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亞洲第一共和國,確立國慶節成了中華民國構建新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項重大任務。
每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紀念日,也是民國時期的國慶節。國慶作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節日,其在現代國家意識形態架構的過程中,自然具有標誌性的意義。而對於雙十革命的最初發生地武漢而言,這一節日更有特別的意義。
作為亞洲第一共和國,確立國慶節成了中華民國構建新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項重大任務。其時,「國慶節」對中國人來說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何確立這一節日自然產生了諸多爭執。
政府層面最早討論設立國慶節的問題是在1912年7月10日北京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在這次會上,政府首先提出了設立國慶節的三個方案:清廷下詔遜位日、袁世凱就職大總統日和南北和議協定日。
面對這三個備選方案,來自湖北的教育代表,同時也是武昌首義的參與者李廉方當即表示抗議,並提出應以武昌首義日(即公曆10月10日)為國慶。對此提議,會場上最初出現了頗多反對意見,李廉方隨後再次發言,動情曉理地力陳其理由:美國的國慶日是宣告獨立的7月4日,法國的國慶日是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獄的7月14日。中華民國建立共和政體,正是追隨美、法革命的步伐,我們當然也應該學習它們的通行做法,以首義日為國慶日。
李廉方(1878-1959),又名步青,湖北京山人,著名教育家,清末湖北學界革命先驅。
在李廉方慷慨演說後,全場態度為之一變,表決時四分之三的與會者贊成通過這一提議。隨後在9月底的參議院會議上,以雙十武昌首義日為國慶日的議案也獲得了通過。由此,經過湖北革命黨人據理力爭,雙十終於正式成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1912年10月10日當天,除了首都北京舉行紀念活動外,首義之地武昌也舉辦了規模不菲的紀念大會,「踵事增華,不亞首都」。位於紫陽湖畔的前清皇殿改為「烈士祠」並被修葺一新,在祠內設立了紀念大會的主會場,入口和出口處懸掛這「幕開東瀛」、「政媲北美」匾額。祠內供奉有彭劉楊三烈士、湖南都督焦達峰等人遺像,而會場內外,更懸滿了眾多對聯。如黃興撰聯:「江漢湯湯,這似水流年,常記取八月十九;風雲鬱郁,願中華民國,繼自今萬歲千秋」。
1912年雙十國慶武昌慶祝大會會場——辛亥首義烈士祠遺址,原址現僅餘大門牌坊。
在紫陽湖畔距離烈士祠不遠處有一座六角亭,名曰「勝利亭」。亭內立有一塊不大的漢白玉石碑,上書「民軍起義國慶碑」七字。這樣一塊樸實無華的石碑,正是民國元年雙十國慶留在武漢的珍貴見證物。
「民軍起義國慶碑」這一詞語組合,初讀似略顯怪異:為何不稱「民軍起義紀念碑」,或「中華民國國慶紀念碑」,而要將「民軍起義」與「國慶」組合在一起呢?這正是意在宣示:中華民國之國慶,不是繫於誰的退位或就職,而是以民軍的首義為國慶。這一國慶首先是獻給這座城市的英雄市民的。這樣一塊紀念碑,可以與美國列剋星敦獨立紀念碑、法國巴黎攻佔巴士底獄紀念碑比肩,在中國幾千年王朝更替的歷史上,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嶄新意義。
當然,首個國慶節之後,中國的情勢卻並不那麼光明,首義之區武漢也同樣如此。在隨後的幾年時間裡,武昌城「起義門」、「聚義門」又恢復了原本「中和門」、「通湘門」的名稱。至於為何復名?據說是因為段祺瑞認為「起義門」、「聚義門」兩個名字「致軍民腦筋易起浮動觀念」;而曾經動議在武漢修建長江大橋以作為辛亥首義紀念橋的構想,也因為軍閥混戰而化為泡影;袁世凱稱帝時,「民軍起義國慶碑」也一度遭到毀損。
武昌紫陽湖畔的「勝利亭」和亭內的「民軍起義國慶碑」
1926年夏,國民大革命的浪潮伴隨著北伐軍的行進開始席捲南中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北伐軍便兵臨武漢,分別於10月6日和7日攻克了長江北岸的漢口、漢陽,由於城牆堅固,8月底便被包圍的武昌城久攻不克。
不過,武昌城戰事的膠著並不影響國民政府和北伐軍在長江北岸熱烈情緒。在佔領漢口的當日,國民黨便組織了數萬群眾參加的反英示威遊行,抗議萬縣慘案。遊行群眾包圍英租界,抗議口號聲震耳欲聾。
到了10月9日,北伐軍總司令部決定次日上午在漢口濟生三馬路舉行國慶市民大會。第二天市民大會如期舉行,會上突然傳來消息:吳佩孚軍繳械,武昌今晨已克復!頓時全場一片歡騰,氣氛熱烈至極。
武昌城是中華民國的誕生地,在武昌首義十五周年這一天攻克武昌,對國民黨而言自然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巧合。路透社描述了當日漢口的情形:「……民眾大會遊行街市,慶祝國慶紀念日,各機關均懸燈結彩,全城之南軍旗幟蔽滿天空。」
