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1日,對於顧維鈞第三任妻子黃蕙蘭而言是個極其重要的日子,因為這天,正好是他的100歲壽辰。也正是在這一天,她於美國紐約曼哈頓的寓所裡永遠辭別了人世。
100歲,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這樣的湊巧不得不讓人驚嘆:這個奇女子,真真是來去自如啊,活夠了就走了!
黃蕙蘭辭世前兩天,便如有預感一般地將自己的重要物品做了分配,分配完後,她便和往常一樣坐在家門前的藤椅上看著天空發呆。
此時的黃蕙蘭已經近100歲了,她臉上的皺紋和手上的青筋一樣明顯,她的臉頰深深凹陷,已經全然沒有了年輕時候的圓潤,人們只能依稀從她考究的衣著和依舊明亮的眼睛裡猜出:這個女人,年輕的時候曾是個美人。
黃蕙蘭對于美人不美人的已經全不在乎了,這些日子裡,越接近人們理想中的「長命百歲」,她便越頻繁地想起父母想起那些久遠時光裡的人事。
「記憶真是個神奇的東西」,一陣風拂過黃蕙蘭耳旁吹動她白髮時她不自主地嘆到。對啊,記憶的神奇就在於:年歲越大,最初的記憶便越發深刻,近邊的事倒反而記不得了。
這些天,黃蕙蘭經常不記得最近來看她的人都有誰,都是啥模樣,但年幼時夥伴的臉卻越來越清晰了。隨著這些臉孔一同清晰起來的,還有他,她生命中唯一被公開過的男人:她的前夫顧維鈞。
顧維鈞與黃蕙蘭
初識顧維鈞這年,她27歲,而他則剛剛33歲。彼時的她是個揮金如土的富家女,而他則是一個事業有成且喪妻有孩的外交家。
將他和她牽線的是她的胞姐黃琮蘭擺在巴黎家裡的一張肖像,顧維鈞第一次見到黃蕙蘭這張肖像時便深深被吸引了。
他拿起照片仔細看了看後忙不迭地問向黃琮蘭:「這位女子生得很有你的神韻,卻又比你多了幾分個性。」黃琮蘭見了笑笑說:「這是我妹妹,你猜對了,她個性得很。」顧維鈞聽完後認真地道:「我想認識她,還請你介紹一下。」
之後,對顧維鈞本來就很有好感的黃琮蘭便第一時間給母親寫了信,並從中為兩人牽線搭橋。
與黃蕙蘭結識後,顧維鈞便使出渾身解數開始追求黃蕙蘭,而黃蕙蘭對這個風度翩翩且事業有成的單身男子也很快有了好感。
最初的黃蕙蘭並沒有馬上愛上顧維鈞,她之選擇顧維鈞多少是因為:這是母親和姐姐中意的男子,更重要的是,身為外交官的他能給她金錢買不來的尊貴。
自古「富貴」是富與貴都有,才可言之,她黃蕙蘭雖然是爪哇華僑首富黃仲涵的女兒,可時至今日她和家族有的也僅僅只是「富」而已。
因為對「貴」字有欲望,所以,當顧維鈞帶著這位闊小姐坐上由法國政府供給的享受外交特權拍照的車時,她心裡不自主升騰起了從未有過的滿足。
只幾次交往後,顧維鈞便察覺到了黃蕙蘭喜歡享受各種「特權」,於是,之後的日子裡,他便儘可能地投其所好:聽歌劇,帶她去國事包廂;郊遊,請特殊人員接待……
「投其所好」這四個字在人際關係裡從來奏效,在戀愛裡自然也是如此。
1920年10月2日,顧維鈞便如願迎娶了首富千金黃蕙蘭,自此,富與貴完成了合一。
這場婚禮是黃蕙蘭夢想中的婚禮,首先,婚禮是在布魯塞爾的中國使館舉行,其次,婚禮的排場也已到了那個年代的極致,而參加婚禮的外國使節和達官顯貴更是舉不勝收。
通過這場婚姻,黃蕙蘭得到了她作為富翁千金用錢根本不可能買到的「貴」,這些貴,從她婚後擁有的各種頭銜便可見一斑:正式的中國人身份、外交官夫人、公使夫人、大使夫人,與此同時,她還因此獲得了海外特交特權、待遇特權、辦事特權等等。
到此時,黃蕙蘭已經成為了一個真正的貴婦人,左邊,她有多金的慈父,右邊,她有地位相當的夫婿。婚後的日子裡,黃蕙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活躍在國際外交權貴中的她「過著令人興奮的日子」。
