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12月25日，克裡姆林宮上那面印有鐮刀和錘子的紅旗在瑟縮寒風中徐徐降落。它向世人宣告一個超級大國——蘇聯走到了盡頭，同時標誌著二戰以後左右世界格局的冷戰正式結束。
冷戰的關鍵詞是政治，而最終決定兩大陣營命運的卻是經濟。
上世紀70年代，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都遭遇了瓶頸。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率先自我反省，向經濟注入更大劑量的市場化因素進行自救；蘇聯和東歐，終因固守舊有模式導致經濟潰敗，繼而引發社會動蕩。而那時的中國，則開始對舊有體制進行改革的嘗試，大膽且審慎地引入市場經濟，最終讓困境中的國民經濟重新煥發生命力。
歷史發展進程證明，不斷求新、求變，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只有審時度勢，不斷改革和自我完善，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始終屹立不倒。
1989，那一年
從2月6日波蘭政府與團結工會間的「圓桌會議」開始，到12月25日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被槍決，東歐的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六國的劇變，就發生在1989這一年間。
1989年11月9日傍晚，民主德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柏林市委書記沙波夫斯基宣布：所有民主德國公民從即刻起均可申請出境，政府將予以批准。幾小時後，大批民主德國的公民湧向東西柏林之間的柏林圍牆，要求進入西柏林。晚9時，民主德國的邊防站陸續打開幾個過境站的大門，人們像潮水湧入西柏林，與等在隔離牆另一側的西德人擁抱在一起。當晚，正在波蘭訪問的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接到助手從德國打來的電話:「總理先生，此時此刻，柏林圍牆正在倒塌。」
而這一天的到來，是有預兆的。
波蘭，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1989年2月6日，波蘭首都華沙細雨濛濛。團結工會領袖華勒沙率領著24名代表步行到部長會議大廈，參加與波蘭政府之間的「圓桌會議」。
波蘭的團結工會成立於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後，除了提出增加工資等經濟要求外，還出現了建立獨立的自由工會和真正恢復波蘭獨立等政治要求。在大批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和教會積極加入其中後，團結工會由罷工工人的組織逐步演變為強大的政治反對派組織。政府曾一度承認過團結工會，但在1981年年底實行「戰時狀態」時，取締了團結工會，逮捕了華勒沙。然而幾年下來，波蘭國內形勢愈發惡化，大小工潮不斷，經濟也到了崩潰邊緣。在當時的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的力主下，當局和反對派，終於在「民族和解」的口號下史無前例地坐在了一起。
圓桌會議開了兩個月。雙方最終商定，提前舉行議會選舉。按約定，眾議院的席位只有35%可以由反對派競選，參議院則全部放開，雅魯澤爾斯基將成為下屆總統。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以為，加上結盟黨派的力量，他們便完全可以穩操勝券，取得議會中的穩定多數。然而，他們估計錯了。
6月4日開始的大選，反對派不僅獲得眾議院自由競選161席的160席，還囊括了參議院100個席位的99席。執政黨知名領導人全部落選。雅魯澤爾斯基雖當了總統，但他不得不同意由團結工會提名的馬佐維茨基擔任總理並組閣。
就在波蘭內政經歷劇烈演變時，匈牙利正在為1956年事件中被處死的伊姆雷·納吉平反：那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當時被蘇聯軍隊鎮壓了，時任匈牙利總理的伊姆雷·納吉被宣布犯有叛國罪並被絞死。而到了1989年，許多人認為只有為納吉平反，才能掃清匈牙利改革道路的障礙。6月中旬，匈牙利為納吉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隨後在法律上為他平反。
柏林圍牆，一個時代的終結
柏林圍牆，冷戰的產物。
自從1961年8月13日蘇聯人和東德當局將它建起以阻擋東德人向西柏林的叛逃，它就成為東西方間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壘。1989年1月，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宣稱：「只要柏林圍牆存在的條件還在，它將50年不倒，100 年不倒。」那時，人們還覺得，兩德統一是有生之年看不到的事。
然而事情的發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自從5月匈牙利開放奧匈邊界後，大批民主德國公民利用赴匈牙利旅遊之機，取道奧地利進入聯邦德國。到8月初，試圖以此途徑越境的東德人超過上千人。有的人成功出走，有的人卻被匈牙利邊防軍抓獲並在護照上蓋章加注。同時還有許多人進入西德駐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的外交機構，要求前往聯邦德國，結果人滿為患，導致這三個機構被迫關閉。約有20萬人滯留在了匈牙利境內，他們拒絕返回民主德國，可又進入不了奧地利，於是就在邊境扎帳露營。到9月10日，匈牙利政府不顧東柏林的壓力，宣布滯留匈境的東德人可以根據本人意願自由出境。於是，幾十萬人隨後通過了邊境。接著，東德當局將滯留在西德駐捷、波使館的6千名東德公民，用專列「驅逐」到西德。但是3天以後，西德駐捷使館再次人滿為患。東德當局只得用專列再行「驅逐」一次。10月4日，當專列路過德勒斯登時，有些東德人竟然試圖跳上飛馳的火車。
