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魔術和巫術盛行的社會，一定是病態的社會，籠罩在緊張、恐懼和道義混亂的氣氛下。非洲文化的重要內容是講究調理衝突和維持現狀，而在這方面以妖術作為機制，是代價高昂的。因此，是否可以說巫術是反映我們社會現狀的一面鏡子？這一點的表現是很多的。
巫術既是實行社會強制的一個工具（用以維持甚至強化個人對氏族的忠誠），又是一種很方便的政治工具，用來消滅任何可能出現的反抗。對於我們來說，巫術是一種心理庇護所，我們的種種無知都從它找到答案，我們最離奇的幻想都由它變成現實。 與某些人的看法相反，基督教傳入以後，遠遠沒有結束非洲的巫術，反而使巫術顯得更加有理了。聖經和白人神父承認撒旦的存在，這就肯定了巫師和其他旁門左道的說法。 教派在非洲很流行，它們通常以其頭目或先知的魔力為基礎。貝寧是宗教勢力特別強的地方，也是海地和巴西的伏都教的搖籃。
1981年至1986年，貝寧就冒出了58個新的教派，使該國教派總數達到了92個。在肯亞，教派大概多達1200個，某些農村地區裡教堂比學校還多。某些教派的先知在街道上設有「殿堂」，生活富裕，他們自稱能識別惡鬼。另一些人能保佑人們免病消災。還有一些教派頭目能幫助你保住職業和增加收入。 我常常談到的一個例子是一個卡車運輸隊的老闆科姆博，他的卡車在象牙海岸和布吉納法索跑買賣。科姆博認為除了歐洲式的預防措施，即車輛定期檢修以外，還必須採取非洲式的預防措施。什麼措施呢？
原來，他的巫師給他刺魨粉，讓他把刺魨粉撒進車胎以防止被戳破。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刺魨這種魚受到攻擊時，身體就會膨脹一倍。所以巫師說刺魨粉對於保持車胎氣壓大有好處。 巫術的勢力還延及政府。非洲的總統們身邊常有一群巫師。政治上不論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總統都會求教於巫師。他們是神秘的高參，要確保當局平安，及時發現和消滅可能出現的對手。
他們的權力之大，連最有影響的西方政府顧問也會自嘆弗如。巫師們往往會斂財，有時還直接出任官職，行使權力。 足球是非洲人的興奮劑，它跟政治一樣，也受巫術影響。曾流傳一時的一個故事說，在一次非洲杯足球賽中，阿比讓的雄獅隊輸給了埃及隊，因為雄師隊的隊長在上半場快完時突然失去了他的魔力。全隊努力找，到底也沒有找回來。大家都相信，是埃及人發現了這一魔力，設法使它消失了。
埃及人靠這一騙術贏了球，2︰1。 在21世紀之初依然浸沉於非理性主義的，當然不只是非洲人，可是我們至今仍將解決問題的責任託付給妖士巫師，這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讓—弗朗索瓦·雷維爾就問道：「不用理智知道自己的人，能是理智的人嗎？」在我看來，非洲人並非不理智，只是對自己的理智用得最少——只要樂於聽天由命過日子就行。非洲拒絕將知識與活動聯繫在一起，我們的真正文化特性起作用，就表現為雷維爾說的：「給我們以津貼為形式的發展吧，這樣我們就不必費勁去有效地面對現實了。」[46]正是由於同樣的文化，我們就可以有權利從事低效率生產，有權利搞腐敗，有權利藐視基本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