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底，我和其他十位來自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的同學一起，在領隊老師的輔導下，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合作，在霹靂州金寶地區的石山腳華人新村進行了為期二十天的志願服務。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走訪調查後，我們基本掌握了石山腳新村的歷史與現狀，在此基礎上為當地架設了宣傳網站（http://sungaisiputselatan.wixsite.com/homepage），製作了新村文化地圖和宣傳手冊，以期保存石山腳華人新村的在地記憶。
志工團為新村製作的文化地圖初來乍到凌晨時分的馬來西亞是流動的。從巴士的車窗向外望去，高速公路兩旁的高層建築閃爍著或明或暗的光，快速地在我的眼前向後退行。這些斑斕的光點，向所有從四面八方進入它軀體的訪客，昭示著與世界上任何一座國際性大都市並無二致的，所謂的現代景觀。這是吉隆坡，馬來西亞的首都，一個國家最顯耀的冠冕。
萬家燈火的熱鬧與此刻無關，至少與此刻的我們無關。在安靜的、時而聽聞均勻呼吸聲的密閉車廂內，我的志工團夥伴們大多在經歷疲累的飛行後痛快補眠。我一向難以在移動的交通工具上入睡——出於某種模糊的不安全感，何況密閉的空間也算一種「例外」，於是所幸觀察起逐漸消逝的城市夜景，想著它會不會在某個時刻產生質變。
它的確發生了變化。當車子駛離高速公路，進入霹靂州金寶市內時，兩側原本佔據幾乎全部視野的高層建築被較為低矮的獨棟樓房甚至平房所代替。在此後的二十天裡，我們目光所及，也大多是這樣樸素、低調的房屋，顯示出某種意義上的謙卑姿態。與臺灣相比，馬來西亞有著接近的人口數量，而面積卻是臺灣的十倍。如此廣大的土地資源，自然沒有必要處處建起高樓大廈，將日漸加劇的人口和住房壓力逼向天際線。
到達金寶的第一天，夜色黑沉，清淡卻不乏味。
鄉野日常十分鐘便能走完一圈的石山腳新村是我們的主要田野地。村子的道路和房屋規劃整齊，隱約可見當年英政府將新村變成「集中營」的蹤跡。走在路上，有時會看到在較新的水泥房屋之間，夾雜著一兩間廢棄甚至傾頹的空木屋。這些應當是石山腳地區最早的木製建築了。有些房屋的門楣上會掛著一塊短短的匾額，上面寫著「清河」、「隴西」、「河間」、「寶樹」、「濟陽」、「弘農」、「泛陽」、「平陽」等地名，這就是用以告知別人家鄉和姓氏的「堂號」：清河姓張，隴西李彭，河間姓劉，寶樹姓謝，濟陽蔡江，弘農劉楊，泛陽姓蔡，平陽姓汪。
村內的廢棄木屋我們走進一家掛有「寶樹」的庭院，門開著，神明桌放在靠近入口處，男主人正在上香。石山腳新村的村民通常選擇早8晚8或早8晚5進行供奉儀式，常見的供品有水果和發糕等，遇上清明和之後的春祭等重大節慶，便會增添雞、鴨、燒肉等。因著華人文化中左尊右卑的傳統，財神、天公等常常放置在面向外偏左之處，而祖先牌位偏右。見我們進來，男主人友好地和我們打招呼。但當我們問及為何懸掛門上的「寶樹」匾額時，男主人只是非常輕描淡寫地說道：「以前的人寫的啦，我也不是很懂。」
