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把時間拉長至沒有盡頭，把當下編織進歷史、神話、未來中，那個龐大而模糊的現實忽然變得清晰而渺小。這個過於熟悉的世界重新讓我感到新奇，如同在夜晚散步無意中抬頭看到滿天繁星在兀自閃耀。
——蔣方舟
《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 是蔣方舟的新作，收錄了四個故事，它們發生在遙遠的宇宙和不明的時代，充滿幻想色彩又讓人生出似曾相識的感覺。一顆名為「南十字星」的星球貫穿全書，它是星際漫遊客，收藏宇宙間的各種奇觀。
在文字中蔣方舟寄託了自己對愛情、孤獨、時間和記憶等永恆主題的理解。她希望提供一種全新的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和生活的方式。
不過，四個故事對讀者給出了較高的閱讀門檻。貫穿在小說內部的宇宙與天體、理智與情感，會讓讀者有一種陌生感——這是我們熟悉的蔣方舟嗎？面對這個包含了19個漢字的超長書名以及莫比烏斯環一樣的封面設計，讀者或許會同樣有好奇：作者想要在這迷霧中為我們講述什麼？
新書發布之際，我們與蔣方舟聊了聊。
蔣方舟，青年作家。第七屆人民文學獎散文獎得主，首屆朱自清散文獎得主，「亞洲書店論壇」年度青年作家得主。作品《東京一年》入選日本《新聞周刊》「了解世界的40本書」。已出版《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東京一年》《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
你看到一個和我們有點像
但你又覺得有點陌生的世界
問：新書名字叫《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是什麼觸動了你寫這樣四個故事？
蔣方舟：二三月份的時候，大家對生活都有一種不確定感。跟身邊很多寫作的朋友交流，大家都說每天不斷刷手機，等待一個拐點，期待疫情就要結束、生活就要恢復正常、可以去上班了……但每天開始瘋狂刷新聞之後，你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大家轉各種或真或假的消息，相互渲染這樣的情緒，大家都會覺得要被這些資訊吞噬了。身在其中還有一種特別不真切的感覺——因為我們都是從屏幕裡面去了解現實。當我們感嘆這個新聞太悲慘了，準備要劃掉看下一條的時候，可能會突然劃到一個搞笑的小視頻、一個喜劇或者脫口秀的卡段。這種時候，我會覺得很多情緒真切地隔閡在一個特別模糊的地帶當中。
問：如何把這種感覺放置到小說裡呢？
蔣方舟：書的第二篇故事，也就是《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我想寫的是一個推想小說。故事也許發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東歐小國，講述女主人公所在的世界經歷了大型瘟疫之後，各個國家開始封鎖和隔離，就像星星不再發光一樣。小說是在悲觀的背景下預想了一個世界。
與此同時，這個世界還有另一條宇宙的線索作為對照。故事的女主角是一個天文學家，她在看星星的時候，給她的兒子編出一個星星的世界和人類的世界的對應。我很喜歡這個故事當中的距離感。我覺得人們通過手機看到真實發生的悲歡離合和世界變化的時候，其實也有一種很強的隔閡感。所以我當時就想到以遙遠的星球和時空的距離來開展我的小說。
問：能不能先講講什麼是推想小說？
蔣方舟：這是我這次寫作的一個嘗試。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講這個世界未曾發生的歷史，平行時空裡的未來。其實非常簡單，它可以由兩個問句組成，第一個問句是「如果這個世界變成某種樣子，那我們會怎麼樣？」第二個問句是「如果我們設想的這種世界繼續的話，那麼會發生什麼？」
