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伯達的學問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筆是一流的。
1939年3月，陳伯達在延安被調任毛澤東秘書。1970年8月，陳伯達在廬山被毛澤東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打倒。三十餘年政治秘書生涯中，陳伯達的學問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筆是一流的。延安時期，他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中的作用被海外學者高估了，在毛澤東領導下思想路線鬥爭中的作為被低估了。
坐了兩年冷板凳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天津相繼淪陷。陳伯達經請示北方局同意，挈婦將雛，從天津出發，取道青島、西安，大約1937年10月底來到延安。
據他晚年回憶，「我到延安時，已經是來得很晚了，文化人來得多了，開歡迎會的形式已沒有了。另外，當時有些幹部對我們這些白區做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有些偏見，所以我們並不受重視」（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61頁）。此前，丁玲奔赴陝北，周揚、艾思奇、李初梨、何幹之等文化人受命調赴延安，都受到熱烈歡迎。陳伯達曾留學蘇聯，與何凱豐、陳昌浩等同班，與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王稼祥等同校，頗有革命資歷，初到延安，感覺沒有被重視。經組織部門安排，陳伯達先是在陝北公學擔任教員，校長為成仿吾。不久，調任中央黨校教員，校長為康生。作為教員，陳伯達感覺為難，也很委屈。因為他講話帶有濃重的閩南腔，學生很難聽懂。所以，他站在課堂上授課，實際上近乎寫課，需要不停地板書，才能讓學生明白自己的意思。幾個月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將他調到中宣部工作，擔任出版科科長。1938年5月，延安馬列學院成立。這是當時延安最高學府，培養黨的高級理論幹部。張聞天兼任院長，任命王學文、陳伯達為副院長。為人謙和，處事公正的張聞天曾經在公眾場合介紹陳伯達：這是從北平來的陳伯達同志，他是北平「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
但是，陳伯達並沒有引起延安的關注，因為延安革命隊伍裡很少有人知道「新啟蒙運動」，毛澤東似乎也沒有關注這個叫陳伯達的文化人。寂寞冷落中，陳伯達利用中宣部出版科分管新聞出版業務之便，用心著述，頻繁發表文章。據不完全統計，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8月的將近兩年時間裡，陳伯達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二十八篇，整理出版專著兩本。這些文章中，很多都是長篇學術論文，雖然有此前學術積累，但是哪怕整理文稿，形成篇章，謄抄一遍，也是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文字背後的勤奮與多才，在延安知識分子中是不多見的。
這些文章著述大體可分為三類：其一是關於中國古代哲學，先秦諸子中如《老子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等，用清晰、狹隘、偏激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給古人在唯物與唯心的陣營裡排隊，漫畫式定位定格，六經注我，強詞奪理，把學術與歷史直接拖進現實鬥爭。其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如《紀念馬克思與孫中山》《關於馬克思學說的若干辯證》等，把思想理論與社會階級對號入座，從馬克思到孫中山，縱橫捭闔，下筆千言，滔滔不絕，說的幾乎全部是正確的廢話。唯一值得關注的是，陳伯達推演並明確提出，「我國過去這一切優秀思想的發展，要到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家——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裡才能集合其大成，而成為完整的和貫徹的科學共產主義思想。而中國無產階級科學家的出現，是只有中國無產階級發展到一定的自覺程度，才是可能的。」[陳伯達：《紀念馬克思與孫中山》，《解放》周刊（延安），66期，1939年3月]這裡所謂的「中國無產階級科學家」，實際上是指「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其三是關於現實政治鬥爭的時論，尤其是政治論辯，如《一二九運動三周年紀念》《評陳獨秀的亡國論》《隨感錄》等，找點準，下手辣，撕咬扯拽，嬉笑怒罵，或邏輯穿越，或上綱上線，縱向刨根挖底，橫向聯想對比，形成一種強悍的話語霸權。他把陳獨秀定性為「託洛斯基派在中國的著名首領」，「從陳獨秀的老實話看來，陳獨秀是抗戰亡國論者；從陳獨秀的『哲學』看來，他否認民族內在的力量，而指望外力，正是有利於日寇的進攻的；從陳獨秀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的觀點看來，他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支配之歌功頌德者（在今日就是對於日寇的歌功頌德），從陳獨秀上述的整個觀點看來，從陳獨秀對於中國前途的觀點看來，他是反三民主義的；所以，在事實上，陳獨秀不但是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國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現在一切的言論和行動，完全是於日寇有利的，完全是為日寇服役，並且，是假借反共的名義去在實際上反對國民黨的。這樣，陳獨秀還不是全民族的公敵？還不是國共兩黨的公敵？」[陳伯達：《評陳獨秀的亡國論》，《解放》周刊（延安），60、61期合刊，1939年1月]這種抓住一點，無限放大，扣帽子，打棍子，殺出刀口子，再往裡面撒鹽揉沙子，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骨子裡沒有是非標準，缺失作為一位學者所應有的定見與定力。其文章品格，與公共知識分子很遙遠，與御用文人很接近。
一支文筆受重用
