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萬科的「萬村計劃」深入到了深圳龍華富士康工廠北門的清湖新村，住在城中村的普通工人一邊擔心房租上漲，一邊恐慌被房東倉促清退。他們發愁：「搬去哪裡？」「以後怎麼租得起房？」
去年4月22日，王石在2018城市共創大會上談起過他眼中的深圳城中村。他說，深圳1044個城中村裡居住了60%的城市人口，這些村落在全市轄區範圍內均勻分布，為從四面八方來到深圳追求夢想的人提供了第一落腳點，他們是特區活力與競爭力的基石。此時，萬科在深圳籤訂改造的城中村已超過30個。
城中村，進城者的第一落腳點
租住在龍華富士康南門對面小區高層的寶哥，能明顯感知到這種變化。從他所住的24樓臥室陽臺望出去，能看到富士康工廠大片灰色屋頂的廠房，這是不變的。視野裡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周邊城中村的房頂上開始有了色彩，一旦哪天早上起床，寶哥發現色彩又擴大了一點，他就知道，又一棟農民房被改造了。
作為一個好不容易從農民房搬離出來的租客，他可不想再頻繁搬家。
2014年8月，寶哥花了1980元租下了這套兩室一廳的房間。在此租住的4年時間裡，房租一直隨著房價在漲，這個數字一共發生了五次變化：1980元、2200元、2500元、2600元、2900元。
今年4月份的時候，中介告訴寶哥，房租要漲到2900元一個月，他問中介，能否解決停車位，中介表示無能為力。
這是一個寶哥將其當作家來經營的地方，搬進去後不久，他買全了各類家具和廚房用品，還在陽臺養了綠植。2016年，寶哥買車之後，停車位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由於停車位不足，他常常在下班後的深夜到處找地方停車。
卡在停車位上，寶哥於是決定退租。這一次，他選擇了離龍華中心區更遠的地方，搬去了清湖的一棟新建公寓樓裡，兩室一廳，帶車位，每月4000元。
只有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才能選擇像寶哥這樣去做，更多的人只是搬到了條件更差的地方。
一位曾和寶哥合租過、在富士康上班的朋友則在這個夏天回了老家。租不起房子是他回家的其中一條理由，但他並不覺得這是別人的錯，他把自己不體面的「撤退」歸結於自己很「失敗」，不夠聰明。
住城中村是外來務工者的普遍經驗。
寶哥2003年從陝西寶雞的一所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學校以安置就業的方式，用大巴將他和另外十多名同學拉到深圳的一家電子廠。
當時的深圳因「二線關」的存在，有著「關內」和「關外」之分，城市的衛星城遍布「關外」，便宜的租金也助推大量工廠蔓延。
彼時，政府提出了「產業適度重型化」政策，深圳的產業結構逐漸形成二、三、一的產業格局，第二產業仍舊是支撐深圳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
寶哥所在的電子廠，是當時製造業洪流中的一分子，像這樣的電子廠，為大量外來務工人員提供了工作崗位。外來人口湧入，也造就了城中村的崛起。
寶哥有5個兄弟姐妹，養育子女幾乎耗盡了父母的財力，他帶著幾百塊錢來到深圳，「從一張白紙開始做起」。對寶哥而言，來深圳的第一目標是賺錢，這也是構建幸福的基礎。
儘管當時人們嘲笑深圳是一個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格調的城市，但對於來這座城市的移民而言，深圳對他們的意義與文化和歷史無關。
為了省錢，在工廠宿舍住了三年後，寶哥2006年才搬離工廠宿舍並開始在外租房，他的租房地點圍繞龍華區域的城中村展開，已記不清具體搬過多少次家。寶哥自稱是一個鈍感的人，並不能直觀感受到房租對自己生活產生的影響。深圳北站開通的時候，寶哥租住的地方離北站不遠，房租漲了一輪，價錢不到一千元。
直到最近不得不從住了四年的小區搬走，他才感到租房問題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一旦離職，他將失去70平方米的公租房
蕭亞明的租房經歷就複雜多了。
2004年4月，蕭亞明第一次出門遠行，從湖南懷化乘火車到東莞，從東莞下車後又轉乘汽車到深圳龍華，整個行程花了28小時——他此行的目的是在深圳找到一份工作。
19歲的少年蕭亞明在位於龍華萬眾城附近的旅店住了兩天，等來了富士康龍華園區主管的面試通知，面試結束的當天，他就在生產手機的流水線上開工了。
位於富士康附近的共和新村，有8棟農民房被富士康承租作為員工宿舍。蕭亞明的第一處居所便是由公司分配的宿舍。
6樓，12平方米單間，6個人，架子床，上下鋪，沒有空調，衝涼得去一樓的公共浴室，這是蕭亞明的日常生活環境。
2005年，蕭亞明決定單獨出來租房。從小學六年級到高中，他過的一直是宿舍集體生活，也日漸對此感到厭倦。蕭亞明在共和新村租了農民房，一室一廳，每月230元。有了自己的房間後，他就能邀請朋友過來做個飯，光是這份快樂，就足以打發對他來說難熬的周末時光。
他在共和新村的農民房裡一共租住了3年，而幾乎每半年都會遇上一次漲房租，10塊、20塊、30塊……
