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書評編輯，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前段時間，我偶然留意到一本叫《低欲望社會》的書在中國悄然走火，其副標題是「胸無大志的時代」。作者大前研一最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管理學家」，同時也是一位聲名遠播的社會批判家。從書封和推介語看，他直言當今日本「年輕人沒有欲望、沒有夢想、沒有幹勁」，已陷入「低欲望社會」。
在日本，像大前研一這樣的判斷已讓人習以為常，甚至中國人對這一印象也不算陌生。
真可謂時過境遷。
美國學者傅高義當年在《日本第一》中讚賞的有追求、有抱負，且精於計算的日本年輕人，現在不見了。他們只屬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不論物價如何降低，消費都得不到刺激。貸款期限達三十五年，銀行信貸利率不高於百分之二，卻無人問津；年輕人失去物慾和成功欲，對於車和奢侈品嗤之以鼻，都「宅」起來，因陋就簡。
不過，《低欲望社會》目前在中國大陸尚無中譯本——不知國內評說者是否看過原書，也不知是否有圖書出版機構已買下翻譯版權，要提前造勢。總之，唯有大前研一那幾句對「低欲望」的描述流行於網絡，被反覆引用。
至於日本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到底經歷了什麼，各種說法大都極為籠統。我所在的媒體曾約來一篇文章，作者研究經濟學，他在「經濟增長」和「經濟政策」等層面做了一種宏觀經濟學探討，解釋了收入預期和經濟增長停滯如何使消費欲望低迷。
▲ 早在2011年，日本的非正式工人（沒有帶福利的全職工作）在全部工人中所佔的比例從1990年的20%上升到約35%。為了省錢，有的人在網吧裡尋求安身之處，被稱為「網吧難民」。他們在夜裡租下網吧的包廂，並於清晨離開。圖為當時26歲的建築工地保安在網吧包廂中翻閱雜誌。 Shiho Fukada / Panos Pictures
我原本覺得經濟分析已足夠解釋「低欲望」的由來，直到讀到作家侯虹斌在騰訊《大家》上的《無性無欲的日本給中國什麼啟示》一文。作者將當下日本的「低欲望」歸因於性別關係不平等，即女性的「人身依附」加重了男性的枷鎖，「不管男人女人，都既不想結婚也不想生孩子」。文章讓讀者看到，即便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它的經濟增長，照樣可能被不平等的性別關係拖累。
在微博上搜關鍵詞「日本」、「低欲望」和「超單身社會」，可以看到許多相同的說法。我很詫異，看來這種歸因已很普遍。男女無疑都是不平等性別關係的受累者，但這樣的不平等是否為日本「低欲望」的原因，還需更審慎的判斷。
▌性別關係不平等無法解釋「低欲望」的日本
回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其經濟復甦與發展令人震撼，步伐極為迅速，圖景蔚為壯觀。這跟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增長停滯的日本簡直判若兩國。然而，那時的日本性別關係更不平等，家庭集體倫理更為強大。
據傅高義1958年到東京做的田野調查，當時現代自主平等的女性權利剛要起來。而這種「起來」還只限於家庭內部夫妻關係的改變，妻子可能掌握著家庭開支分配權，能決定錢怎樣用、用到哪裡。但終生追求獨立自主的單身女性，基本不可想像，女性仍然要依附於婚姻和生育。
按照傅高義本人在《日本新中產階級》中的描述，那可是一個尤為典型的「高欲望」社會。城市裡的新中產忙於升職、加薪、買房和子女教育。他們焦慮、緊張，激烈的競爭使得他們必須馬不停蹄向前奔跑。這與近些年中國流行電視劇——諸如《小別離》、《歡樂頌》中的城市中產極為相似。
▲ 1990年4月，「繁華的泡沫時代」中的東京澀谷街頭，逛街的人群穿梭在「忠犬八公」的雕像周圍。 田鍋公也 / 每日新聞
而當年日本的「高欲望」，恰恰脫胎於家庭集體倫理，包括今天被詬病的所謂「男權」。這一倫理要求男性買房買車，要求家庭必須投資子女教育。鼓勵男性成功的意識形態迫使他們賣命工作，馬不停蹄向上爬升，否則被定義為「失敗」。全社會於是合謀生產出一種巨大的欲望。
那麼，同樣是不平等的性別關係，何以彼時帶來「高欲望」，此時卻導致「低欲望」？當年的不平等只會比今天更甚。
實際上，性別關係不平等並不是一個重要變量。更何況，認為它導致「低欲望」還假設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即認為刺激欲望需要結束「單身」回歸家庭。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公布過一組關於「終生未婚率」的調查數據：2015年，五十歲之前從未結過婚的日本男性比例約為23.4％，女性約為14.1％，相比往年持續增長。單身和獨居的流行程度可見一斑。然而，這些數據也提供了一種歸因便利，使「不結婚」、「不生育」仿佛成為了罪魁禍首。
