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THEAST ASIA INSIGHT |《東南亞觀察》
杜特爾特個性特徵對菲律賓外交政策的影響 —基於赫爾曼個性分析理論
摘要：國際關係分析層次存在回落的現象，探究個體因素對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赫爾曼的個性分析理論作為探究個體層面對政策出臺影響的理論之一，通過決策者對外交事務的興趣、決策者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以及決策者對外部信息的敏感程度來界定決策者的個性。菲律賓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其現任總統杜特爾特的強硬作風更是讓世人格外關注，
本文用赫爾曼個性分析理論來界定杜特爾特的個性特徵，尋找杜特爾特個人因素與菲律賓外交政策的因果關係。國際關係領域中的現象本身充滿著多重因果邏輯的複雜性，在世界各國及其他各行為體的互動日益複雜之背景下，固有的理論及分析方法的解釋力日顯不足，人們對理論解釋現象的精確程度有增無減，各學科的發展與日益細化的科學分工為人們從不同角度及不同學科組合中尋求更為合理的解釋提供了可能性。
隨著行為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的興起，試圖從個體的心理學視角來解釋國際關係現象的方法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赫爾曼個性分析理論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誕生，由美國當代心理學家瑪格麗特·赫爾曼提出，其融合了心理學與國際關係學科的分析方法，試圖用領導人個體的性格特徵來解釋國際關係領域中各行為體的政策、行為及互動規律。該理論假設，每一項國家政策的制定都受到了決策者行為的影響，而決策者的行為又受到了其自身心理狀態的影響，決策者的狀態又是其成長環境及教育背景等因素所導致。所以，
決策者的成長環境及教育背景的自身因素，間接影響到了決策者所決策的國家政策當中。赫爾曼認為，要研究國家政策與決策者個人性格特徵的關係，前提是決策者對政策本身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處於支配地位。在如何界定決策者個性特徵這個問題上，赫爾曼用了
決策者對於外交事務的興趣、決策者外交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具備以及決策者對於外部環境的敏感度這三個維度來區分決策者的個性。
在決策者對於外交事務興趣方面，決策者對外交政策的興趣程度與外交政策受到決策者個性影響呈正相關，當一個政治系統的主要領導人對於外交事務有體現出更高的關注度時，他就越有機會影響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若主要領導人對於外交事務的興趣程度較低，則很有可能依賴於決策系統中其他專業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意見，或者根據客觀形勢來做出標準化的選擇。
在決策者的外交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具備方面，決策者外交專業知識和經驗的豐富程度與外交政策受到決策者個性影響呈負相關，這是因為當決策者的外交專業知識和經驗越豐富時，他在處理外交事務和做出外交決策時會更多依賴於各種客觀因素做出較為理性的選擇，從而更少的受到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
在決策者對外部環境的敏感度方面，這是三個維度中最為複雜的一個考量因素，這是因為外部環境本身就有不同的類型，以及外部環境的信息傳遞到達決策者本身就是一個複雜過程。為此，赫爾曼將這一維度進一步分解為了三個方面來考察，即對外部信息的開放程度、對待外部環境約束對態度以及決策方式，這三個要素與決策者個性對外交事務的影響不存在線性的相關性，而是通過不同的排列組合，來得到決策者不同類型的人格，從而影響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要界定杜特爾特的個性類型及其特徵，
首先要考察他是否滿足個性分析模型之條件，即考察杜特爾特在菲律賓執政期間對菲律賓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否起到了主導作用。其次，再考證杜特爾特對外交事務的興趣、所具備外交專業知識及經濟的情況，以及他對外部信息的敏感程度。這樣，就可以綜合評價杜特爾特個性特徵對菲律賓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程度。杜特爾特於2016年6月30日宣誓就任為菲律賓共和國第16任總統，要分析他在菲律賓對外政策的制定當中是否居於主導地位，應當菲律賓的政治制度設計與杜特爾特執政時的具體表現兩方面來考察。首先，按照菲律賓現行憲法的規定，菲律賓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政體。總統擁有行政權，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6年，不得連選連任。菲律賓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政府首腦和武裝總司令。就菲律賓現行的政體設計和規定來看，作為總統的杜特爾特擁有憲法賦予的行政領導權和軍事指揮權，在法理上對屬於行政權的外交事務具有當然的主導權力。其次，從杜特爾特在菲律賓執政的實際情況來看，杜特爾特明顯做到了改變前總統阿基諾三世的外交政策甚至外交戰略，將阿基諾三世時期的「聯美制華「政策調整為」大國平衡「戰略，即在經濟上選擇深化與中國的合作，而在安全方面繼續依賴於美國。為此，