公民大批出走，導致民主德國局勢動蕩。10月7日，民主德國國慶40周年，要求進行改革的示威浪潮從第二大城市萊比錫開始，席捲包括柏林在內的各大城市。在混亂的局勢中，戈巴契夫應邀來參加國慶慶典。他說了一句著名的話:「誰姍姍來遲，必將受到生活的懲罰。」此時的昂納克開始明白：無論將來出現什麼樣的局面，駐紮在民主德國的蘇聯軍隊，都會始終留在兵營裡。
10月18日，執政18年之久的昂納克辭職，克倫茨接替了他的職務。然而民主德國各地的示威規模仍然不斷擴大。11月9日柏林圍牆打開後，僅11月11日一天，到西柏林的東德公民就超過50萬，以致於西柏林的交通秩序陷於癱瘓。
而在東德，癱瘓的不止是交通。
柏林圍牆的倒塌，讓分裂了50年的德國人重燃統一的希望。在東西方對此都缺乏準備的時候，聯邦德國總理科爾不失時機地在11月28日提出統一的「十點計劃」，提出根據聯邦德國的《基本法》，使民主德國併入聯邦德國。12月1日，民主德國人民議院修改了憲法，隨後16個黨派召開圓桌會議，決定舉行大選，決定國家的未來。大選的結果，是科爾所領導的聯邦德國基民盟及其姐妹黨民主德國基民盟大獲全勝。一個擁有近8000萬人口的統一德國，在世界面前開始顯現輪廓。
羅馬尼亞，一個嚴酷的冬天
當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在德國及匈牙利的巨變上時，保加利亞也開始了轉變。1989年11月10日，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日夫科夫辭職。人們對於執政33年的日夫科夫的積怨如此之深，以致保共一個月後將他的兒子、親屬全部清除出中央領導機構。在反對派接連不斷組織遊行的強大壓力下，保共最後建議修改憲法，舉行「自由選舉」。
而在捷克，從1989年年初開始，關於重新評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成為捷克國內的政治焦點。隨著鄰國的波蘭、匈牙利等相繼變化，捷克政府頗覺陷於孤立。
11月，在短短十幾天內，布拉格舉行的示威從幾萬人發展到幾十萬人。11月26日，政府與反對派開始坐下來談判，達成了改組政府並修改憲法的協議。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事變，因其避免了流血，被冠以「天鵝絨革命」的富於詩意的稱呼。但發生在羅馬尼亞的衝突，來得晚，卻極其劇烈而殘酷。
1989年12月16日，一位神父被強迫遷居的事件引發群眾示威，軍隊趕來鎮壓，造成數百人死傷。事件發生後，羅馬尼亞政府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共和國廣場組織群眾大會。當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開始講話時，下面的群眾不再像往常那樣熱烈鼓掌，而是發出噓聲，電視轉播為之中斷。會後，群眾的示威遊行愈演愈烈，而國防部的軍隊卻開始倒戈。22日，忠於齊奧塞斯庫的安全部隊與國防部軍隊激烈交火。同一天，羅馬尼亞成立了39人的救國陣線，宣布接管權力。到24日，軍隊逐漸控制了局勢。
齊奧塞斯庫夫婦是在逃跑過程中被捕的。12月25日，經過數小時的秘密審判後，他們在當天下午4點被執行槍決。又過了整整兩年，蘇聯解體了。（記者 黃艾禾）
西方自救
當20世紀行至七八十年代，冷戰中對峙的東西方陣營，同時陷入經濟困頓、社會矛盾交織的瓶頸。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主義本位的政府干預和國有化過度將經濟推入窘境，而石油危機的爆發更讓這種困局雪上加霜。關鍵時刻，西方砸開了民營化的大門，拯救了資本主義的龐大戰車。
二戰後的英國幾乎處於一片瓦礫廢墟之中，為了應付重建國家的艱巨任務，英國的工黨政府開始奉行凱恩斯主義的國有化政策。但是，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在暢行近40年之後，卻陷入了嚴重的危機。
鐵娘子操刀英國經濟改革
70年代末，英國遭遇兩次世界性石油危機的沉重打擊。油價飆升使國內潛伏的經濟矛盾因素激化，通貨膨脹加劇，失業率大幅度上升，公共事業的經濟狀況普遍惡化。
從1978年開始至1979年初春，整整一個冬季的大罷工，是這個國家面臨經濟崩潰的寫照。英國鐵路公司曾發表過這樣的聲明：「今天沒有火車。」
繼鐵路運輸中斷後，卡車司機、麵包工、養老院和醫院以及新聞界、機場和汽車廠的職工也紛紛發生罷工，甚至連利物浦的掘墓工人也扔下工具，在這個「不滿意者的冬天」，不僅物價飛漲，油、鹽、糖等食品缺乏，交通癱瘓，而且大街上垃圾遍地，汙水橫流，甚至有腐爛的、仍未被埋葬的屍體散布於萊斯特廣場堆積如山的垃圾之中。
美國的經濟形勢也強不到哪裡去。到70年代中後期，通貨膨脹已經開始與高失業並存。當時的「反戰與民權」兩大運動，愈加激起民眾對政府不信任的社會情緒。
1979年柴契爾夫人入主唐寧街後，將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一書放到政策研究員面前說：「我相信這個」——柴契爾夫人決定按照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改造英國。
柴契爾先是借用弗裡德曼貨幣主義政策，減少貨幣供應量以遏制通貨膨脹。上任當年，她手起刀落，一舉削減了10億英鎊的國債，將銀行的準備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貸款利率提高到17%。
