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眼中，技術一定會帶來「進步」。據說人類創新會帶來越來越好的機會，讓生活更輕鬆，壓力更小。無數的廣告將技術吹捧成引領美好生活的關鍵。但我們日常生活的現實是這樣嗎？
大多數現代人的生活都不是無憂無慮的，他們遭遇混亂、汙染、疏離和社會反常。事實上，正如社會學家埃米爾·杜爾海姆（Emile Durkheim，1848—1917）所注意到的，現代工業化國家極大地遭受著自殺、犯罪、離婚、破產和成癮這類弊病的煩擾。技術為我們帶來了許多的歡愉，但也用現代神話的壓力詛咒了我們。
鋼鐵俠的另一自我託尼·史塔克十分清楚，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他為美國政府製造軍用技術，成了敵人的目標，由此被敵人綁架，胸部嚴重受傷。事實上，史塔克創造鋼鐵俠不只是為了尋求世界和平，而且是為了保護他受傷的心臟，維持他的性命。然而創造鋼鐵俠的結果也有兩面性，因為史塔克的盔甲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問題和依賴。不僅如此，史塔克自己也時常為個人和情感問題而嚴重受挫，還有酗酒和抑鬱的困擾。
電影《鋼鐵俠》劇照哲學家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認為，存在本身的問題是如此之大，連簡單地相信技術進步或浪漫的過去都是不可能的。現存問題的解決辦法會製造新的問題，那些問題常常在意料之外，比起初的問題更嚴重，讓過去與現在和未來一樣充滿了掙扎與缺陷。叔本華嘲諷地抨擊自己那個時代流行的樂觀主義，為弗裡德裡希·尼採（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和索倫·阿拜·祁克果（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這樣特立獨行的哲學家提供了靈感，他們同樣拒絕接受進步與倒退的哲學。（叔本華也深刻影響了杜爾海姆的社會學。）到了二十世紀，這種討論存在固有問題的哲學有了名字：存在主義。
接受缺陷進步的概念有一個關鍵元素，就是人的可完美性。這在宗教中常常以「救贖」或「啟蒙」的形式展現。用世俗的話說，有時候完美是靠戰勝迷信和保持自我責任感來實現的。
十九世紀的悲觀主義者認為，不管通過上帝還是通過理智思考，人性永遠不可能達到完美，因為人類從根本上永久地存在缺陷。叔本華認為，世界是由一種盲目而不可避免、沒有目的的力量驅動的，他將這種力量稱為「意志」。同樣，人類一直為貪得無厭的欲望所困擾。轉瞬即逝的欲望一旦滿足，立刻就會有別的欲望代替，將所有人類置於一種永久的沮喪狀態中。因此，一種需求或問題只會被另一個所代替，沒有什麼得到解決，我們永遠困在無窮無盡的痛苦問題中。叔本華寫道：
一切欲求皆出於需要，所以也就是出於缺乏，所以也就是出於痛苦。這一欲求一經滿足也就完了；可是一面有一個願望得到滿足，另一面至少就有十個得不到滿足。再說，欲望是經久不息的，需求可以至於無窮。而所得滿足卻是時間很短的，分量也扣得很緊。何況這種最後的滿足本身甚至也是假的，事實上這個滿足了的願望立即又讓位於一個新的願望；前者是一個已認識到了的錯誤，後者還是一個沒認識到的錯誤。在欲求已經獲得的對象中，沒有一個能夠提供持久的、不再衰退的滿足，而是這種獲得的對象永遠只是像丟給乞丐的施捨一樣，今天維繫了乞丐的生命以便在明天又延長他的痛苦。對叔本華來說，唯一解放的人是那些苦行僧，他們意識到存在的虛無性，於是轉向內心，從而「否定意志」。通過單純簡樸的生活，這些智者認識到追求歡愉的空虛；通過抑制自己的欲望，他們也抑制了自己的苦難。而由於暫時滿足欲望只會製造更多欲望，叔本華相信比起徒然地追求歡愉，過一種相對而言沒有痛苦的生活更好。
正是由於如此清醒地認識到存在的悲劇性，祁克果才認為我們能去除幻象，真正自由地活著。生活或許殘忍而不公，好人經常遭遇壞事，壞人身上也會發生好事。儘管如此，正是從這種不安全的狀態中，我們才能培養一種目標感，不為在這不公的世界上徒勞地尋求正義所束縛。諷刺的是，只有意識到自己身陷束縛，你才能獲得自由。
