔特斯基。孔特斯基於1895年10月和1897年6月兩度來中國巡迴演出，在寓滬西人間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英文《字林西報》和其周刊《北華捷報》的詳細報導即是明證。
本文以孔德斯基為例，敘述他在上海蘭心大劇院的幾場音樂會。鑑於孔氏每到一地均打著「貝多芬最後之嫡傳弟子」的招牌，其獨奏音樂會也常將貝多芬的作品——特別是《月光奏鳴曲》——列入演奏之列，本文亦將藉此線索，簡略追溯一下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上海的演出史跡。
孔特斯基其人
在細說他在中國的幾場音樂會之前，似有必要介紹一下孔特斯基其人。孔特斯基在今天看來已無足輕重，但在十九世紀，無論是演奏還是作曲，他都是呼風喚雨的人物。孔特斯基1817年10月27日出生在有「波蘭文化之都」之稱的克拉克夫（Krakow）。其家庭是一個因波蘭農民暴動而趨於沒落的貴族家庭。其父為波蘭皇宮小官員，雖酷愛音樂喜拉小提琴，但非專業琴師。孔特斯基與後來成為華沙音樂學院院長的小提琴家弟弟（曾隨帕格尼尼學琴）均音樂神童，四歲多即登臺演出，有「小莫扎特」之稱。1823年六歲時，其父攜其前往維也納，師從「樂聖」貝多芬在內的名師。[13]八歲時就效仿莫扎特開始舉辦個人獨奏音樂會，且有原創作品發表。1829年，孔父攜其到聖彼得堡巡演，為俄國沙皇尼古拉陛下演奏後，深受賞識。經尼古拉的親自推薦，孔特斯基隨當時紅極一時的愛爾蘭鋼琴家、作曲家約翰 · 菲爾德（John Field，1782-1837）在莫斯科學琴。菲爾德是克萊門蒂（Muzio Clementi，1752-1832）的高足，十九世紀初曾隨克萊門蒂在法國、德國、俄國舉辦音樂會。1831年，孔特斯基轉往維也納音樂學院就學，一邊隨另一炙手可熱的鋼琴家和作曲家塔爾貝格（Sigismond Thalberg，1812-1871）（一說他是塔氏的競爭對手）學習，一邊繼續在波蘭和德國等地舉辦獨奏音樂會。1836年，他移居法國，結識了當時寓居在巴黎的波蘭同胞蕭邦和波蘭浪漫主義的代表詩人亞當 · 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並一度成為蕭邦的好友。蕭邦甚至為其音樂會推銷門票，但後來因孔特斯基拒絕參加蕭邦舉辦的義演音樂會而反目。蕭邦在給朋友的信中私下罵他為「我的背信棄義的代理人」。在巴黎，孔特斯基還結識了羅西尼和凱魯比尼（Luigi Cherubini，1760-1842）等作曲家，與法國文學界、繪畫界的名流也有來往，同時還因技藝精湛而成為巴黎鋼琴比賽永久評委之一。但孔特斯基似乎有無窮的精力，一生都在不停地輾轉各地。法國之後，他又先後轉往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為皇室演奏，並多次獲得殊榮。1851年至1853年，他雖然主要居住在英國，但仍不時去義大利、希臘等國舉辦音樂會。1854年，他重回聖彼得堡，但不久又返回英國，長期以倫敦為基地。1883年，他開始向北美洲新大陸進軍，陸續在紐約、布法羅、大激流城、洛杉磯、舊金山等地舉辦音樂會，並一度在密執安大學的音樂學院擔任教授。1890年代中期，他雖然已年近八十高齡，但全球巡演的意願非但不輟，且越行越遠，先後在日本、中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爪哇、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地舉辦獨奏音樂會。1899年初，他告老還鄉回到波蘭，但同年三月仍在華沙舉辦個人音樂會，演奏貝多芬、韋伯、蕭邦、菲爾德等人的作品。同年4月，他又到俄國演奏，直到12月7日在華沙造訪親友時猝然去世。
