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信書院的安排下，《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的作者、法國巴黎經濟學院的經濟學教授託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偕夫人計劃於2014年11月11日至13日首站到訪上海，開始其中國之旅，為他這本書的中文版的出版發行做宣傳。之後，他還將飛往北京和臺北。中信書院的仇勇在皮凱蒂來上海之前的大約五周就聯繫了我，希望我能在皮凱蒂逗留上海的緊湊日程中找出一個間歇與他進行一次面對面的對話。我原計劃7日至14日訪問美國，剛好與在上海的皮凱蒂失之交臂。中信書院方面與我溝通，希望我考慮要麼推遲一下去美的時間，要麼13日從美國直接飛往北京，以便能在15日在京完成這個對話。考慮到選擇後者難免旅途舟車勞頓之苦，我還是傾向於調整訪問美國的時間，並最終與美國方面協商，將去美的時間推遲，改為13日飛往美國，而與皮凱蒂的對話也就只能安排在12日那一天。由於皮凱蒂12日上午九點半將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謝希德報告廳發表在上海的首場演講，我與中信書院方面商量，可否把我與皮凱蒂的對話就安排在當天一大早進行，地點也放在美國研究中心，以方便他之後的演講。我唯一擔心的是，皮凱蒂夫婦11日夜晚才飛抵上海，能否12日一大早就從浦東香格裡拉酒店趕來復旦大學。沒有想到，皮凱蒂爽快地答應了我的建議。中信書院邀請的專業攝影團隊很可能在12日天亮之前就趕到美國研究中心的貴賓室忙著搭起攝影棚了。
那天早上我稍稍早到貴賓室，不一會，皮凱蒂就風塵僕僕地趕到了，穿著牛仔褲進來。其實我是第一次見到他。沒有想到他個子那麼高，的確非常年輕。我們之間的對話當然是用英語進行的，不過皮凱蒂的英語帶有非常濃厚的法國口音，對此我沒有問題，但要找人把我們這個對話的錄音翻譯出來，並非易事。最後還是在北京經過一番周折找到了能聽懂他口音的人，才最終翻譯出來，儘管誤譯不少。以下是我們對話的全文。在本文發表前，我重聽了全部的錄音，核對了全文，並對個別地方的誤譯和遺漏根據錄音做了糾正和補充。
張軍：湯姆，你好。我是張軍，復旦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很高興在復旦大學與你見面。我知道你是昨夜與夫人一起飛到上海的，希望你的時差反應不嚴重。你很年輕，不過看上去更年輕啊。
皮凱蒂：呵呵，是嗎？我還可以，好像還沒有時差反應。我也很高興與你見面。
張軍：湯姆，我知道你的這本書2014年4月才在美國出版英文版，不過，我夏天在哈佛廣場周圍的書店裡看到，你的書被擺在了哈佛書店裡最顯眼的地方，顯然已經成為暢銷書。後來我路過波士頓城裡的其他書店，一進門看到的還是你的書。你想到這本書會在美國如此暢銷嗎？
皮凱蒂：那倒沒有，至少一開始不會想到的。
張軍：你的書不僅暢銷，更是有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出來為你的書寫了很好的書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Paul Krugman（保羅·克魯格曼）和Joe Stiglitz（約瑟夫·斯蒂格裡茨）都寫了。我特別注意到更早的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T的Robert Solow(羅伯特·索洛)教授對你的書也給予了特別高的評價。你知道，我特別尊重索洛教授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
皮凱蒂：4月份的時候，在華盛頓有一些關於我的書的公開活動。因為這個，他為我的書寫了一篇很好的評論，而且他寫的篇幅很長，很深刻。
張軍：是的，他對你的評價很高啊。你在巴黎高師讀完博士，後來又在MIT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猜測你們倆的關係應該不錯吧？
皮凱蒂：要知道，其實我們倆交往不算非常深。毫無疑問，在MIT期間我和他有過多次交談，而他總是很支持我。他是個很仔細的讀者，閱讀得很細緻。要知道，有時候很多經濟學家其實是不怎麼閱讀的，他們不讀書。而索洛是讀的，而且讀得很好。他年紀這麼大，非常了不起。
張軍：我讀了他寫的內容。其實一開始，我真的擔心他很可能是唯一一位會批評你的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後來我發現他對你的這本書的評價真的很高，並且說《21世紀資本論》是非常棒的書。我注意到，索洛特別關注了你使用的資料庫。他對你的數據好像非常有信心。