2008年，富士康工廠園區開始壯大，蕭亞明的上班地點因此隨之轉移，他也不得不搬到離工廠較近的地方居住。此後，蕭亞明的租住地點一直在布吉鎮崗頭村。他在這裡搬了3次家，從單間到兩室一廳再到一室一廳。
這樣的搬家軌跡也暗合他人生的變化：一路走來，曾經是單身漢的他走進了婚姻，曾經的流水線工人也成為了生產線的組長。
2012年，蕭亞明將租住的空間換成一室一廳時，房租要1000多元，大概佔工資的1/4，這個房間他和妻子住了4年。
2016年年底，蕭亞明住進了公司為他分配的70平方米的公租房，這才算暫時結束了租房生活，但這一切的前提是他不能從富士康離職，一旦離職，他馬上就得考慮住在哪裡的問題。
蕭亞明其實是幸運的。近些年，富士康在逐漸縮減員工宿舍規模，高學歷人才的住宿條件被優先考慮，普通工人不得不轉向租金便宜的城中村。現在看來，蕭亞明走過的這條路也遇到了阻礙，新一代的普通打工者想要在流水線上獲得財富，變得難上加難。
「人生不能被房子拖累」
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演進歷程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勞動力會在各產業間發生規律轉移——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產業再轉向第三產業。
當下的深圳是一個「去工廠化」的城市。高科技產業的興起與增長，金融自由化與移動網際網路創業潮帶來了經濟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土地成本增加，大量的勞動密集型、能耗高的產業已經在過去十多年內向其他地區轉移。
早在2004年，深圳就已經將關外農村地區的集體土地全部收歸國有，發布了《深圳市城中村（舊村）改造暫行規定》。對城中村的改造一直在爭議和妥協中進行，在過去十年內，人們失去了一個個「落腳地」，卻也造就了眾多千萬富翁億萬富翁，造就了眾多購物中心、商業廣場。
這也是深圳樓市的黃金十年，但寶哥和蕭亞明均錯過了「上車」機會。
蕭亞明曾經有兩次接近自己「房子」的機會，最讓他感到後悔的是錯過2012年的那次時機。
那一年，龍華的房子也從當年的價格變為了約12000元/平方米。蕭亞明和女友當時每月的工資一共7000元，當毗鄰港鐵四號線首站清湖站的龍華花半裡項目開盤時，他倆決定去看房，當時該樓盤均價為13000元/平方米。
兩人面對的困境是，必須湊齊首付30萬元。為此他們決定開口向親人借錢，但最終又放棄了。
「還是覺得風險太大，人生不能被房子拖累，所以選擇了放棄。那時候還是錢存夠了再去買房這種觀念，連信用卡都不敢辦。」
蕭亞明將這種選擇的原因歸結於環境對人造成的局限性。從山村到城市到工廠的流水線，蕭亞明身邊的人幾乎都是埋頭苦幹的小鎮青年，整日和流水線打交道的經歷，太容易讓人喪失對外界大環境的感知力了。
2011年寶哥從電子廠辭職創業做電商，那幾年，整座城市都被「萬眾創業、大眾創新」的熱情氣氛籠罩著。也是在那一段瘋狂的日子裡，寶哥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在房價瘋漲的年月裡，眼看著自己公司的收益追不上深圳的房價，寶哥和朋友於是前往東莞、惠州看了幾十套「臨深房」。在他們的不斷猶豫中，整個電商行業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賺快錢的時代結束了。
2016年，因與合伙人產生意見分歧，公司運營開始出現問題，寶哥選擇獨立出來自己做。前兩年賺到的錢，被他當作近兩年公司的運轉資金。
如今，電商行業正在經歷新一輪的洗牌，平臺針對賣家的規則越來越嚴格；買家也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懂得運用規則。「用短期投機心態去創業不可行，必須做穩。」這是寶哥用錢砸出來的經驗。
蕭亞明現在租住的公租房在觀瀾，離工廠更遠。
每月房租894元，加上水電費，每月1200元可以解決居住所需。小區樓下有3至6歲的幼兒託管班，蕭亞明給孩子辦了深圳戶口，將來可以解決孩子在深圳的上學問題。他自己算過一筆帳，目前家庭的日常支出每個月需要5000元，妻子必須上班才能維持家庭運轉，這樣一來，孩子就只能放在老家了。
蕭亞明一直將自己看作深圳的邊緣人，有家的地方沒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沒有家，這是他正在面臨的現實。
2018年6月5日，深圳住建委發布了《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徵求意見稿）》，計劃未來18年提供170萬套住房。深圳將人才房、公租房、安居房和商品房的比例定為1：1：1：2，住房供給主體走向多元化。
是否能趕上房子的下一波利好，寶哥和蕭亞明對此倒並不是特別關心，他們已經錯失了多次機會，就算再錯過一次，也不會壞到哪裡去。
十多年的深漂經歷，讓蕭亞明和寶哥明白了什麼都不如經濟上的安全感重要，如果連這個都失去了，那麼也會失去穩定的家庭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