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張翎在《張翎小說精選》新書發布會上。 木葉
題記
小說是林中的一棵樹，電影是暗室裡的一個柜子。《餘震》這棵樹很特殊，接下來的柜子——根據《餘震》改編的《唐山大地震》亦不同尋常。至於分別，不是簡單的側重於女兒還是母親的問題（救兒還是救女這個兩難的核兒未變）。
對馮導此片，有人說現實主義電影之現代化如何如何，有人說缺乏對體制之直面如何如何，有人說讓電影重新回歸主流價值觀如何如何，有人說植入廣告如何如何，有人說五億元眼淚是哭泣卻未必是感動如何如何……原著作者張翎的意思簡捷：小說描寫了痛，電影講述了暖。（電影在放，《上海文化》的張翎長篇專訪也正好刊出。）終究，她覺得自己「另有歸屬」。那是沉靜，是文字，是故事。
在故事中停頓一秒，或一生。張翎的字裡行間，有歷史的隱痛與玩笑，有在路上的風塵與電閃。她在用另一種方式回家，回到母語，回返此時此刻的土地。
她生於杭州，隨父母到溫州；求學復旦，闖蕩北方；遠赴加拿大、美利堅，分別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不惑之年，張翎的長篇處女作才問世。僅兩三年後，莫言便預言，張翎終究會成為海外華語作家中的一位傑出人物。不知不覺間，她得獎一籮筐。但是，直到馮小剛《唐山大地震》據其《餘震》改編，她才真正進入大眾視野。這流轉本身，就是俗世的一個現實主義文本。
關鍵的，總是，下一部。張翎透露說，它可被視為《金山》的姊妹篇，描述一位在同治年代來到加拿大洛基山脈一個淘金小鎮的中國女子……
特約撰稿 木葉
《餘震》是關於心靈的小說
問：你的《金山》《望月》等四部長篇，加上中篇《餘震》《雁過藻溪》等，我覺得你對人物心理的觸及，很微妙，我不知道是否跟你聽力康復師的工作有關？
張翎：我覺得這都是無意識的，因為作家敏銳的觀察力幾乎是天生的，你坐在房間裡或者出去做一件事情，或者你不做這件而做那件，其實你觀察的觸角應該是無處不在的。所以不做聽力康復師，做其他的，也是同樣。聽力康復師這個職業的的確確客觀上是我通往世界的窗口，它比別的窗口可能更大一些，進來的人更多一些，更隨機一些。
問：是不是也會成為你的素材或靈感源泉？
張翎：有可能的，但我從來不會照搬的。我寫到現在，第一沒寫過自傳，第二沒寫過他傳。我幾乎極少現成地搬用直接經驗，也很少變相搬用間接經驗。這些經驗給我一些靈感，但我不會把這個事件本身原封不動搬到一個人物身上，可能我會把這個細節打成很多碎片放在不同的地方。
問：你非常善用自身的優勢，比如這幾個長短篇看似是中國的故事，但其實都是把華人和加拿大或是哪裡的人連在一起，你說寫作時不大注意他們是白人、黑人、黃種人，但你真正處理的時候是否有某種期待或考量？比如《餘震》這個故事其實也可以不發生在加拿大。
張翎：我覺得放在多倫多是順理成章的，我很熟悉這條路，為什麼非得走另外一條路？發生在東京，這個故事本身還是存在。以《餘震》為例子，放到哪兒都是一樣，無所謂，重要的是王小燈和她的內心。她的環境在哪裡不重要，她讀書在不在復旦也沒有關係——我自己畢業於復旦，所以我寫復旦比寫別處方便一點。但是如果情節需要我把人物放在某個地方，那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了，到目前為止這些場景還不能構成故事的一部分。
問：《餘震》的確是寫地震最好的文本之一，汶川大地震後，你認為自己這部作品哪裡可能還不夠深入，哪裡又越發感到欣慰？我個人覺得你對這個「餘」字的處理很不尋常，淚水和心靈、歷史和當下形成了相互的尋找與安慰。
