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葉子 三明治 收錄於話題#三明治 · 短故事80#Post - COVID78
在巴黎待了12年後，作者一家三口決定離開這裡，前往新加坡開闢新的生活。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歐洲新冠疫情開始變得嚴重。他們的搬家計劃因此也被擱置。在經歷種種困難之後，8月15號，全家踏上了飛往新加坡的航班。「踏上機艙的那一刻，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耳邊空姐的『Bonjour』一聲聲傳來，於我卻好似道別。法蘭西，別了。巴黎，別了。無論走到哪裡，這場流動的盛宴都將伴我左右。」
文 | 葉子
編輯 | 胖粒
2006年8月，我一人來到巴黎。2020年8月，我們一家三口告別巴黎前往新加坡。
走出樟宜機場的那一剎那，我呼吸著溼熱的空氣，回望身後的航站樓，竟然有點恍惚——整整半年，我們終於在全球疫情下完成了這場跨國搬家。
在巴黎待了十二年（期間小別了一年半），嘗遍了這場「流動盛宴」的甜酸苦辣，有幾個瞬間曾經覺得怎麼也待不下去了，但竟然撐下來了，之後也就慢慢地定居下來。或許是惰性，或許是慣性，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要下定決定搬走終究不是那麼容易。更何況，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法語已不再那麼生硬了，好不容易在巴黎買了房，工作生活也算穩定。
但是離開的念想一旦產生了，就像慢性病一樣會時不時冒出來發作一番，我會問自己，你的未來在哪裡？你在這裡的歸屬感是什麼？你能接受自己在這片土地上老去嗎？你能讓父母長期忍受遠隔萬裡之苦嗎？你能想像自己的孩子浸潤在這裡的文化中嗎？
我始終無法說服自己，因為我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此時需要外力推一把，今年2月我的先生Y同學從公司得知被派往新加坡的可能。這似乎是一個契機？
對於他來說，目前的工作雖然穩定但似乎能一眼看到十年乃至二十年後的自己，而他那顆不安分的心讓他有跳出舒適區的衝動。對我來說，雖然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新的地方從頭開始、安身立命，但是一想到能回歸亞洲，去到一個更有活力、文化認同感更強的地方就興奮不已。於是我們倆蠢蠢欲動，滿腦子開始設想這個折騰計劃。
但這畢竟是一個重大的家庭決定，我們無法輕率定奪。和大多數選擇一樣，選的同時也意味著放棄，放棄熟悉的環境，積累的人脈，健全的保障（法國的社會保障系統優於新加坡），也要承擔初來乍到者的學費。奔四的年紀，是否經得起這番折騰？是否承受得了這些代價？以上每一點都有可能成為了我們留下的理由。
可是，如果不去嘗試，以後我們離開的決定必定會更加艱難。
正當我們摩拳擦掌開始準備「大遷徙」時，巴黎的確診人數開始飆升，3月17日法國政府宣布巴黎「封城」。我們的各種手續被按了暫停鍵，原計劃三個月後的搬家計劃無期限延後了。
3月25日晚上，Y同學突然開始發燒。法國電視臺滾動播報的新冠疫情還在繼續，手中的溫度計顯示著38.5度——不會是中招了吧？之前所聽聞的國內新冠疫情消息，以及當前法國疫情的迅速蔓延，都讓我們對這個未知的病毒充滿恐懼。人的自我保護系統讓我在第一時間儘量往好的方面想：我們一來沒有接觸感染者，二來一直戴口罩，怎麼可能感染？
