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新浪潮
改變別人和改變世界之前先改變自己。
文/本刊記者 周?
19世紀，慈善團體改變了當時的社會，他們對工業化過程中新產生的城市問題做出了積極的回應。20世紀，NGO在全球範圍的興起，成為政府有效的「減壓閥」和「穩定器」。
20世紀90年代末，另一個與NGO相關的新名詞在歐洲、美洲、亞洲幾大洲激起熱浪，它就是「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
和傳統商業企業家不同的是，社會企業家用商業的眼光看待社會問題，用商業的規則去解決那些問題，他們所得的盈餘用於扶助弱勢群體、促進社區發展和社會企業本身的投資，他們重視社會價值多於追求最大的企業盈利。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託、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
據考察，這個詞最早出現於《聯合國憲章》。1945年後，聯合國會議上有一則條款：「聯合國本身是政府間組織，但也接受一些民間組織，稱之為NGO」。這就承認了NGO的合法地位。
NPO(Not for Profit Organization)，即非營利組織。這個概念的產生晚於NGO，大致出現於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之後興盛於全球。NPO這個自美國發源並向世界流傳的名詞，它的原義指的是，由私人為實現自己的某種非經濟性願望或目標而發起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機構或組織。
張浩而，一位今年剛從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人力資源專業畢業的本科生，放棄了保送北大讀研究生機會的她，和同學合夥創辦了潤靈公益事業諮詢（RLCCW），主要經營企業的CSR諮詢（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和為NPO的項目提供籌款諮詢兩塊。他們通過業務收費，獲得收益，然後從收益中劃出一小部分作為維持日常開銷、機構運作，另外全部用來支持公益事業。
「我們收費的項目也是具有公益色彩的。」張浩而告訴記者，「幫助NGO的優秀項目改造、融資等系統的服務，核心還是致力於公益事業效率化和科學化的社會企業，所以應該稱為『嵌入式社會企業』。」
事實上，像上述潤靈這樣的社會企業在國外，以及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已經得到長足發展。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計，截至2007年3月，全港共有208個由社會服務團體開辦的社會企業。他們業務廣泛，涉及產品製作和銷售、家居服務、一般清洗服務、餐飲服務、個人護理服務等多個行業，主要分為「企業模式」、「合作社模式」、「社會經濟項目」三種類型，他們運作靈活，能有效動用成員的技能，針對社會及社區的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近年來，中國內地從事公益事業的民間組織發展迅速。中國民政部民政事業統計信息管理系統提供的2006年民間組織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06年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有32萬家，其中社會團體17.1萬家；民辦非企業單位14.7萬家；基金會1144個，特別是非公募集基金會從無到有，已經設立349個。現實中，還有許多在該統計數字之外的以工商註冊形式存在的民間組織。
這些民間組織在教育、文化、科學、衛生、社區建設、扶貧等領域的社會公益事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人們熟悉的「多背一公斤」活動，提倡「驢友」把書和學習用品背給貧苦地區需要幫助的孩子們；西部陽光的志願者們為貧窮地區的孩子帶去知識的甘泉；太原市的韓雅琴，多年來一直收留刑滿釋放人員，通過打理企業的方式，很好地安置了這些最有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的人……
NPO信息諮詢中心項目主管楊國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中國的NPO領導人不少，但真正的社會企業家則還很少。」
那麼，社會企業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怎樣的人能稱上社會企業家？到目前為止，國內並沒有統一的定義。
張浩而認為，社會企業起碼應該具備三個條件：1、社會價值第一位，不以營利為唯一目的；2、以社會服務獲利，開發被忽略的資源；3、良心經營，重視員工、客戶等多方利益。 如果以此為條件，在NPO信息諮詢中心資料庫裡面1000多家民間組織中，能找到符合社會企業特點的就為數不多了。
NPO催生社會企業家
楊國瓊表示，社會企業並不是NPO為了解決資金來源渠道而要去發展的一種組織形式，而是跟「社會創新」息息相關的一種東西。社會企業家（SE）也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想要成為這樣一個人，而是從社會需求出發，他們是發現了一個社會問題，然後能夠用創新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或者促進這個問題的解決的人。
如此說來，社會企業家應該比單純的志願者、NPO領導人有更長遠的目標，具有更宏觀性、整體性的影響力量，也更注重發展性地解決問題。從社會的整體和長遠發展看，更多社會企業家的出現對於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會是一股巨大的推動力量。
