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影響力的角度來看，倫敦可與唐寧街10號匹敵的門牌號，大概只有貝克街221B號。後者最初只是一個虛構地址，後來才被認定為福爾摩斯的家；而「10號」最早的編號是「5號」，進入20世紀後才真正成為英國首相及首相府邸的代名詞，與美國「白宮」的意思差不多，就連英國政府網站寫郵件給首相的頁面，網址用的也是Email Number 10。
如今，10號的門板經常和首相及其他政府要員的身姿一起出現在各大媒體的重要位置。同時出鏡的，可能還有一隻悠閒漫步的虎斑貓，它就是首相官邸的捕鼠官御貓拉裡（Larry）。每年造訪「10號」的人難以計數，有些是國際政要，有些是平民，還有歷史學家。更多人可能隔著欄杆遙望過這條神秘的幽靜街道，或是在電視和報章上瞥見過其樣貌。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唐寧街10號（2014年6月）雖說唐寧街10號的房子看起來並不古舊，但其作為英國首相官邸的歷史卻和英國首相之職的歷史差不多長，已有280年。1735年，英國的第一位首相羅伯特•沃爾波爾（Robert Walpole）把這棟喬治二世兩年前賜予自己的房產，改建成首席財政大臣在倫敦的宅邸和辦公室。與之毗鄰的一座豪宅，原屬英格蘭君主居所的白廳（White Hall）的一部分，也被一併賜予沃爾波爾。於是，這棟看似不起眼的民居，與其身後的豪宅一起，構成了未來英國政治的中心之一。
沃爾波爾花費重金重建了唐寧街10號後遷入，在這裡經歷了職業生涯的低潮。七年後，沃爾波爾離職，將官邸交還王室，回到老家諾福克郡的霍頓廳（Houghton Hall）養老，而唐寧街10號也將迎來新的住客。
唐寧街10號的「喵星人」：御貓拉裡（Larry） 唐寧街「前傳」：出租民居一條街若不是因為多次翻修，這棟始建於1682年的兩層民居應該早就坍成一地磚塊，而非穩穩坐落在唐寧街上，成為和大本鐘一樣著名的英國地標式建築了。實際上，唐寧街10號是唐寧街建築群的一部分，旁邊的唐寧街11號是財政大臣官邸，12號是現在的首相新聞辦公室。自18世紀30年代最後一名租客被遷走後，住在唐寧街10號的就只有英國顯貴。
開啟唐寧街建築群歷史的是喬治•唐寧（George Downing）爵士。
唐寧爵士出生在愛爾蘭的都柏林，爾後舉家遷往英國當時在北美的殖民地麻薩諸塞。他在1642年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後，成了英國殖民者的海上隨軍教士，接著又為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在蘇格蘭的軍隊效力，並獲得了蘇格蘭的下院議席。從政後，唐寧展現了自己作為外交官的天賦，並在查理二世復闢前及時投靠流亡的斯圖亞特家族，因而在斯圖亞特王朝復闢後獲封準男爵，獲賜聖詹姆斯公園附近的一塊地皮。隨後，這位極有生意頭腦的政治家在這塊地皮上營建民居，以出租獲利，並讓君主以他的名字命名民居附近的街道。這便是唐寧街得名的由來。
設計唐寧街建築群的人，是17世紀極負盛名的建築師克里斯多福•雷恩爵士（Christopher Wren）。倫敦1666年大火後，城中大量建築被焚毀。雷恩爵士為許多宗教建築設計了重建方案，其中最有名的是聖保羅大教堂。不過，唐寧街上的民居就建築本身而言絕對算不上經典。唐寧街的土地鬆軟潮溼，房屋地基不深。房間雖大，但所用建材低廉，建築倉促。唐寧爵士生前並未住過其中的任何一間房，而他的後人也未善加經營這份產業。1732年至1733年之間，王室租住了這塊土地，同時擁有了上面的住宅，並在1763年獲得其產權。
沃爾波爾改建前的唐寧街附近建築「變身」：首席財政大臣的改造工程推開今天的唐寧街10號黑色大門，映入眼帘的是紅色的地毯、黑白相間的格子地磚，淺黃色的牆壁，還有兩幅人物肖像。
左邊那幅的主角便是英國的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爾波爾。如果說唐寧爵士建築了唐寧街的肉身，沃爾波爾則為唐寧街10號注入了靈魂。當喬治二世將今天的唐寧街10號及與之毗鄰的豪宅賜予沃爾波爾後，他並未以私人名義接受這份厚禮，而是將之作為首席財政大臣官邸，也就意味著他要在離職後搬離此處。
不過，對沃爾波爾來說，唐寧街10號的居所沒什麼吸引力。儘管住在這裡方便處理政務，尤其當喬治二世回漢諾瓦王國視察或度假時，作為首席財政大臣的他要擔負的責任更重，要頻繁和其他要員商議政務。唐寧街距離威斯敏斯特議會很近，作為辦公地點確實不錯。不過，比起他在諾福克郡自建的豪宅霍頓廳，即便加上毗鄰的豪宅，這個住處也顯得寒酸逼仄。畢竟，霍頓廳裡收藏著當時歐洲最好的一批畫作，所採用的建築風格是當時最流行的帕拉弟奧式（Palladian），即強調對稱的新古典風格。霍頓廳的房間數量也是唐寧街10號的好多倍，附近還有自家的鹿苑和小教堂。