為了讓民眾信服，並堵住反對黨議員的嘴巴，保守黨政府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英國首相府曾於1980年11月11日發出通知，要求當天所有參加首相宴會的大臣們自掏腰包——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高級政府官員們飽餐一頓卻由政府開支。這些大臣在宴會結束後，真的每人付款21.25英鎊。
到80年代末，英國的通貨膨脹率降到4.9%，經濟大步攀升。
柴契爾夫人的第二把火指向財政政策。作為一個「福利國家」，英國的福利支出佔財政支出的60%左右，「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使得國家財政債臺高築。柴契爾一方面精簡機構，同時削減福利支出，因此被戲稱為「奪去牛奶的柴契爾夫人」——她的母校牛津大學，因不滿她削減教育經費、減少教師工資，而拒絕授予她榮譽博士學位。
財政政策之後是稅制改革。柴契爾實行「開源」與「節流」並舉，減稅使財富更多駐留在公眾手中，大大刺激了低迷的經濟。
經濟暫時穩定之後，最重要的「私有化改革」才開始到來。1981年2月，英國政府將英國國營航空公司一半多的股權賣出。隨後又將60萬戶公有房屋、公寓出售給民眾，開始了公共事業移轉民營化的嘗試。在第一任期內，柴契爾政府每年出售的公共事業收入低於5億英鎊，並且選擇出售的公共事業都是非核心且不具有競爭力的。但從1983年的第二任期開始，柴契爾政府放手進行了大規模的民營化。在她的任期內，共計出售了包括英國電信公司、英國航空公司、羅爾斯一羅伊斯汽車公司和其他許多國營企業在內共計306億英鎊的股票，使它們成為股份上市公司。在80年代中期，她又將100萬套公共住宅出售給居民，從而使英國私房擁有者從52%增加到66%。
所有這些措施，都大大削弱了聯邦政府的職權，但將經濟增長率提高到超過幾十年前的水平。從1980開始，英國經濟連續6年增長，成為戰後增長最長的時期。同時，國際收支也連續6年盈餘。到1988年，英國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柴契爾自己說，這是「經濟奇蹟」。反對人士也被迫承認：「這個國家雖然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見者，都會為這種深刻的變化感到震驚。」
裡根主持「經濟復興計劃」
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採納凱恩斯的國家幹預主義主張，推行「新政」，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成功遏止了「大蕭條」。但凱恩斯主義也帶來了高赤字、高物價。到70年代尼克森執政時，通貨膨脹像雪球般越滾越大，「能源危機」的爆發更進一步導致經濟的停滯。
1980年，隆納·雷根當選美國總統。這位英俊的總統也是一位經濟自由主義的信徒，弗裡德曼成為了他的經濟政策顧問。
在裡根的「經濟復興計劃」中，第一項政策就是減稅。從1981年到1986年，國會兩次通過減稅法案，大幅削減個人和企業稅——從1982年底開始，美國經濟持續2年高速增長，失業率下降，勞動生產率上升。
裡根的第二項措施是削減社會福利開支。裡根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由政府救濟，而是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因此他上臺後，大幅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內容涉及家庭補助、醫療照顧、住房津貼、特殊行業撥款等方面。不到4年，政府削減福利支出，總計350多億美元，取消公用事業冗員30萬，100多萬能自食其力的人不再享受政府救濟。
與柴契爾夫人的政策類似，在前兩項改革初見成效之後，裡根才開始放鬆管制，減少國家幹預，主要做法是撤消和放鬆政府對企業的管制，鼓勵企業競爭和兼併。
不過美國的情況與英國大不相同，其國有事業本來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就只有1%左右，「去國有化」的包袱並不是最大的，因而對美國而言，放鬆管制的要義不僅僅在於「去國有化」，而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1987年9月，裡根指派30名學者組成「總統民營化委員會」，就釐清聯邦政府與民間部門的權責問題進行評估。同時，裡根總統正式採用「民營化」一詞，並將其界定為採用民間手段追求公共目標的方式。
隨後，裡根將政府在「聯合鐵路公司」中的85%的股權完全拋售給民間。民營化政策不僅將國有資產出售，還包括合同外包、特許經營、憑單(抵用券)、法令委託等形式，涵蓋了以前由政府提供的領域，從監獄管理、機場經營到戒毒中心、防洪計劃等共200多個項目。這些原先由政府提供的領域，在改革後都通過合同外包給私有企業。
裡根時代的民營化是美國民營化最為鼎盛的時期，也為後來的老布希政府與柯林頓政府的一系列革新政策所吸納，成為這些後繼者「重塑政府」龐大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裡根執政的十多年間，美國經濟迅速好轉，1983年底開始了連續6年的高速增長。
1988年1月20日，裡根卸任時對全國電視觀眾發表演說：「有人問我離開華盛頓時有何感慨？我說:最值得我引為自豪的是，我們取得了兩個偉大勝利，一是經濟復興，美國人民得到190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二是美國精神的復興。」（記者 劉彥）
巨人倒地
史達林模式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左右著蘇聯的發展。儘管蘇聯領導人幾次試圖改革創新，但始終未能觸及體制的根本痼疾。而戈巴契夫最後的一劑「猛藥」，最終導致蘇聯分崩離析。
