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萬民工血肉修成滇緬公路 其中三千人永遠和這條路埋在一起

拿上農具前去修路工地時，只有15歲的許本禎還不知道這條路的重要性。他是家裡的老大，還有兩個弟弟，按規定每家必須出一個勞力，而且沒有工錢，排行最大的許本禎自然成為修路的民夫之一。

作者：段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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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本禎  來源：段國慶提供

那一年，是1937年底。到了工地後，許本禎經常聽管挖路質量的人講，日本人來侵略我們，我們的上海、南京被他們佔了，我們現在挖這條路要挖到緬甸，去拉炮彈、子彈來打日本人。就這樣，大伙兒都知道了要挖的這條路叫滇緬公路。

許本禎是保山市騰衝縣人，他生動地描繪了當年時熱火朝天的場面：「當時挖土方是沒有機械的，完全用人挖，當時那個修路啊，就像接龍一樣，各個民族都有，漢族、傈僳族、 景頗族……還有些裹了小腳的女人，背了小孩子的，都來了。那個路上，不是戰場也像戰場：爆炸聲、坍塌聲、哭聲、叫聲……」

在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上，每個小人物總是不經意間，扮演了其中一個角色。許本禎就是如此，這位當年參與修建滇緬公路的農村娃，在修完路後加入了抗日軍隊，還考上了黃埔軍校，後來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遠徵軍第11集團軍第6軍，並參加了滇西大反攻，1945年日軍投降後，他復員回到騰衝老家。

類似許本禎這樣的築路民夫還有很多。他們默默地奉獻；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祈求每天日落能安全回到毯笆棚；他們盼望工期完成能平安回家；他們披荊斬棘，不畏艱險，用自己的雙手摳出了這條血線；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地留在了工地上……

1938年8月底，經過九個月的艱苦奮鬥，滇緬公路終於提前竣工通車。整個工程共完成土方1100多萬立萬米，石方110萬立方米，大、中、小橋梁243座，涵洞1789個和部分路面工程。這條公路被譽為「抗戰輸血管」，從物資上給抗戰巨大的支持。據統計，縝緬公路貨運量1939年為27980噸，1940年為61934噸，1941年為132193噸。

今年是滇緬公路竣工通車80周年，在這特殊的日子，本期的「品讀」刊發一組對當年築路民夫的採訪報導，以紀念這些默默無聞的抗戰參與者。

1　修路工中，「小孩」真不少

中國的大江大河多是東西走向，但橫斷山脈卻是一個異端，南北走向的橫斷山，切斷了東西的交通，也切斷了文化的交流融合。而在大山褶皺中生活的各民族，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的張力，通過唯一與外界聯繫的茶馬古道傳播到世界各地。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的帝國主義戰爭，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形成了一條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戰在中華大地打響。

鑑於持久抗戰的考慮和戰事的需要，時任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向國民政府提出修築滇緬公路的構想，並獲得批准。當年10月間，一支測量隊伍來到了地處橫斷山脈的高黎貢山，開始了修路的前期測繪工作。大山裡來了測量隊，有人跟著去看熱鬧，看著測量隊員背著背囊，手裡拿著盤盤，扛著拉開了能站著的架架，跌跌撞撞地在山中艱難工作，很多人不理解，衝著測量隊取笑逗趣：「你們連人都走不了，還想走車？」

國內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繆雲臺則作為特使代表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代表在緬甸仰光談判，雙方約定：以一年為期，各自把公路修到中國的畹町連接。

時隔不久，當地的保長敲著鋩鑼挨家挨戶地動員：「日本人打來了！國家要修路，每家都要出一個勞力。」一時間，「日本人打來了，國家要修路」成了交通極度閉塞的滇西人勞作之餘和茶餘飯後最重要的話題。

修路這事說幹就幹。從四鄉八裡匯攏在一起的民工，帶著糧食，背著氈毯，拿著工具，住進了工地附近的簡陋工棚--毯笆棚。每天按領工的要求，在兩邊插著或竹片、或木頭、或細樹枝為標記的地方開始了挖路。由於戰事緊迫，工期緊張，很多地方是邊測量邊施工。當年只有6歲的的蘇李高，就跟著父親緊隨著「瞄路」（測量）隊伍砍樹蓬。