在推想小說裡面，你不會看到人都移居在火星上，或者一瞬間人都把意識上傳到雲端這種非常科技的東西。你看到的是一個和我們有點像，但你又覺得有點陌生的世界。其實這一類小說給了我們一種我們之前從來沒有擁有過的一種共情的能力，我們代入到這個人的視角當中，我們用他的眼睛去看世界，我們會去想如果到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問：推想小說和科幻小說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
蔣方舟：很多科幻小說是以現在為起點，設想未來多少年發生的故事。而推想小說往往是先設置一個過去，再從這個設置出的過去去推想一個未來——這個過去很可能並不是真實發生的，它跟現實就有了一種似是而非若即若離的關係。
世間的事總是這麼孤獨
但是沒關係
問：《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19個字真是好長的書名。是什麼啟發到你起了這麼長的書名？
蔣方舟：寫這個小說的另一個源起，是我當時看到了費曼的一個故事，《費曼物理學講義》裡講到的一個真實的故事。上世紀20年代一個叫做愛丁頓的科學家，有一天做實驗的時候發現，星星會發光是因為星球內部的聚變反應。他當天就約他的女朋友散步，女朋友說你看星星真漂亮！天文學家說你現在就在跟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他女朋友笑笑，也沒有什麼反應，這件事就過去了。於是，費曼說，世間的事總是這麼孤獨，但是沒關係。
我當時特別被這個故事打動。我們小時候，每個人看到星星發光時都會問這個問題，星星為什麼會發光？但每個人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樣的。在我看來，星星發光是為了找到彼此。我設想，如果有一天跟一個人在星空下散步，我說出這個答案，他也可能會滿臉尷尬。我覺得人和人的交流可能經常很困難，但是並沒有關係。這個故事裡人對孤獨都是非常坦然的，我也非常想描述一個時代變遷當中非常孤獨，但是對孤獨又非常坦然的人。
問：「孤獨又坦然」可能是一個很難的狀態。現如今在社交媒體上，大家發朋友圈相互點讚，其實是為了抵抗孤獨。
蔣方舟：我覺得「孤獨」是一個複雜的詞，有很多種意義。比如說物理狀態下的獨自生活；也有身處在親密關係中的孤獨，比如和男朋友、女朋友同居，或和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是大部分時間裡大家難以溝通，這也是一種孤獨。當你並不和其他人共享一個空間，只能自己呆在一個隔離地方的時候，你會發現人和人之間的疏離和冷漠是那麼讓你恐懼。我覺得面對孤獨也是一種很複雜的情緒。人在很多時候會期待孤獨，期待自己待著，別人不要來煩我；有時候人又會因為這種孤獨而難過，或自怨自艾。
問：你如何與孤獨相處？
蔣方舟：首先我沒有覺得自己特別孤獨，看書寫作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很大的愉悅。我覺得很少有人在工作的時候覺得特別孤獨，因為你是有事在做的。
問：你之前說2020年你很少上網，這是你刻意保持的生活狀態嗎？
蔣方舟：其實從一月份開始，我真的挺少上網的。現在是出了新書，需要集中營業才開始上網。
問：不上網讓你的生活失去了什麼嗎？
蔣方舟：人不太會知道自己失去了什麼。因為所謂「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條河流」，你只是經歷你正在經歷的生活。
反正到目前為止得到的都是滿足感和收穫。對我來說，通過寫作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上，心神和心智就不會被其他的事情幹擾。尤其是我現在也沒有在媒體工作了，追蹤熱點、社會議題和公共情緒不再是工作，真是一個挺大的解脫。我覺得如果每個人都只把自己的事想好，再去關心別的事情，大家的心態可能都會好一點。
我們看到很多人性的懦弱
也看到人性的閃光
問：說回到小說，這本書裡的四個故事都有物理學、天文學的影子，包括用「南十字星」來貫穿四個故事。為什麼用這樣很遙遠的概念構思自己的小說？