婚後不久,黃蕙蘭還被美國Vogue雜誌評選評為1920-1940年代「最佳著裝」的中國女性,風頭遠遠蓋過宋美齡、林徽因、胡蝶等人。
在這段婚姻裡,黃蕙蘭其實一直是一個付出者的角色,嫁給顧維鈞後,她便承擔起了繼母的責任,並一直盡心撫養顧維鈞前妻留下的兩個孩子,她還給顧維鈞生下了兩個兒子,即顧裕昌和顧福昌。
而在工作上,黃蕙蘭也可以稱得上顧維鈞的最得力助手,顧維鈞使館經費拮据時,她主動掏錢給顧維鈞維持場面。見到波特蘭廣場的中國舊使館破敗,為了不讓它丟了中國人的面子,她便自掏腰包將其翻修一新。
顧維鈞不善穿著打扮,對各國上流社會的種種也並不熟悉,於是精通六國語言,對各國各地風土人情都有研究的黃蕙蘭便手把手地教他。在她的精心調教下,顧維鈞的待人接物慢慢上了檔次,他在外交界也更加遊刃有餘。
顧維鈞回國工作時,她一擲二十萬美金買下了北京獅子胡同的故居做公館。父親給他匯來的大把錢財,她也從來想都不想地交給顧維鈞。
在做外交官太太的三十多年裡,黃蕙蘭在交際舞臺上揮金如土為國為己爭光,這樣的她是把自己的實現與國家融為了一體,這樣的她自然也得到了各種殊榮。
白金漢宮戰後首次宮廷舞會上,英國大使和英王與她握手,杜魯門總統的就職典禮上,甚至也活躍著她的身影。她還被外國詩人稱為:「遠東最美麗的珍珠。」
可這樣的她,卻也不可避免地有了諸多煩惱,而她這煩惱的根由幾乎全來自丈夫顧維鈞。
在這段強強聯合的婚姻裡,黃蕙蘭始終覺得差了點什麼,這差的那一點原是她早就清楚明白的:愛情。沒錯,這段婚姻裡的兩人,對彼此都少了普通婚姻該有的愛情基礎。
對於婚姻而言,缺少愛情的意味是:他們的磨合將不可避免地受阻。日久後,因磨合受阻的緣故,兩個個體將漸行漸遠。
顧維鈞與黃蕙蘭婚後
男人和女人的相處學問從來複雜而深厚,對於養尊處優從來衣來張口、飯來伸手且眾星捧月慣了的的黃蕙蘭而言,與顧維鈞的第一個磨合受阻就是她和他大男子主義的對抗。
顧維鈞是傳統的大男子主義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自然越來越不能忍受妻子的很多大女人做派。他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即便自己已經可以憑藉自己完全地應付好外交上的一切,可妻子還是經常指手劃腳。
另一方面,大男子主義的顧維鈞也開始表現出他對黃蕙蘭各方面的控制欲。
黃蕙蘭是個時尚前衛的女子,因為出身極富之家,所以她對穿著打扮很有自己的個性,可在顧維鈞眼裡:她的一身珠光寶氣太過張揚。於是,他霸道地對她道:「以後,除了我為你買的珠寶首飾,其他的你都不能佩戴。以我的地位,你佩戴的這些,讓人一望便知不是來自我的」。
顧維鈞此舉,流露出的不僅是她對妻子的掌控欲,其背後還隱藏著他過往窮苦日子讓他養成的對奢侈的牴觸,而往更深處探究的話,則是顧維鈞身為男人的自尊之被刺傷。
在這種情境下,夫妻兩的矛盾自然越來越深。
一日,顧維鈞,到家後連外套都未來得及放便徑直走到臥室對黃蕙蘭道:「你讓她(黃蕙蘭母親)把新訂購的汽車(勞斯萊斯)換了。」黃蕙蘭聽完立馬抬眼道:「為什麼,訂金都付了。」
顧維鈞看了一眼黃蕙蘭梳妝檯上新添的珠寶耳環道:「不為什麼,那臺舊車還能用。」
黃蕙蘭並不知道,隨著顧維鈞職位的攀升和能力的增長,他已經不再是昔日的他了,可她卻一直堅持在按以前的做法「幫襯」丈夫。
顧維鈞大男子主義的另一個表現是,他雖然需要妻子在外交上的幫襯可他對妻子的能力卻並不認可。一次,黃蕙蘭在顧維鈞演講後被邀請講話,這次講話中她雖然得到了滿堂喝彩,可顧維鈞卻很諷刺地說:「你應該星期天到海德公園,再給自己搬個肥皂箱子站上去。」