當時諷刺沃爾波爾的漫畫裡，就包括了他耗費巨資營建的豪宅霍頓廳（約1742年），可從圖中看到其建築風格。原圖收藏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作者不詳。雖然只是自己駐倫敦的官邸，沃爾波爾還是找了為自己設計霍頓廳的著名建設計師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主持唐寧街10號的改建計劃。整個計劃的設計草圖，現留存在美國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為此，他讓住在旁邊的租客搬到別處，擴大居所的範圍。爾後，在唐寧街10號、毗鄰的豪宅和租客的小房子之間增加新的建築，使三者成為一體，並將唐寧街10號從兩層增加為三層，大大增加了房間的數量。原本民居的部分現在主要用於會議和辦公，豪宅成了首相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改建後的唐寧街10號的立面也展現了肯特最擅長的帕拉弟奧式建築風格，其中最顯著的是正門上方的小三角頂，模仿了古希臘神廟的立面。
改建後的唐寧街10號立面除了增加房間數量之外，肯特的改建計劃還包括把所有房間內飾全部更新，使之能用來接待貴客。房間裡都增加了大理石搭建的壁爐，擴大窗戶面積以改善屋內採光。周邊的土地被擴建成花園，房屋的入口也進行了調整，讓沃爾波爾前往議會開會時可以少走些路。
這般徹底的翻修過後，沃爾波爾夫婦在1735年9月22日搬入唐寧街10號居住。至此，此地成了首席財政大臣的官邸。
波爾沃爾入住以後的職業生涯新房子並沒有帶來好運氣。沃爾波爾在1733年獲得了唐寧街10號這份厚禮，但他此後的職業生涯不斷走下坡路，因為無法處理好與黨內其他要員的關係，危機接踵而至，個人權柄盛極而衰。
1721年成為第二次成為首席財政大臣後，沃爾波爾在經濟方面的政策以減輕土地稅，增加關稅為主。由於他是大地主，自己便是減輕土地稅的獲益者。為了確保不增收土地稅，國家要從其他地方收稅實現收支平衡。為此，他將關稅進行了調整，首先針對巧克力、茶葉和咖啡——這些進口貨物到港後，先要放在國家的倉庫裡，待繳清關稅後才可以放行上市。這種稅收對社會下層來說影響很大，但對地主來說十分有利。但到了1733年，他試圖效仿徵收糖稅的法案對菸草和酒徵稅，引起菸草商人不滿，法案未獲下院通過。這是他權勢逐漸下降的標誌性事件。
同年，沃爾波爾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挑戰。
就當時的政府格局而言，主管國家外交事務的是南北國務大臣。但沃爾波爾之為首相的原因，正是在於1721年之後，他成功削弱了官階比自己更高的南北國務大臣的權威，所用的手段是把國家政治的重心轉移到經濟而非外交上。作為經濟部門首腦的沃爾波爾得以藉此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成為多數政策的決策者。沃爾波爾在任時期，三分之一左右的政府立法都和經濟有關，而彼時上院已無法幹涉和經濟有關的議案，所以上院的權威對沃爾波爾執政時期的影響較小。他領導的下院成為了經濟政策實際上的決策中心。
作為政府官員中唯一有下院議席的人，沃爾波爾也要解說和捍衛政府的外交政策。他的外交理念是避免國家捲入歐洲大陸的戰爭，從而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國家的核心事務便歸他主管的部門處理。對剛從南海泡沫危機中緩過神來的英國人來說，發展經濟、減少戰爭是極具吸引力的。
只是，他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讓他放棄了和歐洲大陸新教同盟的密切聯繫，甚至與宿敵法國結盟，同時在國內奉行宗教寬容政策。從務實的角度看，這樣的做法可以儘量避免法國人支持詹姆斯黨人從而危及漢諾瓦王朝的統治。但從政敵的角度來看，與法國聯盟無疑是偏好天主教的託利黨人才會選擇的做法。
英國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波爾沃爾要堅持他的外交政策並不容易。對漢諾瓦王朝的君主來說，歐洲大陸事務的羈絆是無法避免的，不捲入歐洲大陸的戰爭會影響家族領地的處境。而且，英國的商船又在加勒比地區被西班牙海盜劫掠，商人要求政府出兵保護商船，並向西班牙宣戰。有位叫羅伯特•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船長甚至在向議會表達訴求時展示他被割走的耳朵的傷疤——這是西班牙人劫掠的證據。
