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標題：《福爾摩斯為何姓「福」？不是因為分不清f和h的福建人，而是因為上海人!》
Sherlock Holmes怎麼變成了「福」爾摩斯，而不是「侯」爾摩斯？因為第一個翻譯者是福建人林紓，分不清f和h？這種說法曾在網上廣為流傳，但真相併非如此——真是應了福爾摩斯的那句名言：沒有什麼比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更能迷惑人了。
「福」名並非林紓首創《北京晚報》曾刊文對此作了詳細解釋，根據作者姜寶君的考證，林紓不是第一個將Holmes翻譯成「福爾摩斯」的人，而且也不是翻譯「福爾摩斯」最多的人。
林紓，1852年生於福建閩縣，作為傳統知識分子的他並不懂外文。1897年，他與精通法文的海歸友人王壽昌合譯了第一本翻譯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從此走上翻譯小說之路。林紓的翻譯小說在晚清小說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他被稱為「以中國古文筆法翻譯西洋小說的第一人」，他一共翻譯了約160餘部外國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歇洛克奇案開場》封面雖然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說，但林紓只翻譯了一本福爾摩斯，就是1908年的《歇洛克奇案開場》，原著名為《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在書裡，林紓將Sherlock Holmes全名譯為「歇洛克•福爾摩斯」，然而早在這之前，「福爾摩斯」就已經是約定俗成的譯法了。
常大利所著的《世界偵探小說漫談》一書中詳細記錄了Holmes的中文翻譯史：
1896年 上海《時務報》率先以連載形式陸續刊登了一系列福爾摩斯作品，主人公的姓氏被譯為「呵爾唔斯」；
1901年 黃鼎和張在新合譯了6篇福爾摩斯小說，Holmes的名字首次被譯作「福」字開頭的「福而摩司」，Watson則首次被翻譯作「華生」；
1902年 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了一部福爾摩斯小說集，收錄了7篇系列故事，「福爾摩斯」的譯名已經和現在的標準譯名完全相同；
1903-1906年 小說林社、商務印書館等先後出版了一系列福爾摩斯小說，由此，「福爾摩斯」一直沿用下來。
探底首譯者黃鼎和張在新最早將Holmes翻譯成「福」字開頭的名字，他們又是何許人也？
2002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年譜（1896-1949）》一書，收錄了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入學的人員名單，「張在新（惕銘，上海）」赫然在列，由此可見，張在新籍貫上海。
相關文獻提到黃鼎的名字時，常將他和張在新放在一起，少有對他們各自的介紹。郭延禮所著的《近代翻譯偵探小說述略》中提到：1901年開始，黃鼎和張在新開始合作翻譯福爾摩斯探案系列小說，1902年他們又翻譯出版了柯南•道爾的《議探案》，「主要譯者黃鼎，系美國留學生，精通英語，故此書的翻譯較忠實於原著。」
在此線索指引下，姜寶君進一步考證推斷：黃鼎即維吉尼亞大學最早的中國留學生黃佐廷。也有學者將其名寫作「黃佐庭」，英文名為Theodore Ting Wong（T. T. Wong）。
這一點得到了維吉尼亞大學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歐君廷（Justin O』Jack）的確認。「確實有一些歷史文獻可以證明這點。比如，清華學校曾於1917年出版了《遊美同學錄》一書，其中提到：『黃鼎，字佐廷』，同時列出了他的英文名T. T. Wong。所以可以肯定：黃鼎和黃佐廷確為同一人。」歐君廷說。
根據《遊美同學錄》一書記載，黃鼎，字佐廷，英文名為T.T. Wong。歐君廷還介紹說，黃佐廷從1894年到1896年在弗大讀了約兩個半學年，並沒有獲取本科學位——這在當時很正常。「在那個年代，大部分學生只要獲取每門課的結業證書就夠了，很少有人尋求本科學位。」歐君廷說，「弗大從1825年開始招收國際學生，但直到黃佐廷入學前的近70年間總共只有25名外國學生。1894-1895學年，即黃佐廷入學時，他是全校4個國際學生中唯一一個來自亞洲的學生。他在這裡學習了希臘語、歷史學、英語文學、哲學、政治經濟學、化學等課程。」
