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法國西部城市南特，抗議退休金改革的罷工遊行持續進行。
臨近2019年年末，一場全國範圍內的「無限期」大罷工席捲法國。12月5日開始的此次罷工，旨在抗議政府推出的退休制度改革計劃，參與者以鐵路等公共運輸部門的職工為主，還包括能源、教育、醫療等多個行業的從業者。罷工雖然發生在民眾熱衷示威遊行、又逢多事之秋的法國，但還是以其龐大規模及反映出的深層問題引起世界性關注，值得深究和反思。
「法國又亂了」，但不只是法國根據法國內政部公布的數據，80.6萬人參加了罷工首日的示威活動，而作為罷工組織者之一的法國總工會則聲稱遊行參與者超過了150萬人。雖然關於具體參與人數的說法不一，但此次罷工已經被普遍視為法國25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持續多日的罷工導致法國陷入了全國性的混亂：多數高鐵和省際列車被取消，地鐵、民航等公共運輸運轉也受到嚴重影響，一些示威者還與警察發生了衝突並伴有暴力活動，不少城市一片狼藉，整個法國「變慢」甚至一度「癱瘓」。
在罷工席捲法國之際，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具體方案尚未正式出臺。12月11日如期公布的改革計劃細則，在不少觀察家看來，體現出了政府在改革問題上策略的靈活性和良苦用心，但民眾仍不買帳，反而以12月17日的又一次大規模示威遊行回應：法國官方當晚公布的抗議參與人數為61萬人，工會方面則聲稱全法遊行示威人數達到180萬之多。憤怒中的法國，似乎陷入了一個走不出的抗議怪圈。
「法國又亂了」。這不僅是很多人在得知12月5日法國爆發大罷工消息後的第一反應，也已經是近年來媒體報導法國國內事件時反覆使用過的新聞標題。
的確，近年來法國國內的罷工和各種抗議活動從未停止過。比如，總統馬克龍在2017年5月就任後不久，即推出公務人員管理改革方案，降低了多項福利待遇並擬削減公務崗位，由此引發了公務人員罷工浪潮，其中2017年10月10日舉行的「全法公務員大罷工」有大約26萬人參與。
再如，為扭轉法國國營鐵路公司（SNCF）的負債和虧損局面，法國政府在2018年3月公布了鐵路改革授權法案，意在打破鐵路員工「鐵飯碗」制度，並削減福利待遇，由此招來鐵路工人的多次罷工，影響到列車的正常運行。2018年11月起，以政府上調燃油稅為導火索的「黃馬甲運動」更是來勢洶湧。每周六的集中抗議和其他時間的小規模抗議延續數月不散，多次讓法國主要城市一片狼藉，並引起世界性的廣泛關注，至今仍未完全消停。
示威遊行和有序的罷工本身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據統計，瑞士首都伯爾尼在2019年發生的遊行示威次數已經突破300次，但這個相對超脫於西方主流政治、面積也較小的發達國家，依然被不少人視作國家治理的樣本。這是因為瑞士的罷工規模較小且議題分散，大都圍繞氣候變化、保護動物權益、爭取男女平等和同性戀權利之類議題進行，基本上不具有破壞性，且相對和平有序。與其相比，近年來引發法國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大都是一些和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民生問題，被激起的憤怒情緒很容易迅速傳播，進而吸引大量參與者，甚至引發各類暴力活動，嚴重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但發生動蕩的不只有法國。二戰結束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的力量不斷加深著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塑造了一個聯繫日趨緊密卻又異常複雜的全球民族國家體系，就像是把原來漂泊在「江海」上的諸多「戰船」越來越緊地捆綁到了一起。這原本是讓世界成為更緊密共同體的積極趨向，不幸的是，充當連結戰船所用「鎖鏈」的，卻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將市場原則神聖化，並主張將其推廣到全球層面和社會領域。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這一理論主張成為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在新自由主義主導下，對經濟效率的追求超越了對社會公平的顧及，對抽象政治理念的迷信壓倒了對國家治理有效路徑的務實探索。不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一些後進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都成就了一定的經濟繁榮，但代價是財富越來越向極少數人集中，從而埋下多數人群體激烈反彈的禍根；它成就了在冷戰結束後近二十年間不斷向前推進的新階段全球化，同時也製造出異常嚴重的全球失衡。
民粹主義大爆炸：「問題是經濟」，但更是民生法國近年來經常爆發抗議活動，主要根源並不在於其熱情浪漫、熱衷反抗的民族性格。從某個角度觀察，那些抗議活動可以被看成是近年來全球性的民眾不滿情緒高漲和反體制運動興起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把當下的法蘭西比作深陷濃煙烈焰中的戰船，那麼這艘戰船並不是突然失了火的一葉孤舟，而是燃燒中的世界「連環戰船」的一個組成部分。
1992年，初出茅廬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爾·柯林頓在美國大選中出人意料地戰勝了剛剛領導西方贏得冷戰和海灣戰爭、風頭正勁的老布希，也讓柯林頓「笨蛋，問題是經濟」的名言廣為流傳。年輕的柯林頓敏銳觀察到，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議題已經成為民眾關注的重心。
