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活躍在影視劇裡的年輕人雖賺得不多，生活卻光鮮亮麗。比如電視劇《歡樂頌》中，剛剛畢業的年輕女孩兒關雎爾和邱瑩瑩可以在上海徐家匯的高層小區裡各自租住一個單間；再比如情景喜劇《愛情公寓》裡，一群不到30歲的年輕人可以住在奢侈的套房公寓裡。但事實上呢？現實中的青年人在出租房裡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是不是有一扇能眺望陸家嘴夜景的落地窗？是不是從來不用和房東打交道，或為房租和搬家煩惱？
在當代中國，我們似乎極少讀到寫生活在出租房裡的年輕人的文學作品。這種實際生活與文學描寫之間的落差，就如同楊時暘在最近出版的小說《楊天樂買房記》中所寫的那樣，「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經驗缺少參照系，父輩的經驗已經失效，「我們」也不知道未來如何——然而，少有作家願意書寫青年人在一線城市漂流的生活，「或許，相較於上一輩與歷史、政治等宏大議題相纏繞的苦難而言，我們這一輩流於生活和生存層面的焦慮都顯得不值一提……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楊天樂買房記》中，居無定所的困窘與焦慮四處瀰漫。故事的主角楊天樂大學畢業，懷抱著留在一線城市奮鬥的期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專業相關的工作，也和愛人成家了，一切都像是漸漸步入正軌——除了他們在工作八年之後，仍然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子。在這些年裡，他們眼睜睜看著小區房價從一萬漲到了六萬，也終於覺得人們將買房比喻「上車」是無比精妙的，因為房價就是高速行駛的列車，即便在狂奔的列車之後狼狽猛追，也只能看著車越走越遠。
楊天樂的故事，大概也是無數正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輕人的寫照。為了更好地闡明「出租房裡的年輕人」這個主題，我們還選取了另外幾篇小說與之進行對比，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回答跟租房相關的一些更具體的問題——出租房裡的年輕人與房東的關係好嗎？他們因搬家而苦惱嗎？他們與同一屋簷下的合租者保持著怎樣的關係？
沒有「上車」、寄人籬下，不僅僅是出租房裡的年輕人在哪兒睡覺、吃飯、看電視的問題，更關乎他們的私人生活和親密關係。在《楊天樂買房記》裡，因為沒有自己的房子，年輕的愛人不敢生孩子——他們連一張自己的床都沒有，只能睡在一張不知道被多少人睡過、滲透了不知多少人體液的床上；他們要小心在單人床上的動作和聲響，最好不讓住在隔壁的室友聽到，然而床架的「吱呀」作響又不由得他們控制。這不禁令人想到英國作家戴維·洛奇在小說《好工作》裡對倫敦房價飆升的吐槽，「現在，是房產支配性慾了。」
在文學作品中，性慾似乎只是房產支配的所有事項中的最微不足道的部分。而事實上，更重要的是，作為房產所有者的房東與房客之間的關係，並不如合同上所寫的那麼平等——房東定期的清潔檢視、諄諄的教導以及突然造訪，往往一再打斷租戶「安居樂業」生活的幻象。楊天樂自己也曾去宜家買花架、去姚家園買花草，試圖為自己棲身的房子增加那麼一點兒情趣，但房東只要想過來安放個柜子，他們就得讓自己好不容易構建出來的「生活品位」讓位。