蔣方舟：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真實的問題其實是自然科學提出來的，比如時間是什麼？距離是什麼？星星到底離我們有多遠？我覺得文學也好、自然學科也好，回應的都是人類特別原始的一種好奇心，讓我們用各種奇妙的假想去解釋那些我們熟悉而陌生的事物。
問：小說中，宇宙天體運行的規律、與人性的理智情感都交織在一起。今天我們被自然學科生產出來的理性環繞，你如何看待技術理性與人類情感之間的關係？
蔣方舟：我在寫小說的過程中，也想到這樣的問題。其實決定我們生活的到最後還是人性，技術其實某種程度上取代不了人性。就像我原來一個朋友他跟我聊一個事情，他說現在有些國家在實踐一種所謂用AI做法律的裁決。因為人們覺得人會有偏見，會受情緒的影響，而AI不會受這個影響，可以隨時做一些判決，感覺很公正。我朋友說，但是AI大數據算不出一件事，算不出這個人有沒有悔改之心。就是它可以通過他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去推斷出他行為的動機，但是它推測不出他未來是不是有悔改之心。很多時候這種東西你必須看著另外一個人的眼睛，然後做一個特別主觀、賭博式的決定。我覺得這就是人心可貴，沒有辦法被技術所主宰。因此我們看到很多人性的懦弱，也看到人性的閃光。
問：第四篇小說《邊境來了陌生人》是關於不平等和永生的話題，怎麼想到為這樣的主題寫一個故事？
蔣方舟：2018年的時候，看到一個新聞講基因編輯。有一位叫賀建奎的教授為了治療愛滋病，在生物醫療技術上使用到了基因編輯。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論。因為基因編輯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技術——可以通過基因編輯，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或者地球歷史上並不存在的東西。
我當時跟一個生物基因學學者去聊這件事，他說在外國有很多有權勢的人，很早就在做基因選擇了。他們在小孩出生前就通過基因選擇決定小孩的身高、膚色、眼睛的顏色，甚至他們的長壽基因等等。聽到這些我覺得非常震撼。當我們還在討論教育內卷的時候，你發現原來在那麼早的時候所謂不平等就已經被決定了。
所以我就想在小說中設想一個永生的模型。永生在很多科幻作品中都存在過，但是，在這類作品裡面有一個漏洞——可能一瞬間所有人都享受了永生，然後人們的意識都上傳到雲，或者全部可以停止衰老了等等。我這個故事中的社會模型裡，永生是有一定順序的，是一些人先能比我們多活三十歲、五十歲等等。
在這樣的設定下，我繼續想像在這樣一個世界會發生什麼？我腦海當中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會發生劇烈的社會衝突。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國外發生的「black lives matter」事件和法國的「黃馬甲事件」。
我當時有一種感觸，我們的物質文明、技術文明進步了那麼多，但其實人的對於不平等的憤怒仍可以像一把火一樣，把所有這些技術文明搭建起來的堡壘都燒掉。人還是非常的脆弱，社會衝突還是會以一種非常激烈、原始、暴力的方式呈現出來。這是我在最後一篇小說中所探討的核心話題。
就像是一個孤獨的召喚一樣
發出一次在星空下散步的邀約
問：感覺這本書有挺高的閱讀門檻。
蔣方舟：嗯，是一本稍微有點燒腦的小說。包括最後一篇故事用的是非常經典的《十日談》結構——每個人不斷地講故事，但其實每個人的故事是有破綻的，到最後你才能拼出一個真實圖景。其實我沒有想過這樣做對大家來說是不是太難，因為一個成熟的寫作者會發現，一個好故事只有一種講述方式。如果降低難度或者太考慮讀者，我覺得是不太誠實的做法。對寫作者來說，考慮得太多就什麼也寫不了。
問：前幾天也和朋友討論到小說的門檻。今天讀者有大量的東西可供閱讀，包括情緒很直接的短視頻。這樣的狀況下，小說會不會處在一個有點尷尬的位置，因為小說不夠快，又有門檻要求，對讀者來說是有挑戰的？