此後，隨著新自由主義推動的全球化加速，網際網路經濟興起、信息革命深化和貿易便利化提升等趨勢，一度促進了世界經濟繁榮，也造成了「世界是平的」的假象。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主導下，西方掌控的巨額資本以空前的規模在世界各地逐利而行，財富則繼續向西方聚集，但即便是在西方國家內部，真正獲利的也只限於少數群體。與此同時，經濟脫實向虛、產業空心化等問題，讓西方的製造業等眾多傳統行業不斷衰落，由此造成作為西方「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級不斷萎縮，勞工階級的相對貧困也在不斷加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及其帶來的民生多艱，導致的是一種經久不散的全球性憤怒浪潮。「全球憤怒」也在西方世界激起各式各樣「雜亂的反抗」，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英國脫歐，再到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包括在歐美頻發的各類罷工和其他抗議活動，都反映出西方國家大眾與精英之間的矛盾和對峙已經空前嚴重。如同美國政治觀察家約翰·朱迪斯（John B. Judis）所揭示的那樣：經濟衰退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和美國的政治生態，造成了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大爆炸」。
法國國內出現民眾抗議浪潮且呈現出愈演愈烈態勢，也並非自馬克龍上臺執政才開始，其背後的禍根更是由來已久。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不僅加劇了全球不平等，也加劇了西方國家的內部分化。在冷戰結束後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與掌握著金融霸權、引領信息革命的美國或在工業、製造業領域繼續鞏固自身優勢的德國相比，法國堪稱是在全球化新階段中走向相對衰落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
在這類西方國家，傳統優勢產業走向衰落、實體經濟空心化、福利負擔日趨沉重等一系列問題導致經濟長期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矛盾也隨之加劇。應該說，這些國家出現的一部分問題，比如經濟「脫實向虛」，是新自由主義模式之下西方國家的共同問題，但除此之外，它們的困境也與它們在新自由主義世界體系中逐漸喪失了經濟主導權有關。這些國家在政治領域仍然承襲和分享著作為西方大國的傳統世界領導權，但從經濟上看，卻在從世界產業分工、貿易分工的金字塔頂端向下滑落，甚至同一些欠發達國家那樣淪為「被邊緣者」和「被損害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弊病和社會弊病集中爆發，那些既遭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的固有弊病損害，又在這個體系中從中心向邊緣逐漸滑落的西方國家，危機尤為嚴重——「法國病」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法國這個傳統西方大國現已集多種「併發症」於一身，因而也可以成為解析「歐洲病」乃至西方國家所遭遇歷史性困局的一個樣本。
新自由主義惡果：法國之亂是西方國家治理困局的縮影經濟基礎出了問題，必然會在上層建築領域表現出來。近年來西方不少國家領導人的日子都不太好過，不得不面對各式各樣「雜亂反抗」給各自國家執政合法性帶來的挑戰。
就法國而言，1958年10月成立至今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以政治穩定、總統享有大權甚至被視作「帝王式的總統」而著稱。從1981年到2007年，左翼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和右翼的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1932—2019）先後擔任總統，且都實現了連任，兩人在法國執政長達26年。不過，2007年5月上臺的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卻未能在2012年大選中實現連任，而2012至2017年間擔任總統的社會黨人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因為糟糕的執政成績飽受非議，支持率一度淪落到可憐的4%以下，被視為「法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
2017年，年輕帥氣、打著「非左非右」旗號上臺的馬克龍曾被不少人給予厚望，他也的確在上臺之後直面棘手問題，推出了不少頗具雄心的改革計劃，但因觸碰到一些人群的切身利益，也很快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
以引發此次罷工的養老制度改革為例。法國擁有世界上最慷慨的養老金制度之一，這一制度異常複雜，存在針對不同行業和人群的42個退休金管理庫；該制度的不少內容也已經落後於時代。比如，由於不少傳統行業勞動強度下降，這類工作可以享受的提前退休等特殊福利就變得不盡合理。高福利還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有研究報告顯示，如果不改革養老制度，到2030年法國將出現700億歐元的巨額養老金缺口。
在這種背景下，退休制度對法國而言已到了必須改革的地步。推動退休制度改革也是馬克龍在2017年競選總統時作出的主要承諾之一。經過兩年的醞釀，他試圖對過往四分之一世紀以上法國歷屆政府都曾加以改革而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退休制度動一下大手術。
但馬克龍觸碰的是「福利陷阱」這塊公認的「燙手山芋」：選舉制和福利的結合，在西方國家造成福利只能增加不能減少；一些政客為贏得選舉而不斷開出新的福利承諾，導致國家財政難以負擔。此次法國政府剛剛宣布要推動相關改革，民眾的憤怒就很快被點燃。大罷工甚至發生在政府公布改革細則之前，表明民眾幾乎是在本能地拒斥任何可能影響到自身福祉的改革。
從12月11日公布的改革細則來看，馬克龍顯然已經在改革策略上頗費心思。比如，把64歲定為「全額領取養老金退休年齡」，但仍維持原來62歲的退休年齡不變，通過「罰分」和「獎勵分」來調劑兩年的退休年齡時間差；再如，對1975年以前出生的人，採取「老人老辦法」，讓他們不受當前改革的影響。這些頗具彈性的舉措顯然都是為了減少改革阻力。