第二天，Y同學遠程問診了家庭醫生。醫生得知他除了發燒沒有乾咳等其他症狀後，無法確診，只是開了退燒藥，建議繼續居家觀察（當時由於法國檢測試劑不足，對檢測人群有嚴格限制：只有易感和高危人群，重症患者，已住院患者，醫護人員以及養老院、福利院的易感人群可以接受檢測，而一般的輕症疑似病例無法接受檢測）。
這麼一來，我心裡又升起了一絲僥倖。或許只是普通的感冒呢？或許休息兩天就沒事了？就這樣，一家人在等待中煎熬著。可事實就是那麼殘酷。兩天後，我也出現症狀，開始發燒。第三天，我開始咳嗽。直到女兒出現拉肚子和發燒症狀，我徹底崩潰了。
不行！我不能等了，不能坐以待斃了！而這是個周日下午，法國的家庭醫生不工作。而通過新聞我們得知，這時巴黎許多醫院的急診已經飽和，去醫院看急診意味著長時間等待和交叉感染的可能。我想到了SOS上門急診醫生（SOS Médecins是法國24小時上門急診全科醫生服務），像是握住了一棵救命稻草，撥打了電話。等了15分鐘電話才接通（後來得知，疫情期間全法上門急診醫生熱線平均每天至少接到1000個以上的新冠疑似患者的電話）。電話接通後，對方詢問了我們三人的基本情況和病情，告知我們醫生會在1-2個小時內到我們家問診。
事實上，半個小時後急診醫生就趕到了。他戴著FFP2口罩和護目鏡，從容地走了進來。第一步便是用酒精消毒液洗手，然後開始詢問我們的病情，接著一個一個地給我們做檢測，包括測血氧和聽心肺。而每做完一次檢查，又起身再次用酒精消毒液洗手。接著他根據我們的病情得出結論：「雖然目前你們無法接受檢測，但我基本可以肯定你們感染了COVID-19。一是你們全家先後感染，二是巴黎已經過了冬季流感的時段，而主要的流行的病毒是新冠，三是你們發燒、咳嗽、失去嗅覺的症狀……」我的腦袋嗡嗡直響，已聽不清醫生的話——重症，呼吸困難，肺部磨砂玻璃，ICU一個個可怕的字眼在腦子裡浮現。然而，理智還是把我拉回現實，我強迫自己鎮定，仔細聽醫生的意見。「新冠病毒是一種傳染性很高的病毒，但致死率不是那麼高。對於你們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如果沒有基礎疾病，危險不是那麼大。」接著醫生詳細向我們解釋了未來幾天我們可能出現的問題。他的語氣非常平靜，不急不躁，一定程度上舒緩了我內心的焦慮。
在安慰我們的同時，醫生也坦言，目前這個病沒有特效藥，雖然我們還算年輕，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在家隔離期間一旦出現呼吸困難需立即就醫，7天之後需要複診；最後，給我們開了一些緩解症狀的藥，關照我們注意飲食均衡，保證營養。在確認我們完全明白接下來的應對措施後，醫生才離開，整個過程沒有流露出絲毫對疾病的恐懼，或是對病人的抗拒，而是以極大的耐心向我們解釋病情，回答我們的每一個問題。如今回想，醫生本人約莫五六十歲光景，按說感染後的風險比我們還大，而他是如此淡定和真誠，哪怕不能治癒，也給予病人最大的幫助和安慰。
封城令下的巴黎格外安靜，只時不時有救護車急促的鳴笛聲傳來，每一聲都牽動著我緊張的神經。如果救護車帶走的下一個病人是我，是Y同學，該怎麼辦？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女兒很快恢復了。平時她最喜歡纏著我，如今知道我們得病，她會乖乖在自己的房間裡玩；平時是我給她講故事，現在她會搬個小板凳坐在我們房間門口，給我講故事，還會給我們做手工，然後從門縫裡塞進來，說：「媽媽，這是我做的小人，你們看了就會開心點，然後你們的病會快點好。」偶爾，女兒忍受不了寂寞，會崩潰大哭。若在平時，我一定會抱著我的寶貝，吻著她的臉頰輕輕安撫，可此時這樣的親暱已成了奢侈。我只得隔著房門，強忍著淚水安慰：「寶貝，雖然爸爸媽媽病了，但至少我們三個還在一起啊，爸爸媽媽現在是輕症，不用去醫院，很快就能好起來的。」其實，此刻，我的心裡最擔心的是，萬一我倆轉為重症，6歲的女兒該怎麼辦？誰來照料她？