維吉尼亞大學學生名錄（1894-1895）中，黃佐廷名字赫然在列，且顯示他是來自上海的生源。[圖片由維吉尼亞大學友情提供]
1918年9月黃佐廷在美國填報的一戰徵兵登記信息顯示他1876年出生。檔案資料顯示，黃佐廷1876年6月26日出生於上海。這麼說來，「福爾摩斯」這個譯名跟「福建」一點關係也沒有？倒也不盡然，黃佐廷的祖籍是福建。
福建人要「背鍋」嗎？歐君廷對黃佐廷做了大量研究，據他介紹，黃佐廷的父親黃光彩是福建廈門人，青少年時期即遷至上海。
黃光彩和黃佐廷父子之間是否會用福建方言交流呢？福建口音在從小在上海長大的黃佐廷身上能留下多少痕跡？或許上海話對他的影響更大？
無獨有偶——事實上，老派上海方言中也存在f和h不分的現象（雖然如今比較少見）。據著名滬語研究專家錢乃榮教授介紹，「老上海話裡，『福』和『忽』同音，念ho。現在奉賢老人還把『奉賢』說成老音『紅賢』。舊上海話把奉化來滬的『奉幫』裁縫說成『紅幫』，把『風』說成『轟』。」
一百多年前，母語方言對譯者的影響恐怕已無法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黃佐廷使用「福而摩司」僅僅一年之後，即1902年，文明書局出版的《續包探案》中，譯者就將「福而摩司」改成了「福爾摩斯」，而後者一直沿用至今。這至少說明，以「福」開頭的譯名在當時是被認可的。
根據姜寶君分析，黃鼎用「福而摩司」或許不是無意為之，甚至有可能是故意為之。正如當年國內樂迷將The Beatles翻譯成「披頭四」樂隊，雖然「披」的聲母p與英文Beatles的b有顯著差異，但一個「披」字卻讓這個樂隊的形象躍然紙上——很顯然，不能說譯者p與b不分。「黃鼎在翻譯時是不是也有這方面的考量呢？他或許在想，Holmes在危難關頭總是峰迴路轉，多少有一點點『福氣』吧？」
捧紅「文藝復興」一詞黃佐廷和張在新這對「黃金搭檔」合作翻譯了許多英文著作，成就斐然，為當時的人們拓寬視野、認識世界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倆人都是山西大學堂譯書院成員，該機構由西學專齋首任總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902年在上海設立。
李提摩太所著《萬眾皈依》一書中收錄的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全體職工合影。前排右二為李提摩太，前排右一為黃佐廷。從1902年至1908年的6年時間內，黃鼎、張在新等10多名中國譯員翻譯和出版了有關高等、中等以及師範學堂的教學用書和外國名著共23種，包括《克洛特天演學》、《最新天文圖志》、《最新地文圖志》、《世界名人傳略》等。
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出版的《世界名人傳略》版權頁中「譯述者」一欄注有：同安黃鼎，上海張在新。同安現為廈門的一個區。黃、張二人還翻譯了《邁爾通史》（Myers』 General History），由黃佐廷口譯，張在新筆述。張在新在序言末尾寫道，「英儒李提摩太先生經始山西大學堂，首舉是書。屬黃君與餘譯之，將以備我國學校之用」。
1912年，《邁爾通史》再版，內頁上注有「同安黃佐廷口譯，上海張在新筆述」字樣。這本書在清末民初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洋史書，原作者為美國人邁爾（P. V. N. Myers），影響了一代人，包括茅盾在內。山西大學堂譯書院1905年出版的中譯本同樣獲得了廣泛好評。當時的大學者夏曾佑曾為此書譯本校閱刪潤。張椿年在《從信仰到理性——義大利人文主義研究》中指出，《邁爾通史》提到了「文藝復興」一詞，「第十四周初，義大利人喜觀臘丁，希臘之文學、技藝，於是兩國之文藝復興」。隨著《邁爾通史》的廣為流行，「文藝復興」一詞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採用。
「黃」家與美國的淵源黃佐廷曾在美國人創辦的上海聖約翰書院就讀，19世紀90年代初赴美留學，1892年開始先在維吉尼亞的聖公會高中讀書，之後於1894年被維吉尼亞大學錄取。據其同學及好友埃德蒙•李（Edmund J. Lee）回憶，在維吉尼亞讀書期間，「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喜歡他。他在這裡打下了紮實的英語功底。他的英語流利、純正，近乎完美，完全不像外國人。」身為牧師的埃德蒙後來也來到中國，在安慶等地傳教。
