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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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導航
前言
1. 澳洲的第三世界邊緣地帶,成了目前最危險的地方
2. 最長的一公裡:從帶有空中花園的豪宅到被封樓的公屋
3. 「不一樣的人」?
結語
前言
斬獲雨果獎的中篇小說《北京摺疊》中,生動形象地描述了未來的北京被割分為相互疊加與隔離的三個空間的場景,每一個空間生活著不同社會階級的人:
其中,位於第一空間的權貴階級可以享有最充裕的時間與社會資源,其次是第二空間的中產,而底層勞動人民大多數時候卻只能擠在被摺疊起來的第三空間休眠、真正能利用的時間也被壓縮得寥寥無幾。
藝術往往源於現實。
據悉,這篇小說的作者郝景芳此前曾在北京城鄉結合部住過一段時間,因此對於北京「魚龍混雜」的不同階級有著非常深刻的體會,也給了她創作的靈感。
北京南四環外的城鄉結合部
但階級分層與固化現象並不僅僅在北京存在,在澳大利亞這樣一個人均GDP逼近6萬美金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實也掩藏著一些平時在繁華下被「摺疊」起來的第三世界灰暗邊緣地帶。
澳洲公屋就是這樣一個在城市中原本毫不起眼的存在。
這些在澳洲被稱作住在「那種公寓」(The Flats)裡的人,可能是戰爭逃難的難民,可能是失業的新移民,可能是單身父母以及他們的後代…
這些人一輩子擁擠在房間、樓梯、走廊都可能一模一樣的高層公寓大樓中,與那些住在光鮮亮麗的私人豪華公寓的澳大利亞人看似也不過隔著咫尺之遙。
但墨爾本最近在疫情復燃壓力下突然宣布的二次封城措施,還是赤裸裸地撕開了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天壤之別;
也讓這些徘徊在澳洲邊緣地帶的人,重新曝光在大眾的視野之中。
1
澳洲的第三世界邊緣地帶,成了目前最危險的地方
截至今日,坐落於墨爾本內西北區Flemington等9棟公屋大樓,在維州出動500餘名警力的重重包圍下已被「封樓」近一周。
每一棟樓都居住著數百名住戶,每一間公寓面積都很小,也沒有陽臺。
在長達兩周的封樓期內,住在這些樓中的3000餘人被嚴禁離開住處,只能通過房間裡狹小的窗戶呼吸少得可憐的新鮮空氣,還得在很難保持社交安全距離的高危環境下,與其他住戶共用電梯、走廊、垃圾處理設施和洗衣房等設施。
據The Guardian等媒體報導,樓內住戶曾紛紛反映食物短缺,老年人護理中斷等問題,有些父母甚至沒有使孩子能足夠撐過封樓期的配方奶粉,分發物資的組織與部門又等過了好幾天才各就各位——這導致一開始的幾天內,樓內充斥的只有恐慌的氣氛與憤怒又不知所措的住客。
來源:ABC News: Dan Harrison
事實上,這些高密度人口聚集的公屋大樓,或許已經成為了澳大利亞現今最危險的地方:
截至周三上午,已發現共計75個確診病例與這些樓相關。
用澳洲代理首席醫療官凱利(Paul Kelly)的話來說,這就像是一艘艘「懸在高空中的遊輪」。
2
最長的一公裡:從帶有空中花園的豪宅到被封樓的公屋
墨爾本Flemington公屋的一間公寓內,住著21歲的希莎(化名),與在她出生前以難民身份從東非來到澳洲的父母。
如果從她家公寓內狹小的窗口迎面望去,目光穿過一個綠草成蔭的足球場,那麼剛好可以看到一棟極具設計感的豪宅公寓樓。
實際上,與希莎所在的公屋大樓極其普通晦暗的外表相比,這棟由知名建築設計師Jamie Durie設計、被命名為「ALT & Sienna塔」的綜合大樓看上去就顯眼鮮亮多了,甚至還在頂層擁有一個奢侈的空中花園。
Flemington公屋樓區(左)與ALT & Sienna塔(右)/ 來源:ABC News:Simon Winter
這棟大手筆的私人公寓樓,其實離她所在的公屋樓的距離僅僅不到1公裡,就算慢悠悠散步過去十分鐘以內也就到了。
但此時此刻「封樓令」下的希莎與家人只能老老實實待在自己的屋內。
實際上,對於從出生開始就住在這間公屋的她來說,從這棟樓到那棟樓的1公裡,可能也是她在澳洲一輩子都「走不出」的1公裡。
墨爾本北部的另外幾棟公屋大樓也同樣遭受了封樓的命運。
類似的是,這些公屋也得到了豪華公寓樓「雅頓花園」(Arden Gardens)的隔街相伴。該樓盤的官網介紹上這樣寫道,「雅頓花園是墨爾本北區的新地標——擁有位於內城區標誌性的地理位置,靠近公園,並能享受私人景觀廣場、電影院、超市與令人驚嘆的城市美景。」
來源:ABC News:Simon Winter
在這棟流光溢彩的私人公寓樓面前,外牆灰白相間的公屋大樓似乎顯得更加容易被忽略了。
3
「不一樣的人」?
