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人專有的月名

作者簡介

特木勒，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元史和蒙古史。在《元史論叢》《蒙古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民族研究》等期刊發表多篇文章。

一

《元朝秘史》的佚名作者在最後一節說，此書於鼠兒年的忽闌撒剌，大蒙古兀魯思在克魯倫河畔曲雕阿闌大忽裡勒臺期間寫畢雲。「忽闌撒剌」之「忽」左上方有「中」字，表示「忽」讀後元音qu；在「闌」「剌」左上方各有一小「舌」字，表示這兩個音節以舌音r開頭。總之，這個詞應轉寫為蒙古文quran sara。「忽闌撒剌」有旁譯曰「七月」。也就是說，13世紀蒙古人稱太陰曆七月為quran sara。或者說，忽闌撒剌對應孟秋之月，這是明初翰林院那些漢字音寫者的認知。前近代蒙古人有自己獨特的蒙古語月份名系統，具有濃厚的遊牧社會的文化特徵。何啟龍稱之為物候月名。明初翰林院編寫《華夷譯語》，其中的「時令門」列出了蒙古語月份名，旁譯則以太陰曆漢語月份名一一對應。其中也有「忽闌撒剌」，與之對應的也是「七月」。亦鄰真先生認為，《元朝秘史》漢字音寫本的「完成時間亦在明初，形式也與《華夷譯語》相近，其編譯目的和性質當與《華夷譯語》同」。

《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收有《至元譯語》，其題記說：「《至元譯語》，猶江南事物綺談也，當今所尚，莫貴乎此。今分門析類，附於綺談之後，以助時語云。」《至元譯語》的「時令門」列出了正月（忽必撒剌）、二月（胡打裡玉宣真撒剌）、三月（兀年玉宣真撒剌）、四月（可撒剌）、五月（胡打兒撒剌）、六月（納智兒撒剌）、七月（兀懶撒剌）、八月（補工撒剌）、九月（忽察答裡必撒剌）、十月（怯斂都撒剌）、十一月（亦剃古撒剌）、十二月（庫胡列兒撒剌）。這些記錄很早就引起蒙古史學者極大的興趣和關注。從1990年開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陸續出版，第6冊收錄明初的《華夷譯語》。令人驚喜的是，此書「時令門」所列蒙古語月份名將漢字音寫、旁譯和蒙古文齊備，從正月到臘月依次是qubi sara正月（忽必撒剌）、quǰir sara二月（豁者兒撒剌）、ögelǰin sara三月（兀格勒陳撒剌）、kökei sara四月（可可亦撒剌）、ularu sara五月（兀剌魯撒剌）、uiru sara六月（兀亦魯撒剌）、γuran sara七月（古闌撒剌）、buγu sara八月（不忽撒剌）、quča sara九月（忽察撒剌）、kelbtür sara十月（客勒卜禿兒撒剌）、idelkü sara十一月（亦得勒忽撒剌）、kökeler sara十二月（可可勒兒撒剌）。兩《譯語》在二、三月和五、六月的蒙古語詞略有差異，但是兩者與太陰曆月份的對應關係幾乎沒有歧異。

太陰曆春正月是歲首之月，與忽必撒剌對應，學者們注意到《至元譯語》和《華夷譯語》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1846年布裡亞特學者道爾吉·班扎羅夫先生發表《正月——蒙古人春節》，提出蒙古曆法以秋九月為歲首之說。1956年，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先生發表《關於蒙古人歲月名》，他從漢文史書中陸續發掘出《至元譯語》《華夷譯語》《八紘譯史》等史料，在漢文史料發掘方面取得突破，同時對班扎羅夫的「秋九月歲首說」提出質疑和批評。他感到困惑或尚待解決的問題明白地擺到了讀者面前。1978年，亦鄰真先生以筆名Aratnakarba在《內蒙古大學學報》發表蒙古文《古蒙古語月名》，文章以近乎「科普」的文體討論前近代蒙古社會的月份名，文筆輕快而簡潔，甚至連注釋都省略了。讀者如果仔細比較閱讀就可以發現，亦鄰真先生以淵博的民族學和語文學知識解決了前人遺留或困惑的多個問題。他對於小林先生批評班扎羅夫的意見並未提出異議，認為忽必撒剌是歲首之月，而忽必撒剌在蒙古語中在也被稱為čaγan sara。

