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口述史（地方卷）
獻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 幾十位改革開放重大決策親歷者、見證者真情講述
作者簡介
曲青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現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兼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教授。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文章近200篇。
吳德剛，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
內容簡介
該書精選我國改革開放40年曆程中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通過對王茂林、于幼軍、楊汝岱、孫英等數十位省部級老領導、老同志進行訪談，以口述史的形式，展現改革開放40年中諸多重大決策出臺的過程，全面回顧全國各地改革開放進程中重大事件的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內容涉及陝西經濟體制改革的曲折歷程、義烏開放小商品市場的前前後後、重慶計劃單列往事、四川改革開放的起步與扶貧工作、玉樹災後重建、鳳陽大包幹等。書中所有文章均為親歷者第一人稱講述，他們多為重大事件親歷者、決策者，並長期擔任省部級領導職位。書中既有對事實的回顧，也是親歷者心路歷程的呈現，目的是真實、生動、具體地再現歷史，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廣大黨員、幹部、群眾提供生動鮮活的新時期黨史讀本。
目錄
創安定團結局面，促改革開放大業
——主政山西期間的若干回憶李立功/
山西工作若干施政舉措的回顧王茂林/
關於太原改革開放的幾點回憶孫英/
與煤炭負重前行
——回憶我在山西當省長王森浩/
在山西工作的若干回憶張維慶/
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的太原
——太原工作幾點回顧王雲龍/
我在遼寧營口的主要工作經歷
——孟凡利訪談錄/
瀋陽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
——張行湘訪談錄/
工業調整站位高上海發展別樣好
——親歷上海工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蔣以任/
上海清算所從外灘啟航許臻/
江蘇省第一對友好城市的建立儲江/
蘇州工業園區創建的前前後後陳煥友/
崑山發展的起步韓培信/
江蘇軍民抗擊1991年洪水的鬥爭沈達人/
為建設更加美好的江蘇奠定基礎韓培信/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的工作鐵瑛/
回顧浙江省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整黨工作陳法文/
義烏開放小商品市場的前前後後謝高華/
關於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問題張勁夫/
關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王光宇/
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前前後後王鬱昭/
鳳陽大包幹陳庭元/
從「百廢待舉」到「殺出一條血路」
——王全國楊應彬張漢青憶習仲勳/
先走一步真先走
——任仲夷訪談錄/
勇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劉田夫訪談錄/
風口浪尖弄潮頭
——厲有為訪談錄/
海南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架的探索與實踐
——劉劍鋒訪談錄/
關於重慶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回憶廖伯康/
重慶計劃單列往事陳之惠/
我所了解的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推進過程甘宇平/
獻給直轄市的禮物：解放碑步行街餘遠牧/
重慶應對八九十年代改革的重重困難孫同川/
四川改革開放的起步與扶貧工作楊汝岱/
西部大開發生態保護為先張中偉/
探索中小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宜賓模式」孫文啟高萬權張明泉肖健康陳希淼/
我見證了二灘水電站建設的整個歷程韓國賓/
綿陽科技城的建立楊海清/
涼山州天然林禁伐與保護工作回顧肖光成/
中共雲南省委黨校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回顧馬漢儒/
雲南省元謀縣大塘子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過李國有/
中泰合作修建景洪電站始末刀國棟/
雲南民族工作「五個率先」經驗由來和決策過程格桑頓珠/
陝西經濟體制改革的曲折歷程
——陝西省原常務副省長徐山林訪談錄/
我所親歷的西安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石柱亞/
彩虹從這裡升起
——陝西彩色顯像管總廠建設記事鄭耀林/
甘肅尕海則岔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發展親歷陳有順/
改革開放後我在柴達木的三次考察朱新德/
青海西部大開發中最難忘的幾件事蘇森/
我所親歷的玉樹災後重建才仁當智/