在隨後幾天集體田調的日子裡，我們常常像這樣在村子裡漫不經心地走著，遇見村民便上前招呼。一開始，我們會向村民介紹說是來做社區服務的。但漸漸地，我們覺得，這樣的開場白未免太帶有強烈目的性和某種高高在上的「服務」姿態。於是，我們儘量放下刻意的田調「任務」，轉而以一種隨性的觀光客的心態嘗試和村民接觸，深入他們的日常生活。
石山腳新村的石碑馬來西亞的乾熱天氣讓人在暴曬之下疲乏無力，路上不時見到的狗屎也會破壞掉一點好心情。但當我們見到在房前樹蔭下乘涼的老婆婆，問候一句「吃飯了嗎」時，笑容便會同時在我們和她臉上洋溢開來。有時候遇見騎摩託車經過的路人，見我在烈日下撐傘遮陽，會拋下一句好奇的「沒下雨怎麼打傘」，爾後「突突」離去。
我們在新村遊走的時候，見到的幾乎都是中老年人和兒童，幾乎沒有見過和我們同齡的年輕人。青年的長久不歸，給這座山腳下的小村落，籠上了一層憂鬱的寧靜。
「跋山涉水」在石山腳新村的時候，時空感受似乎都進入了另一個平行宇宙。正值盛夏，每天清晨自然醒時，會發現窗外依然是一片漆黑。住了幾晚之後才摸索明白，當地一般早晨七點才慢慢天亮。到了晚間七點半左右，或赭紅或煙青的雲霞逐漸隱入天際，夜幕方緩緩降臨。最讓我們驚詫的是村民對於空間的感知和描述。
當我們問村長當地最大的柚子園在何處時，村長一邊指著一個方向一邊回說：「很近的，就在那邊，一會兒就到了。」而當我們在烈日的炙烤下終於抵達時，才發現我們先前所設想的原本應當只是五六分鐘腳程的「一會兒」，幾乎耗盡了體力。村長見大家口渴難耐，便拿起園內小棚裡隨意放著的幾個柚子，讓我們自己剝著吃。遠處傳來隱約的雷聲，時而見到幾條又黑又粗的蜈蚣在沙土地上爬行。三個工人在附近勞作，間或將採摘來的茄子、蛇瓜和羊角豆放入一個個籮筐中——它們將被卡車運往霹靂州的首府怡保市進行販售。
就在我們津津有味地分食柚子時，柚子園老闆譚先生笑呵呵地向我們走了過來，臉上帶著和藹的神情。譚先生今年五十八歲，祖籍中國廣東開平，有四個兒子（最小的今年二十八歲）和六個孫輩，妻子是客家人。和我們交談的時候，眼神閃閃發亮，洋溢著家庭和樂的幸福，也能依稀看出年輕時的英俊。他上身赤膊，膚色是健康的黝黑，完全看不出曾經罹患腸癌的痕跡。譚先生的家族原本經營建築業，但因為某些原因，他無法繼承父親的家業。於是，他成年之後，便自己開了家五金店。三年前，由於妻子不幸腦中風，便將五金店全權交給了二兒子和三兒子，兩夫妻經營起了這三畝柚子園，希望可以藉由勞作讓妻子的身體復原。最近是豐收季，他便安排工人每周一、三、五收摘不同的作物，井井有條。
儘管對華人社群的保障力度不夠，但總體而言，馬來西亞還是鼓勵農業經濟發展的。聊了一會兒，譚先生開始向我們傳授他的人生哲學：勞逸結合。他說，自己每工作一段時間就會出門旅遊。在他看來，人生無常，如果一直工作，很有可能在離開人世時都還沒有好好看過這個世界，而如果一直遊玩，則會不思進取，甚至因精力耗散過度而生病。前段時間他剛剛去過泰國，也曾到過中國的許多地方。等再過幾天，忙完了這一季，他就會去吉隆坡度假，順便和在那裡工作的孫子孫女團聚。
譚先生和我聊天的時候，全程都是講普通話，可是轉頭與工人交流時，卻是一口流利的粵語。實際上，石山腳新村的大多數華人村民，特別是老人，日常生活中基本以粵語溝通，鮮少聽見客家話和閩南話。這或許是因為，石山腳的村民基本都是廣東移民及後代。至於中文，也就是大陸所稱的普通話，很多老人只會聽和說——從小跟著父母而習得，卻不具備閱讀和書寫的能力。