作為作曲家，孔特斯基屬於高產且涉獵寬廣者。他從八歲即開始創作，一直到八十二歲高齡去世，一生共寫過四百多首作品，包括三部交響樂、三首鋼琴協奏曲、歌劇、室內樂和一些鋼琴練習曲。其中有兩百二十首是獻給沙皇亞歷山大的，因為他一直覬覦沙皇共同樂師的職位。他的作品現在被認為很淺薄，大多華而不實，以賣弄技巧為主。除少數幾首外，現已很少有人演奏。[14]
孔特斯基在中國的幾場音樂會
孔特斯基第一次來華演出：
孔特斯基第一次來華，共舉辦過四場音樂會，第一、二場在上海，第三、四場在香港。孔特斯基是在1895年9月下旬到上海的。關於他的到來，《北華捷報》在9月27日的「本周要聞」一欄中，特有以下之報導：
在日本停留三個月後，德國皇帝之御用鋼琴師、蕭邦的同學、當今世界上活著的年齡最大的作曲家德·孔特斯基騎士【孔氏當過兵，曾任法軍上尉】乘Daphne號抵達上海。孔特斯基騎士將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他在途經上海期間會舉辦一次或兩次獨奏音樂會。孔特斯基是貝多芬的學生，他與孟德爾頌、邁耶貝爾、羅西尼、古諾、李斯特、塔爾貝格及其他許多過去名人的關係甚密。他的演奏仍展示出力度、活力及精巧，正是這些技藝使得他在世界樂壇的中心佔有崇高的位置。毫無疑問，我們熱切期待著聽到這樣一位高超藝術家的演奏。[15]
一星期後，也就是1895年10月3日晚孔特斯基在蘭心大劇院舉辦了他抵上海後的首場音樂會後，《北華捷報》又在「新聞綜述」中報導說：
上海之前還從未有孔特斯基騎士這樣聲名卓著的鋼琴家來訪過。能聽他彈奏既是一種新大陸的發現，又可謂見證一種奇蹟；新發現是我們可以目睹在大師的手指下，鋼琴所能產生的效果；奇蹟是那位大師雖然已近八十高齡，但其觸鍵之纖巧與活力卻使人感覺他仍只是三十來歲。星期四晚蘭心大劇院舉行的是一場令聽眾欣喜的音樂會，因為當一個演奏者被指責他演奏的貝多芬《月光奏鳴曲》太過詩意化時，我們之中很少有人還會再有聽演奏者「對不起，我的演奏不適合你的現代品味，但是我是按照我的老師貝多芬教我那樣彈的」這樣回答的機會。[16]
1895年10月11日《北華捷報》的樂評人在專欄也再次介紹評論說：
孔特斯基騎士約生於1816【實際應為1817】，他是這個世界上曾經有過的最偉大的音樂詩人貝多芬的學生，也是半個世紀前使音樂世界璀璨絢麗之群星的朋友和伴侶。作為作曲家，孔特斯基騎士享有很高的地位；作為鋼琴家，他曾是德國皇帝的宮廷御用鋼琴家，毫無疑問，他是有史以來造訪東亞的最偉大的鋼琴家。······孔特斯基騎士的演奏是啟示錄，鋼琴在他的手下幾乎就變成了一個管弦樂隊，音樂全部的意義盡顯無遺，而這一切完全是憑記憶揮灑自如、優雅雋美、完美無缺地彈奏出的，這將是後人是無法超越的。[17]
孔特斯基在蘭心大劇院的首場音樂會，雖說以他的獨奏會為名，但也有寓滬樂人參加。當晚的節目單上列有九個曲目，除了孔特斯基獨奏的包括貝多芬《月光奏鳴曲》在內的六首曲目和幾個返場節目外，還有時任工部局樂隊指揮維拉（Melchior Vela）與當地樂人演奏的德國作曲家、指揮家卡爾 · 萊西格（Karl Gottlieb Reissiger，1789-1859）的《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Piano Trio No. 1，Op. 25）和寓滬業餘歌手演唱的莫扎特《費加羅的婚禮》中著名的男低音詠嘆調，義大利作曲家、音樂教師託斯蒂（Paolo Tosti，1846-1916）、德國作曲家、指揮家庫肯（Friedrich Wilhelm Kücken，1810-1882）的歌曲等。
蘭心大劇院