2005年，蒙古國學者那·納幹寶出版專著《蒙古紀年法》（基裡爾蒙古文），翌年在呼和浩特還出版了豎寫蒙古文版。此書重提蒙古以秋九月為歲首之說，且以此為圭臬，試圖對《元朝秘史》《蒙古源流》《俺答汗傳》等蒙古文史書中出現的月份進行重新解釋，引起了學界很多人的關注。即使其結論不會造成顛覆性的效應，也有可能在非專業的讀者群中造成迷惑和混亂。甚至有讀者會懷疑《至元譯語》和《華夷譯語》蒙古語月份名和漢語月名的對應關係和學者有關蒙古史上很多事件的時間的結論。作者的嘗試無疑是極具雄心的，無論這種嘗試是否成功，都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並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至元譯語》和《華夷譯語》等書排列的蒙古語月份名與太陰曆月份之間的對應關係能否成立？

二

元代的漢蒙對譯語彙《至元譯語》和明初成書的《華夷譯語》記錄蒙古語歲首之月均為「忽必撒剌」，旁譯為「正月」，也就是說，忽必撒剌對應太陰曆的正月，就是元朝官方文書所記歲首孟春之月（qabur un terigün sara）。所以說，忽必撒剌就是蒙古語的čaγan sara，時間坐標非常清楚。漢蒙雙語《大元敕賜追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立石碑於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月。碑文說忻都公於「至順二年（1331）正月庚寅卒，享年六十」雲。此碑原文是漢文，撰寫者是危素，由中書左丞也先不花（Esen Buqa）譯成蒙古文，蒙古文第31行寫為ǰišün qoyaduγar on qubi sara in arban dörben-e ebedčin kürteǰü ǰob ǰiron nasun dur iyan tngri-yin ǰayaγan dur güičegdebesü。需要注意的是，正月對應qubi sara。對照漢蒙碑文可知，也先不花的歷史和語文學素養極高。柯立夫先生說也先不花對大蒙古國早期歷史以及忻都公家族的歷史都了如指掌，在漢文碑文概略之處，也先不花所撰蒙古文碑文多次提供了準確的細節。在這裡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漢文碑文中的太陰曆正月對應蒙古語的qubi sara。看來正月對應qubi sara（忽必撒剌）在博通語文與歷史的也先不花而言應該是基本常識而已。2019年，亦鄰真先生生前譯釋黑城出土蒙古文文書的手稿影印出版，他將元代亦集乃蒙古文契約文書中的qubi sara漢譯為正月。

三月，《華夷譯語》寫為「兀格勒陳撒剌」。《玉芝堂談薈》的譯音用字完全相同。三種書完全契合。《至元譯語》則寫為「兀年玉宣真撒剌」。亦鄰真先生轉寫為蒙古文ünen ögeljin sara。如果忽略前面的修飾限定語「胡打裡」和「兀年」，那麼「玉宣（完/寬）真撒剌」《華夷譯語》的「兀格勒陳撒剌」完全契合。萬曆十六年（戊子），三世達賴喇嘛在漠南蒙古喀喇沁地方圓寂，《蒙古源流》第七卷說三世達賴喇嘛在四十七歲時「uu quluγana ǰil un ögelčin sar-a in qorin ǰirγan edür-e」在喀喇沁名為ǰirmantai之地圓寂。這裡的uu quluγana ǰil是戊子年，無須多言。ögelčin sar-a in qorin ǰirγan edür-e，烏蘭先生漢譯為三月二十六日，且引據《三世達賴喇嘛傳》也記載為三月二十六日。《三世達賴喇嘛傳》的藏曆三月二十六恰好對應太陰曆三月二十六日。這個可以證明，產生於鄂爾多斯的《蒙古源流》記錄的uu quluγana ǰil un ögelčin sar-a in qorin ǰirγan edür-e就是萬曆十六年，也就是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胡日查說薩岡徹辰在撰寫《蒙古源流》的時候仍然遵循蒙古統一的曆法。該書有關三世達賴喇嘛圓寂時間的記錄證明，胡日查先生的這個論斷是正確的。