尼採同樣認為人類的狀態有著悲劇性的缺陷。大多數人都是墨守成規的可悲傻瓜，註定碌碌無為。唯一的希望在那些敢於強盛和偉大的「超人」（Übermensch）身上。但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中，即便那樣鼓舞人心的英雄也是有缺陷的。超人的最終結局是死亡。對尼採——還有喬恩·邦·喬維（Jon Bon Jovi）——都認為最英勇的行為便是在「榮光中」逝去，面對世界和它恐怖的矛盾。
由此，對十九世紀的悲觀主義者來說，即便是英雄也值得同情。真正的英雄並不是一個通過遵從紀律克服了自身弱點的完美人類（因為這種壯舉是不可能實現的），而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古怪之人，勇敢地接受了自身與世界令人痛苦的缺陷。聽著很像託尼·史塔克吧？鋼鐵俠不像近乎完美的超人，或者畏懼自身邪魔、不斷鬥爭以克服它們（來達到完美）的蝙蝠俠，他是一個學會了在不完美狀態中生活的反英雄。
有缺陷的英雄不同於更傳統的英雄，鋼鐵俠充滿了性格缺陷。比如他沉溺女色而且酗酒。他發家致富的方式很有爭議，因為他的財富很大一部分是銷售軍火給軍方而獲取的。即便在他想做好人的時候，他也遠遠比不上聖徒的高度，常常無意間傷害好人，有時還幫助了壞人。確實，機智善變的小羅伯特·唐尼在好萊塢電影中活靈活現地扮演了託尼·史塔克，這位演員本身也是一位康復的癮君子。
就像所有好的存在主義英雄一樣，史塔克堅強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受傷的心。身穿鋼鐵俠盔甲的他看似無敵，然而在那令人生畏的金屬殼之下，他的身體和情感都飽經風霜。他的心臟受過重傷，不得不經常維修保養，讓知道他秘密的敵人很容易攻擊他。然而他的感情生涯也坎坷不平：他的戀愛關係常出故障，功能失調，比如他與貝瑟尼·凱布（Bethany Cabe）與滕川留美子動蕩的戀情；他的友誼也緊張不安，比如他與美國隊長和「羅迪」詹姆斯·羅德斯時斷時續的搭檔關係。就連他相對健康的長期關係也充滿了模稜兩可、懸而未決的焦慮，比如他與私人秘書「小辣椒」波茲和私人司機哈皮·霍根的關係。
事實上，史塔克企圖表現得戰無不勝，不過是對他弱點的過度補償罷了。他猖狂地玩弄女人，實際卻是想挽救自己的男子氣概，生怕自己在科學的壓力下失去發明家的角色，或是在大型企業的威脅下失去史塔克企業總裁的身份。玩弄女性也可以反映害怕去愛的受傷個性。他與許多超級英雄一樣，年幼的時候便父母雙亡（死於車禍），情感上習慣了孤獨。正如電影和漫畫都表現的那樣，他畏懼與「真愛」「小辣椒」波茲的親密關係，由此避免在任何關係中展現脆弱。
要是對史塔克脆弱的情感還有疑惑，只需在故事「瓶中魔鬼」中進一步觀察他與酗酒的痛苦鬥爭即可。他利用酒精逃避他父母的悲劇回憶，擺出一副魯莽自大的樣子掩飾自己的不安。斯坦頓·皮爾（Stanton Peele）強調，酗酒者和其他成癮者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治療創傷的受害者，錯誤地利用那些物質以避免面對痛苦。性、賭博、軟性毒品和酒精常常被「妖魔化」，被認為是成癮的罪魁禍首，然而實際上根源卻在於創傷性經歷沒有解決所帶來的痛苦。根本而言，魔鬼並不在酒瓶中，而在成癮者身上。
我們知道，鋼鐵俠的傳奇故事並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劇。史塔克在他超級英雄角色的意義中掙扎。起初，他為自己武器開發商的身份而驕傲，認為自己保護了美國。後來，他甚至做了國防部長，想保證自己的武器合適地運用。然而其他時候，他的自尊心也會受到傷害，比如美國政府宣稱鋼鐵俠危害社會時。因此，他最初愛國的自豪感被許多問題複雜化了，比如美國的敵人獲取他的技術，面對越南戰爭和其他外國戰爭的複雜性，尤其是他對製造武器這種行為本身的懷疑。當他質疑用超級英雄來解決社會問題的邏輯的時候，甚至好幾次讓鋼鐵俠「退休」過。有一次，他的宿敵間諜大師（偷竊了史塔克的鋼鐵俠技術）企圖利用史塔克對鋼鐵俠的矛盾態度，讓整個超級英雄團體退休。
