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與廟堂
——道脈官脈一體化與中國古代書院的選址邏輯
鮑 嶸，郭 偉
（浙江師範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金華321004）
摘 要：書院遠離塵囂的選址理念與「士人學而優則仕」的原則似乎背道而馳，然而，看似不合理的文化現象背後卻有其合理且深刻之處。通過對道脈官脈一體化進程及其影響的分析，揭示由其推動的中國古代書院選址的三重邏輯：士人集團政治文化圈的建立使士人不懼於建書院於山林；書院作為官僚制與「道的詮釋權力」間衝突的緩衝，不得不建於山林；對「道」的純潔性追求使書院適合建於山林。書院選址邏輯根本上是由道脈官脈一體化背景下凸顯出來的政治意志與學術意志之間的張力推動的，理解這種張力與書院選址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理解高深學問中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關鍵詞：書院選址；道脈；官脈；學術與政治
「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機構和學術活動場所」［1］，多建在水清木秀、遠離塵囂的幽靜之地，體現一種遁世修行的態度。［2］這與儒家傳統鼓勵士人「學而優則仕」的入世理念似乎背道而馳。已有研究對書院選址邏輯的論證主要從文化和功能兩個角度切入。從文化角度看書院選址，著重通過訪查文化古蹟、名士遺蹤，揭示書院選址的佛教禪林影響因素，認為書院選址承載著中國古代文人遁世修行的隱逸文化；從功能角度看書院選址，偏重於討論遠離塵囂的場所讓士人專心讀書的功用。然而，已有研究顯然不足以充分解釋遁世行為與出世信念長久共存於學術群體的這一文化現象。本文以「場域」範疇為切入點，以社會關係分析為路徑，闡釋書院選址在社會運作層面的相關邏輯。研究包含三個部分：首先，對「道脈」「官脈」以及「道」「道統」「選官制度」等概念加以釐定，強調科舉制度的繁榮與官脈質變這一歷史進程的緊密聯繫；其次，基於書院歷史回溯，釐清北宋三興官學時期政治意志對書院態度轉變的本質及由其客觀推動的「書院意蘊」發展進程，深化對君王政治邏輯與士人文化邏輯辯證關係的討論；最後，闡釋科舉制度推動下道脈官脈一體化內涵，描述道脈官脈一體化背景下政治邏輯和文化邏輯之間對立統一關係，揭示書院選址的三重邏輯。
一、道脈與官脈
「脈」意指一種脈絡，兼有空間上的聯繫和時間中的延續兩層內涵。「道脈」即「道」的脈絡，包含了文本、人物、思想三個相互關聯的方面，在本文中也特指「道脈」的主要載體——士人集團；「官脈」在本文的內涵近似於官僚系統，主要涉及選官制度、系統運行和官僚成員三個方面。研究選取「道脈」與「官脈」的概念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道脈」與「官脈」本身暗示了傳承性、聯繫性、學術與政治等豐富的內涵，有助於意蘊的傳達；另一方面，「道脈」與「官脈」概念分別指涉一種客觀的歷史進程，而該進程是指引研究的客觀線索。
（一）「道」的追求與道脈的內涵
「道」是中國古代知識系統的核心，而「聞道」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道」又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概念，將自身的可能性向所有求道者敞開而不存門戶之見。儒家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慨，道家有「道可道，非常道」的體悟，兵家有「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的見解。不同的學者對「道」的闡釋都不盡相同，這體現了求「道」作為一種學術活動不受意識形態約束的純粹性和獨立性。然而，「道」地位的崇高性和解讀方式的多元性勢必造成對「道」的解讀的正統之爭，「道統」的概念應運而生。「道統」一詞最早由朱熹提出。但就道統的思想而言，首見於韓愈的《原道》①。後至南宋，在儒學復興的大背景下湧現出了濂溪學、關學、洛學、蜀學、湖湘學、贛學、閩學、浙學等諸多儒學流派，它們的思想和觀點並不完全一致。［3］由此，南宋諸儒開始為自己的學說爭立正統，其中以朱熹理學一派的道統論影響最大。他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講道：「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4］由此可見，不論北宋還是南宋，「道統」觀念是伴隨著對「道」的解釋權爭奪而產生的。