果洛民用機場項目立項的前前後後吳自強/
長春農博會發展歷程的回顧安冬煒/
我與哈爾濱市的改革與發展宮本言/
西安的擴大開放和經開區的創業馬振華/
布希的西安之行朱景琪/
知識改變命運 崗位成就事業許振超/
懷念楊善洲自學洪/
節選：推進農村經濟改革
（一）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隨著政治上撥亂反正的進行和對「文化大革命」中「左」傾錯誤的糾正，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潮在全國湧動。首先是農村改革的興起，突破口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山西也不例外。
我回山西之前，省委已經在推動農村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村經濟改革的一個切入點。這一改革，是廣大農民群眾在農村撥亂反正中的創造。「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發生的「左」的錯誤的影響，搞所謂「大批促大幹」，即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使農村過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生產經營管理辦法被否定，農業生產受到了嚴重影響。粉碎「四人幫」後，我還在北京工作的時候，對撥亂反正過程中全國許多農村幹部和農民群眾自發地糾正學大寨運動中那一套「左」的錯誤做法，千方百計地尋求發展農業生產的新辦法已有 耳聞，也曾參加過北京市委對郊區一些山區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問題的研究。1978年4月北京市委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以後，各縣區根據會議的要求，開始實行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動報酬、超產獎勵的辦法。在山西，對於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特別是實行包產到戶，開始有許多幹部和群眾的思想一時轉不過來，趕不上去。尤其是過去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典型的社、隊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更是一時轉不過來，趕不上去。當時，我分析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起初一些農村在實行生產責任制時，由於缺乏指導，沒有經驗，曾經出現過一些問題，如某些生產工具包括集體的農業機具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集體的牲畜被無償地瓜分、集體的房產被遺棄、某些小型水利設施被閒置、一些社員欠集體的款項被一筆勾銷等等，因此農業生產責任制遭到了部分群眾的懷疑和不滿。當時曾經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是在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過程中，幹部、群眾有思想障礙，主要是受幾十年農業集體經營傳統模式的影響，並且，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左」的思想影響也沒有得到徹底清除，他們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混為一談，認為過去的集體經營是社會主義，實行包產到戶就是「單幹」，唯恐被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
在霍士廉、羅貴波的主持下，省委許多常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對在農村推行生產責任制的問題進行了一番考察，省委常委會又反覆討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召開各種會議，如省委常委會議、縣委書記會議、工作會議、電話會議、山區工作會議等，由這些領導同志講解中央的精神，傳達省委的意見，以進一步解放各級幹部的思想，統一各級幹部的認識，並且從全省各地、縣和公社抽調了40000多名幹部組成工作組，像搞土地改革和搞合作化時那樣，深入農村，幫助社、隊幹部扎紮實實地完善生產責任制。各縣還以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為內容，對農村基層幹部主要是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和會計，普遍進行了培訓。培訓由各縣縣委主辦，縣委書記親自領導，組織學習中央有關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文件，領會精神實質，聯繫當地的實際，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深刻認識「左」的思想在指導農業生產中的危害和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另外，還組織報社、電臺、電視臺等新聞單位的記者到農村採訪，通過各種形式宣傳黨中央關於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政策和典型事例與經驗，進行輿論引導。