萬曆九年（辛巳，1582）十二月，俺答汗去世。佚名蒙古文史書《俺答汗傳》記錄他去世的時間和地點說čaγan moγai jil dür Qatun u γool dur kögeler sara in arban yisün dür bars edür tür雲，珠榮嘎先生將kögeler sara漢譯為十二月，是在綜合蒙古文和漢文史料基礎上的漢譯。時間和地點都非常具體而清晰。《萬曆武功錄》卷八《俺答列傳下》記萬曆九年十二月，三娘子派遣使臣告訃於塞上，說俺答「以是月十九日卒」，與蒙古文《俺答汗傳》的年月日完全契合。《萬曆武功錄》所記萬曆九年十二月是可以確定的，這與辛巳年之kögeler sara是完全契合的，時間坐標確定無疑。賽熙雅樂認為《俺答汗傳》所記辛巳年的kögeler sara是西曆1582年1月，或者說他接受了珠榮嘎先生的解釋。蒙古國納幹寶先生說「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是1582年1月」，他仍堅持蒙古以「秋九月歲首說」，認為如果辛巳年始於1581年秋，則kögeler sara應該是西曆1582年9月。筆者認為，珠榮嘎先生的解釋可以信賴的。至此，我們應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至元譯語》和《華夷譯語》所列蒙古語月名和漢語太陰曆月名的對應關係似難輕易否定。

三

《元朝秘史》第81節還出現了另一種日期。孟夏月圓之日（ǰunu terigün sara in ulaγan tergel edür）。這種季月名，也就是四季名分別組合首、中、末月以稱太陰曆十二月名的形式，也就是以春、夏、秋、冬四季名分別組合孟、仲、季（terigün、dumdadu、ečüs）以分別對應十二月，或可稱為季月名。這是元代皇帝聖旨、皇后懿旨、諸王令旨和帝師法旨落款月份的標準格式。迄今已經發現的，從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順帝至元二十八年的28件皇帝聖旨、令旨、懿旨、法旨，無一不是用這種季月名來在標註時間。元朝行政所遺留史料證明，季月名是標準格式。

無獨有偶，遠在西域的伊利汗國同樣遵循這個規範。至元二十六年（1289）阿魯渾汗致法國菲利普四世的信的末尾所署時間bičig manu üker ǰil ǰunu terigün sara in ǰirγuγan qaγučid da Köndelen-e büküi-dür bičibei，此句或可摹譯為「令旨俺的牛兒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寬迭連裡有時分寫來」。至元二十七年（1290）阿魯渾汗致書羅馬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蒙古文文書的末尾所署時間bičig manu bars ǰil ǰunu terigün sara in tabun sinede Oroms da büküi-dür bičibei，可摹譯為「令旨俺的虎兒年孟夏月初五日Oroms裡有時分寫來」。大德九年（1305）完者都汗（1304—1316）致法國菲利普四世的信的末尾所署時間bičig manu doluγan ǰaγud dörben od-tur moγai ǰil ǰunu terigün sara-yin naiman qaγučid- ta Aliwan-a büküi-dür bičibei，或可摹譯為「令旨俺的七百四年蛇兒年孟夏月二十八日Aliwan裡有時分寫來」。也就是說伊利汗國與元朝處於同一個時間軸，在月份名稱方面，其官方文書與元朝一樣，都用春夏秋冬與孟仲季相結合的季月名。伊利汗國與元朝處於同一個時間軸，這應該是整個蒙古帝國的「大都時間」。伊利汗國對於蒙古的月份名也都是了解的。這一點也可以從《伊利汗國中國科技珍寶書》可以看出。