租客覺得自己的尊嚴和情趣被房東的不懂規矩、不知界線破壞了，於是不止一次出現對房東的腹誹。我們可以在《楊天樂買房記》中看到，對於「好運氣」買了房的房東，作為租房者的主人公心懷著一種幾乎充滿諷刺的羨慕之情。對於其中一位房東，他們想，「倆人都是七零後，趕上了好時候……不知道他們是先知先覺，還是運氣好，如今也算身價不菲。自己現在一個月一萬塊錢的工資，無論如何也追不上了。」對於另一位職業是教師的房東，租戶的評價幾乎是完全徹底的諷刺，「對於規訓他人有著近乎強迫症似的迷戀。或許在這個世界上，他能夠規訓的人並不多，只有自己的學生和房客。」此外，房東的審美品位、吝嗇態度等等無不壓迫著出租房裡的年輕人，楊時暘在小說中講到，有些北京房東把自己所有的破爛家具當古董般珍惜，不允許租客扔掉任何一件垃圾。
《楊天樂買房記》並不是唯一一部對房東持有「惡感」的小說。在以亞洲最大的經濟適用住宅小區為題材的小說《日落天通苑》中，作者王雲超也將外地人與北京人視為兩個彼此對立的群體。他寫道，北京人買了天通苑的房子，也不會過來住，只會「驅車」前來找中介索要銀子；他將這個討要租金的北京人形象寫得有些過火，「他們昂起頭顱，叉起腰肢，仿佛降臨八大胡同的親王，一面清點老鴇遞來的分紅，一面又不齒煙花柳巷的鹹腥。」
以上對於房東的鄙視和敵意，在張敦的《殺死房東老太太》（後改名為《帶我去戈壁》）裡，演化成了更加激烈的憤怒，最終甚至激化為一場謀殺。這篇故事，據張敦在以前的採訪中說，取材自他的真實經歷。像上文提到的楊天樂一樣，「我」本人也是大學畢業，從河北到北京做「北漂」，也選擇在北京東四環到東五環之間租房，他和女友的房東是一位老太太，比楊天樂更糟糕的是，他們需要與老太太共用一個衛生間和廚房。「我」厭惡房東的理由與楊天樂基本相同——老太太霸道地佔據了廚房的絕大部分空間，對於房間的使用法則有著絕對的權威——如果頭髮掉在了洗手池裡，尿液滴到了馬桶邊沿，她就會前來敲「我」的房門劈頭蓋臉一頓訓斥，「我」的表現唯唯諾諾，「簡直不是個男人。」
與楊天樂對房東的抱怨與諷刺不同，《殺死房東老太太》的現實性顯然沾染著瘋狂幻想的色彩。「我」終於忍無可忍，聯合女友把老太太殺死，並將她埋在了別人的墳裡。更諷刺的是，當張敦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老太太就在隔壁房間，並不知道她的租客已經用紙和筆在文學世界裡完成了一次對她的謀殺。
我們可以發現，為了彌補租房時受傷的尊嚴，房客們將房東作為心理層面的攻擊對象，或者貶損房東，將他們形容為市儈的、自私的、沒有邊界感的，或者在想像中將房東「一勞永逸」地幹掉，使他/她受到教訓。而令這種房東-房客關係更加微妙的是，在《楊天樂買房記》裡，當楊天樂夫婦決定買房、去探看別家的房子時，也成為了僭越別人居住空間的人，租戶也需要由著他們仔細檢閱私密的生活——家有幾口人、有哪些生活習慣，盡收眼底。其中有一家看起來已經在盡力讓自己的租房生活「中產化」，小兩口養著狗，有一家宜家的木板桌子，桌子上還有兩杯紅酒。
「房子是租來的，一切就都是租來的。」當楊天樂檢視別人的房子時，想到的並不是他們的生活還算體面，而是「這對小兩口很快就顧不上喝紅酒了，因為房子快要被賣了，他們馬上就得搬家滾蛋」。從被別人攆滾蛋到期待別人滾蛋，楊天樂的這種轉變恰恰體現出，房東遭到房客痛恨並不如這幾篇小說所寫——因他們刁鑽刻薄、沒有品位、貪婪不已或是自私自利——楊天樂也受過高等教育，還會去宜家購物裝點居住空間，但與他自己的房東一樣，他也在想像租客們滾蛋搬家的狼狽情景。所以，或許只能說，有了「房票」，一個人的信心和地位就都不同往日了，因此也就可以支配別人的性慾、指點別人的生活了。
房東指點與支配房客的最重要、最絕對的形式之一，就是告訴對方「你應該搬家了」。在一年間，楊天樂這對北漂夫妻「被迫」搬了四次家，情況各種各樣，有時候是因為房東心血來潮要買房，有時又因房東婆媳夫妻突然反目。總之，房東一家的生活狀況、親屬關係和經濟狀況出現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影響與打亂租客的全盤生活。相對於收拾東西和尋找新房，楊天樂覺得，更難以忍受的是一種被驅逐的屈辱、一種陷入雞零狗碎的難堪，而當這種感覺直接撞上「在一線城市生根發芽」的宏偉願望，前者可以輕鬆地將後者擊潰。