杜特爾特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與行為也體現了其向中國釋放的善意，在與中國全面展開務實合作的同時，公開表示要將中菲關係提升至戰略合作的程度。在對待南海問題方面，杜特爾特在公開場合基本不提，雖然在主權方面繼續堅持前任政府的立場，但也選擇了
與中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務實政策，與中國達成聯合勘探油氣資源備忘錄、兩國海警協調機制以及建立熱線聯繫等一系列合作平臺，並避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積極推動東協和中國關於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在對待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方面，也改變了前任阿基諾三世排斥與警惕的做法，選擇了支持和歡迎的態度，並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菲律賓的國家愛發展計劃和重點發展領域之間存在融合點，大力深化與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務實合作。在杜特爾特執政之後的兩年，與中國共籤署了3次《聯合聲明》以及56項合作清單及授牌儀式清單，這些合作都遠遠超過了阿基諾三世執政6年來中國與菲律賓的雙邊合作。由此可見，杜特爾特在擔任菲律賓總統之後，對一些菲律賓的外交戰略和政策做出了較大改變，有的甚至是對前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出了根本性和結構性的調整，
這裡面明顯體現著杜特爾特的個人意志，烙現著杜特爾特明顯的個人特徵，從實踐方面顯示出杜特爾特對菲律賓外交政策的決策具有主導作用和重大影響。杜特爾特就任菲律賓總統之後，面對前任阿基諾三世給他留下的國內國外「爛攤子」，杜特爾特體現了其審時度勢的外交素養和縱橫捭闔的政治策略，
對內使用嚴厲果決的方法解決國內治安問題與地方分離主義勢力，並且將國內社會經濟朝向更加公平的改革放在了經濟發展的前一位，出臺了涉及1800億美元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以及稅制改革。對外積極改變同中國的關係，尋求全面恢復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並積極引入中國資本和技術支持，來應對當時國內慘澹的經濟形勢。但與此同時，
杜特爾特並沒有完全脫離對美國防務安全方面的依賴，杜特爾特曾對美方放出了一系列不利於兩國關係的言論，但也並未將這些言論付出實踐。這是因為傳統的安全防務仍然是菲律賓最為核心的利益，現在要與美國在此方面脫鉤，無論是國內狀況還是國際形勢的條件都是不成熟和不現實的。所以，杜特爾特通過了一系列外交手段，重整了菲律賓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對外關係格局。
從杜特爾特就任以來的這一系列表現來看，杜特爾特非常關心菲律賓的對外事務。再者，如果不考慮一切的主觀因素，菲律賓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所面臨的地緣環境決定了作為菲律賓具有實權，總攬全局的國家元首不得不對外交事務感興趣，決定了其必須積極參與國家對外關係的事務。菲律賓作為海上通道的要衝，北望中國東南沿海腹地，西接東南亞通往太平洋及東亞的重要水道，南部面向澳州，東部與美國隔太平洋相望，這無論對於中美日印澳等大國皆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所以，外交事務必定是菲律賓極其重要的國家事務，菲律賓的政府首腦及時不考慮個人因素也必須重視且審慎地處理涉及對外關係的事項。
在外交領域專業知識的具備方面，從杜特爾特的成長過程和教育經歷來看，他出生於一個從政氛圍十分濃厚的家庭，其父維森特曾先後擔任達沃省省長和達瑙市市長，雖然父親是在地方層面任職，不能直接說明杜特爾特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可以讓杜特爾特接受到外交領域的專業訓練，但畢竟是在政治環境很濃的環境下長大，耳濡目染的政治環境中對培養他的政治敏感性具有積極的影響。此外，杜特爾特於1968年畢業於菲律賓萊西姆大學的政治學系，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雖然不是屬於專業的對外事務專業，但畢竟是在政治學這個框架之下，還是涉及到了較為系統但不太深入的對外事務專業知識的訓練。就這一點而言，杜特爾特在高等教育階段還是接受過較為系統的外交專業知識和素養的教育。而從外交經驗的積累方面看，杜特爾特在2016年就任菲律賓第16任總統前有著長達將近40年的地方從政經歷，雖然也曾經擔任過國會眾議員，但是也並沒有頻繁的直接接觸國家層面的對外事務，所以，考察他的從政經歷並沒有為其積累太豐富的外交經驗。綜合以上因素，可以判斷出杜特爾特在就任總統之前並沒有積累特別豐富的外交專業知識和經驗。這就解釋了杜特爾特在就任菲律賓總統後以國家所面臨的實際情況為出發點，綜合了國家對外政策涉及到的各項客觀要素，以此來制定符合菲律賓國家利益的務實外交政策。
在赫爾曼的個性分析理論框架中，對外部環境敏感度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因素。為此，赫爾曼將其進一步分解為三個維度來考量，即對待外部信息的開放程度、對待外部環境的約束態度以及制定外交政策的決策方式。關於杜特爾特對外部環境敏感度方面的考察，應當從這三個方面來一一入手。
