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賢書院舊址（圖片：視頻截圖）
引 言
在歷史上前赴後繼來到中國的西方宣教士（新教和天主教）不勝枚舉，他們背後有不同的教會傳統和社會理念，也有不同的個人見解和觀念，所以在成千上萬的西方宣教士群體裡呈現出五彩繽紛的面貌。
前不久在一個基督徒微信群裡看到有弟兄姐妹分享了這樣一段話：
「衛禮賢，他是一個宣教士，一個牧師，一個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他來到了中國，卻沒有為任何人施洗。我想，他的一生是要受呼召去做文化領域的工作，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翻譯《易經》……建構中西方文化交流。他帶著福音使命，卻做了文化使命的工作。其實，不知道一個宣教士來到中國，卻沒有施洗一個人是什麼感受，後來，他袒露更在意心靈的距離。以前不敢看宣教士的紀錄片，每次看都會痛哭流涕，戰亂、犧牲、流血、殘暴……信仰被傳遍是宣教士的血染紅的。但是看他的紀錄片，內心很平靜，仿佛越是害怕一種現象，越要去面對它，認識它，徵服它，然後從青銅選手晉級為白銀選手。最後，對《易經》有了更多的認識，知道哪些方面我是無能為力的，哪些方面我是可以做出改變的，拓展了看待問題的格局……」
衛禮賢？還有這樣一位宣教士？！而且還比較另類，來華宣教沒有給一個人施洗，卻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致力於文化工作，最後。確實，和大名鼎鼎的馬禮遜、戴德生、李提摩太、司徒雷登比起來，衛禮賢這個名字對很多基督徒來說實在太陌生了，我還是頭一次聽說。
上述那段分享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決定要了解一下這位宣教士的事跡，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衛禮賢這位宣教士在中國文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譽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學西播的功臣」。
網絡上對衛禮賢有這麼一段簡評：「他辦學，給近代青島帶來了新式教育元素；他辦醫，是青島紅十字會首任會長。同時，衛禮賢翻譯出版了大量中國經典文獻，為扭轉歐洲人對中國的負面圖像、改寫德國漢學精神版圖做出了貢獻，他最終成為20世紀歐洲著名的漢學家、僑易學家。 」
一、來自德國的宣教士衛禮賢
衛禮賢原名為理察·威廉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德國人，1873年10月10日出生於斯圖加特——當時是符騰堡王國的首府，他是魏瑪差會的傳教士。在他10歲時父親去世，為了擺脫家庭困境，母親決定讓他日後從事新教的牧師職業。在當時接受教會資助，是德國貧困青年進入大學的唯一途徑。 1891年，衛禮賢通過了圖林根新教神學校的入學補考。 1895年從神學院畢業後，在州教區承擔了兩個代理牧師工作。
這個時候的德國已經完成統一，並展開第二次工業革命，國力蒸蒸日上，開始對外尋求殖民市場。1897年中國山東發生了「巨野教案」，德國藉機軍事入侵中國山東膠州灣。在軍事佔領的同時，德國基督教信義會、天主教會紛紛派出傳教士前往德國「飛地」青島。這時衛禮賢所在的德國-瑞士同善會（AEPM）也發出了徵召宣教士的召喚。
在這種背景下，衛禮賢以宣教士的身份被差派到中國。和其他宣教士來中國要給自己取一個中國化的名字一樣，衛禮賢這個名字是他來中國後給自己取的。在衛禮賢57年的人生道路中，有 20多個年是在中國度過的。
1899年衛禮賢來到青島，從此和這座新興的海濱城市結下了不解之緣，並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足跡。衛禮賢把主要精力用於舉辦教育和醫療事業，同時也漸漸地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重的興趣。
二、以新式辦學影響中國
衛禮賢在青島辦教育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創辦了青島禮賢書院。禮賢書院於1901年6月20日正式開學，到第二年10月，禮賢書院已形成一定的辦學規模，學生增至5個教學班，在校學生70人。禮賢書院創辦之時，正是中國新舊教育的轉型時期。宣布「新政」的清政府雖提出「廢科舉，興學堂」的主張，但缺乏標準，而衛禮賢創辦的禮賢書院無疑成為新式學校教育的樣板。
在學校裡衛禮賢除了自任監督外，還教授德語課程，並擔負解剖學和天文學的教學。 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受到社會好評。
由於衛禮賢的苦心經營，禮賢書院在全國聲名鵲起。到1906年，禮賢書院的生源涉及當時全國的30個省，「清朝的達官貴人紛紛請求允許他們的子女入學……甚至不惜剪掉長辮子，穿上西服。 」為了表彰衛禮賢做出的貢獻， 清廷諭旨賞衛禮賢四品頂戴。
與此同時，衛禮賢和妻子衛美懿（原名薩洛莫）在青島還興辦女學，創立了「美懿書院」及其「淑範女校」。 在衛禮賢所在的差會看來，「對那些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國男子來說，為他們提供般配的妻子對於把中國變成『福音世界』至關重要。 」出於這一崇高目的，入校女生被塑造成女布道員、女教師、女醫生、女護士等各種社會角色，具有勞動婦女社會新生的文化改造意義，為女生融入社會準備了知識和能力條件。