顧維鈞的言外之意是:黃蕙蘭的講話層次實在是太低了,與外交場所不相匹配。
的確,在文化等等上,相比顧維鈞,沒有接受過真正正規教育的黃蕙蘭斷然無法與留學歸國的丈夫相比。但若當真論到能力,黃蕙蘭卻並不差。
可無論她怎樣,顧維鈞也總是表露出對她的不欣賞甚至看不慣。黃蕙蘭並不知道,丈夫開始看不慣自己種種作為的背後,乃是因為:他在婚內遇見了心儀的女子。這個女子,正是已故外交大使楊光泩遺孀嚴幼韻。
一個男人開始看不慣身邊的女人,通常不是因為相處日久的緣故,而往往因為他們有了新的比較對象。比較,從來意味著傷害,尤其當婚內男人拿外面女人的優點來比妻子的缺點時。
黃蕙蘭不善於吃苦且喜歡揮霍,而曾在喪夫後帶著幾個孩子獨自生活的嚴幼韻卻是相反的:她善於吃苦,且懂得生活的真正內涵,因為懂得,所以她總是顯得格外善解人意。
在這樣的勁敵面前,黃蕙蘭由曾經的白月光變成顧維鈞胸口的飯粒子自是必然的結果。
黃蕙蘭慢慢發現,丈夫顧維鈞開始變得越發冷漠起來,有人的時候,他對她禮貌周到,私底下,他卻經常連話也懶得和她說。
此時的黃蕙蘭才感受到沒有愛情之婚姻的可悲,她想要挽回什麼,可這種想在她確定丈夫婚外有人後也被她放棄了。
嚴幼韻和三個孩子
黃蕙蘭和母親魏明娘一樣,是一個清高、驕傲卻倔強的女人,當她知道自己被背叛時她便產生了強烈的被侮辱了的感覺。她的母親曾在丈夫有了姨太太后毅然帶著兩個女兒離開了父親,而她則也在丈夫出軌後選擇了退出。
做決定前,黃蕙蘭曾和宋氏三姐妹求助過,但她得到的建議僅僅是「虔誠向上帝祈禱」。這樣的建議自然不會被黃蕙蘭採用,她想了想對宋氏姐妹說:「這年頭,上帝也夠忙了,他是沒有功夫聽我的祈禱了。」
之後,黃蕙蘭堅持了自己的決定:離開顧維鈞,一如當時母親離開娶了姨太太的父親。離開時,她對著來詢問的人說:「他是個可敬的人,中國很需要他,但不是我所需要的丈夫。」
對於顧維鈞而言,此時的他雖在婚外有喜歡的女子,可他從未想過背離婚姻,天下的男人大概都和他這般:輕易不肯放棄家庭。可面對妻子黃蕙蘭的固執,他又無計可施。
1956年,顧維鈞與黃蕙蘭正式分居,1959年,兩人正式離婚結束了長達39年的婚姻。
兩人離婚這年,顧維鈞年71歲,而黃蕙蘭年也已66歲。同年,顧維鈞與嚴幼韻結成了姻緣。
在黃蕙蘭晚年出版的回憶錄《沒有不散的宴席》中,她對嚴幼韻這個介入自己婚姻的女子並未流露出隻字不滿。只是,即便離婚她也固執地認為只要自己活著,她便是顧維鈞的正妻,嚴幼韻頂多只是側室。
黃蕙蘭對於第三者從來有著一種王者之於乞丐的蔑視,她從骨子裡瞧不起她們。可在心底深處,她又渴望她們得到的一切。以此看,黃蕙蘭在骨子裡是矛盾的。
離婚後去了紐約的黃蕙蘭一直是孤獨的,她雖被張學良說成是有各種年輕情人的女子,但實際上她一直孤身一人。她的日子較之年輕時候的熱鬧,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與熱鬧一起從黃蕙蘭身上褪去的,還有她的奢靡生活風。
原本黃蕙蘭以為自己可以靠父親留下的巨額遺產生活,可不幸的是,她在爪哇的家產竟一夜之間在戰亂中被日本政府徵用,就連母親留給她的房子也被他人搶佔。
後來,她手裡僅剩的50萬美元養老金也被小偷洗劫一空。
很難想像,一個一輩子不愁吃穿的女人突然沒了錢會是怎樣的心情,不難想像,當時黃蕙蘭心裡定是充滿了各種沮喪不安,或許,她在那一刻也有過後悔。
但至始至終,即便面臨如此困境,黃蕙蘭也沒有向任何人求助,這裡的任何人包括她的子女和顧維鈞以及親姐姐。
寧願千萬般委屈,也不肯低下高貴的頭顱,這便是黃蕙蘭,便是如黃蕙蘭一般的清高女子。