蘇李高  來源：段國慶提供

蘇李高是保山市施甸縣萬興鄉人，聽說父親要出門做工，軟磨硬泡要跟著去，父親說去做工太辛苦，還要照顧他，太累了，叫他不要去，但他還是哭著喊著要去。父親沒有辦法，只有把他帶去。從家到工地的路上，難走的地方和陡坡，他都是由父親背著過去的。他父親所做的工作就是跟在測量隊伍的後面砍樹蓬，測量隊員把線路勘測好，用木頭、細樹枝、竹片做好標記，民工就去把標記內的樹蓬砍掉，遇到大樹還要把樹根都刨出來。這段兒時的記憶，深深地刻印在蘇李高的腦海中。

地處西南邊陲的雲南，人煙稀少，很多青壯年都上了前線或支前，修路的重任大多落在了婦女、兒童身上。當年參加挖路的婦女大都已去世，只有當年的兒童還仍然有健在者。保山市施甸縣萬興鄉蘇玉光在修路時只有8歲，他至今還記得當年受到其他人照顧的情景。他說：「挖路你挖得多少不管啦，那時監工也認得小呢要照顧呢。也不知道是去幹什麼，就說克（去）挖路，挖路；工錢不有，就是派工啦。」

保山市施甸縣甸陽鎮當年12歲的蔣發倫，由13歲的孃孃「帶」著去挖路，吃住在一起，同去的小夥伴還笑話他挨大姑娘睡在一起。蔣發倫是挖路次數最多的人，共5次。蔣發倫回憶說：「記得第一次是施甸縣境內的『太子寺』；第二次是施甸縣境內的『莽林寨』；第三次是龍陵縣境內的『罕欄』； 第四次是龍陵縣境內松山腳下『大埡口』；第五次是到『帕底』，現在德宏州的芒市鋪『彈蓋石』（鵝卵石）。最辛苦呢就是在『罕欄』，那個地方在江邊，路不好修，天氣又熱，晚上也睡不好。」

「罕欄」在怒江以西，是指過了惠通橋到龍陵縣臘勐鄉的那一段，幾乎全是巖石。滇緬公路最著名的「老虎嘴」就在這裡，完全是從巖石中「摳」出來的路。

楊興科夫婦  來源：段國慶提供

2　一個「半開」，修完路也沒捨得用

保山市施甸縣由旺鎮的楊玉梅和丈夫楊興科，是目前健在的修築滇緬公路的一對夫妻。當年的楊玉梅12歲，因為父親挖路時染病回家，不久就病故了，但每家要出一個工的規定不能變，楊玉梅就到工地去敲石頭。楊興科當年16歲，是挖路民工中年齡比較大的，但「打炮眼」之類的「大力氣活」還輪不到他，他在的工地是最難挖的「罕欄」，在巖石上作業，負責清理爆破下來的石頭，把鬆動的石頭撬下來，工作很危險。他回憶說：「那個風吹來就把鑼鍋都吹下江去，鋪蓋也沒得蓋，蓋個毯子，拿點糧食去麼都不好煮著吃，那個時候我力氣還不太大……苦呢，苦呢。」

因地質堅硬，很多因事故或生病死亡的民工難以就地掩埋，都是拋入深溝，或扔下怒江，現在說來，仍倍感悽涼。面對疾病，楊興科說道：「到那裡去找醫生？病了麼找點小單方，吃著麼吃，吃不著麼就死。死了麼就丟下去，水淌下去（到）江裡……」

保山市施甸縣仁和鎮的甫四光，10歲喪父，11歲喪母，跟著叔叔、大哥生活，日子很是艱難。修築時，只有12歲的他也成了築路隊伍中的一員。他說：「自己走路，帶著行李，糧食也是自己挑著，我們的住處是自己修蓋的草棚，不管天晴還是下雨，休息裡都是在草棚裡。」

「翻毛路，就是把要挖的路面上的樹枝清理，把樹根刨出來，然後挖毛路，等到毛路完成了以後再挖石頭，大的石頭要幾個人抬，用大捶敲挖出來的石頭，敲了以後碼起來，要把毛路挖出來的石頭敲完， 敲成公分石，規範地堆好，等驗收委員來驗收， 驗收委員說『可以啦』， 就把公分石鋪在路上， 用大碾子來回碾壓。」當年12歲的朱鳳儒是保山市施甸縣甸陽鎮人，他清楚地記得公路施工的工藝流程。朱鳳儒還記得，他去挖路時，母親把一個「半開」縫在他的衣服裡，叫他挖路時買點東西吃，但他捨不得用，工期完成回家那個「半開」還交到母親手中，母親心痛他，淚流滿面的場景。