但在經濟蛋糕已經多年不怎麼變大的情況下，任何一種哪怕是細微的「切法」改變，都可能引發激烈反對。針對這種「不得不改」恰又「不可改」的困局，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提出「受阻社會」的概念：「在這種社會中，不僅許多公民，而且絕大多數有見地的觀察家都認為，變革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其中固有的保守主義或既得利益者，或兩者，會阻礙必要改革的實行。」吉登斯在解釋這一概念時，也把法國作為主要案例之一，並認為該概念已經成為西方多個國家處境的真實寫照。
西方以代議制民主、分權制衡為核心的國家治理體系，內嵌著一種以對抗約束權力達成政治平衡、以分治激發活力實現一定範圍內共治的制度邏輯。但經濟分化、社會分裂、政治極化等趨勢的惡性發展，讓這套政治邏輯在世界大變局的新時代環境中走向了異化，發展成為一種只有對抗沒有妥協、分化加劇而無法共治的政治僵局。這套制度的信奉者過去常常將其能夠和平消解各種社會抗議和反對力量作為其「優越性」的論據，但在新環境中，新型社會抗議已經超出了這套制度的「消化能力」。從這個角度看，「受阻社會」形成的背後是西方世界的政治危機乃至國家制度危機。如法國歷史學家馬克西姆·唐多內（Maxime Tandonnet）在大罷工爆發後所論：「退休制度改革其實只是前面的一棵樹，背後隱藏著法國政治制度深刻危機的一大片森林。」
國家治理如何回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成為世界近代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從此響徹歐洲並不斷走向世界，推動了人類政治文明的進程。
在兩百年後的冷戰終結之際，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喧噪一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蘇東劇變意味著人類意識形態的競爭，已經隨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全面勝出而宣告終結。
三十年後回望，福山無恙，卻也已經從很多年前開始就不斷「驚嘆世界殊」，將研究關注點轉向了政治秩序的起源、西方民主的衰敗、民粹主義泛濫、政治極化加劇等領域。
三十年來世界歷史的宏觀變遷已經證明了「福山預言」的破產：西方意識形態遠未一統天下，其相應的制度體系也絕不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最後形態，更不是最高階段。不過，與此同時，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歷史終結」，或者說反向意義上的「福山預言」卻正在成為現實：打著「自由民主」旗號宣揚西方意識形態的抽象說教，已喪失其曾經擁有的吸引力；口號式、教條式的意識形態競賽已經成為歷史或走向「終結」，長歷史時段中的治理效能則逐漸成為比較不同國家治理體系和制度體系優劣的根本度量衡。
與福山相比，曾是其老師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這方面展示出了更為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在其1968年出版的經典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開篇便提出一個著名論斷：「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
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幾個主要西方大國普遍陷入治理困境的今天，亨廷頓的話尤為值得回味。「受阻社會」的形成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的危機突出表現為國家權力的危機，在多重夾縫中小心翼翼維繫政權生存的政府，已經喪失了推動重要改革的能力，甚至正在失去維系統治所必須的合法化能力。
1989年，世界銀行在概括非洲形勢時使用了「治理危機」的概念。這是如今已經成為世界政治主流話語的「治理」一詞首次進入人們的視野。過去三十年，「治理」概念已經從邊緣走向主流，成為各國政治的核心議題。弔詭的是，西方人主導創造的、以裁判者姿態來形容欠發達地區的「治理危機」術語，在三十年後，成了西方自身狀況的某種真實寫照。
在治理概念流行的早期，「誰來治理」一度是學界熱衷討論的話題，以至於在某種偏頗觀念的引導下，「沒有政府的治理」之類觀點一時甚囂塵上；不過，隨著認識的深入，無論是學界還是政治實踐領域，人們關注的重心開始從「誰來治理」逐漸轉向「如何實現更好的治理」，前一個問題如果說仍然存在，更多也已經演變為「誰能提供更好的治理」的問題。把視線放長還能發現，政治學研究者們關注的重心，也經歷了一種從「誰來統治」向「如何實現更好的統治」下沉的歷史演進。
在經歷了撥亂反正以後，作為世界性議題的「治理」和「全球治理」概念，也開始回歸本源：本質的問題仍不過是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提出的「治國」和「平天下」理想。或者，借用當今中國政治話語來表述，在國內是推動適合本國的國家制度不斷鞏固完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發展，在全球則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法國的國內政治變遷曾經改變過近代的世界歷史和政治發展進程。當前衰落的法蘭西已經很難發揮其曾經具有的那種關鍵性歷史影響，但法國作為一個典型「病例」，仍值得世界各國深入反思和借鑑。
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從今後長時段世界歷史變遷的視角看，能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脫穎而出的國家，一定是在當前歷史性世界變局中對「如何實現更好的國家治理」這一關鍵問題給出優異答卷的國家。能做到這一點的，既是今後為人類政治文明演進和世界歷史發展做出較大貢獻的國家，也是將來能夠引領新型全球化，從而更好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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