張翎：我的《餘震》寫的是天災把人推到絕境之後的那種綿綿不斷的心靈創傷，嚴格意義來說，這是關於心靈的小說，天災只是故事展開的背景。所以這場天災發生在唐山或汶川，都不會改變小說本身的立意。我想說的是，地震給地貌帶來的摧殘，假以時日，都能修復。但是地震帶給孩子們的心靈創傷，是無法用數據來量化，也無法用形容詞來形象化的。它也許會伴隨人的一生。令人欣慰的是，在汶川地震發生後，「心理幹預」作為一種療傷的方法被一次又一次地提了出來——那是因為人們關注了心靈的「餘震」。
中文是我的至愛，英文是我的次愛
問：還記得自己最初的文學萌動嗎？
張翎：這是蠻有意思的一個話題。我上小學一年級，自己還不懂什麼叫萌動，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看圖說故事，因為那個時候我的文字還不夠寫作文。有一幅畫，是小朋友早上起來看到一個人推一輛車，然後去幫那個人推車。老師把一個個孩子叫起來描述圖裡面的故事。很多人都會說，小朋友看見這個老大爺推車，如何如何。輪到我的時候，我就說「早上起來，天邊有一輪紅紅的太陽……」老師非常驚訝，他說沒有一個剛剛開始識字的孩子會先來描述景色，所有人的興趣都在事情跟人上，唉，這個孩子真奇怪，將來可能當作家。
問：那麼，處女作是小說還是散文，發在什麼地方？
張翎：是發在袁敏老師所在的《東海》，它是浙江省的一個文學刊物，「文革」的時候，它改了名稱叫《浙江文藝》，我大概是在1976-1977年間在上面發了第一篇小散文，名字叫《雷鋒頌》，有點像快板，有點像口號。
問：二十歲？
張翎：差不多十九、二十的樣子。這是我第一篇化成了鉛字的文章。在2001年，我受邀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做一個講座，在圖書館的館藏裡面發現了這本雜誌。當時很震撼，感嘆文字生成的方式是很隨意的，也是自由的，但是它的流傳方式是如此殘酷。我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創造一篇東西的過程是很隨意的，自由的，腦子裡怎麼想都可以。但是一旦它凝成文字，它的流傳方式是如此的殘酷無情。學到的一門功課是下筆小心，現在看那個東西是非常非常（稚嫩）……
問：1983年畢業於復旦，離開大陸呢？
張翎：86年。
問：人世變幻，我在想，你是不是小時候就有一個明確的志向說要以文為生？
張翎：沒有想過以文為生，為生這個事是很深入的考慮。我的考慮就是長大了一定要當一個作家。
問：但是，從1976-1977年開始算，到後來的第一部長篇《望月》（1998），跨度20年，其間的作品很少。
張翎：我沒有寫。從小一直是想當作家，唯一沒有想到的是，夢想和現實之間隔了這麼長時間。我在國內時沒有寫的原因是，我大學進了外文系，當時「文革」剛過沒有多久，家裡人對於文字獄的那種恐懼還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們都不贊成我念中文系。他們都願意我去學醫。最後我很感謝上帝，我沒有去學醫，否則世界上少了一個好作家，多了一個庸醫。妥協的結果是我不去上中文系，也不去學醫，我去讀外文。當時自學外文很多年了，所以我以浙江省外文類第一名的成績考進復旦。
復旦四年，知道自己通往外邊那個廣大世界唯一的途徑是知識，所以認真讀書，把作家夢先埋起來，總有一天我會把它掏出來的，但是哪一天我並不知道。
沒多久，我就出國了。我老拿洗碗來做比喻，我在家裡洗碗，常常會把灶臺旁邊的桌子都擦乾淨，所有的外圍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再來洗碗。這是我的工作習慣，我不想在還要為下一碗飯在哪裡（而奔波）的時候，考慮寫作。我一定要把我的外圍先預備好。出國十年之後，生活安定下來了，我才坐下來開始寫我的第一本書。
問：說是這麼說，但我感覺其間是否會焦慮，難聽的話是掙扎？