石山我們閒聊的時候，譚先生的小兒子一直在一旁進進出出，時而與工人一起幹活，時而和柚子園的看門狗親暱。當我們提及當地華人的語言時，譚先生帶著一絲玩笑的意味和我說起了小兒子的一段往事：業餘愛好騎自行車的小兒子有次去廣東參加比賽，別人問他為什麼說的是白話（廣東話）。小兒子便帶著滿腦袋疑惑打電話回家，問爸爸什麼是白話。有了這個契機，小兒子才知道自己的廣東移民身份和家族歷史。「現在的年輕人啊，都不知道嘛！」譚先生顯得有點無奈。
轟隆的雷聲逐漸轉成澎湃的雨聲，雨滴打在泥土地上，濺起一串串的水花。我們在棚裡剝著柚子，談天說地，看著四方逐漸由朦朧晦暗轉成雨後的清明。正逢雨季，石山腳新村幾乎每天午後都會下這麼一場淋漓暢快的大雨，放晴之後，溫度下降，舒適涼爽。譚先生開車送我們回去的路上，再一次經過了來時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片魚塘——大量銀白色的魚屍漂浮在魚塘的水面上，散發著令人作嘔的腥臭氣味。問譚先生為什麼會有魚群大量死亡，他回答說，這個魚塘的主人新承包了另外一片魚塘，於是下藥毒死這個魚塘裡他不想再收捕的魚群。
石山腳地區本因錫礦產業而發達。採錫時，先由人工挖鑿錫礦坑（在金寶市區和怡保則由鐵船開挖），開採結束後，便將採錫時的用水重新回灌到礦坑內。目前，石山腳地區有大大小小總計約一百個錫礦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由於錫礦供過於求，價格大幅下降，再加上錫礦處女地的大量減少，錫礦產業逐漸崩盤。此後，石山腳的部分村民便將錫礦湖改作為魚塘，經營養殖漁業，賴以為生。大魚塘的出產基本是外銷，小魚塘部分用以自家食用，部分用來養鴨。
近年來，外地人構成了魚塘養殖的主力，飼料則是油棕果所榨完的肥料和雞糞集合而成的肥料。在石山腳新村的對外宣傳裡，點點散落的錫礦湖依偎著成群的石山，形成美麗的湖光山色。然而眼前的這一大片泛著大量魚屍的魚塘，卻著實難以讓人將依山傍水的田園景致與此對接。而當我們於兩個禮拜後再次來到柚子園，和譚先生合影告別時，魚塘裡的魚屍早已不見，水面也恢復了一派青綠，周遭的空氣也並無異味。如果不是刻意回想，似乎根本記不起不久之前這篇魚塘所遭受的大範圍屠戮。
漂著魚屍的魚塘預設的破產工作日的早晨開展田野調查是一項非常考驗運氣的事。大多數時候，當我們懷揣希望來到一戶戶人家門口，不是大門緊閉，顯示為主人外出做工，就是村民略帶歉意地對我們說，不好意思，她現在不得空，有很多家務要做。經歷了好幾次這樣的回絕，我們不免有點灰心喪氣，卻還是像神話中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一遍遍在村子裡遊走，尋找合適的報導人。
當早餐店出現在我們視線裡時，希望驟然降臨。這是一家由一位年約四十的華人女性開設的早餐店，除周日外每天營業至上午11點半。言談中得知，她的本職是「陪月」（照顧坐月子的女性），由於最近沒有生意，才在住屋旁邊的空地上擺了幾張圓桌，開了這家早餐店。石山腳新村其實還有另一家由印度人開設的早餐店，村中的馬來人、印度人和附近的原住民常常會去這家早餐店吃飯。我和夥伴們去過一次，儘管價廉物美，但語言溝通實在很成問題，況且這家早餐店的營業也十分隨性，無法預知老闆今天到底會不會開門營業。因此，我們也打消了對這家印度早餐店進行田調的念頭。