但其實單身主義、獨居，乃至「少子化」，是世界範圍內的一股潮流。日本也置身於潮流之中。難道說這一波席捲全球的個體化是性別不平等、加重雙方枷鎖的結果嗎？相反，一個常識是，個體化和性別平權運動才相輔相成。這是因為，女性擁有更獨立、更自主的選擇權，不必只能依靠丈夫或子女生活，繼而瓦解了「男性」這個性別中心和權威。而這些都使得單身或獨居成為可能。
退一步來講，經濟增長不等於個體幸福，研究經濟增長的動力，也不必只是從個體身上尋找，粗暴歸因於「低欲望」。這是制度和現實思考上的懶惰。《低欲望社會》被讀者批評缺乏深刻的反思而只限於「吐槽」，原因大概在於此。性別平等固然重要，但要和「低欲望」聯繫在一起很難講得通，誇大了兩者的關係就可能偏了方向，忽視更重要的問題。
▌階層流動和消費結構中被忽視的「單身者」
今年上半年，國內翻譯了一些思考美國階層流動的作品，其中傳播較廣者如《鄉下人的悲歌》和《我們的孩子》。
前者是非虛構作品，作者萬斯回憶自己的奮鬥及見聞，講訴了一個底層白人向上流動的艱難故事。後者的作者是頗有學術聲望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他和團隊回顧美國半個世紀以來的階層流動變化，指出現今美國的階層固化已磨滅了昔日美國夢的光輝。這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川普的崛起。
▲ 美劇《無恥之徒》講述了美國底層家庭的日常生活，毒品、酒精等等因素都在消耗著底層年輕人的向上動力。出身芝加哥南區貧民窟的 Philip Gallagher 以全額獎學金進入麻省理工大學之後，不斷被原生家庭往原來的方向拽。 Shameless
這兩本書讓人看到一個世界性的階層流動故事，哪裡都有自己的難題，哪裡都不容易。近代歷史上，可能只有十九世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社會階層背景可比擬。
然而，兩者都只是在家庭的範疇內思考階層流動。追求個體價值的美國，自二十世紀以來也一直呼喚重返家庭。
美國是較早感知到單身和獨居這股潮流的，有不少學者在「後現代性」或「後工業社會」的語境下做觀察和研究，典型的如艾裡克·克裡南伯格的《單身社會》。然而到目前為止，反思階層流動的作品並未真正思考單身和獨居的群體，包括他們究竟在整個階層流動中處於何種位置，以及他們需要怎樣的權利和制度環境。他們往往只是粗糙地說這些單身者是城市新興中產，喚不起同情。但並非單身者都是有產者。
在日本，2015年創下歷史新高的「終生未婚率」調查對象是50歲以下的群體。其中最大的在1991是20多歲，這一年是日本經濟增長停滯的起點。當經濟增長停滯和世界性的單身浪潮同時到來，自由的流動空間是否向每個人平等開放？是不是只有家庭才需要階層流動？
前些年NHK電視臺有一組採訪，整理成《無緣社會》一書，講述了在日本被邊緣化的老年單身者。它讓人思考，單身者在時代變遷和階層流動的浪潮中，為何那樣脆弱？當下的日本年輕人不買房，不買車，甚至不出門，他們的未來也是這樣的嗎？這樣的「悽涼」景象，為什麼還是無法激發年輕人的鬥志，以及結婚生育的欲望？
日本一家叫博報堂的廣告與調查公司根據調查預測，日本男性的「終生未婚率」到2035年將接近30％，女性將接近20％。約有1/4的日本人會過單身生活。
▲ 寄住在網吧的Tdayuki Sakai。隨著女兒大學畢業，在信用卡公司工作了20年的他辭職後成為了一名「網吧難民」。在被記者問及是否願意搬到一間公寓時，他說：「不，我只是想離開日本。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我對這個國家不抱希望。」 Shiho Fukada / Panos Pictures
世界真的變了。然而，制度設計和安排並未嚴肅對待這一變化。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花盡心思用社會政策刺激欲望，但都把希望寄託於家庭這一基本單元。他們設計制度保障家庭，離婚的妻子可帶走大部分資產，但數據並沒有顯示女性因此更想結婚生育。就在最近，日本石川縣河北市還討論是否像韓國一樣設立「單身稅」，但真的能把單身者推向婚姻嗎？
我不是單身主義倡導者和踐行者。但當越來越多的人更注重個人滿足，不願將就，不願在規定年齡內(甚至一生)結束單身，是不是要尊重他們的選擇？(尊重並不意味著全社會成員都會單身)除了社會保障，是不是還要嚴肅思考他們在階層流動中的處境？向上流動需要個體的奮鬥和努力，只有回歸家庭集體倫理才能產生這種欲望嗎？
二十世紀經濟史家卡爾·波蘭尼在《巨變》中回顧市場經濟的誕生時說，市場不是憑空出現的，需要貨幣、勞動力和土地的商品化。這其中的勞動力是怎樣出現的呢？先是衝破傳統集體的供應制度，製造飢餓，餓了要勞動；隨即是個體化，獨立生存和自由流動。但是，他筆下的「製造飢餓」和「個體化」，是家庭作為基本單元的，是家庭相對於家族或村落集體的個體化。
當今新一波席捲全球的個體化，是以離開乃至解構家庭為方向。原來的消費欲望，買房買車、結婚生育、子女教育，都被極大地消解了。單身者也有消費，可能更願意旅遊、娛樂，但目前刺激欲望最厲害的消費品，仍基於婚姻家庭生活。
「高欲望」重新崛起，需要更根本的思考，尤其是單身者在整個社會階層流動中的位置，與結婚者平等的制度環境，而不只是坐等將來有一天消費結構變革，用新的消費品刺激他們。
▌「高欲望」和「低欲望」並舉的中國社會