張翎：那是肯定的。那個掙扎非常厲害，我會詛咒自己：還不坐下來，再不坐下來這一生就沒有時間了。我第一部長篇小說《望月》發表是在1998年，四十歲了，應該說是起步非常晚的一個作家。最後《望月》寫出來的時候，實際上我真的是很感謝這個十年，表面上你好像浪費了一份大好的創作時光，但實際上讓你所有的焦慮和表層的感受，都得到了理性的沉澱。所以我在寫《望月》的時候，已經達到了心平氣和的狀態。我認為心平氣和對於作家來說是最適合的。
問：到了國外，是要走哈金、譚恩美這種以英文立言的方式，還是繼續用漢語書寫，有過這種思考嗎？
張翎：當然有。對我來說用英文寫作是極大的誘惑。誘惑面前，我想我們要有這樣的定力：我一生中最愛的是什麼。我覺得英文是我的工具，我用它做一些很達意的事情，然而母語它給我一個絕對的自由空間，我在那裡是要做傳神的事情。在有過傳神的經歷之後，我就不滿足達意。在母語寫作裡面，我覺得那是一個自由的王國，是微妙的，含蓄的，隱忍的，放縱的……所有的形容詞都擺上去，我覺得有一種恣意的掌控，我可以在裡面打滾，像一頭髮情的驢那樣打滾。但是在英文的天地裡我是個規規矩矩的人，可以寫個規規矩矩的故事，我有過打滾的經歷之後沒法再去做規規矩矩的事情。所以中文是我的至愛，英文是我的次愛，不是說我不愛它，但是有了至愛，我就不能選擇次愛，哪怕次愛的誘惑很大。
問：有一個直接的問題，作品在加拿大發表和出版的機會也有，可能很小。
張翎：漢語是吧？《明報》《世界日報》《星島日報》都有，華文發表的園地不是沒有，但是很小。
問：影響也不大。
張翎：影響也不大。最大的語境……當然在中國，天地也在中國。
問：《望月》是處女長篇，但是駕馭了很長的時段，幾代人。寫的時候應該是不惑之年，雄心一直憋著，突然把它拎了出來。
張翎：這就跟多年的等待很有關，全部積攢在肚子裡，是一種厚積薄發。我覺得寫《望月》是行雲流水，我到目前為止寫所有的小說都是行雲流水。《金山》艱難一點，但不是因為靈感本身，而是我對細節的考量。
問：《金山》的跨度就更加漫長。
張翎：從一八七幾年開始到二零零幾年。
問：一般人寫一個世紀就拉倒了，這個是130年。
張翎：其實也有過華工題材的小說，往往是寫其中一段。
問：如果不出國自己此刻會是什麼狀態？你覺得較之國內的作家，自己或海外作家在視野、政治、禁忌、膽色等方面有什麼差異？
張翎：不出國的話，我大概是一個下崗另找出路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幾乎可以肯定比現在有錢，也許比現在肥胖。大概也寫書，不知寫的是什麼。國內和海外的作家雖是群體，但很難用一頂帽子把他們蓋全，你說張悅然和陳忠實，能放在一個框架裡評論嗎——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從我自身來設想，出國的經歷使得我回首故土時有了距離。地理位置的阻隔提供了一段合適的審美距離，使人的視野開闊了。離開了本土生活環境，以前束縛我的各種因素，無論是政治、社會、文化、習俗的，都大大地減弱了。脫離了諸多的束縛之後，文字記錄下來的是一種較少受環境汙染的聲音。但距離是一把雙刃刀，它同時也切割了我和本土生活最直接鮮活的聯繫。換句話說，離天空近了，離地卻又遠了。
永遠需要非常小的細節
問：我看你寫的序或跋，好像《餘震》《望月》和《金山》，都是一些偶然的事例把你推到書桌前，真的這麼偶然嗎？
張翎：作為小說家的我，任何一個概念或主義都不能撼動我，只有細節可以。感動我的是非常偶然的細節。如果不是這個細節，你給我一個命題，無論這個命題有多麼吸引人，我絕對不會有所感動，我永遠需要那一刻一個突然的非常小的細節來撼動我，因為我的寫作是非常不功利的，不追時髦，不趕著一個紀念日來做個什麼事情，所以都是偶發性的靈感，是生命中的火花……如你把世界上的燈都給滅了，你就看見有幾點是星星一樣閃亮著，那就是特殊的靈感細節，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