女兒在我們生病期間製作的手工
對於在遠在國內的父母，我不敢告訴他們感染的事，否則除了增加他們的擔憂無任何幫助。每周我們至少視頻通話一次，我都不知道下次通話時間怎麼瞞天過海。對於身邊的朋友，我們也不提及此事，封城令下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且傳染病大家都害怕，不到萬不得已一我們不想勞煩他人。
夜晚是最難熬的。我一夜要醒好幾次，睡前吃的退燒藥在半夜已失去藥效，人燒得暈暈乎乎，掙扎著起來吃藥。喉嚨乾渴難耐——從來沒有那麼渴過，1升的礦泉水一口氣能喝上半瓶。喝多了水，又要上廁所。一夜就這樣來回折騰。
當然，更讓我難以入睡的還是恐懼和焦慮。儘管肉體上的痛苦讓尚可承受，但精神上的壓力讓我喘不過氣來。每天持續上升的死亡數字刺激著我，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也就是一個數字而已。想到于娟的《此生未完成》，也是這般年紀，上有父母，下有幼兒。
又會想到這次得病的緣由，因為受國內疫情的影響，和很多華人朋友一樣，我們是最早出門戴口罩的。每次戴著口罩出門都需要鼓起十二分的勇氣，去面對質疑的目光，躲閃的人群，而事實上，該恐懼、該羞愧的不是我，而是他們自己呀。
當然，大部分民眾也只是被政府輿論牽著鼻子走。從2月初疫情初起，法國政府關於要不要戴口罩、如何保證口罩供給，就上演了各種政治鬧劇，更不要說前期對疫情的低估和整個抗疫過程中決策的低效。而持續了一年的黃馬甲運動，史無前例的退休改革大罷工，都讓我感受到近乎窒息的社會氛圍。尤其是看到那些本地年輕人消極無望的眼神，我更加堅定了帶著孩子離開這裡的決心。
然而，眼下我們顧不上這些了，強撐著做好每一頓飯，熬過每一個難熬的夜晚，是我們唯一的重任。
也不知道得病的兩周是怎麼過來的，只覺得每一天都很長，但終究一切都有個盡頭。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雖然已經不再發燒，但總是沒什麼精神，人有點蔫蔫的。病好後，還是和父母說了，他們免不了一陣擔心，日日微信詢問我們情況，怕我們有後遺症。在我的反覆安慰下，他們緊張的神經才得以放鬆，也表達了支持我們一家回到亞洲的想法。
不過，好在我們一家人都康復了，有時想想在這樣的非常時期，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守在家裡便是最大的幸福。「封城」後每天在陪伴孩子和瑣碎的家務中度過，看著自己精心布置的家，窗外熟悉的街景，偶爾也冒出過歲月靜好、不再折騰的念頭。可是，對於在外漂泊的人來說，到底哪裡才是家呢？掐指一算，這是我在法國搬的第7個家。從學生宿舍，到自己租住的studio，再到一家人的兩室一廳和三室一廳；從郊區到市區，再到郊區，又遷回市區。儘管折騰、疲憊，但每一次搬家都滿懷著對未來居所的憧憬，期待一個更好的家。
可是，這片美麗而浪漫的土地上，少了一份文化和心靈的歸屬。固然有種種不舍，這裡終究不是我心安處。
然而，「封城」令下各種手續的辦理都遙遙無期。
5月11日，法國「封城令」結束。領事館、外交部逐步恢復工作，也讓我們看到了一點希望。我們各項文件的翻譯、公證、雙認證等手續開始推進。但因為當時辦理機構的工作時間都因為疫情而縮短，加之之前積壓的大量工作，所以辦理周期大大超出平時的期限。