陳伯達具體是怎樣被毛澤東看中，選調擔任其政治秘書的？他自己的說法是，「我跟毛主席第一次認識，是在一次討論孫中山思想的會上。那次會上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資產階級思想，一種意見認為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我在會上發言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也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毛主席在做總結髮言時表示，我的意見是對的。會散以後，毛主席請我到機關合作食堂吃飯。在席的，除毛主席外，只有一位英國記者和我，一共三個人，席間，毛主席問了我一些北平的情況，還問到張申府的情況。」（《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63頁）儘管當時毛澤東不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被毛澤東留飯，陪客人，怎麼也是一件榮幸的事。至於毛澤東是否就因為在這次討論會上陳伯達的發言觀點而看中了他，倒未必。
在當時延安供給制生活條件下，毛澤東留飯待客，談不上什麼奢華，相對於單位食堂夥食，那是一種改善。留飯，對於陳伯達是第一次，被深深記憶著；對於毛澤東卻是經常性的，有很多文化人都曾經被毛澤東留下共進午餐或晚飯。
陳伯達受到毛澤東的關注，應該是在兩年多時間裡，陳伯達勤於筆耕，在延安報紙雜誌上頻繁發表文章，尤其是其論辯類文章中所顯示出的犀利文筆，以及關於「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觀點提法。
對於陳伯達上述三類文章寫作，毛澤東無意於先秦諸子研究。1939年3月，陳伯達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時，毛澤東就明確要求他放棄這類研究：「你的思想不要老停留在老古董上面，還是要著重研究現實的問題。」（《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65頁）按照這個指示精神，陳伯達擔綱編寫了《九一八以來的國內形勢》《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經濟》《抗戰中的文化》等幾部系列資料圖書，並經毛澤東審閱後付印。毛澤東所需要的，也是看中陳伯達的，正是其滔滔文筆與辛辣辯才。
漢語傳統中對「文筆」一詞，可分可合，合起來泛指文章辭藻，分開來，有韻為文，無韻為筆。現代漢語沿襲使用「文筆」一詞，更偏重於指向辯論問難類文章，大體屬於政論文、議論文範疇。
1937年8月洛川會議確定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1938年9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毛澤東的政治領導地位，但是，毛澤東面對的依然是來自共產國際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權威。六屆六中全會雖然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內領導權的指導性意見，毛澤東所代表的思想路線主張必須依靠自己樹立其權威，鞏固其地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最關鍵的是孫中山之後中國現代革命的傳承與發展。陳伯達預計「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觀點，呼應了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所提出的看法：「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周刊（延安），第57期，1938年11月]「洋八股必須廢止……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這是毛澤東思想論證形成的前奏。
思想建設無大功
1939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調陳伯達到毛澤東處工作，具體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是李六如。上任伊始，陳伯達工作由李六如安排，負責處理軍務電文，把前方發來的軍事電報內容向毛澤東報告，然後按毛澤東的意見草擬復電，發往前線。對軍事一竅不通的陳伯達覺得很不適應，不久毛澤東吩咐他收集整理抗戰中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研究資料。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大量文章都是自己執筆寫作，秘書工作主要是幫助收集、查閱相關資料，協助從事政治理論研究工作。據陳伯達回憶，「那時毛澤東四十多歲，正值中年，精力充沛，毛澤東的著作一般都由毛澤東親自執筆，不用秘書代勞。只是一些技術性文件，要秘書起草，以節省他的時間。毛澤東寫畢，有時請秘書看看，提些意見，作些修改。毛澤東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長寫作，他的著作別具一格，自成一體，非他人可以代筆的。」在收入《毛澤東選集》的篇目中，只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個別章節分工寫作，最後由毛澤東修改定稿。「毛澤東需要秘書動筆的，常常是他的演講。他在演講時，一般只有很簡單的提綱，有的甚至是即興式發言，連提綱都沒有。這時，需要秘書作記錄，整理出講話稿，由毛澤東改定。」（葉永烈：《陳伯達傳》，134頁，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這些簡單的記錄整理工作，陳伯達擔任的也很少，先後由和培元、胡喬木承擔。1941年7月和培元在延河遊泳時不幸溺水身亡。胡喬木幫助毛澤東整理講話文稿，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整風運動中，李六如被調離毛澤東辦公室工作。隨著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逐步確立，陳伯達的工作也由軍委主席辦公室，調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後，陳伯達擔任主任。雖然他的工作崗位數次變動，實際上一直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工作。