「道統」蘊含了正統的意味，因此，對「道統」的闡釋也必然包含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它體現一種象徵性的正確，強調「道」的唯一性。這顯然與求「道」作為一種學術活動所蘊含著的純粹性相悖。出於區別「道統」這一概念的需要，「道脈」一詞被引入進來。明末著名學者費密站在批判程朱道統論的立場上，提出了與「道統」相對應的「道脈」概念。他認為「統」是帝王專用概念，因此「道統」專指「道」在帝王間的傳承，而「道脈」是藉助「六經」在孔門遞相傳授而形成的譜系。他說：「二帝三王，前規盛制，先聖孔子撰錄簡冊，定之為經，……傳七十子，七十子又傳之，如父與子，子與孫，使學者謹守不敢亂紊，悠久至今，成為道脈，故道脈斷自先聖孔子始。」［5］1-5概言之「一於帝王道則為統，傳於孔子道則為脈」［5］5。費密將道統、道脈分別論述，本意在區分帝王傳道和師儒傳道兩個系統。「道脈」與「道統」一樣，有譜系、脈絡的內涵，所不同的是，「道脈」不是一種價值判斷，也不是基於某種意識形態的象徵性正確，它是所有「求道」的主體及其行為所形成的客觀譜系；「道脈」與「道統」相較而言，內涵更為豐富細緻，為所有求道者和以求道為目的的知識活動留下空間，包容了多元的求道路徑和基於道的闡發而產生的多元思想，充分體現了學術爭鳴的內涵。概言之，「道脈」特指以中國士人集團為載體的，以儒家「道統」為核心的儒家對「道」的詮釋譜系。
「道脈」一說，意在突出中國儒學脈絡兩個方面的意蘊。一方面，「道脈」在文化層面上是一部儒家學術史，通過對「載道」的儒家經典進行解讀和闡發等學術活動，充分展現了「道脈」所內含的學術純粹性和文化自覺性。［6］另一方面，「道脈」還特指儒家思想傳承、傳播的載體——士人集團，即著重強調其物質層面。由儒家文化所滋養的士人集團具有獨特的精神氣質，他們既有「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的文化主體意識，又有「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擔當。士人不僅是儒家思想傳承人，更是儒家思想的闡發者和儒學理念的積極踐行者，儒家理念通過士人集團的傳「道」、參政等活動而在社會中持久地發揮作用。由此，儒家思想由士人活動而外化為一種「文化的力量」。文化力量發揮作用的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以道脈為「內核」的文化力量具有基礎性，它影響社會意識，進而決定了社會行為，這種基礎性的影響也體現在政治領域。中國自古就有道統指導政統的政治傳統［7］［3］，君王是時代中的人，也是時代文化中的人，自身必定受到當時文化內容的影響。儒家文化在中國古代社會文化中長期佔據統治性地位，君王所受到的教育內容也以儒學為主，因此，他們一定程度上分享著儒家的價值觀念。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儒家思想還通過參與法律政策的制定、官僚成員的選拔間接地對政治產生影響。這些原因決定了政治本身即建立在由道脈所決定的社會秩序和行為規範之上，而中國封建社會本身具有的超穩定結構［8］96也為儒家文化持久地發揮作用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士人集團作為「道脈」的傳承者，文化力量也需要藉助士人活動來實現。「士」是中國古代四民之首，它不僅是一種職業，還意味著特殊的社會地位，在中國古代社會場域中具有獨特意義。［8］23-28「學而優則仕」的理念在中國古代社會深入人心，因此，士與「仕」之間具有天然的親和性，士人是官僚集團的重要後備力量，其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是其他職業群體所不能比擬的。［9］20-21在封建社會中，人民群眾是基礎性的力量，君王是這種力量名義上的控制者。但這種象徵性的權威需要一套有效的執行系統才能落實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以接受儒家教育的士人為主體的官僚系統，向上連接皇權，向下紮根民間，成為君王不得不依賴的力量，同時也成為民間嚮往和擁護的力量。
（二）科舉制度與官脈的質變