在中國辦學，衛禮賢採取的是中西合璧的教學方式，除了西式的現代教學課程外，還開設有中國文化課程。就這樣，漸漸地，衛禮賢和衛美懿夫婦被這個異域、異族、異文化的東方世界給吸引住了。 於是衛禮賢轉向中國文化研究，並以德國漢學家的身份留名青史。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我們要知道，在當時大多數西方宣教士的心裡多多少少都有一種西方文明優越感，都想以基督教文明改造這個被他們落後愚昧的遠東大國。
然而，對衛禮賢來說，他剛到青島不久，一句漢語也不會說，他很快就意識到在華宣教士註定遭遇福音理想失敗的歷史命運。因為在這個神奇的東方國度裡，根本不可能出現「以基督教戰勝孔教」的景況，在衛禮賢的視野裡他認為自己接觸的是一種「值得尊敬的精神文化」。
所以，對衛禮賢來說，了解中華思想文化的興趣逐漸超出了宗教事務本身。為了靠近中國人，他自稱是山東人，信儒教，並自取漢文姓名——衛禮賢。他的妻子也取了一個中國化的名字：衛美懿。
後來衛禮賢陸續翻譯出版了《易經》、《老子》、《莊子》和《列子》等中國經典著作，他還著有《實用中國常識》、《老子與道教》、《中國的精神》、《中國文化史》、《東方——中國文化的形成和變遷》、《中國哲學》等等，帶著欣賞的眼光對中國文化有很多洞見。
在衛禮賢所作的漢學貢獻中，最主要的是他在德國出版的德文版《易經》翻譯。為了翻譯這一儒家經典，他深入掌握了《易經》所具有的中國文化源淵和歷史背景，儼然成了一個「中國通」。該譯本擁有廣泛讀者，至今已再版20多次，成為西方公認的權威版本，相繼被轉譯成英、法、西班牙、荷蘭、義大利等多種文字，傳遍整個西方世界，其影響不可估量。
四、延續至今的影響
德國宣教士衛禮賢是20世紀早期西方世界最為重要的漢學家，以宣教士這一身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留給後世的遺產是巨大的。
20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衛禮賢與漢學》（餘明鋒 / 張振華 編著），該書指出：
「作為20世紀早期最著名的漢學家和傳教士，衛禮賢的德譯漢典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中國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本集收錄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在首屆青島德華論壇上所做的關於衛禮賢的報告，這些報告分別從德語文學、漢語神學、思想史和哲學的角度勘察了衛禮賢的思想世界，旨在通過交叉的視角來展示衛禮賢思想光譜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向讀者全面展示衛禮賢的思想和生活；另外收錄的兩篇文章則進一步豐富了這種交叉的視角。」
今年6月20日青島大學網站刊登了一篇報導《與衛禮賢孫女面對面——《滄海桑田》播映及研討》。《滄海桑田》這部紀錄片講述了衛禮賢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以及他是怎樣完成多部中國古代經典如《易經》的翻譯工作。
報導稱，「6月19日下午，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孫女貝蒂娜•威廉女士（Bettina Wilhelm）應外語學院跨文化交際學研究中心和青島大學歌德語言中心邀請，與衛禮賢研究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孫立新教授、青島大學德語系系主任綦甲福教授、德語系教師朱軼傑和青島大學師生一起觀看了其拍攝的有關衛禮賢的紀錄片《滄海桑田——衛禮賢與易經》。」
這就是衛禮賢的影響和魅力所在，他以自己的行動和學識不僅樹立了一塊歷史的豐碑，還把宣教士的溫情和胸懷展示給後人。
結 語
中國著名的新儒家張君勱(1987—1968)在其《世界公民衛禮賢》一文中給提到衛禮賢時這樣說：「衛禮賢來到中國時，是一名神學家和傳教士，他離開中國時卻成為孔子的信徒」 ，「他曾對我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為一介傳教士，在中國我沒有發展一個教徒。」
這個評價可能會令我們基督徒感到震驚，作為宣教士怎麼就沒能帶人信主呢？但我們不要太快扣帽子貼標籤，而是要理解衛禮賢所處的處境和他的想法，就像有人忽略印度錯綜複雜的宗教文化，而批評特蕾莎修女只注重做慈善而沒有「傳福音」一樣。
正像前面所引述的那段分享所說的，「他的一生是要受呼召去做文化領域的工作，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翻譯《易經》……建構中西方文化交流。他帶著福音使命，卻做了文化使命的工作。」誠哉斯言！
是的，衛禮賢也知道自己沒有給人「傳教」，他心裡可能也有掙扎，他也曾袒露自己「更在意心靈的距離」。但他不是以一個宗教帝國主義者的姿態去看待中華文化，而是以尊重、欣賞的態度去接觸和研究中華文化，超越了宗教層面之藩籬，卻贏得了更多的尊重。我想，這就是衛禮賢這位另類宣教士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