問：還有一個很有意思，就是你說自己的小說可以從娛樂的角度讀，從歷史的角度讀，從社會學的角度讀……
張翎：嗯，反正是講《郵購新娘》的多種讀法，我是說別人可以有多種解讀方式。
問：我就根據娛樂這個概念來談，比如說你曾提到了胡賽尼的《燦爛千陽》一度打敗了《哈利·波特》，你好像也很自豪。我就想問問，有沒有想過也寫一個暢銷書？餘華有個意思，中國作家蠻可憐的，「純文學」的陣地越來越小，好像理所應當只賣幾千本、上萬本、兩三萬本，但是《百年孤獨》是上百萬的發行量；馬原更是說，要寫一部暢銷書；也有人說別以為暢銷書好寫。
張翎：我沒有任何怎麼去爭取讀者的想法，我始終是按照我自己最想做的那個方式去做，比如《金山》是一部極有可能吃力不討好的小說。開始寫之前，我想這是要扒我一層皮的，但真正開始寫時我知道我錯了，不是一層，是扒我兩層皮。結果是吃力但還算討好，那是意外，不是我可以設想的。我絕無設想，我要有設想，我大概早就應該跳樓了——寫了十幾年，依舊籍籍無名，你說是不是？我的小說早一些的不如現在的好，但是不管怎麼樣，我每部小說都是按照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寫的。所以從這點來看，我沒有遺憾。
問：你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寫，起步比較晚，那你有沒有一個野心或者說夢想，在文學這個戰場、領地裡面？
張翎：毫無。我有很大的野心是對自己的企圖，自己要寫出一部一絲一毫遺憾都沒有的作品，還沒出來。總體來說，我每部作品都是按照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寫出來的，都沒有受到太多雜念的左右，這點來說，我沒有遺憾。但我是不是能真的寫出一部讓我自己感覺完全滿意的作品，我始終還是在登山的過程之中。
問：現在長篇四部，中短篇集兩個，哪個自己覺得最……
張翎：《金山》。
問：這個我看了，但是我個人覺得它會讓人感覺比較遠，當然，廣東人或有類似經驗的人感覺會近一些。對於這段歷史，你已經寫得比較活了，一段歷史一段當下，一段歷史一段當下，地點的跳接蠻靈活的，讓讀者讀起來有一種當下感或者現場感。最後的結果非常好玩，隱隱約約體現著你的一種價值觀。在這個碉樓沒有被託管之前，小說主人公方得法的曾外孫女艾米要在碉樓內結婚，她是要延續一下祖輩的什麼東西……反正有一種延續，但她又有著外國血脈，同時流著另一個民族的血。我覺得這個結局很微妙，可能跟你很多小說都有呼應的關係。
張翎：你知道是為什麼嗎？我這個人本性上不夠強大，我真正忍不下那種疼痛的時候，我會用止痛藥。《餘震》結局也是這樣，《金山》的結局也是這樣，《金山》我原本打算就寫到碉樓，寫到這些人都死了之後一片黑暗就戛然而止。可是最後這種疼，我忍不下，所以我就非得扔給自己一片止痛藥不可，那個結果絕對是反高潮的，如果《金山》有什麼遺憾的話，這就是一個。
問：但這個結尾能夠體現你的一種潛意識，你雖說寫的時候對人的膚色不關注，但你還是想著一種融會。
張翎：我沒想融會的事，我是在想一個人跟他祖先的……
問：可能是對話。
張翎：對。《金山》有一個很神秘化的細節，艾米在穿衣鏡前看到了一對眼睛，那是曾外婆的眼睛，我覺得在碉樓裡面，我想像的更多的是她和祖先的對視，我根本沒想到膚色。你要不提融會，我根本不知道是這樣的解讀方法。當然，允許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解讀方法。但那些不是我想要的解讀方法。我可能是想要把斷了的線在碉樓這一頭再接續上。