關於決策者對於外部信息開放程度的取值有兩個，即開放和封閉。對於一個對待外部信息出於封閉態度的決策者而言，他會更多憑藉自己的主觀好惡來制定外交政策，以保持所接收信息與自己認知的一致性。而對於一個對待外部信息持開放態度的決策者來說，則會更為理性和客觀的看待所接收到的信息，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實際的情況來制定政策。使得信息盡國家利益之用，不斷更新自己對現實環境之認知。對杜特爾特而言，就任總統之時面對的是一個經濟日益慘澹，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周邊外交形勢日益惡化的菲律賓。由於其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原因，親美的思想一直長期盤根於菲律賓的政界和軍界，並在菲律賓民間有著很大的市場，可以說是菲律賓的政治文化傳統。前任阿基諾三世的「聯美制華」戰略給菲律賓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層面帶來了深刻影響，更加延續了菲律賓各層面親美的文化。而杜特爾特打破了這一政治文化慣性，結合起具體的經濟情況與外交形勢，通過與中國搞好關係，恢復了與中國的經貿往來，重新給菲律賓眾多外向型企業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擴大了國內的就業市場，緩解了國內的矛盾。在杜特爾特的治理之下，就任後的第二年菲律賓的GDP增長6.7%，在東協的增速僅次於越南。所以，杜特爾特對待外部的信息持開放態度，能夠綜合各種要素，根據客觀情況來制定符合本國發展的務實外交政策。
關於決策者對外部環境約束態度的取值有兩個，即挑戰態度和尊從態度。所謂決策者對外部環境持挑戰態度，指決策者主動避免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而針對形勢做出決斷。而決策者對外部環境採取尊從態度，指決策者在制定政策時會更多考慮到來來自外部的因素，從而影響到決策者的決策結果。對杜特爾特而言，無論是他針對解決國內問題還是制定對外政策都顯示出了他排除外部因素幹擾的決心和能力。在他著手解決國內的毒品問題時，美國曾以「侵犯人權」為藉口向其施壓，甚至揚言要以反人類罪向國際刑法法庭提起訴訟，但杜特爾特皆在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壓力之下繼續執行他的掃毒政策。在制定有利於中菲關係的對外政策時，杜特爾特也同時面臨來自國內和國際的壓力。
在國內，菲律賓的政軍界存在著大量的親美人士，如菲律賓副總統羅布雷多曾批評杜特爾特總統擱置南海仲裁案的聲明是「令人深感失望，極其不負責任的」。菲律賓的前大法官卡皮奧也曾經呼籲將菲律賓對南海的「仲裁勝利」提交給聯合國大會。而軍方更是素有親美的傳統，軍方也一直沒有放棄對菲律賓政治決策的影響甚至控制。杜特爾特對此採取剛柔並濟的策略。一方面頂住了來自軍方親美勢力的壓力，另一方面努力整合軍中資源，使其更牢固的掌握對菲律賓軍隊的控制權。當然，並不是說杜特爾特完全不會考慮外部因素對他的影響，如杜特爾特繼續延續依靠美方提供防務安全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外部因素的妥協。但總體而言，杜特爾特並不輕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和幹擾，對外部環境的約束持挑戰態度。
赫爾曼將決策者的決策方式劃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是指決策者主動制定出政策，通過上令下效的方式讓下級執行指令。而自下而上的決策方式，是指決策者負責頂層設計和宏觀規劃，具體或日常的決策權力下放到下層機構或人員手中。從客觀環境來分析，菲律賓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使其成為大國勢力角逐的焦點，外交方向的發展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很有可能事關菲律賓的生死存亡。加之杜特爾特接手總統職位時面對的是一個危機重重的菲律賓，所以他對外交政策更是需要格外謹慎，牢牢把控住制定外交政策的權力。從具體表現來看，無論是杜特爾特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還是對美國表現出的不信任，更深深印烙著他個人鮮明的特徵。所以，以上兩點從可能性和現實性充分說明了杜特爾特採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
在杜特爾特的執政時期，他在菲律賓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中處於主導地位，符合瑪赫爾曼個性分析模型對研究對象的界定，可以成為該理論模型分析解釋的對象。在赫爾曼的個性分析模型要素中，杜特爾特是一個對外交事務感興趣的人，他對外交事務的興趣在客觀上源於菲律賓極為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所面臨的地緣環境，並通過他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來體現。從杜特爾特成長的家庭環境和教育背景來看，他的家庭環境對於培養他的政治敏感性具有積極的作用，他在高等教育階段接受了較為系統但不夠深入的外交專業知識。此外，杜特爾特是一個對待外部信息持開放態度，但不會輕易受到來自外界因素幹擾，且使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來制定外交政策的決策者，他通過務實的外交政策，並能夠根據外部信息的變化綜合客觀要素使得菲律賓獲得更多的利益，儘可能為菲律賓爭取更多生存空間。（鄭寬，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中文出版物《東南亞觀察》編輯，研究興趣：地緣政治學，國際關係與國際法，次區域安全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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