「官脈」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官僚制度的歷史變遷，其中選官制度是核心。儒家傳統中，「仕」的內涵即入朝為官。孟子言：「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10］，入仕是士人實現濟民理想的傳統手段，仕途對士人的正當性不言而喻。踏上仕途，意味著政治參與，以科舉制度的誕生為分界，士人集團參與政治的方式和程度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這是一種質的變化。
流外入流、蔭庇制度、科舉制度是唐代的主要選官渠道。流外入流是指在各級政府各部門任職的胥吏在任滿一定年限後，經過考試合格，可以到吏部參加銓選，授予散官，得以進入流內的制度。流外入流從形式上看更接近於一種升遷管道，歷史上影響有限；蔭庇制度是指門蔭、恩蔭、蔭子等一系列入仕途徑的統稱，貫穿整個封建社會，雖然稱謂不同，但核心內涵不變，基本是指官僚子弟憑藉父祖官位而入仕的一種選官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漢的任子制。蔭庇制度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為延續家族利益而為自身保留的一種特權，它弱化對品德、學識等素養的要求，以門第和血緣作為選拔官員的唯一指標。［11］科舉制度出現之前的所有選官制度，包括世官制、察舉制、九品官人法等最終都難以擺脫特權的影響。［12］188-197科舉制度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與蔭庇制度不同，科舉制著力破除世庶之別，不考慮士人的出身門第，也不必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以公平為基本原則，重視考察學識和能力，向全體讀書人開放政權，為底層階級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13］以至於「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14］。蔭庇制度無疑會造成政治腐敗、門第閥閱等不良後果，與君王、廣大庶民階層的利益均不相符。要實行中央集權，就必須抑制地方勢力，貫徹一元化的政治統治。因此，以「蔭庇」為特徵的選官制度必然被邊緣化，科舉制應運成為鞏固皇權最理想的選官制度。［15］首先，科舉制度是對「將相無種」理念在制度層面的肯定，從理論上瓦解了「蔭庇」制度的合法性，至少明面上控制家庭出身的影響，避免了門第勢力的擴張給皇權帶來的威脅；通過「殿試」設計，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頂級人才都變成了天子門生，從「君臣」的關係中進一步延伸出了「師生」關係，這在師道尊嚴的中國傳統背景下進一步鞏固了君王對士人階層的控制；［12］253科舉制度也極大地提高了官員的整體素質和官僚系統的效率，為帝國的運行奠定了人才基礎。由此，隨著唐代初年士族特權被削弱，蔭庇制度也迅速衰落，迎合君王集權需要的科舉制度迅速發展起來。［16］至唐憲宗時，科舉已經成為極其重要的取士制度。②③科舉日趨興盛之日，正是門蔭步入頹勢之時。與此同時，官僚政治也取代世族政治成為主流，這也意味著官脈的掌控權從世族手中轉移到了士人手中。作為一種新興選官制度，科舉制度與儒家道脈有天然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作為道脈載體的士人集團通過科舉制度的選拔大規模進入官僚系統，實現了士人集團與官僚集團的一體化，也即是官脈道脈一體化。科舉制度的繁榮將儒學、士人集團、官僚集團、君王等概念無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深刻地影響了書院發展趨勢。
二、政治意志的展現與書院意蘊的發展
科舉制度對書院制度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北宋初期書院實體生成的過渡期和三興官學後書院意蘊生成的成熟期。而這兩個階段的影響並非是同一層面上的：在過渡期，由於科舉制度刺激了民間向學，進而催生了書院實體；而到了成熟期，官學的興盛迫使書院轉型並最終發展為制度意義上的書院。而推動這一轉變的力量，正是被科舉制度安排所激化的政治強力和文化力量之間的矛盾。
（一）過渡期——官學不振與書院勃興