歐君廷介紹，黃佐廷在維吉尼亞讀書期間，就是該校聖公會高中俱樂部（Episcopal High School Club at UVA）的活躍成員。「他在弗大的最後一年住在西草坪49號的一個單人間裡，那是我校創始人傑斐遜總統於1814年親自為教職工和學生設計的宿舍樓，非常具有歷史意義。至少從上世紀下半葉開始，最後一年住在那裡是本科生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之一，由校領導、學生領袖組成專職委員會根據學術成績、校內表現等綜合考量擇優選定入住者。」
弗大校史檔案顯示1895年黃佐廷作為本科生，參加了該校聖公會高中俱樂部。[圖片由維吉尼亞大學友情提供]聖公會高中學生創辦的報紙Lightning Bug編輯部成員合影，1893-1894年黃佐廷（三排左一）曾是該報編輯團隊成員。[圖片由Episcopal High School Archives友情提供]1897年的弗大檔案資料顯示黃佐廷來自上海，住在西草坪49號。[圖片由維吉尼亞大學友情提供]然而，黃家與美國的淵源要從他的父親黃光彩（1827-1886）說起。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美國聖公會派遣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傳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來到通商口岸之一的廈門，15歲的黃光彩曾在他家做幫工。值得一提的是，文惠廉畢業於維吉尼亞神學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該院附屬的聖公會高中就位於隔壁，這或許就是後來黃光彩安排兒子前往維吉尼亞讀書的原因之一。
1843年，文惠廉回美國時帶上了黃光彩——這比容閎留美還早5年。黃光彩英語流利，但沒有記錄顯示他曾在美國入學。1844年12月，黃光彩隨文惠廉離開美國，返回中國。
1846年4月12日復活節，19歲的黃光彩接受文惠廉施洗，成為美國聖公會首位華人基督教徒。同年，文惠廉在虹口王家碼頭創辦「大美聖公會學堂」，黃光彩是他的左膀右臂。1851年9月，黃光彩成為聖公會在華首位華人執事（deacon）；1853年，文惠廉在上海虹口建立了美國聖公會救主堂，黃光彩主持這家教堂的中文禮拜達35年之久；1863年他成為第一位與洋人傳教士平起平坐的中國牧師（會吏，priest）。
黃光彩及夫人黃光彩的妻子是美國聖公會創辦的上海第一所寄宿女校——文紀女校的第一位受洗基督教徒。他們育有十名子女，但只有五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長大成人。長女黃素娥是上海聖瑪利亞女校（St. Mary’s Hall）首任校長，嫁給了聖約翰大學校長、美國人卜舫濟（Francis Pott）。黃佐廷則是黃光彩最小的兒子。
1901年維吉尼亞大學校友刊物上的資訊顯示，黃佐廷當時正在官辦上海學校任教，還是前臺灣巡撫的家庭教師。[圖片由維吉尼亞大學友情提供]1897年1月，黃佐廷從美國留學回來後，進入母校聖約翰教書。1900年，他參與創辦了聖約翰大學校友會；同年，他和世交顏惠慶等人共同參與創辦了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黃佐廷熱愛文字和教育工作，1902年，他用英文撰寫了《中國歷史朝代編年表》一書；1905年他和顏惠慶曾一起編輯《華英字典》，這部字典收入的詞條達四萬餘條，內容豐富，具有重要的價值。
1902年版《中國歷史朝代編年表》一書封面「顏惠慶追隨黃佐廷的足跡，先後在維吉尼亞聖公會高中和維吉尼亞大學讀書。他是在弗大獲得學位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也是我校第一位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的國際學生，」歐君廷說。兩個最早在弗大留學的上海學生，在接受了美式教育薰陶後，回到祖國，為普及國內英語教育、提高國人知識素養，做出了巨大貢獻。