但這並不意味公屋在當地社區人們的心中就沒有存在感。
實際上,這些看起來毫不起眼的公屋大樓,似乎已經成了墨爾本天際線中「不和諧」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很多人覺得墨爾本內城區「名聲不太好」的原因之一。
由於公屋樓區一般與外界保持封閉與隔離,這導致「外面」的人在社會新聞上看到了發生在公屋的吸毒、打砸、暴力事件,便認為住在「裡面」的人都是這樣的人。
來源:ABC News:Simon Winter
而作為外人,其實很難做到自由地在這些人之間穿行的——倒也不一定是因為恐懼心理,也有可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不自然感。
這種感覺可能有點像走入麥高登(Gordon Mathews)筆下「低端全球化」的香港重慶大廈:
這裡可能住著上世紀60年代到達澳洲的義大利人,也有可能是70年代抵澳的土耳其人,再之後是越南和南美的難民,自從90年代初期開始,很多人就可能是來自前蘇聯、非洲之角了。
比如在Carlton公屋住宅區,住戶出生地比例最高的除了澳大利亞以外,就是中國、越南與非洲之角。
據統計,在澳洲的非洲移民中約有一半都居住在墨爾本,他們的人數接近5萬人。他們絕大多數是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通過澳大利亞的離岸人道主義計劃、家庭團聚或來自紐西蘭等國家的二次移民抵達的。成千上萬的非洲家庭,被安置在位於墨爾本市中心的公屋中。
於是乍眼看上去,這些地方似乎屬於其他世界。附近可能有很多看上去和一般澳大利亞人不一樣的人,更不像其他出入在墨爾本市區的人們。假如你是澳洲人,那麼你走進大樓後也許反而覺得自己是少數族裔,茫然不安之中還帶有來自第一世界國家的內疚。假如你是華人,那麼你可能會下意識地捂緊錢包。假如你是女人,說不定會感到不自在,因為你周圍可能有一百多雙男性的眼睛虎視眈眈地盯向你。
「到了香港,千萬別去重慶大廈」這個忠告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這些刻板印象並不是一日一人所能形成的。
實際上,這離公屋一開始創立的初衷相去甚遠。
二戰過後,包括雪梨、墨爾本在內的許多國際城市都開展了重建公屋的項目。在1962年至1976年期間,維州當時的住房委員會建造了45座公屋大樓,作為所謂的「貧民窟清理計劃」的一部分。
當時的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是傾向於拆除那些在狹窄的街道和車道上擁擠且往往沒有下水道的老房子,取而代之的則是設備完善的高層公寓,樸素、統一,但重在乾淨。
是啊,那個年代大家幾乎都沒有什麼錢,貧窮也可以通過工程來抹除。
但後來,人們的觀念就變了。於是再看到這些建築,就開始覺得這些房子沒有靈魂,還把原本好好的一個社區殘忍地「攪混了」。
來源:Chris Mc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