這次市民大遊行,從英租界開始橫穿了漢口市中心最繁華的街區,直至夜間,仍有市民「提燈遊行」,人潮不散。這一天的漢口出現了久違的市民熱潮,以至於緊張不已的英租界當局不得不全天戒嚴防備意外。
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這樣評論:「真正革命的勢力自民元年在武漢舉行一次國慶紀念以後,一直今年(十五年)國民黨的勢力因戰勝吳賊,又在武昌舉行十五年的國慶紀念節。在今年的紀念節當中,比以前十四個年的國慶紀念,其人民歡欣鼓舞之熱烈,當勝過萬萬倍。」
儘管武漢的第十五個雙十節,在一次空前規模的群眾性狂歡中度過,但隨著國民黨時代的到來,雙十節在全國範圍內悄然發生著變化。自詡為「真正革命勢力」的國民黨,在隨後的「訓政」時代中,建立起一套民國以來最系統和強勢的意識形態體系。在這套體系之中,領袖和政黨的崇拜泛濫起來,「孫中山」開始成為雙十節的紀念主題。
在武昌蛇山南坡有一座首義公園,該園始建於1923年,是武漢歷史上第一座現代市民公園。建設首義公園的構想最早由章太炎於1922年提出,他同時提議在園內建立一座首義紀念碑,然而該園日後建成的第一座紀念碑卻是「總理孫中山先生紀念碑」。
與此同時,武漢市內的各種符號化的「中山」開始湧現:漢口市第一公園改為「中山公園」,國立武昌大學改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同時政府訂製了兩尊孫中山銅像,分別安放於武昌閱馬場紅樓前和漢口三民路口,而武昌城牆拆除後新建的馬路也被命名為「中山路」。國民黨當局如此熱衷於製造「中山」符號,其主觀動機顯然不只是弘揚中山先生事跡。當「中山」幾乎成了武漢雙十節的唯一主題時,顯然與慶祝雙十節的初衷已經發生了偏差。
落成之初的武昌蛇山首義公園「總理孫中山先生紀念碑」(左)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舊址前新建的孫中山銅像(右)
在北伐之後十年的時間裡,武漢城市發展取得了許多成就,可在這段漫長的「訓政」時代中,這座曾流淌著澎湃熱血的城市,卻平靜了十年。隨著全面抗戰的開始,武漢再次沸騰起來,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1937年底南京淪陷後,武漢成了中國事實上的戰時首都和抗戰大本營。在隨後的武漢抗戰時期,這裡不僅是黨政軍要員和國共兩黨高層人士的雲集之地,更成了全國文化抗戰和全民動員的中心。
1938年民眾和軍人在漢口市區江漢路舉行保衛大武漢遊行
在這一段崢嶸歲月中,武漢度過了第二十七個雙十節。儘管這一年的夏天,「保衛大武漢」的熱潮高過了這座城市的溫度,但9月以來,武漢周邊戰局已日漸危急。當月28日夜,長江防線上的最後屏障——武穴田家鎮要塞失守,武漢門戶洞開。面對嚴峻的局面,緊張嚴肅的情緒也逐漸瀰漫在市民周圍,武漢似乎已成了沸鼎危巢,就連當年的中秋節,市民也「並無往年享樂景象」。
然而就在雙十前夜,前線開始傳來勝利消息,中央社稱「直至深夜,市民猶向本社探詢,其期待勝利之熱烈情緒,實非楮墨之可形容」。雙十當日,晴空萬裡,上午九時許,薛嶽兵團在贛北取得萬家嶺大捷的確切消息傳至武漢,籠罩全市的緊張氛圍頓時一掃而空,轉而進入了空前的沸騰浪潮之中。
第二天的《新華日報》報導了這日武漢的盛況:「這個消息似個火把,立刻燃著了漢市人們的心……漢市的民眾為這個勝利的消息興奮得發狂了,到處貼著捷報,到處響著鞭炮,電聲公司更在它的三層樓上裝置了擴音機,播送《義勇軍進行曲》等救亡歌曲。當那雄壯的歌聲發出,每個從它前面走過的人都像被音樂調整了步子,不後退的向敵人陣地衝進一樣。」
1938年10月11日《新華日報》整版報導武漢國慶節盛況
漢口三民路總理銅像、武昌彭劉楊三烈士紀念碑等地,成了鮮花和遊行群眾的海洋。到了下午,漢口市內從蘭陵路口至民權路口的沿江路上,站滿了歡騰的民眾,蔣介石乘坐軍車檢閱了這數萬人的隊伍,其所到之處,歡呼不絕,聲徹雲霄。入夜之後,遊行群眾依然熱情不減,再次橫穿漢口市區,聚集到三民路總理銅像前高唱歌曲。還有眾多民眾在不同的地點舉行了軍民聯歡會,氣氛蔚為熱烈。
繼1926年之後,武漢又一次在全城民眾大狂歡中度過了國慶節——同樣是捷報,此次面對外敵入侵所獲得的勝利,顯得尤為令人興奮,市民的愛國熱情取代了空泛沉悶的政治教條和偶像崇拜。
儘管萬家嶺大捷這樣的局部勝利,並不能扭轉武漢行將淪陷的大勢,但這場難得的勝利,仍是武漢雙十節歷史記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當天發表《辛亥,北伐與抗戰》一文,其中動情地寫道:「長白山的雪,黃河揚子江的水,南海的波濤,蒙古西藏的高原,西北的風霜,將永遠伴著中華民族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徽,雄立於世界,萬世無疆,這應該是我們對雙十節永久的頌禱。」其言語間所流露的,正是1938年武漢雙十節所洋溢的濃濃愛國情懷。(文/劉文祥)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