孔特斯基這一場音樂會的曲目與其之前在日本及後來在澳大利亞、紐西蘭巡演音樂會的曲目幾乎完全相同。[18]孔特斯基與其同時代的李斯特相似，是個典型的炫技派且喜歡迎合聽眾欣賞趣味的樂人。他甚至不惜弄一些噱頭來取悅觀眾。如他在巡演中有時會用摺疊起的毛毯將鍵盤和手罩住，以展示其超強的技藝。這種譁眾取寵的做法雖然會使觀眾癲狂，但有時亦會引起受過專業訓練的嚴肅音樂家的強烈反感。如1896年10月在紐西蘭的一次演出中，時任樂隊指揮的阿爾夫來德 · 希爾（Alfred F. Hill, 1870-1960）就因看不慣他的這種做法，憤而辭職。[19]孔特斯基在上海的首場演出中自然也不忘包括能充分展示他彈奏技巧的作品，如他自己根據古諾《浮士德》改編的《浮士德回憶》（Souvenir from Gounod’s Faust）和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C大調第一號鋼琴奏鳴曲》中快速炫技的迴旋曲《無窮動》（Perpetuum Mobile）樂章。此外，為了不使一般聽眾失望，他還演奏了通俗性的音樂會曲目，如韋伯的《邀舞》、舒曼的《搖籃曲》、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他自己的最有名的作品《醒獅隨想曲》（Le Réveil du Lion Caprice héroïque，Op. 115）。[20]
除了貝多芬的奏鳴曲外，孔特斯基似乎對韋伯的作品特別鍾情，無論在哪個國家巡演，每場音樂會即便是不彈貝多芬的作品，也絕不忘演奏韋伯的鋼琴曲（有報導說他也曾隨韋伯學習過）。[21]如在1895年10月10日晚在蘭心大劇院舉辦的第二場音樂會上，孔特斯基首先演奏的就是韋伯1816年完成的《降A大調第二號奏鳴曲》（Op. 39）。此曲與韋伯其他幾首鋼琴奏鳴曲和變奏曲一樣，無論在技法上還是在表現上都具有極強的挑戰性。孔特斯基令人眼花繚亂輝煌浪漫的演奏風格再一次贏得了上海聽眾熱烈的掌聲及喝彩聲。《北華捷報》樂評人對他的演奏更是讚不絕口，甚至不惜用極其誇張的口吻誇讚道：「在活力、亮度、樂調上，沒有任何一個年輕的鋼琴家可以超越他；在觸鍵的精巧敏銳、詩意般的表達、演奏的絕對正確上，也極少有人能與之媲美。」[22]在同場音樂會上，孔特斯基除再次彈奏了他自己改編自古諾歌劇《浮士德》的《浮士德回憶》外，還在聽眾雷鳴般的掌聲中，彈奏了他自己創作的軍樂曲《波蘭巡邏兵》（Polish Patrol，Op. 401）（見下圖）作為返場節目。之後，他又演奏了亨德爾的《升F小調賦格曲》、舒曼的《塔拉泰拉舞曲》、孟德爾頌的《春之歌》、他自己的兩首作品（《格裡尼克回憶》[Sourvenir de Glinicke]和《路易十五風格小步舞曲》[Minuet Louis Quinze]）和選自他自己大型交響樂作品《B小調第二交響曲》中的諧謔曲樂章。[23]
安東尼 · 德 · 孔特斯基《波蘭巡邏兵》
（Polish Patrol, Op.401）
圖片來源：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http://nla.gov.au/nla.mus-an5399605
上海演出後，孔特斯基南下香港，於「星期四晚在市政廳」舉辦了一場獨奏音樂會，吸引了「大批時髦的聽眾」。幾天後，他又在奧斯汀山酒店舉辦了另一場音樂會。[24]
孔特斯基第二次來華演出：
孔特斯基的第二次來華巡演是在不到兩年後的1897年。與1895年的演出一樣，孔特斯基6月28日星期一晚上海蘭心大劇院的音樂會上也有在上海的其他樂人的節目。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音樂會上，孔特斯基首先彈奏的又是韋伯的鋼琴作品——《降A調奏鳴曲》中的「柔板」（Adagio A flat Sonate）[25]、一首「諧謔曲」（Scherzo）。之後，他又演奏了自己的保留曲目：《浮士德回憶》和《醒獅隨想曲》。此次音樂會他也包括了貝多芬的作品，但奇怪的是，這次他演奏不是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而是很出人意料地選擇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行板」樂章。與兩年前媒體一味的唱讚歌相對照，《北華捷報》樂評人對他此次的音樂會頗有微詞，特別是對他所選擇的韋伯的作品，更是表示了不滿：