今年的12月8日，《莫斯科時報》刊登了一則小小的報導，題目是「終結一個時代的協議」，說的是15年前的這一天，前蘇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首腦——俄羅斯的葉爾欽、烏克蘭的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羅斯的蘇士克維奇，在白俄羅斯首府明斯克郊區的別洛韋日自然保護區籤署了一份協議，宣布退出蘇聯，成立獨立國家國協。
報導說，如今很多俄羅斯人仍然責怪，別洛韋日協議的籤署導致了蘇聯解體。但接著該文引述獨立國協國家研究會副會長扎裡金的話說：「最近都在說那三個男人籤署協議，就把蘇聯給搞垮了，大家都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他們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呢？」
主流的看法是，體制的僵化、經濟的崩潰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也有學者認為，蘇聯的體制雖然存在問題，但仍能通過改革進行完善，而以戈巴契夫為首的政治精英集團發動了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最終葬送了蘇聯；還有人認為蘇聯敗於西方意識形態的攻勢，或是被軍備競賽和對外擴張搞垮……
中國社科院學者張盛發在論述蘇聯解體問題時，曾將它比喻為一杯仍然混沌不清的水，因為「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解體事件未必已經完全塵埃落定。許多史實尚未澄清，眾多謎團有待解開。」
但毋庸置疑，蘇聯的滅頂之災雖源於各種矛盾的交織與爆發，但經濟崩盤的確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因素。
「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1985年鄧小平曾這樣說：「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所接管的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國家。
為了刺激經濟恢復，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允許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共存，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合作社、甚至是資本主義——國家保留了礦山、鐵路和重工業等大企業，而小工廠和商店絕大部分留在私人資本家手中。列寧認為，在一個小農生產者佔絕大多數的國家裡，必須走經過商品貨幣關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迂迴道路。
不幸的是，「新經濟政策」尚未來得及造福蘇聯人民，就隨著列寧的離去而湮沒在政治風暴之中。
1924年列寧去世後，蘇聯共產黨內各派圍繞「新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展開激烈的論戰。政治鬥爭中逐漸上位的史達林在批判「左傾」的託洛茨基派之後，接著又在1928年掀起打擊「右傾機會主義」布哈林派的狂潮。在史達林給布哈林羅列的種種罪名中，包括「鼓吹國民經濟『平衡論』，反對優先發展重工業，企圖使俄羅斯成為永遠只能『生產印花布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此外還有「企圖取消國家對經濟的管理作用」等等。後來，布哈林被斥為叛徒、黑幫分子和帝國主義間諜，在1938年被處決。
在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過程中，史達林將「優先發展重工業」確定為國家發展的方針路線。他不顧一切地制定高指標的經濟計劃，採取緊急狀態下的全民動員手段進行「高速工業化」，甚至不惜剝奪農民的利益，用強制手段實行農業全盤集體化。到1932年，蘇聯已經成為一個工業國家，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增加到70%。
當時，西方資本主義正處在嚴重的危機中，而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的面貌讓人耳目一新。直至今日，人們仍在嘖嘖讚嘆蘇聯當時所製造的經濟奇蹟——它只用了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走完了資本主義走了一百多年的工業化道路。美國學者大衛·科茨甚至這樣說：「要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最優越的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已為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歷史所證實。」
然而，在另一方面，蘇聯的工業化進程是以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為代價的，其中違背經濟規律的主觀行為和消極現象也為日後的憂患埋下伏筆。
由中國社科院多名學者聯合撰寫的論著《超級大國的崩潰》指出，史達林的模式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迅速實現工業化的任務和目標。此外，優先發展重工業和高速度是蘇聯工業化進程的特點，這決定了蘇聯粗放性增長方式的經濟模式，並造成經濟軍事化和重輕結構失衡。