《楊天樂買房記》中有一個場景是這樣的：在一次搬家中，楊天樂夫婦一起提著編織袋走在天橋上，袋子因為質量差撕出一個口子，裡面的鍋碗瓢盆砸了一地，有一根筷子還砸到了過路汽車的車頂上，妻子蹲下拾撿筷子，突然哭了起來，丈夫上前安慰，妻子卻哭得更厲害了。這只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城市生活片段，妻子情緒失控，丈夫安慰無效。然而，他們彼此都清楚，此時當眾撕扯開來、落在地上、跌在車頂、讓過路人避之不及的，並不僅僅是編織袋裡的鍋碗瓢盆，而是他們沒有辦法收拾得體的生活。
比起拾掇雜物和搬家遷徙，讓租房的年輕人更加難以面對甚至難以啟齒的，可能是再次入住陌生空間，無意間闖進別人生活時窺探到的不該窺探的局面。楊天樂為找房子，曾走進一間改造過的暗娼之家，「整個房頂就是一面鏡子，地面被改造成了榻榻米，門口有一個摔壞了的小型粉色霓虹燈。」令他和在場的中介感到尷尬不安的是，他打開了衣櫃抽屜，裡面躺著兩張光碟，光碟上有一個裸露的女人——這是一個富於寓意的時刻，他與這套房子的銷魂過往直接照面，比想像自己正在睡的床沾染過多少人的氣息，更加具有衝擊力。美國學者馬修·戴斯蒙德講述窮人被驅逐的非虛構作品《掃地出門》裡也有類似的場景，有一個工人專門負責清潔「驅逐」之後的房間，他對於其中一戶「驅逐之家」印象尤其深刻：這一家的沙發包圍著一個家庭舞臺，舞臺中間矗立著一根脫衣舞鋼管，這顯然是一個用於拍攝色情影片的秘密基地。
大城市漂泊者的搬家苦惱，並不是當下這個時代獨有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作家蕭乾因為自己養的貓跑到房東太太屋裡拉屎而不得不搬家——房東太太對他怒吼道：要麼扔貓，要麼搬家。歷史學者胡悅晗在《生活的邏輯》中講述了民國知識人的不同搬家狀況，並將搬家與文人所處的階級掛鈎。他寫道，在上海，許多文人開始都是暫居一個地方，待安定下來，再找到合適的地方居住，但不同階層的文人的搬家情況是不同的：有些文人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好，自然也改善了住房條件，比如林語堂從西式公寓搬到了江蘇路的花園洋房；而長期處於社會中下層的青年知識人，只能在從一個破地方換到另一個破地方，比如作家唐弢幾年之內換了四處房子，「遷出了沒有扶梯的閣樓，搬進不見天日的灶披，在洋場上飄來飄去。」
對於六年內搬了三次家的錢歌川來說，搬家是一個階級意識覺醒的時刻。他寫道，搬家需要金錢，需要時間，還需要人手——這三者對於闊人來說是不缺的，但對於他們這樣的人來說，恰好是最缺乏的。錢歌川不無諷刺地說，適合搬家的人偏偏不需要搬家，不適合搬家的人反倒要天天搬家。其實，錢歌川從日本留學歸來，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輯，經濟條件並不算差。劇作家宋春舫也在《論語》裡一篇名為《從「家」忽然想到搬家》的文章中，頗有階級意識地將自己的狀況與有錢人進行對比而寫道，那些有錢的公子哥兒是不知道搬家是什麼味道的，第一他們有產業，第二他們不會出現欠租的情況。這一點與視房東租戶為對立階層的楊天樂和「殺死房東」的「我」，頗有相似之處。
《生活的邏輯》一書中寫道，搬家意味著從熟悉到陌生的生活場景的變化，個體不得不隨著空間場所的不斷變化而被動適應，而這種變化「頻繁地遷居消弭了居住者微弱的居住區認同感」。如錢歌川所說，「我們搬一次家，至少得兩百塊錢，而搬動了的東西，也得一兩個月才能重上軌道，清理出個頭緒來了。等到你住了相當的時候，周圍的一切都熟習而習慣了，你頗能感著安居之樂，總之，你對於這個環境已經完全適合了，然而到了這時你又得預備搬家。」