「半開」是近代雲南、貴州、四川、廣西部分地區民間對雲南鑄造的每枚重庫平（舊制重量單位）3錢6分的小銀元的稱謂，以其抵通用銀元的半元而得名。在那個年代，有「半開」的民夫還是少數。施甸縣仁和鎮的楊顯鬥，現居住在德宏州龍川縣，修路時他16歲，他還記得吃的飯、菜都是各家帶著米、菜，幾個人拼起一鍋煮著吃，工錢則是沒有的。「鋤頭、糞箕是自己帶著……從施甸仁和橋到工地『李山頭』、『洋芋坪』都是要走一天，就是時間到了就出工，有一個專門敲鑼的人來告知出工、收工的時間。」楊顯鬥介紹說。

保山市施甸縣萬興鄉的張得應當年14歲，我們找到他時，他已經不能說話，但能聽明白我們的意思。老人拼命比劃著，想要表達清楚。善良的老人，眼睛幾乎看不見了，還摸索著用玉米棒子生火為我們燒開水。孩子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出去幹活，老人一個人在家裡，午飯就是自己摸索著把前一天晚上的剩飯熱一熱，晚飯要等幹活的孩子回來做。

每家出一個勞力是當時的規定，但也有有錢人家不願意出人去做這個艱苦的工作，並出錢請人頂替，這樣就有了「頂工」的存在。保山市施甸縣甸陽鎮的楊從益，11歲時完成了自己家的名額，還替人頂了幾次工，掙點「辛苦錢」。他說：「就是太陽落收工，太陽出出工，住也就是住點毯笆棚，下雨麼就是漏雨……幫人家頂著，就是說我家派人啦，你家也派著，他家也派著，對方付給我家點辛苦錢。工期完成以後我回來了，但有幾個老倌倌（老人）回來以後就去世啦。」

滇緬彎大、坡陡是出了名的。挖路民工口中的「馬蹄」彎，技術術語叫"U"形彎道。很多民工不明白，明明幾大縱就能從上一層公路跳到下一層非要跑出去老遠轉個彎折回來。他們不知道，那樣的落差走直線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這樣的條件下修路，一旦塌方就是很危險的事。施甸縣擺榔鄉彝族人李洪順當年15歲，他親眼目睹了一場塌方慘劇。李洪順回憶說：「天不亮就要出去挖，回來吃早飯時，已經太陽都中高啦。人們在那個山巖邊挖路，突然塌下來，捂死了好些呢，損失大呢。」

由於滇緬公路施工環境險惡、生活條件艱苦，醫療設施簡陋等諸多原因，在築路中因事故，疾病等原因死難的民工及工程技術人員有3000多人，幾乎每位參加修路的民工都目睹過身邊一起修路的人因各種原因死去。

我們也到外地尋訪過健在的築路民夫。湖南省益陽市資陽區南門囗，一座低矮的平房裡，住著一位雲南籍的95歲，名叫吳鳳蓮，她是隨湖南益陽抗戰老兵卜雲於1947年來到現居地的。吳鳳蓮鄉音未改，與她說雲南話她淚流滿面，思鄉之情溢於言表。吳老家住保山市蒲瓢東門口黃土坡，有一雙大腳，而她的三個姐姐都是小腳。修路那年，她只有15歲，父親帶著她去，頂個勞力，是我採訪過的築路民工中兩位女性之一。吳老1941年由父親作主嫁給了雲南省保山蒲瓢兵站的卜雲，在兵站還幫士兵們煮飯、縫補漿洗，滇西反攻時幫助護理傷員。抗戰勝利後兵站撤銷，卜雲帶著吳老回到家鄉生活，1986年丈夫逝世，吳老一個人生活至今。她最大的願望是回雲南老家看看，吃家鄉菜，去父母的墳上燒燒紙。

蔣發倫  來源：段國慶提供

3　20多萬民夫，人均挖了上百方土

松山，位於雲南省龍陵縣臘勐鄉，因滿山松林茂密而得名。

遙望東方起伏的山巒，在山腰上，一條細細的白線，宛如絲綢纏繞山間……這一條「線」，有人說它是中國抗戰運輸的大動脈，有人說它是抗戰的輸血管，有人說它是血路、血線，它就是在中華民族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衛國戰爭中與外界聯繫的運輸生命線--滇緬公路。

