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暴行更痛苦的是遭到孤立的感覺、沒有人幫助的絕望。比起不能為真相發聲，對現實充耳不聞更加可恥。」
近期《熔爐》中譯本十周年紀念版在國內出版，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曾掀起的熱潮還歷歷在目。《熔爐》的情節取材於2000年到2005年在韓國光州仁和龍牙特殊教育學校發生的虐待和性侵殘障學生的真實案件，當時的孔枝泳正在書寫其他小說，看到新聞上寫「當法官宣判加害者無罪時，坐席上傳來了聾兒們哭喊的聲音」後，立刻被觸動，聯繫記者了解案件情況。
2009年的時候，演員孔劉讀到了《熔爐》，極力奔走，甚至自掏腰包促成了電影的拍攝和上映，其影片上映引起了巨大的輿論熱潮，甚至使韓國誕生了第一個以小說名字命名的法律。
孔枝泳的作品一直聚焦工人、女性等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被譽為「亞洲文學的良心」，但實際上她在寫作之初並沒有這麼宏大的野心，也並非是無所畏懼，只是看到弱勢群體承受的痛苦，就覺得自己所遭受的暴力不算什麼了。她認為文學本就是對失敗者和悲傷者的安慰和力量，並沒有期盼讀者從《熔爐》中得到什麼，這本書帶來的社會效應能夠保護這些弱勢群體，她就已經非常感激了。
新京報記者專訪《熔爐》作者孔枝泳，一起聊了聊小說的靈感來源、取材過程和小說掀起熱潮後她的感受，以及她對韓國其他性別不平等事件的看法。
採寫 | 鏡陶
譯者 | 田禾子
孔枝泳，1963年出生於韓國首爾，延世大學英語系畢業，著有作品《熔爐》《親愛的女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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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背後不僅是性衝動
還有施暴者想要支配人類的欲望
新京報：你在小說末尾的「作者的話」中提到你寫作《熔爐》是因為讀到了一篇韓國國內有關聽覺障礙人士的新聞報導，也就是2005年發生在光州聾啞障礙人學校的真實事件，能詳細講講這篇報導的內容和給了你什麼樣的啟發嗎？
孔枝泳：當時我正在寫其他小說。有一天偶然在讀報紙的時候，角落的豆腐塊裡出現對聾兒們判決的最後場景的新聞（小說的話就是最後一個場景），內容是這樣的：「當法官宣判加害者無罪時，坐席上傳來了聾兒們哭喊的聲音」，我記得大致是這樣的內容。我從來沒有聽過聾兒們的哭喊聲，但驚奇的是那時我好像聽到了他們的嘶喊聲。我一直很看重自己的感覺，決定要深入了解這個問題，於是馬上聯繫了報社，和那位記者見面了。
很難講。比起說這是偶然，不如說是我一直認為的我的文學的要素，我的文字要站在弱者、被孤立的人們、在哭泣的人們的一邊的想法，也許就是從看到那則新聞開始就被觸動了。
《熔爐：十周年紀念版》，孔枝泳著，張琪惠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大魚讀品 2020年6月版
新京報：你提到為了創作《熔爐》進行了一系列調研，拜訪過記者、牧師、為學生遭遇性暴力而流下眼淚的教師，能講講你調研的收穫嗎？調研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孔枝泳：這種採訪最難的總是不能向當事人詢問。也有人可以問出口，但是對我來說這種詢問很可能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所以我不會直接詢問。因此我對周圍的人進行了仔細的取材。然後像版畫一樣，空出來的部分呈現出畫面，那是真實的可能性很高。
人們普遍認為說起性暴力，性衝動就是全部，但是通過採訪我知道了那種衝動並不是針對性，而是想要成為人類支配者的欲望。實際情況中，不僅是女學生，男學生也會成為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學校的教師可能是雙性戀），他們不僅承受著性暴力，在身體上也遭受可怕的暴力。這兩種暴力的本質是一樣的，是把被害者變成服從自己的奴隸的目的。
我領悟到的另一點是，發現這種犯罪的普通人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針對孩子們的性犯罪第一次被披露出來時，周圍的人們非常震驚。但他們擔心自己的利益被侵害，於是選擇了沉默，因此這種犯罪就像傳染病一樣擴散開來。在實際情況中，後來那裡就像性犯罪的叢林一樣，稍微強勢的人對稍微弱勢的人施以暴力，讓對方屈服，最終成為性犯罪的窩巢。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薩特說他人即地獄（譯者註：韓文原文為「他人的視線是地獄」），但在這個案件中，正是因為那裡是他人的視線無法達到的封閉空間，這是形成犯罪的另外一個原因。透明的、不被隱匿的東西是多麼重要，這在COVID-19期間也可以充分感受到。這些暴力和傳染力極強的傳染病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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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可以摘掉說謊精的標籤
堂堂正正在當地社會中生存下去」
新京報：《熔爐》在東亞暢銷至今，符合你當初對這部小說的讀者的期待嗎？在小說出版後的十餘年裡，韓國的性別平等程度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孔枝泳：（這本書）對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誕生了韓國第一個以小說的名字命名的法律。這條法律是去除針對弱勢群體或身體殘障人士的性犯罪的公訴時效的法律。