沃爾波爾對此先採用了緩兵之計，與西班牙籤訂友好條約。但議會對此並不滿意，並最終引發了「詹金斯之耳戰役」，此役成了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的一部分。英國和奧地利結盟，站在了法國、西班牙和普魯士的對立面，未來將近十年都被捲入這場戰爭裡。雖然主導戰爭的是紐卡斯爾伯爵，但償付後果的是沃爾波爾。並且，由於激怒了歐洲的天主教同盟，該同盟支持了詹姆斯黨人未來帶兵攻打英格蘭，直至1745年又一次引發英國內戰。
1741年夏天的大選中，沃爾波爾丟掉了自己的下院議席。在同年12月新一屆議會召開之前，沃爾波爾的政治門生紐卡斯爾公爵託馬斯•佩勒姆－霍利斯（Thomas Pelham-Holles）等聯絡了他過去的政敵約翰•卡特賴特（John Carteret）和威廉•普特尼（William Pulteney），以將沃爾波爾逐出下院為條件聯合執政。
新的議會召開後，開始調查沃爾波爾的經濟問題。儘管他的黨羽沒有讓痛恨他的人進入調查團隊，提供證言的人也都否認沃爾波爾有收買、受賄、幹涉競選結果的行為，讓調查不了了之。不過沃爾波爾還是在1742年2月請辭了。辭職前，喬治二世封他為奧福德伯爵（Earl of Orford），讓他能在上院工作，並為他辭職一事痛哭。
首相的代名詞離職後的沃爾波爾搬出了唐寧街10號，回到了霍頓廳居住。威爾明頓爵士斯賓塞•康普頓（Spencer Compton）成為新的首席財政大臣，卻拒絕搬入沃爾波爾確立的首席財政大臣官邸。他的繼任者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也是紐卡斯爾伯爵的弟弟）同樣未選擇此處作為自己的官邸，而是依然住在自己在倫敦的府邸，原因是自家的房子更寬敞豪華。不過，1742年至1902年間，還是有幾位首席財政大臣（即首相）傾心此地，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總計長達20年。在房屋閒置期間，首席財政大臣們可以把房子讓給其他要員短期居住。在這160年間，每隔三五十年，負責這棟物業的管理部門發現房屋的現狀不宜居住，政府便會出資翻修，確保其安全。
1902年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成為首相之後的所有首相，才無一例外地選擇唐寧街10號作為官邸。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首相邱吉爾的安全並未讓他住在唐寧街10號，他卻依然堅持每天去那裡工作，以彰顯和民眾一起戰鬥的決心——這也讓10號成為了戰後英國人認同的依歸之一。
今日唐寧街街景在過去100多年裡，翻修唐寧街10號的頻率比18、19世紀要高得多。儘管它的外觀維持著喬治時期的建築風格，內部裝飾和陳設則與時代同步。也正是進入20世紀之後，唐寧街10號才漸漸成了英國首相的代名詞。
參考資料：
1. 'No. 10, Downing Street', in Survey of London: Volume 14, St Margaret, Westminster, Part III: Whitehall II, ed. Montagu H. Cox and G. Topham Forrest (London, 1931), pp. 113-141 http://www.british-history.ac.uk/survey-london/vol14/pt3/pp113-141 [accessed 13 March 2015].
2. 『History: 10 Downing Street』,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history/10-downing-street [accessed 13 March 2015].
3. Kevin Theakston, After Number 10: Former Prime Ministers in British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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