在《楊天樂買房記》裡，楊天樂夫婦也埋怨道，剛剛熟悉起這個地方，又不得不要離開了。這對夫婦在搬進新房子之後，會通過種種第一次的經驗而積累起熟悉感和認同感來：「第一次在這裡做飯、做愛、看電影、買一盆花、聽到鄰居吵架、聽到樓下小公園的廣場舞舞曲，逐漸地熟悉起來。」而令人無奈的是，「當一切都變得不能再熟悉時，就意味著要搬家了。」搬家次數多了，在逛街和旅行時他們已不願再添置有趣的物件，因為這會造成搬家的負擔。畢竟，「睡覺、做飯、洗澡、上網」才是房子的基本功能，相應地，「睡覺、做飯、洗澡、上網」之外的情感——比如熟悉和認同——都顯得負累，因此需要果斷地捨棄和利索地剝離。但是，人需要的住所遠遠不止是為了「睡覺、做飯、洗澡、上網」。由於欠缺居住的認同感，融入城市便也十分困難，在跟農民工交流時，楊天樂甚至會羨慕對方，因為對方根本沒想過在城市紮根，因此也不會體會到「在而不屬於」的僑居漂泊感。
與此同時，在城市中頻繁地遷徙，也讓租房的年輕人與以往不會接觸的三教九流形成了新鮮的碰撞。在一些「北漂」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從城市合租房裡生長出的新型人際關係。在王雲超的《日落天通苑》中，「我」和十個人合住在天通苑一間九十平米的兩居室裡，這些人分別居住在隔斷、次臥和主臥裡，住戶人群的分布非常複雜：既有視覺系的殺馬特、KTV公主和她男友，也有房產銷售員和他的男友，甚至還有一個男人的「小三」。比起《楊天樂買房記》裡的整租與《殺死房東老太太》裡和房東合住的方式，這一篇的租住生態最顯惡劣。
在這群人中，「我」是唯一過著朝九晚五生活的人，相對於規矩的「我」，他們的生活顯得混亂而充滿「活力」——日夜不分，徹夜party。房間隔音很差，所以「我」的耳邊幾乎是一曲由喘息、呻吟和木床嘎吱聲合成的奏鳴曲。就是在這樣逼仄的生活情境中，「我」與這些在別處毫無交集的人群搭起了夥，除了一起聊家常，還出於共同利益一起抵制天通苑的黑中介——租戶之一包工頭甚至號召「我」把黑中介給砸了；這群租戶需要在內部進行分工，有個女人說，「你們這些老爺們兒到時候衝到前面，護著咱們家女的。」
在這個戰鬥的時刻，偶然地被拋擲到同一屋簷下的、完全不相干的人們，竟然團結成了一家人。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種建立於「同仇敵愾」關係之上的合租情誼，就在「我」與這群人交往加深的過程中，「我」的朋友勸「我」搬家，理由是，「我」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怎麼能和一群沒有受過教育的「盲流」合租？而「我」的反應是，「受過高等教育怎麼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就一定是好人？」
與那些一團模糊地展現青年精彩都市生活的電視劇——比如《歡樂頌》或者《愛情公寓》——相比，《日落天通苑》裡的生活似乎是大城市生活的「暗面」了。然而這「暗面」並非對於「合租」或「群租」髒亂差印象甚至道德敗壞的迎合，相反，小說不僅如實描述了租房比買房低一等、群租比合租更低、次臥低於主臥、隔斷低於次臥、暗隔又低於明隔的生存狀況，也充滿想像力地展現了不同背景的人們搭夥吃飯、談天說地的充滿人情味的生活景象。 受過高等教育的「我」，在漂泊無定的合租生活中，尋找了一絲親切與認同。
更重要的是，這份親切與認同與傳統鄉土社會的地緣或血緣異質，也與人們受教育背景、職業背景和社會地位無關，而只是來自同一屋簷下的朝夕相處。就像租房被認為是過渡的居住一樣，合租的情誼也更像是一種處於過渡時期的感情，而誰又能否認這感情的真切呢？儘管明天去留無定，至少他們此時此刻互相取暖、彼此慰藉，給予他人腳下這座城市所給予不了的歸屬感——這一重飄渺的意義，已遠遠超越了三尺棲身之地「睡覺、做飯、洗澡、上網」的基本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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