蔣方舟：我覺得這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當我們身處大量10秒把一件事說清楚的媒介之中，對長文章和有深度內容的理解力會下降，在世界範圍內可能確實是這樣。比如像《經濟學人》雜誌，800—1000字的文章，現在來看你會發現這文章好長。
另一方面，是小說能不能被取代的問題。比如說我自己非常個人化的一個感受，可能一些鄉土文學並沒有一個農民直接拍出的一個短視頻來得更直接、生動和有力度。但我在想，作為寫作者應該想的是，怎麼去創造出一種只有文學才能表達的東西。創造一種不可被替代的敘述，而不是覺得類似「這屆讀者不行」「這屆觀眾不行」「這屆讀者不配看我的小說」。我覺得這是寫作者不應該有的一種自大吧。
問：可能對讀者和作者來說，兩邊都需要調整心態。
蔣方舟：對，我覺得也需要讀者有耐心、有善意和有好奇心去看小說。我覺得這個要求說高也高，說低也低。但是讀者至少能夠帶著一種不那麼容易被冒犯的心態去看文學作品，那樣會收穫更多。
我和很多人交流，有說文本的東西我不懂，它就是不好的；或者文本裡提了一個人名我不知道，就覺得作者是在羞辱我。我覺得這樣不好。我希望大家無論是在看書還是看文化節目的時候，都能夠心態放得更平和、更開放一些。你除了是一個文化產品的消費者以外，也是跟作者交流的一個對象。如果大家的心態都能夠放得更平和一些，或許會更好。
問：對讀者的回應有什麼期待嗎？
蔣方舟：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不確定這本書能不能夠得到讀者的理解和回應，但我覺得還是要寫下來。就像是一個孤獨的召喚一樣，故事也許能夠得到回應，也許得不到回應，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要發出一次在星空下散步的邀約。
得到回應的瞬間未必在此時此刻。可能在遙遠的未來某一個書架上，會有讀者看到其中的故事，會有讀者回應其中的孤獨，會有讀者回憶起來離我們並不遙遠的2020年。
當你從生活中找不到鮮活的例子
也許可以試試用顯微鏡看一個草履蟲
問：有時候喜歡文學、想嘗試寫作的讀者，會發現自己缺乏素材或者鮮活生動的例子。你會建議讀者從哪些地方開始嘗試？
蔣方舟：其實我也是一個缺乏生活經驗的人。之前在寫一個小說，後來覺得寫得很不好，甚至不敢拿出來發表，因為我發現我沒有生活。在那個小說裡涉及到一個人買菜要討價還價，我發現我不會討價還價，我買任何東西都不跟人討價還價，所以寫下來的討價還價覺得很假。
以前我的寫作是向內看。當我缺乏生活經驗的時候，我就看我自己，觀察我自己，解剖我自己。我覺得這是我找到寫作題材的一種方式。而寫這本書時，我找到是向外看——我設想一個不存在的年代、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發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說要寫身邊的事情，我覺得未必如此。我看到很多比如科學家，有時候他們小說寫得非常好，因為他們把頭腦裡科學的故事移植到自己的寫作上。包括像劉慈欣老師，他也不是一個非常專職的作家。他之前在發電站工作，每天去看星星，這個東西給了他無限的靈感。
所以當你從生活中找不到鮮活的例子，也許你用顯微鏡看一個草履蟲時，你會發現它帶給你新的寫作靈感。
問：談到閱讀，你是很有經驗的資深讀者，知道如何尋找到你想看的書。但是絕大多數讀者走進書店或在「網絡大促」的時候會很迷茫，不知道該選擇什麼書。你有什麼建議？
蔣方舟：我覺得需要找到介入書的媒介。比如村上春樹就是特別好的媒介，我看很多的作家都是因為村上春樹說喜歡他。其實我並沒有那麼喜歡村上春樹的作品，但他推薦的很多作家，比如菲茨傑拉德、雷蒙德·錢德勒等等，我都是看村上春樹說他特別好，我就去看看。這是在我自己的閱讀經驗中出現過的一種現象。
現在很多在做讀書節目的人，各個領域做文化產品的人，我覺得他們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媒介。關鍵是你要對這個人信任，然後可能就對他閱讀的品位、閱讀的選擇會有好奇。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