狹義的科舉是一種考試制度而非單純的官員培養體系，這也就意味著與科舉制度相配套的教育制度是必要的。由官方籌辦和主持的官學系統理所當然地成為與科舉制度相配套的教育體系，包括中央的太學和「奉詔旨所建」的州學、縣學。［17］但官學體系的兩個缺陷不可忽視。一是數量不足且不穩定，［9］20-21不能滿足伴隨科舉制度的發展而日益增長的求學需要；④二是與科舉制度緊密聯繫的官學教育直接促成了「釣聲名，取利祿」的不良學風［9］21。陳傅良在《潭洲重修嶽麓書院記》中說地方州縣之學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朱熹更是多次批評官學的不足，在《學校貢舉私議》一文中，他說：「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售於場屋者耳。」［18］無獨有偶，在《信州州學大成殿記》一文中，朱熹也提到：「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官學教育內容對偏離學問本身的追求而流於功利，嚴重損害了士人階層守護的「道脈」純潔性。所以士人急切要求創立一種獨立於官學的教育制度予以補充和匡正。［19］書院的誕生，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士人群體增加教育供給、改善學風，維護道統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北宋書院的勃興主要體現其教育供給的職能。
唐、五代時期的書院有書院之名而無書院之實，與南宋的制度化書院有本質不同。北宋初年，戰亂初平，士人有強烈的讀書訴求，呂祖謙在《白鹿洞書院記》中這樣描述：「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20］國家百廢待興，社會建設急需人才，但政府卻無力興學，以至在宋初的80 年間，官學沒有任何進展。［21］95書院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為解決士人失學的困境而自發成長起來的。其時，書院主要招收家族中子弟和遊學之士，講授的內容多為「六經之旨」以達到馴致化成的社會效果。［22］與民間興學的熱情相呼應，北宋政府也樂觀其成，採取了因勢利導的文教政策。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到仁宗寶元元年（1038 年）的60 餘年時間裡，朝廷連續不斷地通過賜田、賜額、賜書、召見山長、封官嘉獎等一系列措施對書院加以褒揚，朝廷與地方官詔令奏摺往還。在一次次嘉獎之後，書院不僅在辦學條件方面獲得了實質性改善，其鵲起的聲名所蘊含的價值更是不可估量。北宋一朝，明確可知的書院數量在73 所以上，其中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睢陽書院聲名尤其煊赫，並稱為北宋四大書院。［21］95這些蓬勃發展、聲名卓著的民間書院實際上暫時替代了官學的位置，維持了對士民施行教育，為朝廷輸送人才的使命。［21］79也正因為這一階段的書院在性質上等同於官學，所以它不僅沒有表現出與政治意志的衝突，反而受到朝廷的大力扶持。但應該看到，雖然北宋書院聲名顯赫，但是並未展現出書院的真正意蘊，北宋初年對書院的提倡是一種無奈之舉，是朝廷在無力興學的情況下不得不藉助民間力量辦學的權宜之計。政府一旦有能力興學，就會恢復官學「養士」的正途，收回人才培養的權力。北宋後期的三次興學運動，正是這一邏輯的真實反映。
（二）成熟期——官學三興與書院轉型
將教育權力下放到私家不利於封建政權對思想的鉗制和對人才的掌控，所以一俟朝廷有力興學，書院往往被視為不穩定因素而遭到壓制。經過宋初近百年的休生養息，北宋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顯著發展，為恢復和發展官學系統奠定了物質基礎。先後經過慶曆三年（1043 年）範仲淹主持的興學，熙寧二年（1069 年）王安石主持的興學和崇寧元年（1102年）蔡京主持的興學運動，官學普遍設立。以至於「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23］。三次興學運動的基本成功也意味著北宋書院的使命已經完成，各級官學的建立及其權威地位的確立使宋初的著名書院幾乎全軍覆沒。鉤沉史實，可以發現書院和官學發展大體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但歷次官學興盛並未能夠中斷書院的發展。［24］33-35相反，正是在官方興學運動的推動下，書院制度才真正找到自身意蘊。一方面，官學固有的「釣聲名，取利祿」的風氣為書院提供了必須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官學的興建固然使書院失去官府的支持，卻也擺脫了官府的諸多限制，為書院的轉型提供了空間。此後，書院得以更加充分地吸收民間的力量，展現士人豐富的多層次需求，蛻變為成熟的制度化書院。［25］4成熟的書院制度具有完備的規制和獨特的氣質，並在南宋發展到頂峰。轉型後的書院定位與官學相比，有了質的差別。書院教育崇尚「為己之學」，而官學教育常常過於重視「釣聲名，取利祿」。［26］在業務方面，書院不反對入仕，但書院的直接目標卻不僅僅是科舉，而是將「德業」和「舉業」結合起來，並以德業為根本，同時又把「求知」視為德業的基礎。［25］4所以書院的辦學理念以「求知」為基礎，根本上是為了延續「道脈」，擺脫官學過於功利的局限性，堅守「為己之學」的學術理想。