1905年版《華英字典》內封上顯示了主編黃佐廷和顏惠慶的英文名字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年版《華英字典》版權頁顯示：校訂者為上海顏惠慶、上海黃鼎。黃佐廷的妻子是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首屆七名畢業生之一的無錫名媛薛葩，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首任會長。他們育有五個女兒和兩個兒子，其中一女不幸早夭。
黃佐廷夫婦和他們的孩子黃佐廷曾考取進士。1909年，他覓得第一份官職，管理剛通行的寧滬鐵路。1911年，他被委任為留美學生監督，常駐華盛頓。1916年，留美項目開始招收女生，薛葩負責帶首批十名女生出國。同年，因工作表現優異，黃佐廷獲得北洋政府頒發的「嘉禾勳章」。
1919年1月29日晚上，黃佐廷和兩位同事在華盛頓的遊美學務處慘遭槍殺，案件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雖然沒有確定真兇，但這樁百年懸案卻意外推動了美國司法制度的進步。
《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報》1919年3月刊專門發文，對黃佐廷等人的死訊表示沉痛哀悼，文中對黃佐廷褒獎之詞甚多，稱他為人正直，廣受愛戴，對學生們宛如慈父。根據1920年3月8日的《申報》記載，黃佐廷的靈柩直到那年2月14日才抵滬，「據聞死者之身、曾用美國新發明之藥水薰染、故時經一年久之、並未腐爛」；3月7日，在滬親友在美國聖公會救主堂為他舉辦了盛大的葬禮，弔唁者達700多人，儀式上「鐘鳴四十五下、以表黃君享年之數」「黃君靈柩、為美國最高等者、價值九百金洋」「 禮畢、用頭等西式材車、發引至靜安寺路西國墳山安葬、來賓大半親自送往、由約翰大學卜舫濟監督主理」。
黃佐廷為人清廉，身後僅留下一屋，薛葩不得不將原居所賣出套現，購入靜安區赫德路（Hart Road）675號（現常德路），再將該屋按給銀行舉債。這套洋房除一部分家屬自住外，薛葩把大部分房舍用來建立了黃氏女學（Wong’s Academy for Girls），繼續丈夫的遺志，大力推動教育事業。
薛葩還將幾個子女全部送往國外留學。比如，長女黃倩英曾在密西根大學進修，是該校第七位獲得巴伯獎學金（Barbour Scholarship，用於培養傑出的女性亞裔學生）的學生。三女黃倩儀曾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四女黃倩鴻曾在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深造。長子黃開平畢業於麻薩諸塞州的艾姆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政治系，後跟隨顏惠慶進入外交圈，曾出任駐美大使館外交參贊。次子黃宣平曾在美國底特律的通用汽車總部工程科研部工作，後來成為非常成功的商人，並熱心公益和教育事業，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董會主席。
黃倩儀、黃倩鴻、黃開平從美國留學回國後，都曾在黃氏女學任教。對教育的重視成了黃家人一以貫之的重要傳統。
資料來源：
《福爾摩斯從何來——「探案」黃鼎》，作者：姜寶君，2015年3月31日刊於《北京晚報—北晚新視覺網》
《世界偵探小說漫談》，作者：常大利，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4年1月
《近代翻譯偵探小說述略》，作者：郭延禮，《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3期
《1949年前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中國留學生情況考釋》，作者：林曉雯、裴廣紅，《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3月刊
《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作者：羅元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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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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