「用兩大步跨過一個大峽谷是做不到的」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因腦溢血病逝。尼基塔·赫魯雪夫親手安葬了史達林，卻在3年後將他「焚屍揚灰」。
在當政的第三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一次大會上發表了長達4個小時的講話，嚴厲指責史達林的種種「罪行」。隨後他下令將史達林的遺體從紅場上的陵墓中挖出來，將他的塑像砸碎，還將史達林的名字從蘇聯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抹掉。
赫魯雪夫在政治上全盤否定史達林，在經濟上也曾試圖突破史達林定下的模式。他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在工業和建築業方面進行改組，將部門管理體制改為經濟行政區管理體制。然而這種改革只是以一種行政管理體製取代另一種行政管理體制，高度計劃性的經濟模式並未因此受到任何動搖。
赫魯雪夫還設法促進農業生產，但他主觀獨斷、急於求成。不知何故赫魯雪夫對玉米特別情有獨鍾，於是蘇聯各地不管是什麼土壤什麼氣候，統統都改種了玉米，所有研究玉米的專家都升了官，蘇聯農業蒙受了巨大損失。
1957年，赫魯雪夫突然頭腦發熱，要求蘇聯的肉類生產在三年內趕超美國，他還將梁贊州黨委第一書記拉裡奧諾夫樹立為全國學習榜樣——因為拉裡奧諾夫承諾將在一年內使梁贊州地區肉類生產增長5倍。最後，拉裡奧諾夫因為害怕完不成任務而自殺了。
連邱吉爾在赫魯雪夫訪問英國時都對他進言：「赫魯雪夫先生，您發起改革，確實很好，但我想勸您不要太草率了，想用兩大步就跨過一個大峽谷是做不到的，你們會摔下去的。」
在赫魯雪夫時期，冷戰雙方實際上已到了箭拔弩張的程度。古巴飛彈危機的爆發更是讓赫魯雪夫不遺餘力地推行核優勢戰略，與美國展開核競賽。這使本已存在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問題更為嚴重。
赫魯雪夫的各種「另類」舉動，終於引發了「地震」。1964年10月11日，當赫魯雪夫在黑海邊的中央別墅中度假時，蘇共召開會議將其廢黜。也許是受夠了赫氏的張揚，蘇共選定了謹慎的列昂尼德·伊裡奇·勃列日涅夫出任領導人。
「依靠『強大的蘇聯』 這個意識支撐著自己」
在上任之初，勃列日涅夫出臺了「新經濟體制」，主要內容為減少中央的指令性計劃指標，改革管理體制，改進管理方法，擴大企業自主權，加強經濟刺激。這一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別是蘇聯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的順利完成，制止了前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增長速度連續下滑的趨勢。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蘇聯的國家實力和影響力達到了鼎盛。
勃列日涅夫剛上臺的時候，外界用「機遇愛上了沒準備的頭腦」來形容他在仕途上的一步登天。但當這位人們口中「平庸」「行事小心翼翼」的領導人在權位上站穩腳跟之後，改革的步伐就放慢了。60年代末，他提出「發達社會主義」之說，認為「蘇聯現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規律的作用已經得到充分發揮。」
正是被暫時的繁華表象所迷惑，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半途而廢了。不僅如此，他還將東歐對社會主義發展新模式的討論視為洪水猛獸。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提出建設符合本國國情、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為此要進行建立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勃列日涅夫深感不安，於是，他在1968年8月出兵武裝佔領捷克，鎮壓了「布拉格之春」。
到70年代末，世界興起新技術革命，西方資本主義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而這個時候，蘇聯的經濟頹勢開始顯現。
工業生產出現了負增長，消費品短缺。蘇聯枉有一流的科技人員，但科技發展與生產嚴重脫節。有人這樣描述蘇聯的窘境：「蘇聯的火箭可以以驚人的準確性找到哈雷彗星並飛上火星，其宇宙飛船可以遨遊太空，但其汽車卻缺乏足夠動力，故障頻出並且耗油驚人；許多家用電器陳舊不堪，電視機爆炸事件經常發生，以至於蘇聯人開玩笑說本國生產的電視機應當送給敵人……」
上海師範大學的蘇聯史專家葉書宗評論說，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蘇聯的新經濟體制已被舊經濟體制吞噬。但與史達林時期不同的是，新經濟體制被勃列日涅夫實施了「安樂死」。
在經濟倒退時，爭霸的野心卻繼續膨脹。1979年，勃列日涅夫發動了武裝入侵阿富汗的戰爭。這場歷時近10年的戰爭以蘇聯被迫撤軍告終，蘇聯為此付出慘重代價——累計傷亡5萬餘人，耗資450億盧布。
莫斯科大學揚吉耶夫教授對本刊回憶說，「那段日子非常糟糕。商店裡沒有食品，沒有衣服，沒有日用品，這種情況延續了10年。雖然生活艱難，大多數蘇聯人民都依靠『強大的蘇聯』這個意識支撐著自己，他們為本國在航天和軍工業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無比自豪。大部分人認為，物質生活並不是他們的第一需求。直到有一天，強大的意志終於抵擋不了各種矛盾的猛烈衝擊。」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先後被推到前臺。這兩位年邁多病的老人分別在執政15個月和13個月後相繼病故。這時，一個年輕的面孔浮出水面。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又兼任國防會議主席，接著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時年54歲的他成為蘇聯歷史上最年輕的最高領導人。