應當看到，書院轉型的根本動因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宋初文教制度要面對的主要矛盾是教育需求增加和教育供給不足的現狀之間的矛盾，在這種背景下，書院優先體現其教學功能而弱化其他職能；在三次興學之後，教育供給大大增加，且主要由官學提供，主要矛盾便轉化為官學培養官僚的政治邏輯和書院賡續「道脈」的學術邏輯之間的矛盾。君王企圖通過「科舉+官學」的模式來鉗制讀書人的思想，而轉型後的書院則成為士人化解君王鉗制，保存儒家道脈的基地。否則，士人群體將喪失獨立的精神和思想的地盤，完全淪為政治的附庸，進而也喪失了對政治的監督和警策權力，不能達成「平天下」的理想。北宋三次興學運動客觀上推動了書院真正轉型為一種區別於官學的具有獨特精神的文教制度。而成熟的書院制度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精神，正是道脈官脈一體化背景下，政治力量與文化力量相互博弈的必然結果。
（三）君王政治邏輯與士人文化邏輯的辯證關係
中國古代君王的統治目標與儒家士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在功用層面上具有一致性，即實現對世俗社會的有效治理。君王的統治需要藉助卓越高效的官僚系統，而士人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也需要藉助由君王把持的政治權力才可能實現，利益的一致性為雙方提供了共謀的基礎。君王與士人之間的一致性，究其根本是由道統同時指導官方學說和道脈這一事實決定的。但君王與士人群體之間同時存在著深刻的分歧，主要表現為君王和士人對待道統的不同態度。君王是封建社會等級體系中的最高權力者，也是封建制度最大受益者，其最直接的目的是維護自身的特權和利益，其行為遵循一種政治邏輯，所以君王對待「道統」僅限於消極利用；這不符合士人行為所遵循的學術邏輯，即儒家「道脈」所內含的思想和外化於士人階層的行為準則。士人在學術方面以「傳道」為己任，而在服務社會方面以「濟民」為天職。［24］33-35士人將「道」和「民」視為根本，將「平天下」視為手段，早在東周時期孟子就提出了民貴君輕的主張。而君王恰好相反，將「王天下」視為根本，並不關懷士人的價值觀和需求。這種目標取向的差異反映在政治與學術的關係上就體現為王權鉗制思想，使士人充分官僚化的意願和學者堅守道統，維護學者獨立性和尊嚴的努力之間的矛盾。崇寧元年（公元1102 年），徽宗命地方官審查程顥寫的書，趕走他的全部學生，並不準其開辦私學授徒。［27］明代為了禁止書院傳播非正統的學派思想，更是發生了三次大規模禁毀書院的慘案；清順治九年（1652 年）在倡辦官學的詔書中又「不許別創書院，群聚黨徒，及號召地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28］。學術邏輯和政治邏輯的深刻矛盾由此可見，兩者辯證關係如圖1 所示。
士人遵循的學術邏輯與君王秉持的政治邏輯是塑造中國古代政治系統和學術系統中的兩種主要力量，即以雷厲剛強為特徵的政治權力和以澎湃內斂為特徵的文化力量。政治權力和文化力量兩者對立統一的運轉方式影響了中國唐宋以後政治系統和學術系統的運作方式。具體體現為以下幾點：（1）君王和士人集團之間彼此依賴，不可完全分離；（2）君王和士人集團之間持有不同的信念、彼此獨立，不會完全妥協；（3）士人集團所遵循的「道脈」是有生命力的，而君王則力圖鉗制士人的思想而將其官僚化；（4）政治權力對文化力量有微觀層面上的控制權，如罷黜官員，但不能撼動文化力量的根基，因為文化力量塑造了政治形態，文化的力量是根本的力量；（5）政治權力與文化力量的衝突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進行化解，而書院正滿足了這一需求。通過這些機制，君王和士人集團互相依賴、互相制約，共同維持著社會的運行。概言之，政治邏輯和學術邏輯之間的對立統一，也是政治權力和文化力量之間的對立統一，也即君王和士人集團之間的對立統一。這一系列的對立關係雖然從士人作為一個特定階層自社會中獨立出來起便存在了，但是由於士人階層和君王的相互作用是偶然性的，所以並未表現出劇烈的衝突，直至科舉制度的繁榮使士人集團大規模進入官僚階層。