2000年，位於荷蘭萊頓和美國波士頓的布瑞爾出版社出版了阿拉伯字的六語字彙《國王字典》（或稱the Rasûlid Hexaglot即「拉素裡王朝六語詞典」）。這是14世紀阿拉伯語、波斯語、突厥、希臘亞美尼亞和蒙古等六種語文的分類詞彙集，發現於葉門的薩納。根據Peter Golden和Thomas Allsen的研究，該書中的蒙古語詞彙來自伊利汗國的蒙古人。特別是《國王字典》，相對集中記錄了十二月中九個月的蒙古語稱謂，這是令人驚喜的新發現，引起很多學者的關注。其中的蒙古語月份名誠然是吸引學者注意力的磁石，但是筆者認為，時令部分的詞彙中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蒙古語物候月名與季月名的對應關係。

波斯語文無疑是伊利汗國官方的重要語文（倘若不是最重要的語言），《國王字典》的波斯語詞彙應該是反映了伊利汗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名物制度。令人詫異的是，《國王字典》所列波斯語月份名並非波斯語或者伊斯蘭教固有的月份名，而是蒙古語—漢語季月名的波斯語譯本。

正月，《國王字典》的蒙古語寫為

（qubi sara），波斯文寫為

（avaal-i bahâr），譯註者的解釋是first month of Spring，意謂孟春或春正月。《至元譯語》和《華夷譯語》的正月都寫為「忽必撒剌」，與《國王字典》完全吻合。

二月，《國王字典》譯註者拼寫為

（qara oujir），當然就是qara qujir，只是阿拉伯字母有遺漏，對應的波斯文是

（mâh-i duyyum-i bahâr），譯註者釋為「仲春」（second month of Spring）。《華夷譯語》的「豁者兒撒剌」大體契合。

三月，《國王字典》寫為

（öheljin）與《華夷譯語》所記「兀格勒陳撒剌」完全相同。波斯文對應為

（mâh-i siyum az bahâr），譯註者釋為「季春」（the third month of Spring）。

四月，《國王字典》寫為

（kököe sara）與之對應的波為

（avaal-i tâbistân），譯註者釋為first month of summer，與《華夷譯語》可可亦撒剌相吻合。

七月，《國王字典》寫蒙古語為

（quran sara），與之對應的波斯文為

（mâh-i avaal-i pâyîz），譯註者釋為first month of Autumn秋季第一個月，即孟秋。《元朝秘史》第282節寫為「忽蘭撒剌」，旁譯為「七月」。七月就是孟秋，《華夷譯語》所寫「古闌撒剌」契合。

八月，《國王字典》寫為

（buga sara），波斯語對應為

（mâh-i duvum-i pâyîz），譯註者釋為the second month of Autumn，意謂秋季第二個月，也就是仲秋了。《華夷譯語》寫為「不忽撒剌」。

九月，《國王字典》只寫

（quča），省略了sara。譯註者給補充理解為quča sara。波斯文對應為

（mâh-i siyum-i pâyîz），也就是秋季第三個月，即季秋。《華夷譯語》寫為「忽察撒剌」。《至元譯語》寫為「忽察答裡必」。

十月，《國王字典》寫為

（keltür sara），英譯闕如，阿拉伯字拼寫遺漏了阿拉伯字母b。

（avaal-i zamistân），英譯者的解釋是the first（month）of winter，冬季的第一個月，也即孟冬。《至元譯語》寫為「怯斂都撒剌」。亦鄰真先生寫為蒙古文kelebtür。《華夷譯語》之「客勒卜禿兒撒剌」蒙古文對應為kelbetür。《玉芝堂談薈》寫為「客勒卜禿兒撒剌」，照抄了《華夷譯語》的漢字部分。