戈巴契夫接手的蘇聯已病入膏肓，政治官僚腐敗，經濟大幅滑坡，社會矛盾尖銳，蘇聯人對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極其茫然。
經濟的衰退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當時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國人徐克告訴記者，「在學校附近的商店裡偶爾有雞出售，但商店規定，每人每次只許買一隻。如果想買第二隻，你可以回頭繼續排隊，但是一般輪到你了，雞已經出售完畢。」
1985年4月25日，釀成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慘重災難的車諾比核電站事故發生，這一事故不僅暴露了蘇聯技術設備的陳舊、管理的混亂，更讓人們看到病榻上的蘇聯已經奄奄一息。
戈巴契夫上臺後，決定對原有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1985年的蘇共中央四月全會上，他提出了「加速戰略」——通過推動科技進步、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體制等，提高經濟發展速度。但是，未等經濟改革見成效，戈巴契夫便轉而實施更為大膽的政治改革。
1987年底，他提出了「新思維」；不久又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當時，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主要有兩種聲音。1990年5月24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提出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方案，意思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必要調節。
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則提出一個「500天計劃」，主張採取「休克性」的方式，建立以私有化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
1990年7月28日，戈巴契夫和葉爾欽達成協議，決定成立由總統委員會成員沙塔林院士領導的專家小組，在俄聯邦的「500天計劃」的基礎上，制定一個全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500天計劃」。9月1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上，兩種意見爭持不下。戈巴契夫發表講話表示，他本人「更欣賞沙塔林的計劃」。一個月後，戈巴契夫採取「折中」的方式，出臺了一個「既不激進也不保守的方案」，即「總統方案」。但這一方案仍然無法執行。葉爾欽強烈反對這一方案，並決定俄羅斯獨自執行「500天計劃」。
一個龐大的國家在500天的時間裡實現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結果可想而知。
l990年，蘇聯出現戰後第一次衰退性經濟危機。經濟負增長、財政赤字擴大、通貨膨脹嚴重，由於盧布信譽下降，人們急著把盧布換成了實物或金銀製品；消費品市場供應則由嚴重失衡發展到全面短缺。1991年底，蘇聯外債總值達702億美元。
此時，戈巴契夫採納了前俄羅斯副總理亞夫林斯基與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共同制定的拯救蘇聯經濟的「哈佛計劃」。這一計劃主張立即放棄國家經濟幹預，迅速向市場經濟過渡；靠西方援助解救當前的經濟危機；該計劃還把民主改革放在了中心位置，促使蘇聯變成西方民主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中國社科院學者張盛發在《蘇聯解體原因再探》一文中這樣寫道：「他(戈巴契夫)深信由史達林體制所產生的蘇聯社會的一切畸形狀態和不正常現象，經過治理是能夠得到糾正和克服的。他先是提出加速戰略，並進行經濟改革。在經濟改革沒有取得成效後，又發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開始時對制度的改善，最後變成了對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變。」
蘇聯最後的日子
隨著蘇聯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聯盟的凝聚力進一步削弱。而此時，東歐已發生巨變。內外因素的交織，加劇了各加盟共和國對蘇聯的離心力。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國也緊隨其後。
1990年6月，戈巴契夫提出建立「主權國家聯盟」來代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他與9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商定，在8月20日正式籤署新聯盟條約。就在條約籤署前一天的8月19日，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一些蘇聯黨政領導人發動了政變,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奪取國家權力。事件發生後，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為首的各加盟共和國領袖抵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軍隊最後轉向支持葉爾欽。21日晚，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被一一逮捕。