星期一晚孔特斯基騎士的演奏雖然可敬可佩，聽眾也熱情地鼓掌致謝，但我們必須坦誠地講，他這次曲目的選擇並非無懈可擊。他第一次出場時演奏的韋伯《降A調奏鳴曲》的「柔板」和一首「諧謔曲」，既談不上是很有趣的作品，也無法最好地展現演奏者超凡的功底和表現力。
對於《浮士德回憶》，《北華捷報》樂評人也抱怨孔特斯基落伍了，用樂評人自己的話說：「儘管【聽眾對】騎士的演奏不可能挑出任何差錯，但他們對這種作品的口味也多少已是過去式。」對於孔氏用鋼琴演奏貝多芬交響樂的作法，《北華捷報》的樂評人也委婉的批評了一下：「要想將《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演奏好，得需一支真正的管弦樂隊才行。不過，如果只能在鋼琴上演奏，除了作曲家自己的學生，誰還能彈得更好呢？」[26]
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
既然以貝多芬的嫡傳弟子作為賣點，孔特斯基當然會盡力在自己的音樂會上演奏其師貝多芬的鋼琴作品。他在蘭心劇院的首場音樂會也不例外，以上提到，在1895年10月3日晚孔特斯基彈奏的幾個曲目中，第一首就是貝多芬的《升C小調第十四號鋼琴奏鳴曲》（《月光奏鳴曲》）。對此，《北華捷報》的樂評人還特地點評到：
《月光奏鳴曲》是一個很受人歡迎的選擇，以前佛來丹造（Friedenthal）先生就曾在這兒演奏過，但是，像孔特斯基騎士那樣的演奏卻是很難得聽到的。這是因為他演奏的就像是貝多芬自己演奏的那樣，而不是鋼琴樂譜中展現的那樣。騎士的演繹有些細微的色調，為作品增色不少；而這些細微差別在出版的樂譜上是看不到的。[27]
唯一的遺憾是，當晚所用的鋼琴是借來的，不是「謀得利」琴行提供的，老舊不給力，「實在與孔特斯基騎士高超的技巧不相稱」。[28]
《北華捷報》的樂評人說得沒錯，在孔特斯基之前已有人在上海演奏過包括《月光奏鳴曲》在內的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文中提到的德國人阿爾伯特 · 佛來丹造（Albert Friedenthal，1862-1921）只是一近例。事實上，貝多芬的鋼琴作品至遲在1870年代初期就已開始在上海的音樂廳中出現。如早在1873年12月30日星期二晚舉辦的上海愛樂協會的音樂會上，就有寓居上海的業餘樂人演奏了貝多芬1800-1801年創作的《降A大調第十二鋼琴奏鳴曲》（作品26）。[29]貝多芬的《C小調鋼琴奏鳴曲第八號》（《悲愴》作品13）也早在1875年3月30日晚舉辦的音樂會上被演奏過。[30]進入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不僅專業樂人不時在上海的音樂會上演奏，連教會學校的學生也開始在各類娛樂場合彈奏。如1882年3月23日晚在上海聖若瑟書院會堂舉辦的音樂娛樂會上，聖若瑟書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學生演奏的《悲愴奏鳴曲》得到了《北華捷報》樂評人的讚許。[31]在1884年3月27日晚在上海共濟會堂舉辦的維拉夫人冬季音樂會上，曾擔任過義大利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席小提琴手、時任工部局公共樂隊指揮的維拉（Melchior Vela）也選擇演奏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32]1888年6月在聖若瑟書院舉辦的另一場音樂會上，一名為德 · 盧卡的女生（Miss de Luca）彈奏了貝多芬色彩最明亮的《降E大調第18號鋼琴奏鳴曲》（作品31）的部分樂章。[33]