延安時期（1937-1947），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成熟階段。在毛澤東思想的論證形成過程中，陳伯達在思想理論上的貢獻並不突出。其突出表現是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後，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開展對敵思想文化批判鬥爭。
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關於中國革命鬥爭經驗的集體智慧結晶，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的思想理論體系。從井岡山到延安，毛澤東首先關注的是軍事鬥爭和政治路線問題，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論述，相對單薄。處在戰爭環境下，毛澤東對現實經濟工作的關注，要到1942年12月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遵義會議後，至延安整風時期，張聞天主管黨的思想文化工作。抗戰後，大量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毛澤東對於思想文化問題的關注，僅僅代表其個人觀點。1940年1月召開的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張聞天代表組織作「文化政策報告」，毛澤東作《論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稍後更名為《新民主主義論》）的「演講」。從此文以及其他有關文章主要內容觀點分析，毛澤東關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論述，基本觀點來自艾思奇的文章。
艾思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中國社會歷史典故、生動活潑地闡釋解讀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觀點，影響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的寫作。這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影響，遮蔽了艾思奇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問題上的學術影響。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特點，關於抗戰以來中國文化發展方向，關於陝甘寧邊區文化功能定位，等等，艾思奇的觀察分析都切合著毛澤東的觀點論述，並且每個節點都領先半步或一步。
毛澤東思想理論內涵發展完備是一件事，關於毛澤東思想論證形成過程是另一件事。後者，用力最勤的首先是張如心。1931年8月，張如心進入中央蘇區，任《紅星報》主編，在直接交往中，感覺到「毛澤東對人民親切，和藹，誠懇，不擺架子，不耍威風，不裝腔作勢」，褒獎有加，心懷崇敬。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分裂加劇，彼此相互攻訐。樹立自己的革命領袖形象，成為對敵鬥爭的需要。1941年3月，張如心著文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概念，認為「毛澤東同志的言論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張如心：《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延安），第16期，1941年3月]。同年4月，張如心撰文《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進一步認為，「說到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發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張如心：《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解放》周刊（延安），第127期，1941年4月] 1941年8月，曾經叛變到國民黨陣營的葉青公開出版《毛澤東批判》一書，比較系統全面地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理論。作為對敵鬥爭的回應，1941年12月，張如心開始擔任毛澤東的讀書秘書後，更加積極地闡述論證毛澤東思想。
1942年2月18、19日，《解放日報》連載張如心文章《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他把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分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三個組成部分，「這三個組成部分內在有機的統一便構成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體系」，並稱之為「毛澤東主義」。此文在黨內產生熱烈的反響。但是，毛澤東本人不贊成使用「毛澤東主義」這個提法。4月22日，毛澤東致信時任中宣部代理部長何凱豐說：「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毛澤東書信選集》，212頁）延安學術理論界繼續探討更合適的名稱，其他抗日根據地也許沒有及時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出現積極響應的聲音。同年7月1日，鄧拓在晉察冀分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上發表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公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隨後，劉少奇、博古、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先後發表文章，表示擁戴並執行毛澤東思想。1945年5月，中共七大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
路線鬥爭出風頭