地獄之路天哪，就連史塔克良好的意圖也常常造成悲劇性後果，就像漫威「內戰」過後的美國隊長之死。史塔克只能儘量利用這個混亂而難以預知的世界。叔本華曾經說過，每個自願行為都會導致意想不到的後果。事實上，地獄之路正是由良好意圖鋪就的。
我們的意識形態和政策難免造成意想不到的後果，我們的發明也一樣。根據叔本華、祁克果和尼採這樣的悲觀主義哲學家的觀點，當代理論家專門關注了技術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後果。當代社會評論家不注重生活的混亂與人性的缺陷，而是以存在主義的世界觀為出發點，評估科技的社會和道德影響。
到了二十世紀，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將十九世紀悲觀主義的傳統命名為「存在主義」，這種世界觀既表達了宇宙的固有混亂性，又肯定人們可以自覺地經營它。 雖然存在主義者否認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所提倡的「人的完美」，他們卻依舊視自己為文藝復興時期起「人文主義」傳統的繼承者。如果人們不可避免不完美，他們依然能夠充分利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事實上，薩特甚至用「謹慎樂觀」來宣揚存在主義，因為它宣稱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超越自身的環境和經歷。
正是通過這一視角，二十世紀諸如卡爾·雅思貝爾斯（Karl Jaspers）、馬丁·海德格爾、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沃爾特·甕（Walter Ong）和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這樣的學者提出了強調技術「雙刃劍」性質的理論。他們認為，每種技術都同時「給予和奪取」。不管我們的意圖有多好，一切技術都依舊有副作用；就算我們的意圖不良，即便最具破壞性的發明也能被改造成好技術。科技似乎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卻必然讓其變得乏味；科技把我們從過往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卻創造了新的依賴。科技的這種「雙刃劍」性質一直以來都是《鋼鐵俠》的主題，我們接下來會討論。
鋼鐵俠盔甲是隱喻鋼鐵俠盔甲隱喻了技術本身，它解決了問題，卻也創造了新問題。每當鋼鐵俠似乎「成功了」的時候，他就會被迫面對自己作為的意外後果。舉個例子，在1963年《懸疑故事》第39期鋼鐵俠的起源故事中，製造軍事武器讓史塔克富有而出名，得以享受無憂無慮的花花公子生活；然而他製造的武器卻落入了敵人之手，讓他受了致命傷害。
電影《鋼鐵俠》劇照為敵人所捕獲和囚禁後，史塔克在獄友何寅森的幫助下發明了一塊磁力胸甲，吸附彈片遠離他受傷的心臟，從而救了自己。不幸的是，胸甲必須每年充電，這在他回到史塔克企業後，給他的職業生涯和愛情生活都造成了嚴重破壞。寅森是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他也秘密地幫助史塔克製造了鋼鐵俠盔甲，幫助他逃脫於捉拿者。但是，天哪，儘管史塔克企圖救他，寅森還是死了。而且如我們所知，那身盔甲必須反覆修改和重製，解決史塔克遇到的新問題。
這些技術問題又因為「神經機械」技術獨特的優勢和問題而變得更為複雜，那種技術以貌似天衣無縫，本質上卻很有問題的方式與人體組織連接在一起。史塔克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與自己的技術融為一體，他越來越依賴鋼鐵俠盔甲。他的軍事武器本質上已經「成為」他，讓他不得不全力對付自己身體內的技術，同時對付身外的技術和官僚結構。