圖片來源：gallica.bnf.fr/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孔特斯基是十九世紀末訪華的世界一流的鋼琴家不假，但《北華捷報》的樂評人稱他為「有史以來造訪東亞的最偉大的鋼琴家」一說，卻似有商榷的餘地。早在1874年4月初，以在倫敦演奏貝多芬晚期鋼琴奏鳴曲而聞名的英國鋼琴家阿拉貝拉 · 戈達德（Arabella Goddard，1836-1922）就在上海成功地舉辦過兩場音樂會。其中也包括貝多芬的鋼琴作品（貝多芬1821年創作的《降A大調第三十一號奏鳴曲》[作品110]）。[34]戈達德雖比孔特斯基小近二十歲，但具有同樣的經歷。1836年出生在法國南部的聖桑斯市的她，幼年早慧，六歲時即作為鋼琴神童被帶到巴黎，師從德國血統的法國鋼琴家、蕭邦的朋友弗裡德裡希 · 考爾克布雷納（Friedrich Kalkbrenner，1785-1849）。八歲就舉行了第一場鋼琴獨奏會。與孔特斯基一樣，戈達德也有在宮廷演奏的經歷，1846年，年僅十歲的戈達德就被帶到倫敦，為維多利亞女皇演奏。次年，經過也曾經是孔特斯基老師的塔爾貝格（該人當時被認為是可以與李斯特相媲美的鋼琴大師）的引薦，戈達德結識了後來成為她丈夫的倫敦權威樂評家詹姆士 · 戴維森（James William Davison，1813-1885）。在丈夫的鼓勵下，戈達德開始了獨奏鋼琴家的音樂會生涯。她被認為是「維多利亞中期可與查爾斯 ∙ 哈雷（Charles Hallé）和厄恩斯特 ∙ 咆爾（Ernst Pauer）相提並論的最著名鋼琴家之一」。[35]更為重要的是，戈達德也是最早在倫敦演奏貝多芬最後幾首奏鳴曲的鋼琴家之一。從1854年開始，戈達德先是在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巡演，之後又隨藝術家到印度、新加坡、爪哇、澳大利亞、紐西蘭舉辦音樂會。[36]她1874年3月在香港的演奏曾得到當地樂評家的熱烈稱頌。[37]由於名聲較大，戈達德1875年4月在上海的演出和孔特斯基的演出一樣，受到了媒體格外關注。但不同的是，戈氏的音樂會不僅上海的外文報刊有報導，中文媒體也有廣告。如刊登在《申報》4月7日的廣告稱其為「英國當今彈琴之最著名之婦女···其來中國蓋為繞歷世界籍廣遊覽起見，於所歷之處偶施其技輒嫌所得不及英國百中之一聊以貲補遊費而已」。[38]
阿拉貝拉 · 戈達德
（Arabella Goddard，1836 - 1922）
戈達德並非唯一的一位在孔特斯基之前就來上海巡演的有世界聲譽的鋼琴家。十多年後，在1886年7月10日晚的音樂會上，隨匈牙利小提琴家雷米伊來華巡演的鋼琴家艾斯多爾 · 拉克斯登（Isidore Luckstone, 1861-1941）在彈奏了蕭邦的波羅乃茲和夜曲外，也演奏了貝多芬《悲愴奏鳴曲》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和第三樂章迴旋曲。[39]1887年12月16日晚，在其在上海德國俱樂部舉辦的第三場鋼琴獨奏會上，德國鋼琴家克赫勒（Herr Köhler）演奏了貝多芬《降E大調第五鋼琴協奏曲》（《皇帝》，作品73）的最後一個樂章。[40]在其1888年1月舉辦的第四場獨奏會上，克赫勒又為上海的聽眾演奏了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 [41]1890年3月10日晚，在上海聖三一教堂「任管風琴師一職逾十五年」的凱洛浦藤（ F. L. Crompton）在愛樂交響樂堂舉辦的第二場音樂會上也演奏了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42]
