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計劃在7—8月擇機發射的美國「毅力號」火星探測器和阿聯「希望號」火星探測器已進入發射「倒計時」。而我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的發射也備受關注。
不久前，中科院院士、航天科技集團科技委主任包為民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透露，今年7—8月，「天問一號」將進行發射。
這場多國登臺的「探火」大戲讓人拭目以待。
在窗口期發射，省時省力省錢
包括中國在內，今年計劃「探火」的國家不約而同將火箭發射日期選在7—8月，這是為什麼呢？
「今年7—8月是火星探測『窗口期』。」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空間天氣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劉勇表示，火星和地球幾乎在同一軌道面圍繞太陽公轉，地球公轉周期為1年，火星公轉周期約為2年。
如果在環形跑道上讓地球和火星進行一場賽跑，發令槍響後「慢吞吞」的火星大約每兩年會遇上地球一次，此時兩行星距離最近。在這一時刻前後，從地球發射火星探測器，能讓人類「探火」之旅的「趕路」時間更短、所攜燃料更少、成本更加低廉。
然而，即便是這最短的飛行距離，探測器仍要經歷一場「長途旅行」。
中國科學院空間應用工程與技術中心研究員張偉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火星距離地球最遠約4億公裡，最近也要約5600萬公裡，以我國此次將要發射的火星探測器為例，需要飛行200餘天才能到達遙遠的火星。
探測器「趕路」期間，地球和火星始終相對運動著。因此，探測器飛行軌道設計裡頭藏著大學問。
「火星探測器往往沿著地火之間的霍曼轉移軌道飛行。」劉勇說。
霍曼轉移軌道由德國物理學家瓦爾特·霍曼提出，是一種變換太空飛行器軌道方法的統稱，途中只需兩次引擎推進，相對節省燃料。
劉勇指出，火星探測器發射升空後，先在地球附近加速，進入橢圓形的霍曼轉移軌道慣性飛行，不需耗費自身所攜燃料；等到達火星附近「剎車」減速，最終被火星捕獲。
這就要求探測器發射時，火星和地球的相對位置必須提前計算好，使得探測器的霍曼轉移軌道能夠與火星公轉軌道在某一時刻相切。兩軌道的切點就是探測器將被火星軌道捕獲的空間位置，這一特定時刻就是探測器真正投入火星「懷抱」的時刻。
結合地球、火星的公轉周期，以及軌道設計的相關內容，科學家通過詳細周密的計算得出，在地球上每隔約26個月是發射火星探測器的最好時機，「窗口期」由此而來。
如果錯過今年7—8月這次「窗口期」，下次火星探測的好時機只能等到2022年。例如，歐洲空間局（以下簡稱歐空局）與俄羅斯航天局合作研發的火星探測器原定於今年7月發射，但因疫情及其他技術因素影響，不得不推遲到兩年後發射。
目的地相同，「趕路」時間不一
如果翻閱歷史資料就會發現，即便國際上歷次火星探測幾乎都沿著霍曼轉移軌道飛行，「趕路」時間卻有長有短。
美國發射的「水手4號」火星探測器，從距離火星1萬公裡的高空處拍攝並回傳了第一張火星表面的照片。這張充滿了隕石坑的照片當時震驚了科學界。該探測器於1964年11月底發射，1965年7月中旬飛越火星，時隔8個半月。
與「水手4號」同一系列的「水手9號」則在「趕路」途中費時較少。該探測器於1971年5月底發射，同年11月中旬抵達，成為人類派往火星考察的第一顆人造火星衛星。飛行時間僅5個半月。
隨著時間推移，後續發射的火星探測器飛行時間反而有增長趨勢。
據此前《人民日報海外版》報導，此次我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計劃飛行7—8個月。當然，還有時間更長的「探火」之行。如1975年美國發射的「海盜1號」，耗時10個月駛向火星；2013年印度發射的「曼加裡安號」，耗時11個半月才進入火星軌道。
目的地相同，為何「趕路」時間不一？
劉勇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火星探測器飛行時間相差較大，除了工程實際中火箭的運載能力和火星探測器本身的質量以外，還有兩方面因素。
其一，地球、火星的公轉軌道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正圓軌道，因此即便二者距離最近時，這一最近距離也有長有短。同理，如果不是同一年「窗口期」發射的火星探測器，其飛行距離也略有差別，飛行時長自然也會有所不同。
「每一次『窗口期』火星探測器飛行的距離不等，下一次探測器飛行距離最短的『窗口期』在2035年，這在天文學上被稱為『火星大衝』。」劉勇說。
其二，飛行時間也與飛掠、環繞等不同的探測目標有關。飛掠火星只需靠近即可，相當於「一日遊」，旅途中驚鴻一瞥，拍下幾張照片，揚長而去。
環繞火星則需要在特定時刻「剎車制動」，進入火星軌道成為人造火星衛星，相當於「深度遊」，此後紮根在火星周圍，直至生命終結。因此，當探測器以環繞火星為任務目標時，其所攜帶的燃料更多，變軌相對複雜，飛行時間也相對長些。
除了飛行時間不一外，火星探測作為一項系統工程，還有很多耐人尋味的科學問題值得探究。正如劉勇所言：「航天工程是人類的科技極限挑戰，具有極高的風險性。期待我國首次自主火星探測任務圓滿成功。」
本文來自：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