再看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有一個判斷，中國的經濟發展，「短期看政策，中期看趨勢，長期看文化」。政策在中國隨時影響經濟的具體發展，但時間一拉長，它也需要服從於趨勢和潮流。影響更深遠的是文化。
回味一下德國社會科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論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對這種文化與市場經濟關係的思考就不會陌生。孫立平說，中國是高欲望的，為了賺錢，可以加班不休息，為了經濟增長，可以犧牲環境。這一文化決定了中國經濟遲早超越美國。熟悉他的讀者都深知，他的判斷絕非基於經濟增長帶來的民族自負。
四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受益於「高欲望」和「個體化」。二十世紀末流行起來的「成功學」見證了欲望的濫觴。在計劃年代，欲望是被計劃的，按全國物資生產水平、個人城鄉身份、政治忠誠度來分配。改革年代，走出集體生活約束的個體化帶來了一定的勞動力自由流動，直接推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
然而，這些並非一成不變。
我生於1990年，從小目睹人們為了生存趕往城市打拼。這背後是一個全面市場化的中國，欲望被釋放，家庭式的個體化出現。工作後，我看到的更為複雜：企業瘋狂加班、「空巢青年」、被大城市限制的勞動力流動……而更宏大的現實背景是，在「高欲望」的中國，「低欲望」也在悄然興起。
2016年7月，一張「葛優躺」的圖片走紅，旋即興起一場「喪文化」和「小確喪」的青年流行文化，持續至今。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出現龐大的單身和獨居群體。根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2015》的數據，2014年，中國20歲以上的單身人口——未能結婚以及自願保持單身——約為1.4億。這裡面，有超過5800萬人過著「一個人的生活」，其中青年(20-39歲)已達2000萬。
▲ 5月3日，阿里巴巴發布基於用戶數據的報告，發現從地域分布來看，深圳一舉超越北京、上海，成為空巢青年最愛盤踞之地，而像產業密集型城市蘇州、鄭州、東莞等城市也紛紛擠進前十。 阿里數據
基於這兩個可能不那麼重要的現象，可以提出一個重要問題，現在中國的「高欲望」會不會變成「低欲望」？「葛優躺」是權利意識增長、工作負重和階層流動艱難的共同結果，是被迫的「低欲望」。「空巢青年」以經濟層面的勞動者身份到大城市打拼，無權享受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務，因而不具有完整的市民身份。經濟學家倡導中國繼續深化改革，打破制度限制，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道理同樣在此。
目前中國最大的群體仍是「高欲望」。整個社會渴望成功，刺激著住房、汽車、婚戀市場、教育培訓等消費。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引以為傲的觀念資本。但是，單靠寬鬆金融政策維持「高欲望」並不夠。怎樣通過下一輪制度安排，移開障礙，推動勞動力更自由、完整、平等地流動，才是未來的方向。
中國經濟增長終究要從投資轉向消費。但是，現今的大城市制度設計和安排，卻和刺激消費的「高欲望」相悖。一些大城市驅趕低技能勞動者等做法，讓「高欲望」背著太多的制度包袱。更何況，世界範圍內的「欲望」經驗也表明，「高欲望」還並不一定會永久旺盛。
同欲望緊密相關的一個詞是「自由」，早期市場經濟的發展，意味著一種無拘無束的自主權，尊重欲望和自由即經濟正義。這也是政治經濟學史家常說的「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世界範圍內的歷次經濟危機和思潮競爭，改變了欲望的內容。首先是十九世紀的工人，接著是二十世紀的黑人、女性，以及環境和動物權利保護倡導者，都在通過抗爭來壓縮欲望。在他們看來，欲望自由不是肆無忌憚的，不得超越這些群體的權利，而這些群體在不斷擴展。
從權利觀念上說，有的欲望被淘汰是一種進步。問題是，這預示著一種欲望不斷被限制的趨勢。特別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傳統工人運動衰落，環境保護和動物權利運動興起。我們的未來究竟是不是「後物慾」的？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囚歌」一度流行於大街小巷，如《十不該》、《鐵窗淚》。它們唱著當時中國面對「高欲望」和傳統倫理剛被衝擊時的緊張，其表現是年輕人的狂喜和自上而下的「嚴打」。那時候，有人渴望尋找一種新的倫理秩序來應對危機。被稱為美國商業精神代表的安·蘭德作品就是這樣進入中國。
當今中國的「高欲望」已持續了三四十年。站在經濟增長的角度，怎樣破除制度壁壘，以更平等、自由的環境維持「高欲望」，是一項改革挑戰。而怎樣準備迎接更大一波「低欲望」的到來，中國和日本面臨相同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