孔特斯基亦非十九世紀末在上海演奏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最後一人。如在1899年1月6日舉辦的第二次個人音樂會上，當時活躍在上海音樂界的工部局臨時指揮菲利克斯 · 斯坦伯格教授（Professor Felix Sternberg）就演奏了貝多芬的《D大調第七號鋼琴奏鳴曲》（Op. 10，No. 3）。同場音樂會上，斯坦伯格還演奏了舒伯特的《降B大調即興曲》（Op. 142，No. 3）、《軍隊進行曲》（Op. 51，No. 1）、魯賓斯坦的《G小調船歌》、李斯特的《降D大調匈牙利狂想曲第六號》等。[43]
結 語
鴉片戰爭失利導致了中國門戶的被迫開放。隨著西人不斷流入通商口岸，歐美的專業音樂家也相繼來華舉辦獨唱、獨奏音樂會。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上海、廣州、福州和香港已成為西方樂人全球音樂會之旅的重要的站點。[44]以上所述的「貝多芬最後之嫡傳弟子」的孔特斯基在上海音樂會的例子表明，十九世紀來華音樂家中不乏有世界聲譽的著名演奏家。但目前有關十九世紀來華西人音樂活動的著述卻幾乎盡付闕如。由於歷史實證性研究的欠缺，使得目的是客觀地總結過去知識並為新的研究提供索引的音樂辭書在相關的敘述上不免捉襟見肘，無法提供相關的詞條。以當今影響最大的《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為例，該辭典雖在第十卷第412頁上提到孔特斯基及其1897年的東亞、澳大利亞、紐西蘭之旅，但對孔氏之前在上海和香港的音樂會隻字未提。
孔特斯基兩度來華開音樂會的例子，除反映了中國通商口岸的國際都市地位，以及與其相應的都市化文化生活外，還告訴我們上海音樂會生活的具體內容。至遲到十九世紀末期，在中國有西人聚集的東南沿海都市，亨德爾、莫扎特、韋伯、舒曼、舒伯特、古諾等人的作品已是音樂會上不時出現的曲目。以上對貝多芬鋼琴作品在上海演出史跡的追溯也證明，早在1870年代初，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就已在上海的音樂會上被演奏。到1870年代中期，為上海聽眾演奏貝多芬的不僅有經過嚴格音樂學院訓練的世界頂級的職業鋼琴家，還有上海當地的業餘樂手。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孔特斯基在蘭心劇院舉辦音樂會時，不僅貝多芬的《月光》《悲愴》等奏鳴曲早已在上海被演奏，連貝多芬的《皇帝協奏曲》也被來訪的鋼琴家在上海的德僑俱樂部演奏過。此類史實的發現也促使我們對「貝多芬在中國」這一課題進行反思。[45]
原文刊載於《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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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 octogenarian musicia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The Advertiser (August 20, 1896).