三、道脈官脈一體化與書院選址邏輯
在科舉制度發展成熟之前，官脈是一個政治的概念，而道脈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兩者並未產生大規模的直接聯繫，所以政治意志與文化的衝突多表現出武斷性和偶然性，如秦朝的焚書坑儒和漢朝的獨尊儒術，多反映了政治權力對文化力量的壓倒性控制。而科舉制度的成熟，則前所未有地拉近了學術與政治的距離。作為道脈主要載體的士人集團通過科舉制度大量地進入官僚集團後，官脈與道脈自此實現了一體化。
（一）道脈官脈一體化闡釋
科舉制度的繁榮與蔭庇制度的衰落，將傳承道脈的士人與身居廟堂的官僚幾乎完全同構起來。仕途對士人的重要性自是無需贅言，但更應看到，士人對仕途的特權也伴隨著科舉的發展而成為不爭的事實。士人既是道脈傳承的主體，又是科考的主體，還是官僚集團的主體。除此以外，士人還以官僚的身份極大影響著科舉制度本身。這一系列的現象都表明，道脈和官脈已經融合成為一個以士人集團為核心的整體，即道脈官脈的一體化。這個一體化概念與金觀濤先生提出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的一體化［8］23-28擁有相似的思考，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道脈官脈一體化形成的社會基礎是世族政治的衰落和官僚政治的興起，直接原因是科舉制度的發展和繁榮，體現了封建社會權力不斷向王權集中的大一統需要。道脈官脈一體化的背景下，君王通過科舉制度將出色的士人納入到以自身為權力頂點的官僚系統當中，充分迎合了君王鉗制士人思想的意願。雖然科舉制度從表面上看體現了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開放精神，但實際上是更加充分的政治意志的體現。科舉在君王眼中是一種以功名利祿為釣餌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手段，還可以通過規定考試內容來鉗制天下士人思想。［21］113雖然科舉制度的繁榮客觀上體現了君王和士人的共同意願，但科舉制度的發展進一步將君王強力和文化力量納入到一組明確的矛盾關係之中，強烈地凸顯了政治邏輯與學術邏輯的緊張關係。具體而言，由科舉制度所推動的道脈官脈一體化所造成的影響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道脈官脈一體化將士人的學術信念史無前例地置於政治意志的監控之下；其次，在君王授權範圍內，士人集團對於官脈的運行更有話語權，因為選拔官員的過程是由官僚集團，同時也是士人集團直接參與的，這意味著士人群體自身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掌控在同質群體的手中；最後，道脈官脈一體化在士人群體內部形成了一組矛盾運動，即士人需要在官僚和學者的身份定位之間做出選擇，因為這兩者之間有深刻的矛盾。官僚系統的基本內涵之一就是對上級的忠誠［29］，而君王正處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君權鉗制思想的欲求對學術的純粹性和獨立性而言是一種不言而喻的威脅。以上三種影響在一種統一的運行邏輯下發揮作用，在效忠於君權的大前提下，士人集團獲得了一種處於王權控制之下的對祿位的壟斷。士人集團內部經過官脈的運行邏輯分為官僚和非官僚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永遠進行著流動，而這一流動基於兩種類型的基地——廟堂與山林（書院）。該流動的驅動力既受制於君王的意志，也來源於士人集團內部的行為準則，但這種流動永遠是士人集團內部的流動，士人作為一個群體，並不擔心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競爭，因為官僚集團中的任何位置，不會向除了士人以外的任何人敞開［8］23-28，這體現了一種有限的壟斷性。
（二）山林中的政治家和廟堂上的讀書人