那天早晨，我們來到這家以華人為主的早餐店時，店內早已聚集了一些年長的村民在此吃早餐。見我們到來，他們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於是，我們便像村民一樣，點了一份河粉和配料，跟老闆娘說了幹燒或是加湯。不一會兒，早餐便送來我們座位，飲料——美祿、咖啡或奶茶——也先後而至。
當我們和村民熱絡聊天之時，離我們稍遠處有一桌坐著幾個馬來人，比手畫腳地想和我們打招呼，也同時用馬來語對早餐店內的華人村民說著什麼。然而，華人村民卻像沒有看見似的，自始至終沒有理睬馬來人。我們和華人村民坐在屋旁的空地位置，而他們坐在屋子的正前方。雖然同處庭院，但地理位置的相對性，使得華人和他們之間，似乎存在一道無形的屏障。早餐店阿姨對此解釋說，一般情況下華人和其他族群不會有太多接觸。「他們的食物啊生活習慣啊和我們很不一樣，而且性格太粗魯，以前有些馬來人還會聚起來圍毆華人。」「粗魯」這個詞從早餐店阿姨嘴裡蹦出時，我不禁想到古代中國常常將帝國邊緣的少數民族稱作「蠻夷」。看來，新村村民可能並不知道「華夷之辨」等學術詞彙，但類似的觀念卻是根植於心。
當我們問起英國的殖民歷史時，早餐店阿姨指指後方，說那兒有幢房子，原先是英國人的辦公和居住之地。日軍南侵的時候，懷疑裡面藏有英軍，就拿槍掃射，在牆上留下了子彈痕跡，隨後攻佔了這座房子，據為己用。
談及日本人，早餐店阿姨不免露出一絲厭惡的神色。「日本人很壞的，我外婆說那時候女人都要把泥巴糊在臉上，怕被日本人強姦。」那麼，同樣是殖民者，與日本人相比，新村村民對於英國人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早餐店阿姨的回答不免讓我有點意外：「英國人還算比較好吧。」她一邊說，一邊猶豫著望向母親，試圖獲得些許肯定。「但也沒什麼特別的印象。」她隨後又補充道。
1948年至1960年，馬來西亞共產黨轉入地下，武裝反抗英國殖民當局。英政府擔心散居在森林邊緣或郊區的華人會與馬共串聯，給與物資，便在全國範圍內將華人聚集起來，由此形成所謂的「華人新村」，並實施嚴格的出入管制。對這一段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的文獻閱讀和影片觀賞經驗，使我在來到新村之前就對村民抱有一種「新村創傷」的想像。或者說，當我詢問一些村民關於英殖民和馬共的歷史時，我所期待的，是他們義憤填膺乃至悲痛的講述。
但實際情況與我所設想的完全相反。早餐店阿姨非常平靜地回憶著英國人的統治歷史，甚至覺得他們「比較好」——這是真實存在於她心中的歷史記憶，而非我經由閱讀所預設的。實際上，在隨後的訪談中，其他村民被問及英國殖民歷史時，也或多或少表達了類似的情緒。而當我們提起馬共時，有些村民會以「我也不是很了解」避開話題。
一開始，我們以為這是村民不願提及馬共的某種託詞，畢竟直至今天馬共在馬來西亞境內依然是個敏感話題。但仔細一想，卻也覺得這樣的回答無可厚非：與我們有深入接觸的村民，大多在40—60歲這個年齡段。對於他們而言，「緊急狀態」時期的新村是自出生起便存在的天然之物，甚至有的人出生時「緊急狀態」早已結束。他們並未經歷「新村」從無到有的歷史性變遷，甚至於，對他們而言，與其說這是集中營一般的新村，不如說這是他們成長生活的家。當他們得以在這樣寧靜的家園裡過著半輩子「富足安樂」的生活時，他們有什麼記憶可作為憑證，對自己的家加以非難呢？
志工團為新村製作的宣傳手冊封面(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