經過多方面的努力，山西也和全國各地一樣，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開始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到1981年春，全省掀起了以建立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高潮。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布後，省委又先後召開了縣委書記會議和省委工作會議，專門研究了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問題，由霍泛和王庭棟分別做了講話。10月，我受省委委託，主持召開了全省電話會議，霍泛就農業生產責任制建立的情況和應注意解決的10個問題做了講話，其中對一些地方私分集體財產的現象做了具體分析，提出了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統分結合的原則。這些對在山西建立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83年5月，我和霍士廉聯名在《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推進改革，全面振興農村經濟》的文章，重點介紹了雁北地區從實際出發，建立、穩定和完善農村承包責任制的情況。
經過兩年的努力，到1983年底，全省農村實行各種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佔到生產隊總數的99.4％。
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使農業生產基本上由統一領導、集體經營變為分戶經營、自負盈虧，糾正了過去群眾所說的那種「七鬥八鬥傷了心，平均主義懶了人，單一經濟受了窮，財務不清黑窟窿」的現象。在產品生產上，生產隊只對國家徵購部分向承包戶提出必須完成的要求，其餘部分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由農民自己決定。在產品分配上，農民要完成國家徵購的任務，繳夠生產隊的提留，其餘產品歸個人所有。也就是安徽群眾所說的「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種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把農民的責、權、利緊密地結合起來，不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等問題，而且糾正了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單一等缺點，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
據統計部門的數據，按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1975年至1977年全省農業總產值每年平均遞減1.5％，1978年至1980年每年平均遞增率達3.2％，而1981年至1985年每年平均遞增率則高達7.8％。
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程中，廣大幹部和群眾實現了思想大解放，生產經營方面出現了許許多多成效顯著的創造，這些促進了多種經營的發展和社會的分工分業，為農村經濟向專業化、社會化過渡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二）支持和保護「兩戶」發展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斷穩定和不斷完善的基礎上，廣大農村原來由集體統一經營和管理的畜牧業、林業、水利設施、大中型農業機械及工副業生產項目，也都逐步實行了多種形式的責任制，向「包」的經營方向發展，出現了一些專業戶、重點戶（簡稱「兩戶」）。我們把這種專業戶、重點戶稱為勞動致富戶。這些專業戶、重點戶有的是承包集體的農、林、牧、副業，其形式有以戶承包、以組承包、個人承包等；有的是發展家庭副業。但是，當時在農村中仍然有一些群眾存在著「怕變」的顧慮，一些幹部存在著「怕右」的思想。他們的腦子裡仍然有一些不正確的認識，認為只有集體勞動才是社會主義，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獨立勞動是資本主義；「吃大鍋飯」的「統」是社會主義，「包」「放」「活」都是資本主義。特別是有些專業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曾被割過所謂「資本主義尾巴」，受過批判，他們雖然走上了專業化生產的道路，但心裡並不踏實，還有不少擔心和顧慮，富了怕露富，富了不敢再富，可以說是戰戰兢兢地前進。
為了解決這些思想問題，省委於1983年初專門召開了一次山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除了各級黨政領導幹部之外，還吸收山區建設先進集體的代表和先進個人參加，參加會議的有2400人左右。在這次會議上，王庭棟代表省委做了關於山區建設的報告，我做了題為《努力開創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講話。霍士廉、羅貴波也分別做了講話。我在講話中根據農村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實際，指出專業戶、重點戶的發展，體現了黨中央倡導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是發展商品生產，走專業化、社會化道路的帶頭人。他們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合理僱請一些技工、幫工、專業工或帶一些徒弟，是被允許的，這是農村商品生產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不論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把他們打成「暴發戶」「新富農」。我還指出：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專業戶富得過頭了，而是富得還不夠，離小康目標還差得很遠；其他人不應該嫉妒專業戶、眼紅專業戶，而應當向他們學習，並在他們的帶動下，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特別強調：在農村要形成勞動致富光榮，走專業化、社會化道路光榮的氛圍。