但是，現在的韓國兩性平等是才剛剛開始要透明起來的狀態，要走的路還很遠。但歷史不是一兩天就可以改變的。前進一小步，也有時會後退兩三步，但只要我們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要前進的方向就可以了。我們正在一起努力。
新京報：《熔爐》在2011年被改編為了同名電影，由韓國演員孔劉和鄭有美主演，這部電影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推動了韓國立法，當時的犯罪嫌疑人也被警方重新逮捕。你怎樣評價這部電影？你覺得文藝作品能對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孔枝泳：電影改編得很好，孔劉和鄭有美的演技都很精彩，孩子們也演得很好。我非常感謝他們。當時在電影試映會結束後，還發生了扮演校長角色的演員在洗手間被其他人圍住的情況，說明電影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在報紙整版連著半個多月都上頭條新聞，我自己也感到非常震驚。
最重要的還是當時事件發生地區的居民們表現出的反應，他們開始保護和幫助孩子們，對我來說這就是最大的意義。為了當時已經是成年人的孩子們，我和出版社、電影公司一起出錢為孩子們建了一家咖啡店，現在那個咖啡店生意還很好。
在咖啡店開業的那天，看著孩子們開朗的面孔，我下意識地哭了，因為太感激這一切了。
案件當時示威群體要求的關閉學校等像夢一樣的事情最終真的實現了，嫌疑人也被再次關押。我們看到了通過小說和電影，通過輿論的力量實現了小小的正義的過程。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為感慨的場景。最重要的是，孩子們可以摘掉說謊精的標籤，堂堂正正在當地社會中生存下去。
新京報：今年是《熔爐》出版十周年了，最近也出版了《熔爐》十周年紀念版。你希望中國讀者能從小說中收穫什麼？有什麼話想對中國讀者說嗎？
孔枝泳：對喜愛《熔爐》的中國讀者們獻上無限的尊敬與感謝。我沒有想過我寫下什麼、期盼讀者感受到什麼。如果能讓我們的社會保護狂風中可憐、弱小的存在，我就已經非常感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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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
對弱小、悲傷東西產生基本的共情」
新京報：你平常的寫作經常關注女性、工人等弱勢群體，因此你也被譽為「亞洲文學的良心」，你認可這個稱呼嗎？你是怎樣確定自己的寫作領域和寫作風格的？和你的個人生活經歷有關聯嗎？
孔枝泳：就像我前面說的，我並沒有多麼宏偉的思想觀念（Ideologie）。只不過是看到弱小的、受過傷害的存在遭受暴力的話，內心中會湧出之前沒有的力量。有人說我怎麼會那麼無所畏懼，我並不是不害怕，但只要想到他們經受的痛苦，那我可能會遭受的暴力就什麼都不算了。那就是全部。文學永遠是失敗者、悲傷者的安慰和力量。我只是以這樣的想法生活的。
新京報：你會認為《熔爐》是一部社會意義大於文學意義的文本嗎？為什麼？
孔枝泳：從結果上來看是這樣的，但如果一開始就是這樣想的話，可能一開始就在媒體和新聞中更多地發聲了。在COVID-19事態中，加繆的《鼠疫》等小說再次受到關注的理由是社會意義，但這種說法的意思是文學與我們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文學的就是社會的，社會的就是藝術的，甚至還可以說是美好的。
新京報：你對《82年生的金智英》小說及電影的走紅、N號房事件的發生是什麼樣的態度？你對韓國性別平等事業有什麼樣的期望？
孔枝泳：《82年生的金智英》是在我的女性主義小說《像犀牛角一樣只身前行》發表二十多年後出現的作品。隨著資本主義深化，比起我們那個時候，似乎出現了更多卑微、屈從的女性問題，我很心痛。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這是一部好的作品。
N號房事件是我認為超越了絕對不應該在人類身上發生的事情的界限的事件。像COVID-19一樣，為了杜絕這種事件以後持續發生，應該加重處罰，並且公開犯罪分子的所有信息。
韓國的兩性平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最重要的是，要從很小的時候就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和性教育。同時，只有對性犯罪都判處重罰才能加強性別平等。就像之前對很多酒後駕駛都寬大處理，但現在變得非常嚴格，現在對誰來說酒後駕駛都是一種禁忌。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當代韓國女性作家的創作？越來越繁榮的韓國女性文學和韓國的社會背景存在著什麼樣的聯繫？
孔枝泳：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對弱小、悲傷、被孤立的東西產生基本的共情，我認為這是女性作家寫作受到關注的原因。但我也對粗獷的男性寫作有歷史意義的小說變少感到遺憾。
新京報：最近有什麼寫作計劃？可以和中國讀者分享一下嗎？
孔枝泳：不久前我出版了長篇小說《遙遠的大海》，講的是時隔四十年與初戀在紐約邂逅的故事。現在我正在寫散文集《即使這樣也》，預計將於七月末出版。
能夠以這樣的方式和久鄰中國的讀者交流，我感到非常高興。說起緣分的話，我是孔子的第78代孫，高麗恭愍王時作為魯國公主的七名使臣之一是我的祖先。
本文為獨家原創稿件。採寫：鏡陶；編輯：張進；校對：陳荻雁。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