這條路從中國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戌，全長1153公裡。其國內段東起昆明，西至邊陲畹町出國，全長959公裡。而其中從昆明到下關的411公裡，是在原「滇西公路」的基礎上改造，主持改造這一段工程的總工程師是李熾昌。從下關到畹町的548公裡，則穿過了世界上最崎嶇的高黎貢山，跨越了世界上最湍急的瀾滄江、怒江，卻保持著平均以每天2公裡的修築速度向前延伸，創造了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蹟。主持搶修這一段工程的總工程師是雲南巍山人、雲南籍第一代高級土木工程師段緯。他踏遍了公路沿線的每一處，指揮著一支二十餘萬的築路大軍，逢山開道、遇水架橋。

1938年12月30日，雲南省政府發布由省主席龍雲籤署的訓令：「令公路總局，保山縣政府會辦楊文清……茲為後人明了，永垂不朽起見，應於大理至芒市一段，擇一適當地點，於路旁設立碑記一座，將修築年月及所用民工款項等等詳為記載，以誌不忘……」相傳松山腳下有一座紀念碑，毀於戰火。

作家蕭乾的筆下，滇緬公路是「血肉築成的公路」，文章中稱築路民工是「羅漢」，「密如螞蟻的築路羅漢們，小辮、禿頂、草笠、包巾，捧著水煙筒的，盤腿捉蝨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歲，沒牙的老嫗，花褲腳的閨女，小羅漢赤了小腳板滴著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國防大道上添土……他們才是抗日戰爭的脊梁骨，歷史的棟梁。」蕭乾先生曾這樣評價滇緬公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條公路同一個民族的命運如此息息相關的了。」「當沿海半壁山河淪陷之後，敵人以為這下可以掐斷我們的喉嚨。那時，滇緬公路就是我國對外聯絡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不僅僅是一條公路，它是咱們的命根子。」

蘇玉光  來源：段國慶提供

滇緬公路的開通，對中國的持久抗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華民族抗戰的生命線。當年20餘萬築路大軍，如今己寥寥無幾，當年的懵懂少年，今天已是耄耋老人。

人們可以不關心歷史，但確是生活在歷史的影子當中。我們紀念滇緬公路通車80周年，把視角對準當年的築路民工，其實是歷史的延伸。我們採訪的築路民工，當年最小的6歲，最大的16歲，他們的回憶，讓我們仿佛置身於築路大軍之中。當年6歲的蘇李高講述了邊測量，邊施工；當年12歲的朱鳳儒講述了築路的工藝流程；當年16歲的楊顯鬥講述了施工的作息時間；當年15歲的許本禎講述了築路工地熱火朝天的場景；當年15歲的李洪順講述施工中的災難；當年16歲的楊興科講述了築路民工面對病魔的悲傷和無奈；當年11歲的楊從益，完成了自家的任務後還去「頂」了幾次工，掙點辛苦錢……這一樁樁、一件件歷史的記憶，哪一樁、哪一件不是那樣的鮮活？歷史從未離我們遠去！舉手投足之間，就與我們肌膚相親。

蕭乾先生這樣寫道：「有一天你旅行也許要經過這條血肉築成的公路。你剝橘子糖果，你對美景吭歌，你可也別忘記聽聽車輪下面咯吱吱的聲響。那是為這條公路捐軀者的白骨，是構成歷史不可少的原料。」

作為中華民族抵禦外辱、衝破封鎖、不屈抗爭的象徵，如何形容滇緬公路的重要作用都不過分。據統計，公路沿途的各民族共計20餘萬人參與修築這條中國抗戰的血脈大通道。按照滇緬公路土石方工程量的統計：土方共2754萬立方米，平均每人137.7立方米；石方295萬立方米，平均每人14.75立方米。這些都是在沒有任何機械設備的條件下完成的，是公路沿線雲南各族人民用手、用鮮血、用生命從巖石上硬摳出來的一條血色徵程。那些默默無聞的築路民工，那些於國家危亡之際挺身而出的山野「匹夫」，他們的身影，在時間的長河與歷史的煙雲中漸行漸遠，他們的身後，永遠留下了這條由20餘萬血肉修築的滇緬公路，它宛如一座深深嵌刻在高山大地的英雄紀念碑，銘記著修路民工不朽的功績，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圖騰，供世人緬懷、世代瞻仰！正所謂：

貢山巍巍，銘刻千秋功業。

怒江滔滔，奔湧赤子情懷。

（原標題：尋找築路民夫）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