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隔萬丈，我們之間，不只是空間，還有時間的距離。
我們的祖先，流動性不大，也不夠快，不會有什麼時差的概念。當人類交通還處於馬車帆船時代，也無從感受這個現代煩惱。即使後來有了比較快速的火車和螺旋槳飛行，時差即使有，也不嚴重。是二十世紀中噴氣飛行的出現，才讓我們嘗到了時差滋味。
不論你我住在哪一國哪一城，我們每天都必定會經歷一個自然現象——日出，或天陰的話，天亮了。而且，除了南北極圈半年天黑之外，我們習慣上都把日出或黎明當作一天之始。儘管理論上一天之始，始於每日零時那一剎那。
可是，就美國來說，紐約日出要比加州日出早三個小時，加州日出又比夏威夷日出早兩個小時。而夏威夷日出雖然比北京、上海、臺北、香港日出早好幾個小時，卻晚一天。
道理誰都知道，這是因為世界各地不同時區( time zones)而出現的時差( time differences)。那時差的科學定義是什麼?至少按照中國現代漢語詞典，是「(天)平太陽時和真太陽時的差」。聽起來有點玄，又好像與人無關。但凡搭乘噴氣飛機十幾個小時穿越好幾個時區的旅客，尤其從西飛向東，卻因之而身心受苦，於是英文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jet lag。但此一名詞卻沒有恰當中譯。有的話也只是一種解釋，並非相對名詞。英漢大詞典jet lag的中譯是「噴氣飛行時差綜合症」。你聽過有誰如此形容因時差引起的身心之苦?還不是把這個解釋簡化，一句「我有時差」，就打發了。
我去年秋天跑了一趟北京、上海、太原、五臺、香港和臺北，那幾個城市都在同一時區，跑來跑去，都沒有出現什麼「噴氣飛行時差綜合症」。是從臺北飛回紐約之後，才再次感受時差造成的身心之苦。
我們的祖先，流動性不大，也不夠快，不會有什麼時差的概念。當人類交通還處於馬車帆船時代，也無從感受這個現代煩惱。即使後來有了比較快速的火車和螺旋槳飛行，時差即使有，也不嚴重。是二十世紀中噴氣飛行的出現，才讓我們嘗到了時差滋味。
可是，我們的祖先，雖然沒有親身感受，卻隱隱知道東西各地的日出日落有些時間上的差異，各地古老文明，單靠以太陽辨別時間的「日規」(sundial)，就已經知道或猜到東部某地的正午，和五百裡或三千裡外西部某地的正午的時間，並不相同。
在比較實用的鐘表出現之前，人們只能根據日規上的「真太陽時」( true solar time)來記時，可是當相當精確的機械鐘錶在十九世紀初問世之後，各地開始使用當地的「平太陽時」(mean solar time，鐘錶的24小時)來記時。
英國在十七世紀已經建立了海權，全球各地都有了它的殖民地，為了使其遠洋海軍和商船確定海上經度，以確定航行位置，而在倫敦近郊剛創建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臺，制定了「格林尼治標準時間」(GreenwichMean Time，GMT)。
今天英國被劃分到西歐時區，但因其面積較小，全國只有一個時區，因此，首先在那裡出現的鐵路火車，也不會因距離而出現任何時間上的差異。可是當美國也繼之而工業化了，也有了鐵路之後，再考慮到美國版圖那時已經從大西洋擴展到太平洋，時差問題也就自然出現了。不但出現，十九世紀中以後，美國大大小小的私營鐵路公司，足有八十多個，而且各有各的「平太陽時」標準時間，混亂可想而知。
在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看過的一本書，叫做《太平洋興起》(Pacific Rising，作者賽蒙·溫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他書中提到今天我猜只有專業人士才知曉的一位人物，時區和時差就是這傢伙搞出來的。
他名叫查爾斯·島德(Charles Dawd)，紐約州一家女子學校的校長，可是他又精研鐵路火車。
在美國各個私營鐵路公司，各自使用各自地點的「平太陽時」的時代，是島德教授1870年發表的那部《供各鐵路使用的全國時間制》(A System of National Time For Railroads)，才把至少美國的時間標準化，同時也出現了時區和時差，但「時差綜合症」卻還要等到二十世紀中民間噴氣飛行普及全球，才讓我們經驗到這個不太好受的後果。
既然地球是360度，一天24小時，地球轉動是每小時15度經度，島德就按15度的經度間隔，把美國大陸給分成四個時區:東部時區、中部時區、山地時區、太平洋時區，每一個時區比其西鄰時區早一個小時。
不到十年，美國各個大小鐵路公司都採用了這個時間制。1883年11月18日，北美洲所有鐘錶都正式改用此一標準時間。之後一年，島德標準時間制全球化，1884年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也決定採用。因而全世界，整個地球，都給分成一個個時區，並以格林尼治皇家天文臺原址的「本初子午線(prime meridian)為標準線，其地方時間，即「格林尼治標準時間」(GMT)，為全球標準時間。格林尼治以東12個時區，以西12個時區，全球共24個時區。
這還不算，因格林尼治位於本初子午線(經度為零度)，那它的地球那邊正對面的「對蹠點」或「對踵點」(antipodes，也就是東12時區和西12時區相接的那道線，就出現了一個決定一天開始和一天結束的「國際日界線」(或「換日線」，International Date Line)，不論你住在哪一國哪一城，你住的地方時間是幾點，地球新的一天，世界每一個新的日期，都是從這條日界線開始。
1884年「國際子午線會議」只有26個國家出席，亞洲只有日本參加。民國初年，中國也加入了這個全球時間制，從極東的「長白時區」到極西的「崑崙時區」共5個時區。1949年之後不久，中國即以「北京時間」(「中國標準時間」)取代，全國今天只有一個時區。
我去年11月陪我的兩個侄女去了趟山西省五臺縣金崗庫村，去探訪她們二人的父親和祖父，亦即我的二哥和老爸出生地之家。我從上海飛，她們從香港飛，在太原會合，我們幾個人的出發地和目的地都在同一時區，都沒有出現時差問題。
在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從臺北飛回紐約之後出現的噴氣飛行時差綜合症早已消失。不過我在想，如果這次去探訪的金崗庫老家不在五臺山腳，而在中國極西的一個沙漠地帶，那除了感受少許時差影響之外，還會出現什麼情況。
這時我腦海中浮出一幅令紐約客難以想像的畫面——深更半夜，「北京時間」12點，我坐在村外小綠洲之旁沙丘上，目送太陽漸漸西下。
附記:金崗庫祖宅現在變成一個紀念館，但不是為了我們張家——它前門立著一個石碑，上面註明「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舊址」。紀念館內設司令聶榮臻展覽室。司令部於1937年11月國共二次合作聯合抗日期間成立，聶帥即在此座宅院起居工作。張家後代固然高興見到，並感激政府給予祖宅的保護，只是覺得石碑上似應加一行字:「原張氏家族故居」。（文/張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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