[2]「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3]筆者所見的不多的幾個例外包括：韓國鐄《上海工部局樂隊研究》收入《韓國鐄音樂文集》第四輯（臺北：樂韻出版社，1999），第136-143頁。臺灣學者黃均人1997年在美國完成的博士論文《1842-1949之間來上海巡迴演出的歌劇團》。見Chun-zen Huang, 「Travelling Opera Troupes in Shanghai: 1842-1949」 (PhD dissertati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97).
[4]陳子善《音樂會奇緣》載《東方早報》（2013年6月30日）。Xu Buzeng, 「Jews and Musical Life in Shanghai,」 Harriet P. Rosenson, 「Jewish Musicians in Shanghai: Bridging Two Cultures,」 in Jonathan Goldstein and Benjamin I. Schwartz eds., The Jews of China Vol. 1: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230-250.
[5]J. H. Haan, 「Thalis and Terpsichore on the Yangtze: A Survey of Foreign Theatre and Music in Shanghai 1850-1865,」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29 (1989): 173.
[6]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12, 1861). Mai Kawabata, Paganini: The 『Demonic』 Virtuoso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3), p. 99.
[7]「Miss Jenny Clau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28, 1875).
[8]如義大利歌劇經紀人卡格裡（Augusto Cagli）從1879年開始就數度帶團在上海舉辦歌劇季。見黃均人《清末民初上海租界歌劇活動》（上）載《樂覽》第2 期（1999年8月），頁2-7。
[9]Emma Eames, Some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D. Appleton, 1927), p. 2.
[10]Ovide Musin, My Memories (New York: Musin Publishing Company, 1920), pp. 220-225.
[11]Leonardo De Lorenzo, My Complete Story of the Flute: The Instrument, the Performer, and Music (Texas: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81.
[12]F. L. Crompton, 「Music in Shanghai,」 The Musical Times (October 1, 1904), p. 642. 韓國鐄《上海工部局樂隊研究》收入《韓國鐄音樂文集》第四輯（臺北：樂韻出版社，1999年），第139頁。
[13]「An Octogenarian Musicia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The Advertiser (August 20, 1896).
[14]以上信息來自：Terry de Valera, 「Antoni de Katski (1817-1899): A Friend of John Field,」 Dublin Historical Record 58.1 (Spring 2005): 12-16. Zdzislaw Jachimecki, 「Polish Music,」 The Musical Quarterly 6. 4 (Oct., 1920): 553-572.
[15]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27, 1895).
[16]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4, 1895).
[17]「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18]「An Octogenarian Musicia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The Advertiser (August 20, 1896);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Otago Witness (October 29, 1896); Otago Daily Times (October 21, 1896).
[19]John Mansfield Thomson, 「A Question of Authenticity: Alfred Hill, Ovide Musin, the Chevalier de Kontski and the Wellington Orchestral Society, 1892-1896,」 Turnbull Library Record 13.2 (October 1980): 80-92.
[20]「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21]「Master of Music: Arrival of Chevalier de Kontski, Composer to the Emperor,」 San Francisco Call (September 10, 1893).
[22]「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Second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8, 1895).
[23]同上注。
[24]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1, 1895).
[25]原文如此。韋伯共創作過四首鋼琴奏鳴曲，其中第二號作品39為降A大調，但其四個樂章中並沒有Adagio。
[26]「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 1897).
[27]「The Chevalier De Kontsk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11, 1895).
[28]同上注。
[29]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1, 1874).
[30]「M. Remusat’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 1875).
[31]「Music Entertainment at St. Joseph’s Institution,」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29, 1882).
[32]「Madame Vela’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2, 1884).
[33]「Concert at the Institution St. Joseph,」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3, 1888).
[34]《申報》1874年4月7日。「Madame Arabella Goddard’s concerts,」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8, 1875).