最難熬的日子裡,黃蕙蘭也不肯讓人知道她已經沒錢了,她母親曾告訴她:「就算三天沒吃飯,也要做個買米樣。」這話,她一直牢記在心。
為了不讓人察覺出她的窘迫,黃蕙蘭故意放話說:「自己往後要嘗試更有趣的生活」,此處的「更有趣的人生」實際是樸實無華的生活,而之所以如此,只因為她的金錢已經支撐不起過往那種奢侈生活了。
黃蕙蘭一邊變賣各種珠寶首飾,一邊開始置辦普通的衣物,另一邊,她則忙著在報紙雜誌上查看各種可能的賺錢之道。
黃蕙蘭畢竟是亞洲「糖王」的女兒,所以,錢的事難不倒她,即便她已經進入了老年。
在苦思苦尋很長一段時間後,黃蕙蘭終於找到了一個體面的來錢法子:演講。沒錯,她要靠演講掙錢養活自己。
尋思到這個掙錢法子後,黃蕙蘭便戴上簡單的首飾自信地登上了演講臺。在臺上,她將自己的故事娓娓道來,每一次訴說她都像是在傾訴又像是重新將過往活了一道。
誰也想不到,黃蕙蘭竟通過這種方式慢慢地走向了通透。
最初,黃蕙蘭選擇樸素的生活是被逼無奈,但日久後她才恍悟:這樣的日子才是真實的生活啊。悟透這一切以後,當她再回望以往的奢靡生活時,她竟恍若隔世。
也因此,後來她才在回憶中憶起過往時嘆到:「當我回顧童年時,一家人生活的方式就像是夢境一般。」
對啊,那時候他們的生活不就像夢境一般麼,那時,每逢家裡有宴會,家裡總是燈火通明到深夜時分。
她一直記得,宴會時,家裡的長廊和長餐廳內都安放著供宴會使用的大圓桌,客人們坐的凳子上都是稠椅墊。所有的食物都裝在銀子做成的盤子裡,擺得和工藝品一樣精緻。每個座位上都有一隻銀子做的酒杯、瓷羹匙和象牙筷子。
而他們在宴會上的吃食,則更是講究極了,她一直記得,她最喜歡的魚翅的繁瑣做法:在溫水裡被浸三天、再在酒裡泡過後再用雞湯燉好……
每次家裡宴會,她們總是忙到深夜才滿足地回到房間休息。
那時的她,看起來多麼像個城堡裡的公主啊,平日吃飯有無數傭人站在旁邊服伺,早上更衣時僕人將可移動的衣櫃推到她的床邊,她每天睜眼看到的是:從內衣到一排排的華麗衣服,一切東西都被安排得完全對稱……
幾十年後再回望這一切時,黃蕙蘭恍若回想一個遙遠的夢。
「那時的我快樂嗎?」當黃蕙蘭在演講臺上這樣自問時,她的眼裡閃著淚光,她的答案是:「我並不快樂,因為那時我尚不懂快樂的真正意味。」
沒錯,這個塵世裡,沒有人能在不懂快樂為何物時擁有快樂。
童年少年時的黃蕙蘭不懂何為快樂,這自然也和她的父母和姐姐有關,她的父親雖疼愛她,可他卻一直與其母不睦,自懂事起,父親和母親便是水火不容的模樣。而姐姐則總是一副凌厲的模樣,她對黃蕙蘭有太多芥蒂,她恨她搶走了父親的愛,也恨她沒能按她的意願過一生。
在那個紙醉金迷的家裡,他們是人人羨慕的存在,可他們卻都不快樂。
而之所以不快樂的原因,黃蕙蘭以前一直不懂,只簡單歸結於父親的另娶和母親的固執等等因素,後來她才知道:這一切都是錢鬧的。人啊,都是這樣,錢多了,欲望便多了,欲望多了,人就慢慢對真實的生活麻木了,繼而,也就沒有快樂了。
黃蕙蘭在一次演講中含著熱淚對聽眾說道:「以前,我一直在別人的懷裡,但我一直孤獨。而離婚後的現在,我不那麼有錢,也始終一個人,陪伴我的經常只有一條狗,可我卻並不覺得孤獨,因為我和自己做了朋友,我和這個世界是一體了。」
不難察覺的是,晚年的黃蕙蘭也已放下了對顧維鈞的種種怨懟,放下這些後,剩下的也便都是美好了。
1985年11月14日,年98歲的顧維鈞在紐約寓所無疾而終。得知顧維鈞死訊這天,年已93歲的黃蕙蘭站在窗子邊久久佇立,良久後,她喃喃道:「你是個好人,那些年,謝謝你了!」
顧維鈞去世7年後的1993年冬,黃蕙蘭以百歲高齡辭世。她死後,人們發現,她的屋子裡貼滿了她和顧維鈞出訪各國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