1983年7月，省政府發出《關於支持和保護「兩戶」發展若干問題的通知》，具體規定了支持和保護「兩戶」發展的13條政策性措施。各級黨委和政府按照這13條政策性措施，進一步大力幫助「兩戶」的發展。11月，省委和省政府又發出抓好培訓「兩戶」的通知。各地根據通知的精神，狠抓了「兩戶」的培訓工作，這對提高「兩戶」的政策水平和科技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初，省委召開了一次農村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傳達學習了1984年中央1號文件和萬裡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聽取了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同志的講話和安徽省滁縣地委、河北省蠡縣縣委、河南省武陟縣縣委的同志關於農村工作經驗的介紹，又一次就發展農村經濟的認識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地(市)、縣委書記，要領導好農村工作和農村經濟，首要的問題是重新認識轉變中的農村經濟，適應兩個「轉化」的新形勢，即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在思想上、領導素質上和工作作風、工作方法上力求儘快適應。會上提出1984年農村工作總的設想——在繼續鞏固和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圍繞著發展商品生產，力爭在三個方面有較大的突破：一是在發展多種經營、農村工業尤其是農副產品加工業上有較大的突破，二是在為農戶提供產前、產中、產後的社會服務上（包括技術、資金、供銷、儲藏、加工、運輸、市場信息、經營輔導等方面的服務上）有較大的突破，三是在改革農村商業體制、疏通流通渠道上有較大的突破。我認為，這是在農村提高生產力水平、發展商品生產總題目下互相關聯的三篇文章。只有把這三篇文章做好，才能打開農村商品生產的新局面。而做好這三篇文章的基礎是穩定和完善生產責任制，包括延長土地承包期，擴大承包製，扶持和發展專業戶、重點戶，完善和發展戶包小流域治理，因地制宜地推廣「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經驗等，並提出在繼續發展專業戶、重點戶的同時，要把發展小城鎮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強調要充分認識發展專業戶、重點戶，發展小城鎮的重要性，這是促進農業分工、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促使農民儘快富起來的一個大政策，是繼農業生產責任制之後的又一個大政策。會後全省各級黨組織相繼組織3萬多名幹部深入農村基層，開展完善和穩定生產責任制的工作。
（三）推廣戶包治理小流域
在發展「兩戶」的過程中，山西農民的又一創造是戶包治理小流域。
山西多數地區處於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全省水土流失面積達9.5萬平方公裡，每年向黃河、海河輸送泥沙達4.56億噸，流失的都是肥土沃壤。因此垣面越來越小，溝壑越來越多越深，土地越種越薄，而且嚴重地破壞了生態平衡。這是這些地區農業生產落後、農民生活貧窮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制止水土流失，才能促進山西山區農業生產發展。
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些地方把「包」字引向治理小流域，出現了明顯的效果。比如，河曲縣小王村一農戶1981年5月承包治理新堯溝，一年內在小流域內築壩4條，溝畔剷平地35畝，荒坡初步改造140畝，這兩項佔到總面積的70％。育苗2畝，造成片經濟林55畝，零星植樹650株。種植面積由24畝擴大到70多畝(林糧間作)。按正常年景估算，1982年該農戶全家在小流域內可收入3000元。由此，周圍許多群眾要求承包治理小流域。公社很快對荒溝進行了規劃，有選擇地包給社員治理。採取的具體辦法：一是由社隊統一規劃，讓承包戶明確治理目標、任務和完成期限；二是社、隊、戶三級訂合同，立約為證，投資由集體負責；三是新整出的土地、栽下的樹木歸集體所有，承包戶有經營權和提成受益權，沒有隨意處置權；四是小流域經營權長期歸承包戶所有，在保證治理成果不受損害的前提下，允許經營者後代繼承；五是受益後按集體少留、個人多得的原則，經濟林三七分成、用材林四六分成，利用窨地所種的糧食和經濟作物全部歸承包戶所有。1983年1月全省山區工作會議之後，戶包治理小流域的經驗在全省山區普遍推廣，很快在偏關、吉縣和呂梁地區湧現出一批先進典型。當年5月，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來山西視察，向我提出要到貧困山區的縣去看看。他指著地圖看到偏關縣，問我去過沒有，我說去過。他說：那好，就到那偏遠的縣裡去看看!於是我陪著胡耀邦到了偏關縣。在偏關縣，他看見戶包治理小流域的成績，心情十分激動，當即揮毫寫了「喜看偏關人民繪新圖」9個大字，給戶包治理小流域的形式以極大支持和熱情鼓勵。8月，省政府制定了《關於戶包治理小流域的幾項政策規定》，規定承包經營期可根據不同情況確定15年、20年或30年、50年不變，省政府還統一頒發了《小流域治理開發使用證》。這一切，使戶包治理小流域進入迅速發展階段。到1983年底，全省戶包治理小流域的面積達到273萬畝。