不可否認，目前中國的「社會企業家」還較多地停留在一般NPO領導人的層次，他們大多缺乏經營意識、缺乏企業經驗和商業領域方面知識，習慣於通過募款而非經營創收的方式獲取資金支持。楊國瓊表示，社會服務機構大部分來自基金會、私人、企業的捐款，只有一部分是服務收費的。
這一點在現任南都公益基金會的秘書長徐永光那裡得到肯定。徐永光指出，創造利潤是很重要的。南都公益基金會雖然是一個由南都集團出資的私人基金會，但仍然保持一部分「自我造血功能」。該基金會定位為資金提供者，註冊資金1億元人民幣，除計劃每年發放800萬外，剩餘部分全部交給基金會的理事會下專設的「投資委員會」進行投資，以獲得保值和增值。
徐永光同時指出：「相對『自我造血』，缺乏組織治理結構是一些比較成功的草根社會企業家存在的最大問題。欠缺帶公益性質的理事會和執行層。」
實際上，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社會企業的服務對象是公眾，它的治理自然是特別需要公眾參與的。但目前中國很多社會企業家的工作很少有意識地向大眾傳播，往往好事做了很多，卻只在服務對象和專業的圈子裡被傳播和承認，降低了工作的社會價值。導致「找不到人，留不住人」，人力資源匱乏。
除此之外，不善於整合多種資源，尤其是不善於發現和利用別人看不到的資源，製造多贏的結果是現階段一些社會企業家的另一個「短板」。「多背一公斤」的策劃人餘志海告訴記者：「低廉的薪金難吸引和留住優秀的人才，而現在的社會企業家大多都缺乏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比如創新能力和資源調動能力。」
採訪中，記者發現，大多數人把「社會企業家」的工作狹隘地看作是純粹付出的幫助別人，往往忽略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道理。這也是一些單靠物質幫助弱勢群體的傳統社會企業家們容易走進資金、人才等盲區的原因。
那麼，成功的社會企業家應該具備怎樣的品質呢？英國作家查爾斯•裡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所著的《社會企業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Social Entreprenur》）一書提出社會企業家首先要具備企業家精神，他們發現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和被閒置的資源來解決那些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其次要有創新精神，他們常常將那些通常互不相關的幾種方式結合在一起，用以創造新的服務、新產品和新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另外還應具備改革精神，他們會對自己領導的企業進行改革，使一個垂死的企業重現活力。最重要的是，他們能通過發掘自我發展的可能性來改變他們所服務的近鄰和社區。
美國作家戴維•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則在《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提出樂於自我糾正、分享榮譽、突破自我、超越邊界、默默無聞地工作和強烈的道德推動力六種品質。
改變世界之前先改變自己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楊國瓊說了這麼一句話：「改變別人和改變世界之前先改變自己。」
近年來, 國外湧現出一大批社會企業家,他們打破傳統慈善組織的運作模式,將企業的專業運作理念帶到社會和社區中去,在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弱勢群體自立、鼓勵公眾參與、以及與政府、企業建立對話與合作關係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也積累了大量實踐方面的成功經驗，包括社會企業家的培育與培養。
如比爾•德累頓創辦了阿育王組織，在全球範圍內尋找那些真正有激情和能力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家，向他們提供小額捐助，幫助他們發展自己的組織和事業。二十六年來，他們已經孕育出1800名社會企業家，這些人遍布64個國家和地區，以他們的原創構想，服務全世界超過300萬人。
國內的支持性機構也越來越多，評估系統逐步完善。比如NPO信息諮詢中心，有包括項目評估、人力資源評估、組織能力評估這幾個方面的服務。該中心參考了國外的很多標準並且在國內對各利益相關方，包括捐助人，NPO，企業，基金會，媒體的相關人士進行了多輪訪談，最終研究制定了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公信力標準。
據了解，民政部也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評估和標準的事情，估計很快就要出臺。
中國社科院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說，一些草根組織提出的「公益時尚」、「公益創投」等模式創新已經在發揮積極作用。他們不是在原有體系下做一些拾遺補缺的事情，而是通過發現一些被人忽略的領域的價值，進行再創造。
比如，在北京有一批外來務工人員，他們去各個社區回收居民廢棄的衣物，通過消毒、加工後拿到在農村開辦的「二手物流商店」再次出售，將得到的盈餘再用於公益事業。周而復始，他們沒有伸手向別人要過一分錢，但是同樣能把公益進行到底。
針對現在很多組織或戰略和執行脫節，或戰略目標太小，或只關注於短期的項目，導致無法使組織產生真正影響社會成果的情況。餘志海則認為出成果和把成果讓社會所接受和承認這兩點很重要。這不僅意味著組織需要一個有效的社會戰略並且在實際運作中貫徹執行，而且有利於獲得更多資源，有利於改善組織和人員的生存狀況。
(責任編輯：李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