問：你們那一代較多地會寫苦難，但你筆下的苦難是寬闊的。
張翎：我認為是相對真理的一句話：一個人不能跳出他的閱歷，對不對？我覺得我們這代人真實的記憶就是這樣的。你不可以跳出你的內心世界，包括嚴歌苓寫的很多也是這樣。
文學是支持我往前走的力量之一
問：在內地有作協，我想知道在加拿大或美國，你跟譚恩美或裘小龍等人，有沒有類似的協會性質的聚會？
張翎：在北美要是成立一個作家協會，是很容易的事情。去註冊一下，馬上就是一個名字聽起來很大的作家協會，其實這是完全的沙龍性質的——我講的是用中文寫作的。大家可以有一個彼此「聊藝」的機會。我很長時間沒有參加了，是因為我沒有時間。
問：插問一下，你是中國作協的會員嗎？
張翎：作協不可能吸收海外作家，哪怕你用漢語書寫了一輩子。我不是。我是一個孤獨的寫作者，不是任何一個協會的會員。是不是會員對寫作本身應該沒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也有一些喜歡文學的朋友可以在一起聊，但是不一定非得成立一個協會。
問：不是說非要成立，我是想知道你可能跟譚恩美或是誰交流中文寫作。
張翎：有，只是你可能不太熟悉，比如說陳河。他也在加拿大，也是溫州人。我們可以在一起聊讀過的書，彼此交換文稿，都挺好。
問：現在是用手寫，還是用電腦寫？
張翎：都有，有的時候是用電腦寫，有的時候手寫完一段再輸入電腦，最早的時候是完全手寫。
問：有沒有哪個作家一出作品，會特別想去看？
張翎：我從來沒有追星的感覺，我不會追著一個作家怎麼怎麼樣。我看書常常是別人介紹給我的，這樣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如果有幾個人同時告訴我那本書不錯，我會去認真看。但是極少，噢——賈平凹是我喜歡的作家，他的每一部書我幾乎都會看。
問：我記得詩人裡爾克，中晚年他寫不下去的時候，他就去讀法國瓦雷裡的詩，他說一讀他的詩就可能給自己靈感。我相信，有的人可能成為另一個人的源泉，甚至是比自己年輕的人，當然更多的來自經典和大師。
張翎：我腦子裡想不出一個作家的名字，只是常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我始終覺得是群體的潛移默化，東鱗西爪的。美國詩人艾米麗·狄金森，她的詩使我從中得到了很多靈感，但是創作模式上會不會借鑑她，我不會的。他們哪一點上給了我什麼影響，我無法告訴你，但是整體上他們是我的營養。
問：哈金前幾年有一個說法，偉大的中國小說。有人說這個觀念過時了，有人說這個偉大是什麼概念呢，好好寫，不要管它偉大與否。你怎麼看？或者說你是不是有這種夢？
張翎：我沒有，我覺得偉大的中國小說，一千個人有一千零一個判斷。除非你有一個很客觀的標準，什么元素佔2%，什么元素是佔0.3%。因為藝術的感受真的是非常因人而異的個體經驗，你沒辦法給它一個客觀的界定。
你剛才說的是兩層，第一是你有沒有這樣的夢，這個問題沒法回答，首先你要解答什麼是偉大的中國小說。既然無法解答的問題，你就沒有辦法說你是不是想有一部偉大的中國小說。但我覺得他的想法是認真的，嚴肅的，他是真正地想這個世界能夠出現文學秩序，是有這種理想和野心的作家，否則，不用去為這些事情傷神。在這點上我很尊重他，但我認為這個理論本身是很難實行的。
問：有沒有什麼時候，開始懷疑文學存在的力量？
張翎：從來沒有，因為它是支持我往前走的力量之一。從來沒有。我是很有定力的人。這是我唯一可以誇耀的事。
張翎在復旦大學就讀時的留影。
張翎在加拿大卡爾加裡大學。
張翎在廣東開平碉樓前。
（除署名外均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