皮凱蒂：是嗎？你讀了那篇文章？他的確非常關注我們的數據，而且他還關注了這本書的技術附錄。實際上，這些內容在網上是公開的，只是很少有人會去看，但是索洛看了。我發現，他很仔細地看了這本書的技術附錄以及有關這些技術的評論和討論。
張軍: 說到索洛教授，我想起了另一位經濟學家。我想你應該很了解他，而且他應該是與你密切合作過的。他就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託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教授。
皮凱蒂: 是的，當然。
張軍：我記得他，那是因為二十五年前我在倫敦政經學院有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想託尼是給我們講過課的，屬於短期課程。後來大概在1997年我去他在牛津大學Nuffield學院的院長辦公室拜訪過他。我很早就知道他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我還記得一個叫John Hill（約翰·希爾）的英國年輕經濟學家大約二十年前在倫敦政經學院創辦了一個研究英國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的研究中心，託尼經常光顧那裡參加學術報告會什麼的。我那時候正好在倫敦經濟學院的STICERD研究中心做半年的研究工作，所以知道這些。我記得你在書裡也提到託尼·阿特金森教授，你說你的研究背後有一個關於收集和整理歐洲和北美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資料庫。這個資料庫是由一個包括託尼·阿特金森教授在內的數十位經濟學家的大團隊長期做出來的。託尼顯然是主要的人物。那個資料庫的項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皮凱蒂：對不起，我們今天是在錄像嗎？
張軍：是的，已經在錄了。
皮凱蒂：啊，不好意思，我沒注意到他們在錄像。這個資料庫的項目是在1997年和1998年左右開始的。當時我意識到很多國家所得稅的歷史數據從來沒有被收集和整理過。哈佛大學的Simon Kuznets（西蒙·庫茲涅茲教授，哈佛大學已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張軍注）1955年在美國做了這項工作。他是第一個為美國計算國民收入並建立其理論的經濟學家，也是第一個使用所得稅數據去建構收入分配統計理論的經濟學家。但是，他的這些工作並沒有被延展到更多的國家和時間段。我首先為法國做了這項工作，然後託尼也幹了這件事。他也是我事實上的第一個讀者，他的法語很好。而我因為與託尼合作，從此就開始用英文寫作。隨後我們開始為很多國家做這項研究。我為美國做了這項研究，託尼為英國、阿根廷和印度做了類似的研究。順便說一下，我最近打算和Nancy Qian（錢楠筠，現執教於耶魯大學經濟系）一起用中國的數據來做個研究。她在上海出生，她的家也在上海。總之，這些年來我們已經將資料庫延展到了超過二十個國家。我當時也不知道我會有什麼發現。我去做這件事只是因為，數據就在那兒，而又沒人整理收集過。人們總是在為不平等而抗爭，但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抗爭什麼。所以你要知道，我的書並不是提供一塊抗爭不平等的戰場，但是起碼人們會更了解他們在抗爭什麼吧。
張軍：你說得很對，資料庫非常重要，而有時候人們往往會視而不見。順便問你一句，包括託尼在內的這些人會嫉妒你的這本書嗎？
皮凱蒂：你指的是我的這些同事還是其他經濟學家？
張軍：我指的是那些為這個資料庫項目做出貢獻的人，包括託尼。
皮凱蒂：我沒怎麼注意到這些。可能有一些人會嫉妒，但是他們沒告訴我，所以我不知道。
張軍：我這麼猜，是因為你們是一個很多人一起合作的大團隊，而書只是你一個人寫出來了。
皮凱蒂：啊，你說的是我的研究團隊裡的人？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在資料庫方面工作的大多數同事，他們在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論點上是相互一致的。每一個為資料庫做了貢獻的人在學術界都獲得了很好的聲譽。所以我認為嫉妒應該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