道脈官脈一體化背景下，士人群體獲得了對官脈的有限性壟斷，而這一壟斷機制運行基於一套維護士人群體利益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紮根於科舉制度，但不完全依賴規條運行，摻雜了大量的血緣、人情、聲望等非制度性因素在其間發揮作用。這種政治文化促成一個以政治文化為基礎的政治文化圈，一種特定「場域」，［30］⑤其意圖在於將祿位掌控在這個沒有明確邊界，但充滿潛在規則和門檻的政治圈子之內，將不符合該圈子標準的群體排除在外。於是，圈內的士人掌控了更多通往官僚集團內部的隱秘而便捷的通道，使普通士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的門檻從通過科舉考試轉化為進入政治文化圈。政治文化圈中的這些隱性的規則必然以士人集團所重視的學術聲望和道德修養為基礎，並以此來保證官僚集團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進而同君主的思想鉗制政策相抗衡。一些事實折射了上述的政治文化的客觀存在性：首先，宋朝以後的蔭庇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往往是士人階層而非其他6 群體；另外，科舉考試的內容也根據文化主流思想的變化而變更，圈子以內的士人更容易察覺並習得這種思想，也就更容易通過科舉躋身官僚集團。這套系統的穩定性使圈內人士進入官僚系統不再過分依賴規則本身，也不再受制於地緣的限制。官僚體系的運作也因此展現出更多的靈活性，只要是受到政治文化圈內部成員認可的士人即可獲得便捷的上升渠道。所以對身處這種特定政治文化圈中的士人而言，廟堂與山林的距離並不遙遠，只要熟諳該場域的運作邏輯，即使遠在山林，也很容易完成隱士和官僚身份之間的轉換，所以將書院建在遠離廟堂的地方，並不會實質上對士人的仕途造成負面影響，反而可能因為中國古代的隱士文化而成為一種積累資本方式；［31］官僚政治之下，不論士人集團對官脈運作擁有多少特權，都難以避免與王權之間的對立現實。政治的意志表現為一種暫時性的不可違逆的強力，以官僚身份出現的士人在與政治強力不可避免地對抗中，難免要做出妥協。作為妥協的代價，士人雖然可以完全屈從於政治的意志，但這往往意味著背棄作為士人立身之本的道統；所以該群體常常選擇堅持學術信念而暫時地退出官僚系統，此時就需要有一套機制，一種彈性的解決方式，使士人既離開廟堂，又不至於淪落江湖。山林中的書院恰好提供了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案。書院提供了一種場所，使士人群體能夠輾轉於官僚和學者兩種身份之間，保有起碼的尊嚴和地位；最後，在交通並不算發達的古代社會，遠離廟堂也就意味著遠離王權的影響，所以書院遠離塵囂的選址也同時為道脈的保存創造了適合的環境。概言之，書院遠離廟堂的選址方式，呈現出一種遠離政治的假象，但它實際上是政治文化圈內部成員離開廟堂後的另一活動基地，雖然地緣上距離遙遠，但在文化層面上，書院與政治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以此可以說，書院是在政治強力鉗制思想的背景之下衍生出的一種吸納在野官僚，同時兼具革新學術、保存學脈功能的方式和制度。［25］5
（三）走出山林：書院選址邏輯的流變及其闡釋
南宋以後，書院命運雖伴隨著時局的變化幾經浮沉，但總體呈現出普及化和官學化兩種趨勢。曹松葉先生統計數據（見表1）表明，在數量方面，明清兩代書院數量爆發式增長，以至於到清代「十八行省的通都大邑皆設書院，即便是山村水寨，也可尋覓到書院的蹤影」。［21］217伴隨著書院數量的急劇增加，官辦書院的比重也逐漸上升，官辦書院數量在明代反超民辦，並在清代佔據了絕對優勢。元明清時期書院官學化趨勢除表現在官辦書院數量的增長，還體現在政府對書院管理的加強——主要表現為通過嚴格的申報制度控制書院創建、委派山長並將其納入官僚體制、通過撥置學田控制書院經濟等多方面的系統舉措。政治意志對書院控制加強體現在選址方面就是明清兩代書院的「城市化」進程。首先，出於普及教育的需要，同時為強化對士人集團的控制，官辦書院多選址於行政中心而非相對難以控制的邊緣地區；其次，遠離塵囂、水清木秀的幽靜之地總是相對有限的，並不能滿足書院規模急劇擴張的需要；再次，普及教育的背景之下，書院之名雖存，但書院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設立在「山村水寨」之中的書院不可能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而設在各「通都大邑」的省會書院則不可避免的全面「科舉化」，書院的創辦以科舉為目標，生源和山長的選拔以科舉為取向，書院教學內容以八股文為核心，書院幾乎完全淪為科舉制度的附庸，自由講學的風氣不再，傳道濟民的理想蒙塵，道脈傳承和自我保存的空間被政治的高壓無限擠佔，士人在明季「三毀書院」和清朝「文字獄」的風波中萎縮噤聲，文化與王權之間的微妙平衡被完全打破了。