莫斯科大學的揚吉耶夫教授對本刊記者回憶說，8月政變發生後，他開始預感到「蘇聯將要有重大的改變」。
果然，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籤署了《別洛韋日協議》，宣布三國組成獨立國家國協。隨後，葉爾欽到克裡姆林宮與戈巴契夫進行了8小時的談判，要求他交權。戈巴契夫當時曾向葉爾欽提出：免除他的一切法律責任。葉爾欽這樣回答說：「您什麼壞事也沒做，為什麼要求免除法律責任呢?」
12月25日，聖誕節。晚上7點整，戈巴契夫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宣布他辭去總統的職務。講話結束後，戈巴契夫把象徵總統權力的「核按鈕」交給了葉爾欽。19點38分，印有鐮刀和錘子的蘇聯國旗在暮色中從克裡姆林宮上緩緩降下。13分鐘後，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徐徐升上旗杆。
一個由列寧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與西方抗衡了半個世紀的超級大國，就這樣走到了盡頭。這一天，距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成立69周年只差5天。（記者 劉婉媛 梁晶）
「我見證了那個時刻」
「就在這個國家解體前幾周，蘇聯人還站在紅場上朗誦普希金的詩歌。」
1991年12月25日下午，美聯社駐莫斯科首席攝影記者劉香成正在開車，突然手機響了，電話是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的董事長詹森打來的：「劉，你今天晚上願意和我到克裡姆林宮去採訪嗎？」
劉香成到了克裡姆林宮才知道：戈巴契夫要在今晚宣布辭職。
那天晚上的事情，讓他終身難忘：
「到克裡姆林宮後，進了戈巴契夫的辦公室，當時有一臺蘇聯國家電視臺的攝像機，架在一個很大的三角架上，準備錄像播報。我發現，這裡只有我一個人是記者。一名蘇聯的克格勃對我說，你不要照相。你能進來，是因為你是詹森先生帶進來的一個重要客人。我答應了。」
「我坐在那個攝像機的大三角架下面。心想，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蘇聯的1917年大革命，影響了整個20世紀，後來才有幾十年的冷戰。現在這個時刻，是歷史的一個句號——我已經答應了克格勃不會照相，但是我是歷史的見證人，這怎麼辦？」
戈巴契夫的演說開始了：「親愛的同胞們：鑑於獨立國家國協成立後的情況，我終止自己以蘇聯總統身份進行的活動??」戈巴契夫當時的神態看上去還比較鎮定，他手中的演講稿共有4頁。這時，劉香成悄悄把相機的光圈快門調好了。
「當戈巴契夫講到他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知道，如果我要冒險的話，這就是我的時刻了。就在他講完最後一頁，把講演稿扔下去的一刻，我按下快門。就是這一張照片。我知道被我抓到了。」
「那位蘇聯的克格勃，就站在大三角架的後面，他當場給了我一拳。詹森先生看到了這一切。在我一生裡，很少有人用眼睛說話的，而他擠擠眼睛，無聲地問我，你沒事吧？我也用眼睛回答他：沒事。」劉香成擠擠眼睛，回憶著這一幕。
「這個時候我要趕去發稿。我對那個克格勃說，我要走了。他說，現在你不能走！這個活動還沒結束。我又用俄語請求了好幾次。最後他說，好好，你走吧，真討厭！」
「我用平生最快的速度跑過克裡姆林宮長長的紅地毯，一直跑到克裡姆林宮外的紅場上??就在進入汽車的一剎那，我回頭看了一眼，克裡姆林宮上蘇聯的鐮刀斧頭紅旗正降下來，蘇聯就在那個時刻結束了。」
劉香成的這張照片後來登上了全世界三千多家報紙的頭版頭條。他和他的同事贏得了1992年美國普利茲「現場新聞攝影獎」。
親歷了蘇聯解體前最動蕩時期的劉香成回憶這段往事時，感慨地說，「我記得，就在這個國家解體前幾周，蘇聯人還站在紅場上朗誦普希金的詩歌。」（記者 黃艾禾）
市場掀開鐵幕
隨著人們對政府—市場關係形成新的觀念，冷戰的鐵幕終於倒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充滿了戰爭、蕭條、對抗的世界，又進入了一個全球一體化的時代。
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裡亞海邊的的裡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垂下。」
這道鐵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雙方對於經濟、社會的理解不同而樹立起來的。西方指責東方不民主；東方則批評西方是資本主義。不過，在鐵幕兩側，雙方其實也做著類似的事情：都在反叛私人財產權和自由市場，都在強調國家對於經濟、社會的控制。
區別只在於程度，當然，在很多時候程度也很重要。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國富論》，創建經濟學，對自由市場給予了系統的論證。隨後，自由市場制度向法國、美國、德國傳播，到19世紀中葉出現了第一次全球化，連中國也被迫捲入。但與此同時，質疑、反對私人財產權和自由市場的聲音在知識界也越發高漲。20年代末的大危機及隨後的大蕭條，似乎印證了人們的懷疑。於是，政府這個「仁慈的救世主」就隆重登場了。