還記得我去中國領事館取新辦護照的那天（疫情之前，因為護照即將過期我去領事館提交了更新護照的材料，不曾想之後巴黎就封城了，取證日期一度延後）。那是我在巴黎解封後第一次「出遠門」，竟有幾分激動，反覆確認了時間和路線才上路。往日擁擠繁忙的地鐵站冷冷清清，站臺地面上貼了間隔站位的標誌，廣播裡播報著「新冠病毒依舊在，請大家注意保持社交距離」，地鐵車廂裡的相鄰座位之一被貼上禁止坐的標誌。看著車廂裡不多的人，無一例外的帶著口罩，我腦海裡浮現出兩個月前的場景——同樣的站臺，同樣的車廂，唯一戴口罩的我像異類一般，接受著來自全車廂目光的「掃射」。原本不易察覺的傲慢與偏見在疫情下暴露無遺。沒想到，兩個月後，這一切都變了，望著車廂裡一個個口罩上方無表情的眼睛，我簡直懷疑進入了一個平行世界。
巴黎地鐵上戴口罩的人們
領事館門口早已排開了「長龍」，與周圍清冷的街景有點格格不入。查證件，量體溫，過安檢，經過層層關卡，我進入領事館，拿到了新護照。
疫情期間空蕩蕩的香榭麗舍大街
材料一一辦妥後，我們又卡在了新加坡工作準證上，在疫情下，新加坡一度停止了工作準證的籤發。我們戲稱進入了打遊戲通關階段，而在疫情下，打著當前一關的我們卻不知道下一關何時開啟。
如果奔跑也無濟於事，那乾脆停下來看看風景吧。經歷了近兩個月的「休養生息」，巴黎這個春天的綠意比往年更加濃厚，各色花兒也開得熱烈奔放。女兒的學校遲遲沒有複課，我剛好帶著她把家周邊的可玩可逛的地方搜羅了個遍。其實，我們搬到這個街區也不過一年多，最熟悉的只是家和地鐵站之間短短幾百米的街道。疫情下的「探索」讓我們發現了家門口通往布洛涅森林（巴黎西郊的森林公園）的綠道，王子公園裡的櫻花園，奧德伊的賽馬場（Hippodrome d』Auteuil）。期間，我們還去了南法的阿爾卑斯山徒步了一周。一路上，我們碰到不少「囚禁」了兩個月後重獲自由的人們，那種再次親近自然的喜悅和滿足充盈著所有人的內心。在一次次的出發抵達，萍水相逢之間，我感到人生的邊界擴大了——眼前的山川河流所指向的，是一種無法預見的、蓬勃的生命。
在阿爾卑斯山徒步
一晃到了6月，新加坡工作準證的申請得以重啟，審批極其嚴格。而此時，經歷過新冠考驗的我們已不再那麼焦慮，本著盡人事，聽天命的態度，認真準備材料，耐心等待結果。
8月初，新加坡終於開始發放工作籤證了。我們成為疫情後第一批獲得籤證的幸運兒。朋友們直呼，在大批外國人撤離「坡縣」的當下，我們簡直是逆流而上。
獲得籤證意味著我們的跨國搬家計劃可以實現了，準備工作也進入了最後的衝刺階段。在短短兩周內，我們必須完成長長的搬家list上的各項事宜：出租巴黎的房子，結束網絡、供電合同，完成孩子新加披學校的入學確認，完成新冠檢測（國際旅行提供檢測證明），收拾行李，和在法國的朋友道別……
這些任務細碎繁雜，每一項都要耗費不少精力。兩周內，我們忙得不可開交，但內心十分充實，忙而不亂。每每在一項任務前畫上一個「勾」，就感到計劃向前推進一步。期間，我還在好友的建議下報名了三明治的每日書，記錄下這段時光，也成了本文的雛形。
走前自然不忘和巴黎的好友們小聚。記得前幾年有篇關於帝都的爆文，寫到「如果還有人願意從城東跑到城西，和你吃一頓不談事的飯，就可以說是生死之交了」，其實在哪個大都市不是這樣？城市越來越大，人們越來越忙，網絡越來越方便，面對面交流越來越金貴。
不巧的是我們計劃的聚會趕上了巴黎今夏最熱的一天，最高溫度39度，而且那幾日新冠病例又有所攀升。能到場的朋友簡直是過命的交情。當然，我們也做好防備，聚會地點選擇在家附近的公園裡空曠的草坪，控制好人數。當天下午，在樹蔭下鋪開一塊布墊，冰鎮汽水、粉紅酒、零食、水果、口罩一應俱全——這種樸素的學生時代的野餐陣勢，在疫情下再次隆重登場。
聚會「炸」出一眾幾個月甚至幾年未見的好友。結果，不光是我們見到朋友很開心，朋友之間見面也很驚喜。「你也來了！我們多久沒見了？」是典型的開場白。除了我們的跨國搬家計劃，朋友們的生活也有很多新變化：有的即將迎來家庭新成員，有的在熱火朝天地創業，有的剛買了新房，還有的老生常談地提到「回國」，這是在飄在海外的人繞不開的話題，很多人想著在國外先待上幾年再回去，後來待的時間越長越回不去。工作，收入，房價，教育，人脈，很多實際問題擺在面前，回去需要的勇氣不少於當年出來。當然，總有真的勇士。