在十月之後，《國王字典》列出

（köyer sara），波斯文相對應的是

（mâh-i duvum-i az zamistân），英譯者的解釋是the second month of winter 即冬季的第二個月，也就是仲冬。這裡克拉克前揭文章給了我們很重要啟發，他注意到田清波神父所編《鄂爾多斯詞典》稱十一月為ixxe kölür，稱十二月為baga kölür。我們認為

極可能是kölür的誤寫。這也證明了何啟龍所說《國王字典》所記

（köyer sara）相當於十一、十二兩個月之說總體上是正確的。

《國王字典》的蒙古語物候月名與《華夷譯語》表現出更多的對稱關係。漢字音寫的《華夷譯語》與《至元譯語》將蒙古語物候月名與太陰曆月名一一對列，而阿拉伯字音寫的《國王字典》則將蒙古語月名與伊利汗國官方使用的月名一一對列。雖然期間出現一些缺漏，我們可以確定，至遲在元末明初蒙古人概念中，蒙古月份名與太陰曆月份是吻合的，蒙古月份名與太陰曆月一一對列的對應關係當時的常識。時間坐標是清晰而明確的。學者當然可以質疑常識，但是要有足夠的依據。班扎羅夫提出「秋九月歲首說」是由於蒙古高原的某些地區的遊牧集團保留了更古老的習俗，例如鄂爾多斯，其月名頗具獨特性，亦鄰真先生文章有提到，但是限於體裁，沒有展開。1984年，胡日查發表專題論文《探掘鄂爾多斯月份名》，專題討論了鄂爾多斯蒙古人以孟冬，即太陰曆之十月即孟冬為歲首的古老的月曆習俗。但是這在蒙古高原各遊牧集團中應屬特例。至遲到忽必烈時代，蒙古高原大部分地區應該都已經趨同。即使在鄂爾多斯的各遊牧集團中「小傳統」也未必有普遍性。需要說明的是，個別遊牧集團的「小傳統」，可能延續到清末。《理藩院則例》卷五三「違禁」條禁止蒙古王公先後賀年，「如先後賀年者論罰」雲，可能就是為了對應這種差異而做出的規定。

四

太陰曆的五月和六月，也就是仲夏和季夏兩月，《華夷譯語》寫為「兀剌魯撒剌」和「兀亦魯撒剌」，《至元譯語》則寫為「胡打兒撒剌」和「納知兒撒剌」。關於「胡打兒撒剌」，亦鄰真先生寫蒙古文為qudar sara,認為qudar就是quǰir的古代寫法。這裡我們不免產生疑問：如果qudar就是quǰir，那麼quǰir究竟是指代二月還是五月？令人疑惑不解。關於六月「納知兒撒剌」，亦鄰真先生寫為蒙古文naǰir sara，並指出達斡爾語中仍然呼夏季為naǰir，元代蒙古人將六月稱為夏月，與當時所使用的《授時曆》相吻合。《華夷譯語》和《至元譯語》在五月和六月兩處出現分歧，顯得很突兀，《國王字典》至此也突然顯得無所適從，竟然改轍，將五月寫為