總體來看，明清兩朝，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不斷完善的時期，因此留給學術自由的空間也相應越來越小，書院作為保存道脈的場所與政治意志的衝突愈演愈烈，明朝對書院三次毀禁就是現實反映，直至在鬥爭中完全喪失其生存的空間。總的來說，明清時期書院的「城市化」進程是文化力量在與政治權力的鬥爭中失勢的被動結果。政治權力對自由思想的禁錮和學術活動的封鎖，固然是為鞏固政權所做的努力，但歷史的經驗證明，持久的力量離不開適時的變革，而適時的變革離不開自由的學術。最終，伴隨著封建制度集權化的頂峰而來的恰恰是不可避免的衰亡。
科舉制度的產生促成了道脈官脈一體化的客觀結果。道脈官脈一體化的進程又加劇了學術和政治之間的衝突。制度化書院正是在這種衝突顯著化的背景下衍生出來的學術自我保存的方案。士人作為儒家「道脈」的追隨者，持有入世的價值觀是自然的。但士人群體仍然將書院建在遠離朝廷的江湖和山林之中，從學術與政治關係的角度來看，實際上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首先，特定政治文化場域的形成，使地緣不再成為影響仕途的關鍵因素；其次，書院本身是為應付文化力量與政治權力衝突而設立的緩衝場地，因此，有必要遠離廟堂；最後，遠離朝廷也即遠離了政治權力的影響，更有利於道脈的保存革新。這三點都與科舉制度的繁榮所引發的道脈官脈一體化進程直接相關。中國古代書院選址的三重邏輯是：士人集團政治文化圈的建立使士人無懼於建書院於山林；書院作為官僚制與「道的詮釋權力」間對立衝突的緩衝，不得不建於山林；對「道」的純潔性追求使書院適合建於山林。書院選址邏輯根本上是由在道脈官脈一體化背景下的政治意志與學術意志之間的張力所推動的。因此，在道脈官脈一體化背景下，談及士人群體的身份時，與其說是山林中的讀書人和廟堂上的政治家，還不如說是廟堂上的讀書人和山林中的政治家。
注釋：
① 韓愈在文中強調儒家之道有一個源遠流長的授受譜系，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以復興儒學，應對佛老挑戰，為儒家「道統」搶奪「道」的正統地位。具體參見韓愈《韓愈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253 頁。
② 元稹云：「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具體參見元稹《元稹集（修訂本）》，中華書局2013 年，第379 頁。
③ 《舊唐書》曾記載有人謀取了一官半職，因為不是儒流，甚為時論所薄。具體參見劉昫《舊唐書（簡體字本）》，中華書局1999 年，第2326 頁。
④ 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講到的「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所言正是指書院填補了空白。具體參見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上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110 ～111 頁。
⑤「場域」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使用的術語，它指各種位置之間存在客觀關係網絡，指一種具有獨立性的社會空間，而本文提出的「政治文化圈」概念，正適合從「場域」的視角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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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浙江師範大學教育學實驗室開放研究基金項目「中國古代書院的場所精神研究」（jykf20034）
引用本文：鮑 嶸，郭 偉.山林與廟堂——道脈官脈一體化與中國古代書院的選址邏輯[J].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10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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