第二次大戰一結束，整個世界借著恢復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機會，普遍地建立起了國家在經濟、社會領域中的權威。
在美國，由於對國家根深蒂固的防範心理，也由於成文憲法的限制，自由市場算保存得相對完整。但政府看得見的手仍然伸得很長。除了繼續進行宏觀經濟管理之外，政府也延著反託拉斯法路徑，建立起一套管制體系。在東方陣營，普遍建立了國家全面控制的經濟社會體制，企業全部或大部分是國有、國營或者集體經營的。民眾就業於這樣的「單位」，被整合進一個自上而下的命令—服從體系中。經濟活動、社會生活乃至文化娛樂活動，都由政府自上而下統一安排。
在這兩個極端之外，還有多種中間形態。戰爭還沒有結束，英國人就在選舉中拋棄了邱吉爾，工黨政府上臺後立刻致力於國有化事業。國有企業所佔資產最高曾經佔到全國總資產的30%。法國、義大利等國都建立了大量國有企業，由此形成了「混合經濟模式」。不過，大體上，這些國家仍然尊重私人財產權，因而，它們更靠近於市場一側。
二戰以後建立獨立主權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同樣具有混合色彩，但卻更靠近蘇聯模式。印度獨立後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經濟上卻是社會主義的。而在亞洲、非洲其他更為落後的國家，政府建立了國有公司，或者對外國公司、私人企業實行國有化。
戰後興起的發展經濟學認為，後發國家只有靠政府的強有力領導，才能實現發展。為此，發展經濟學開出了國有化、管制、再分配、貿易保護主義等處方。就這樣，冷戰時期，全世界都出現了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經濟、限制市場、限制私人財產權的趨勢。
當然，東西方陣營的經濟體制確實存在重大的程度區別，尤其美國與蘇聯的對立最為顯著，具有強烈的經濟體制對抗意識。在相當長時間內，蘇聯模式在第三世界迅速擴展。美國人認為，為了保衛私人財產權和自由市場，必須遏制蘇聯。據此，對於全球進行國有化、實現集體化、推進計劃體制的國家，美國都保持戒心。另一方面，美國人積極推動貨幣自由兌換體制、自由貿易體制，通過內部市場一體化維持西方世界的力量。
到了70年代，冷戰雙方都遇到了嚴重的內部問題。愈來愈多的經濟學家相信，這都是凱恩斯主義幹預政策和國家管制私人企業的惡果。
1974年哈耶克與繆爾達爾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則是觀念史上的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這兩人的觀念正好相反——繆爾達爾是發展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一直主張強化國家的經濟職能，而哈耶克早在1945年就警告人們，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乃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整個世界都在強化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時，哈耶克被排擠到學界的邊緣。而到了1974年，世界又重新發現了哈耶克。隨後弗裡德曼、科斯等信奉私人產權和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陸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自由市場在觀念的競技場上處於上風了。
那邊，東方陣營的風向也要轉了。同樣是因為經濟遇到了問題，而且，問題十分嚴重。蘇聯的經濟從60年代起就陷入停滯，政府發動過改革，但始終收效不大。東歐也處於短缺經濟狀態下，與西方形成強烈對比，尤其是東德人的感受最明顯。
在中國，官方於70年代末承認，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小崗村事件表明，民眾已經無法忍受舊體制帶來的貧困，冒著巨大風險自發地進行改革。這一次，官方明智地改變了態度，支持這種改革要求，從此開始了持續至今的市場化改革進程。從整個世界範圍看，中國這一次市場化改革是得全球市場化浪潮之先機。
進入80年代，變革潮流波及鐵幕兩側。美國進入裡根時代，大規模放鬆管制；英國的柴契爾夫人依據哈耶克、弗裡德曼等人的理論，發動了一場自由市場革命。在第三世界，政府控制的經濟也難以為繼，紛紛走上市場化之路。
在東方陣營，蘇聯、東歐加大了改革力度。但蘇東體制非常特殊：經濟是國家控制整個社會的樞紐，一旦這種經濟控制體系缺乏效率，則整套體制的運轉就會遇到嚴重問題。於是隨著變革加速，整個體制崩潰了。
鐵幕之所以倒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鐵幕兩側的人們和政府都從國家或管制經濟的實驗中看到：政府同樣會失靈。當鐵幕兩側各國都轉而相信市場時，對立、隔離就顯得荒唐了——鐵幕是隨著人們對政府—市場關係形成新觀念而倒塌的。這樣，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充滿了戰爭、蕭條、對抗的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一體化的時代。
這就是冷戰的教訓：假如國家過多控制或深入管制經濟，那麼，國家間的經濟問題就會輕易地變成國際政治問題。相反，假如人們更多地相信市場，則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是企業，國家間因為經濟問題發生摩擦、對抗的可能性就會降低，烈度也會減弱。
市場乃是和平的一個基礎。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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