這種「連線」的過程是會有大問題的。舉個例子，史塔克發現鋼鐵俠盔甲的電子界面正讓他的神經系統退化。不僅如此，他的一位不穩定的前情人傷到了他的脊柱，讓他癱瘓了。然後史塔克就用人工模擬重建了他的神經系統，而羅德斯則接手了鋼鐵俠的職責。即使在史塔克重新做起鋼鐵俠之後，他也得經常維護和修復他的人工神經系統。那麼盔甲感激他的努力嗎？不，先生。之後，鋼鐵俠盔甲還有了意識，想要控制史塔克，甚至殺了他。
像鋼鐵俠一樣，我們創新技術，把我們從體力勞動的問題中解放出來，但那些技術會不可避免地創造獨特的問題，比如技術社會裡充滿的汙染、心理壓力和官僚主義的冷漠。即便我們發覺新問題比舊問題更加糟糕，也為時已晚。潘多拉魔盒已打開，我們必須面對新的環境問題，別無他法。
許多次，史塔克都想重新開始，卻發現無法逃避自己的過去。他開始質疑軍事升級的邏輯，卻發現必須解決自己幫助創造的局面。我們上面也看到，他甚至好幾次想讓鋼鐵俠徹底退休。然而發現鋼鐵俠技術為敵人利用後，史塔克必須用他的盔甲與其抗衡，由此不得不找出那些靠鋼鐵俠技術發展起來的反派並摧毀他們。舉個例子，他的商業競爭對手賈斯丁·漢默就用鋼鐵俠技術來對付他，創造了鋼鐵系反派來攻擊他。不管史塔克多麼希望——技術社會中其餘的人也一樣——他都再也無法「回去」了。
弗蘭肯-史塔克正如霍爾和麥克盧漢這樣的存在主義者和媒體理論家所言，我們成為自己的延伸，同時技術也成為我們的延伸。我們與我們使用的物品無縫地、控制性地聯繫在一起。我們使用工具，工具也使用我們，想想你和你手機的關係就能明白。在改造環境時，我們也不知不覺地改造了自己。因此，就像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中的悲劇怪物，我們被迫面對自己的發明無心造成的結果：不僅改變了環境，也改變了我們。
鋼鐵俠不像超人或蝙蝠俠，不是一位追求絕對完美和終極正義的理想化超級英雄，而是一位盡力利用不完美境況的悲劇性超級英雄。史塔克選擇成為鋼鐵俠不是出於為世界除惡的無私願望；相反，他最初創造盔甲只是為了逃脫囚禁者，保證自己的生存。之後他才決定利用盔甲造福人類。而當他隨後質疑美國政府和其他超級英雄時，情況更加混亂了。
史塔克這個花花公子酗酒者成為超級英雄，只是因為他擁有驚人的盔甲和超強的智力，但除此之外，無論好壞，他都是一個普通人。他有時無私，有時自大。有時候，他質疑自己的決定，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他大部分友誼和愛情都很不穩定，難以預料。除了波茲和霍根這兩位忠實的支持者，他誰也不完全信任；雖然他信任這兩人，波茲和霍根卻常常質疑他。連他的好夥伴羅德斯也常常讓他失望，與史塔克讓他失望一樣頻繁。他與凱布和留美子的戀情也是無可救藥地不正常。簡而言之，史塔克一團糟。
正如叔本華會注意到的，史塔克的每個欲望，一旦暫時滿足，就會創造一批亟待實現的新願望。他無法滿足的「意志」是持久痛苦的源泉，表現在酒癮和性癮上。正如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所注意到的，技術本身完全不能讓我們對現在或將來持天真的樂觀態度。正如存在主義媒體理論家述說的，我們已經成了人類技術的延伸，我們必須面對它的後果，而下一代人也將面對未來技術設備的後果。
從這種意義上看，我們都是「弗蘭肯史塔克」，被迫面對自己技術造成的意想不到後果。我們的鋼鐵俠盔甲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隱形的，對我們的限制卻絲毫沒有減少。每次我們關掉鬧鐘，查看手錶，用手機接電話，聽iPod或（像我在寫這章時一樣）盯著我們的筆記本電腦，我們都不只在「使用工具」，也在窺探我們所成為的。而我們所成為的雖然常常很有意思，卻並不總是美麗的！
《<鋼鐵俠>與哲學：面對史塔克現實》，[美]馬克·D.懷特 主編，朱笑昀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