美國學者雷蒙德·F.懷利《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7-1945）》一書，最精彩的部分是對毛澤東思想論證形成過程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描述，卓有見識。但是，他以1949年後陳伯達擔任毛澤東秘書，在一系列重大社會政治運動中的作用，逆推延安時期陳伯達對於毛澤東思想形成的作用，是用臆測想像代替歷史事實，顯得生硬空疏，甚至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出現基本史實錯誤。比如推斷陳伯達到達延安的時間為1937年7月之前（第31頁）；說王實味曾留學蘇聯（126頁），實際上完全沒有過；比如1942年4月中宣部第一個「四三決定」的時間（153頁）；又比如1943年5月劉少奇接替張聞天擔任黨的總書記（174頁），純屬無稽之談。這些基本史實的缺失和錯誤，帶來大量史料空白，作者以自己對於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是非填充之，難免戲說之嫌。關於陳伯達在毛澤東思想論證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作者見樹不見林，生拉硬扯，把陳伯達的作用過度誇大了。他不知道在毛澤東思想的背後，應該還有艾思奇、周揚、何幹之、楊松、吳亮平、和培元、胡喬木等諸多延安文人的身影。
延安時期，陳伯達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後，平時工作是收集整理抗戰問題研究資料，偶爾幫助整理一些文稿，其突出表現卻是在對內批判王實味，對外批判蔣介石等一批力鈞千斤的批判鬥爭文章。
陳伯達與王實味是延安馬列學院同事。1939年2月，陳伯達在《新中華報》上發表長篇學術文章《關於文藝民族形式問題雜記》。王實味閱讀後，覺得有許多欠妥之處，曾約陳伯達當面交談，不料對方很不高興。王實味是個率直、認真、帶幾分偏執的人，他把自己對於文藝民族形式問題的不同意見寫成文章《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準備公開發表。
這本來是很正常的學術觀點論爭，陳伯達卻擔心自己被學術論爭後會影響到工作前途，於是親自索要並研讀了王實味的文章手稿，然後寫出洋洋萬言的答辯文章《寫在實味同志〈文藝民族形式短論〉之後》，從王實味文章中挑選出十七個問題，逐一展開辯論駁斥。文章寫於1941年2月，到1942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開展王實味思想鬥爭時，陳伯達將文章重新潤色，公開發表在《解放日報》上，以顯示自己的政治嗅覺，他是第一個發現王實味身上有所謂潛在的「託派思想」。在參加批判王實味的思想鬥爭會上，陳伯達引經據典、上綱上線，「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王實味的思想是包含一個反民眾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替統治階級服務的、替日本帝國主義和國際法西斯服務的託洛斯基主義」（《關於王實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談會上的發言》，《解放日報》，1942年6月15日）。陳伯達的這類文章，遣詞造句匠心獨運，文筆犀利，語氣咄咄逼人，與生活中講話帶有明顯口吃結巴的現象判若兩人。
陳伯達出盡風頭，紅遍中國的，是批判駁斥蔣介石的文章《評〈中國之命運〉》。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小冊子《中國之命運》，國民黨中宣部要求國統區黨員幹部人人必讀，大中學校要將其列入最重要的課外讀物，各級教育部門要將其列入正規考試科目。毛澤東讀罷文章，召集幾位秘書說：「看來，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陳伯達清楚，屬於自己的機會到了。他將自己到毛澤東身邊工作這幾年來所收集整理的社會研究資料，全部調動起來，「立即著手寫反駁的文章，大約寫了三天三夜，由於心情很激動，有時邊寫邊流眼淚，可謂『筆淚俱下』」。文章寫好後，謄抄一新，趕緊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還在休息時間，陳伯達將文章悄悄地放在桌子上就退出了。毛澤東醒來後，一口氣讀完，並作多處修改。原題為《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毛澤東刪除了「蔣介石先生的」，並刪去文章中所有稱呼蔣介石為先生的「先生」二字，直呼其名，耳提面命，不再有什麼客氣。文章中有多處修改，開頭一段是毛澤東增加的。陳伯達送審的文稿上沒有署名，毛澤東在文章標題下加上「陳伯達」的名字。全文審閱過後，批示「送解放日報發」幾個字（《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70、71頁）。
1943年7月21日，延安《解放日報》以頭版整版加轉版的篇幅，全文刊發陳伯達的皇皇大作，堪稱政治鬥爭辯難文章的經典。文章發表後，用內部電報拍發重慶，秘密印製成小冊子，到處散發。據說蔣介石看到後，一是嚴令禁止發行，二是稱陳伯達為「陳逆伯達」。
隨後，陳伯達又寫了《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鬥爭駁難文章，膾炙人口，轟動一時。這些像衝鋒鎗一樣的文章，每個字符和標點都具有強大的殺傷力、掃射力、威懾力。
陳伯達為人謹言慎行，工作勤勤懇懇，生活低調簡樸，不抽菸，不喝酒，像樣子的衣服也沒幾件，購書、讀書、藏書是其最大樂趣。從福建惠安鄉下走出來，讀書、革命，年輕時多坎坷曲折，中年時期跟隨毛澤東左右，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出色扮演了思想政治鬥爭角鬥士、狙擊手的文人形象，對內對外，近乎百發百中。他信奉的為官之道是，「跟準一個人，有自己的一批人」（《陳伯達傳》，135頁）。當為人之道與為官之道相牴牾，他舍前而就後，翻臉不認人，事後不認帳。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思想路線鬥爭，陳伯達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兩軍陣前可以大打筆仗，叫罵得震天價響，個人奉命行事，沒有任何擔當。他曾位列中央最高領導層，排名第四。爬上高峰，又跌入底谷。他自稱「小老百姓」，悔過「我是一個罪人」，痛恨「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其悲劇中吸取教訓。人品不立，文品不立，就喪失了學術理論安身立命的邏輯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