從全省的情況看，戶包治理小流域的辦法，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是實行統一規劃、自願承包、經營自主、長期不變的原則。凡社員有能力承包治理的小流域，都可以以戶承包或聯戶承包，誰治理，誰管理，誰受益。土地所有權仍屬集體，經營使用權長期歸屬承包戶。二是承包治理小流域建立在自願互利的基礎上，由承包戶與集體籤訂合同，明確責、權、利。對不信守合同、不按期達到治理要求的，集體有權收回。三是在承包面積上新建成的坡地、灘地，當年不徵購、不繳稅、不提留。坡耕地修成梯田的在兩三年減產期內適當核減包產指標。四是在承包的範圍內，間作的林木不準亂砍濫伐，不準毀林毀草和陡坡開荒，不準藉口林糧間作搞變相開荒。不準損壞現有水保、水利、公路等各種設施，違者按有關法規嚴肅處理。五是國家和集體對積極履行合同、進展快、標準高、管護好、收益大或者有新創造的承包戶，給予獎勵。
戶包治理小流域這種形式的好處是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經濟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把建設新的生態平衡變成了農民的自覺行動。事實上，它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水土保持領域的延伸，是依靠千家萬戶治理黃河中遊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是黃土高原脫貧致富的現實道路，是組織農民向荒山、荒溝、荒坡進軍，開發、建設山區，走農工商、牧工商、林工商全面發展的道路，也是建設山地園林式現代化農業的好形式。山西農民這一創造性的經驗，不僅對山西山區發展聯產承包責任制有重大的推動作用，而且也為處在黃河中遊的陝西、內蒙古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戶包治理小流域的普遍推廣與不斷發展，為全省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振興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到1984年底，山西省的農業總產值達到59.98億元，創山西省歷史最高水平；糧食產量達到87.2億公斤，是歷史最高年；棉花產量達到1.3億公斤，也創歷史最高水平。
（四）學習江蘇、廣東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
在農村改革的實踐中，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原來的社隊企業。1984年以前農村的社隊企業，是在舊的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統得很死，管得很嚴，職工的積極性被壓抑，所以發展得很慢。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橫向聯合經濟形式的產生，鄉鎮企業出現了。我感到把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去，多層次、多形式發展鄉鎮企業，可以促進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當時，江蘇、廣東等省改革開放走在全國的前頭，特別是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於是，我決定走出娘子關，學習其他地區的先進經驗。
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我帶領了一個學習考察團，吸收各地(市)的負責同志25人，到江蘇、廣東兩省去參觀學習。在江蘇和廣東，我們受到了熱情接待。在這兩個省，我們一共走了14個市、縣，重點考察它們搞活經濟、發展鄉鎮企業的情況。到那裡一看，就發現了我們的不足，我大開眼界、大受啟發、大受教育。我深深感到，我們對20世紀末國民經濟翻兩番的具體目標和步驟不如人家明確，思想不如人家解放，採取的措施不如人家靈活，對鄉鎮企業重要地位的認識不如人家深刻，產業結構不如人家合理，固有的優勢沒有像人家那樣得到充分發揮。
在江蘇期間我們了解到，1984年江蘇鄉鎮企業的產值已經達到162億元，而山西只有50億元，不及人家的1/3。江蘇省的鄉鎮企業，鄉、村、隊、聯戶、個體「五個輪子一起轉」等經驗，對我們很有啟發，對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的推動很大。我們回到山西後，通過各種形式如報告會、新聞媒體，大力宣傳我們和江蘇、廣東兩省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方面的差距和他們的先進經驗。
在赴江蘇、廣東參觀學習期間，我同江蘇省的領導同志商定：江蘇與山西結成友好省，在南京和太原分別設立辦事處，便於經常性的聯繫；兩省的一些地(市)縣相互之間，也逐步建立了穩定的協作關係。
1985年2月，省委、省政府發布《關於加速發展鄉鎮企業的決定》，制定了25條保護措施。3月，又在高平縣召開了全省鄉鎮企業改革工作會議，交流了全省各地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
上述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山西鄉鎮企業改革的深化和生產的發展，使全省的鄉鎮企業出現了多層次、多形式的發展態勢，初步形成了鄉鎮辦、村辦、鄉村聯辦、鄉村戶聯辦、戶辦這「五個輪子一起轉」的局面，並在1985年就有了明顯的效果。1985年全省鄉鎮企業總數達到32.7萬個，比1984年增長了一倍多；總產值完成85.78億元，比1984年增長了30億元。