（jun-u dumdadu意謂「仲夏月」），將六月寫為

（jun-u hujaur意謂「季夏月」）。這是元朝和伊利汗國官方使用的月份名，波斯語則分別對應為

（mâh-i duvum-i tâbistân，仲夏）和

（mâh-i siyum-i tâbistân，季夏），這應該不是巧合。何啟龍稱這種命名方式為季節月名？為什麼《國王字典》至此突然發生變化？何啟龍認為五六月「無關驗證時節，判斷閏月，是不重要的。因此變得不穩定，隨時被棄置」。這種解釋似不能令人滿意，可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還有一個問題令人困惑不解，那就是閏月。現代內蒙古稱為ilegü sara，意謂「餘月」，也有地區稱為öndör sara，意謂「高月」。村上正二在他的《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物語》中提到一個ǰab sara，或意謂「間月」？黑城出土蒙古文文書中出現至少兩次šun sara的記錄，šun應該是從畏兀兒轉借的漢語借詞。克拉克的博士論文《畏兀兒民事文書導論》指出，13—14世紀的畏兀兒文文書中出現šun ay，認為就是來自漢語「閏月」。小林高四郎先生所引《八紘譯史》的材料「閏月，綛蠻」，沒有進一步解釋或者說明。然而查核《八紘譯史》及其源頭《玉芝堂談薈》都寫為「閏月，紐蠻撒剌」，非常清楚。再往前追溯其源頭的話，《華夷譯語》寫為「紐蠻撒剌」，蒙古文則寫為niγumal sara。可以確定，「綛蠻」應該是「紐蠻」之誤，蒙古文寫為niγumal～ni』umal sara，意謂「隱匿的月份」。

《元史》的本紀部分在1259年以後閏月40次，而《元典章》閏月發出聖旨或者詔書只有兩次，其一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閏二月，《頒至元鈔[詔]》。陳高華先生等據《世祖紀》卷一一和《桑哥傳》認為，此詔書應該是在三月甲午，即三月初四日。還有一件就是延祐四年（1317）《建儲詔》。此詔書內容雖然在《詔令》和《聖政》不同類目先後出現十次，卻是一件詔書。這樣來看，這一《閏正月詔》可能是《元典章》唯一一件閏月發出的詔書。通檢呼格吉勒圖先生和蒙古國Tumurtoγoo先生集錄的文獻彙編，元朝和伊利汗國統治者發出的八思巴字和回鶻字蒙古文聖旨、懿旨、令旨、國書末尾，都署以季月名，無一例外。十二個月名幾乎都有出現，唯獨沒有出現閏月。為什麼那些聖旨令旨等文獻中從來沒有出現閏月？這個現象提醒我們重視「紐蠻撒剌」，蒙古文為niγumal sara，意謂「隱匿的月份」。這是否意味著閏月被隱藏在了前面的月份中了呢？如果確實是「隱匿」了，為什麼「隱匿」？是禁忌嗎？這無疑是有待考證的問題。

致謝：2018年4月，筆者在日本仙臺的東北學院大學訪問期間，對照閱讀小林高四郎和亦鄰真先生關於蒙古月名的文章，開始萌生撰文之意。2019年6月，為準備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工作坊《中古阿拉伯文獻與絲綢之路研究》的講座，終於將關注已久的題目寫成初稿。感謝工作坊主華濤老師的安排。感謝《國王字典》的譯註者，是本論文提供基石。在為撰寫論文而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多次得到元史研究室博士生朝克的幫助。在波斯文錄入方面，先後得到烏罕奇博士和魏曙光教授的技術支持。文獻搜集階段，得到內蒙古社科院的全榮、朝克滿都拉、內蒙古大學的希都日古、內蒙古師範大學的謝詠梅、南京大學的買合木提江等史學同仁好友的幫助和支持。修改過程中，通過微信得到很多師友的幫助和支持。內蒙古社科院的雙寶老師提醒我注意到了納幹寶老師的書。大阪大學的松井太教授幫助我掃描了克拉克的文章。感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李保文先生，他提醒我注意胡日查和曹納木的成果，並在多個名詞的問題上進行爭論和辯難，從中得到很多提示和啟發。烏蘭老師在審閱以後給予鼓勵和支持，在此銘感不盡。為一篇拙文驚擾如此眾多的師友，佔用他們很多時間，回想起來心中不安也充滿感激，在此謹志謝意。

【注】文章原載於《西域文史》第14輯，科學出版202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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