[35]關於戈達德作為女鋼琴家在十九世紀歐洲樂壇的重要地位及其影響，英國學者已有專門的研究，請參見Therese Ellsworth, 「Victoria Pianist as Concert Artists: The Case of Arabella Goddard (1836-1922)」 in The Piano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 Instruments, Performers and Repertoire, edited by Therese Marie Ellsworth and Susan Wollenberg (London: Ashgate, 2007), p. 158. 「Madame Arabella Goddard’s Concerts,」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8, 1875).
[36]關於戈達德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巡演及其觀眾的反應，國外學者也已有專門的研究，可參見A. Teniswood, 「The 1870s Australian Tours of Madame Arabella Goddar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01); Adrienne Simpson, 「Putting Entertainment on the Map: The New Zealand Touring Circuits in 1874」, Australasian Drama Studies 26 (1995): 153-176.
[37]Hong Kong Daily Express (10 March 1874). Cited in Ellsworth, 「Victoria Pianist as Concert Artists: The Case of Arabella Goddard (1836-1922)」, p. 165.
[38]《申報》1874年4月7日。
[39]「Mr. Rémenyi’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16, 1886).
[40]「Herr. Köhler’s Pianoforte Recital,」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22, 1887).
[41]「Herr. Köhler’s Fourth Pianoforte Recital,」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6, 1888).
[42]F. L. Crompton, 「Music in Shanghai」, Musical Times (October 1, 1904), p. 643. 「Mr. Crompton’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4, 1890).
[43]「Professor Sternberg’s Concert at the Lyceum,」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9, 1899).
[44]美國音樂學家湯瑪斯 · 考夫曼（Thomas G. Kaufman）在其《威爾第及其主要同輩》（Verdi and His Major Contemporaries: A Selected Chronology of Performances with Casts[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0]）一書中曾列出1879年至1915年義大利巡迴歌劇團在上海演出的威爾第及其他同時期作曲家的部分劇目。
[45]目前所見的「貝多芬在中國」的研究，大都遵循廖輔叔先生《貝多芬在中國》（載《音樂研究》1992年第3期，頁97-99）一文中所勾勒出的時間框架並根據廖先生提供的例證按圖索驥。一般都從李叔同1906年在《音樂小雜誌》刊登的貝多芬炭畫像和他三百餘字的《比杜芬傳》為起點，繼之以豐子愷、魯迅、王光祈、徐志摩等之貝多芬譯名，蕭友梅、梅百器與貝多芬作品在中國之最初上演，羅曼·羅蘭《貝多芬傳》中文譯者與譯本，蔡元培的《貝多文》四首七絕，最後或以徐悲鴻的貝多芬畫像收筆，或以文革後貝多芬交響樂的重現畫句號。博、碩士論文及成書在理論思想和解析方法（如達爾豪斯等的接受學理論）與涵蓋的歷史時段上（拓寬至文革後）雖有不同之處，但也無例外地均從二十世紀初李叔同之作開始。這裡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在李叔同之前，貝多芬的音樂就沒有在中國出現過？關於貝多芬十九世紀在中國的演出史，筆者已另撰文，此不贅述。
宮宏宇
1986年在武漢音樂學院讀研究生。1988年赴紐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奧克蘭大學攻讀民族音樂學、翻譯學碩士、漢學博士學位。自1996年起先後在奧克蘭理工大學、尤尼坦理工學院任教。現兼任英文《紐西蘭亞洲研究學刊》書評編輯，寧波大學音樂學院兼職教授。研究領域為中西音樂交流，西人在華音樂生活研究，來華西人與中國音樂。已在荷蘭CHIM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音樂研究》《中國音樂學》《中央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中國音樂》《人民音樂》《中國典籍與文化》等學刊上發表中英論譯文百餘篇，應邀在德國、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地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宣讀論文英文數十篇。著有專著《海上樂事：上海開埠後的西洋樂人、樂事考，1843-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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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貝多芬最後之嫡傳弟子」德 · 孔特斯基及其在華的幾場音樂會（1895-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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