一邊是聊得熱絡的大人，一邊是玩得開心的娃。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過去，高溫酷暑也全然不顧。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天涯比鄰略有誇張，後會有期卻是肯定的。
8月15日是我們離開法國的日子——有種一路闖關終於要見大怪的感覺，既激動又緊張。上車前，女兒問：「我們這次真的要走了嗎？」「嗯，真的要走了。」 因為出發的日子一推再推，從原計劃的5月拖到6月、7月、8月。有段時間，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走得了。如今終於等到這一天，別說孩子，我們自己都覺得有點不真實。
傍晚6點的戴高樂機場沒有了往日的喧囂，也不見了辦票臺前的「長龍」，只有寥寥幾個身影。我們仨拉著三個託運的大箱子，一個隨身小箱子，一人背著一隻書包在偌大的機場大廳穿行。
走到辦票臺前，我們遞上護照，以及厚厚一沓紙質材料：新冠檢測結果，長期籤證證明，健康申明……眼看著辦票員皺起眉頭，我的心跳也隨之加速，這些耗費了我們幾個月時間獲取的「裝備」能助我們通關嗎？
對方解釋說，目前航空公司的政策和各政府的政策頻繁變動，她沒有把握我們的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要去請示上級，說完離開位置走開了。我們被晾在辦票臺前，心裡七上八下。
大約五六分鐘後，辦票員在我們熱切期待的目光下回來了，可從她依舊緊鎖的眉頭來看，答覆是否定的。
瞬間，我聯想到前一陣一對中國夫婦在洛杉磯機場崩潰大哭下跪的新聞。我們儘量保持鎮定，拿著證件和材料逐一向對方解釋——她沒纏清這些政策和規定，我們卻已經花了無數夜晚把功課做足了，說起來也是理直氣壯。
最後，對方說，這樣吧，你們先辦票，到了登機口還會有專職人員檢查你們的文件。
我和Y同學相視一笑，把行李搬上託運臺，準備接受「下一關」的考驗。
事實上，真正在登機口見到大boss時，一切反而很順利。大約因為專職檢查人員更熟悉必須的旅行材料，我們尚未「發力」，對方已經迅速檢查完所有的材料、示意通過。整個登機過程比平時快了許多，因為本可容納300多乘客的波音777，僅搭載了 26名乘客。
踏上機艙的那一刻，心中的石頭終於落地。耳邊空姐的「Bonjour」一聲聲傳來，於我卻好似道別。法蘭西，別了。巴黎，別了。無論走到哪裡，這場流動的盛宴都將伴我左右。
從凱旋門眺望蒙馬特高地
作者後記：
這些年走過很多地方，明白世間沒有盡善盡美之地。但我始終不願放棄對於」此心安處「的找尋，於是不辭辛勞不斷遷徙。可人生不就是一場旅行嗎？不在路上如何知曉沿途風景的美麗。
感謝三明治，讓我遇到許多善于欣賞和記錄各色」風景「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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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新冠肺炎」康復後，我們一家從法國搬到了新加坡｜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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