在鄉鎮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各層面逐步推行「集體承包，廠長負責，定包利潤，超額分成」的承包任期目標責任制，改幹部任免制為招聘制，改固定工制為合同工制，改固定工資制為浮動工資制，打破平均主義，調動了承包經營者和職工的積極性，增強了企業的活力。
1986年7月，為了總結鄉鎮企業改革的經驗，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同志都下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我從7月3日開始，用了20多天時間，到10個縣(市)、30多個鄉鎮進行了調查研究，對農村形勢特別是鄉鎮企業的崛起，感到十分高興，同時也發現了一些問題。7月31日，我們在榆次市召開了鄉鎮企業改革座談會，請了一部分地(市)的鄉鎮企業代表參加。從座談上反映的情況看，鄉鎮企業的發展，直接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農民收入的構成比例發生了變化，總收入越高的，其工副業收入所佔比重越大。不僅如此，鄉鎮企業成為國家主要的納稅主體，不少縣鄉鎮企業上繳的利稅在財政收入中都佔了重要的一塊。各地還實行以工補農，從鄉鎮企業的收益中對良種、植保、機械、水電、科技推廣、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費用進行補貼，強化了農業基礎；同時鄉鎮企業的發展還促進了集鎮、村政建設和各項福利事業如教育、醫療衛生、敬老院、幼兒園等的發展。
在發展鄉鎮企業的過程中，各地充分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形成了不同的產業鏈條，並形成了城鄉經濟融合以及不同地域、不同層次、不同內容，甚至是不同所有製成分之間的橫向經濟聯合，湧現出了一批農民企業家。
從鄉鎮企業發展的趨勢看，我感到它不僅增加了農民的個人收入，使農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而且成為農村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國家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新的來源和出口創匯的生力軍，因而對振興山西經濟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如果從戰略意義上考察，它還是逐步縮小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差別的一條重要途徑。
當然，山西鄉鎮企業的改革發展也不是完美無缺的。萬事開頭難。由於缺乏經驗，改革在開始時曾經出現過一些問題，比如：盲目上馬、重複建設、亂採亂挖，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汙染；財產權屬或債務責任不明，內外經濟糾紛較多；經營管理混亂；等等。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採取措施使其逐步地得到解決。
為了進一步開放搞活，在全省鄉鎮企業改革座談會期間，我曾經提出要為發展鄉鎮企業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使鄉鎮企業邁上一個新臺階。在這個座談會上，我特別強調要繼續從思想觀念上解決問題，要正確認識改革、堅決支持改革、積極實踐改革。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要求各級紀檢部門、政法部門和各宏觀經濟部門，要端正業務指導思想，使本職工作都能著眼於改革，服務於改革，積極推進改革。
經過幾年的努力，山西的鄉鎮企業得到迅速發展。1986年，全省鄉鎮企業由原來的5大生產部門發展為農業、工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以及其他企業這8大生產部門，總產值完成94億元，上繳國家稅金3.9億元。從1978年到1987年，全省鄉鎮企業總產值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長，1987年總產值首次突破百億元大關，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62％，佔農業總產值的221.6％，平均每個農民直接或間接從鄉鎮企業得到的收入佔平均年收入的37％。全省的鄉鎮企業接納了25.57％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同時，鄉鎮企業的出口產品也得到較快的發展，有110多種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遠銷28個國家和地區。
鄉鎮企業的發展，使農村的經濟改革逐步深入，一大部分農民從土地和自然經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變成工業勞動者，創造出更高的經濟效益，改變了佔人口總數80％的農民靠種地吃飯的局面。
《改革開放口述史（地方卷）》
作者：曲青山，吳德剛
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書系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10-14
字數：704 千字
ISBN：978-7-300-274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