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採訪車向著全國唯一的德昂族鄉－－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潞西市三臺山鄉－－進發的時候，我們的心裡頗有些忐忑不安，因為根據我們此前掌握的信息，由於歷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德昂族與周圍的傣族等正在飛速融合，自己的民族特色已經有許多被光陰所無情湮沒。
然而，當三菱車在三臺山上顛簸了1個小時，並最終停在一片被大榕樹和鳳尾竹環抱的村居面前時，一股強烈的德昂氣息撲面而來。這個只有1萬餘人的民族，像一棵在「彩雲之南」經常可以見到的「獨木成林」的大榕樹一樣，頑強地守護著關於自己的傳說和未來。
鳳尾竹下「古老的茶農」
我們走進位於三臺山鄉邦外村二組的楊二家裡時，雖然時光已經逼近農曆的臘月，正是北半球一年裡最寒冷的時候，但亞熱帶的陽光卻使這裡的一切都暖洋洋的。楊二和老伴、女兒楊玉臘正坐在曬臺上曬著太陽。曬臺當然是露天的，相當於普通樓房一層和二層之間的樓板，只不過它下面是牛和豬們的住處，而不用來「關」人。曬臺是用竹子剖開後搭制的，人走在上面總有一種「雀躍而起」的感覺。亞熱帶的溫暖與潮溼，使它的平均壽命只有1年左右。
楊二87歲了，這個年齡使他顯得有些衰敗。他甚至沒有力氣讓我們坐下，只是象徵性地把面前的一把矮凳子朝我們拖了一下。然後他就吃藥。胃潰瘍，本來應該動手術的，但醫生說年齡太大，動手術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他在醫院裡打了個轉就回來了。所以，他一邊是在曬太陽，一邊也是和家人們一起等一個已經被確定的事實。
但衰敗只是物質的。我們看不出他有太激烈的情緒。他平和地看著我們，甚至努力想跟我們說上幾句，可是我們聽不懂，兼任翻譯的市委宣傳部韋副部長聽得也很費勁。楊二老漢很寬容地笑笑，想自己的事了。
楊二老漢的寬容，固然是因了對生命的瞭然，但更多的，我想，還是來自於他對87年生命的無所追悔。
離他家不遠，就是史迪威公路，雖然今天看來它已經坎坷而且崎嶇不成樣子，但在二戰期間，這條由無數個「之」字連接而成的低等級公路，它不但是遠徵緬甸的中國遠徵軍唯一的生命補給線，也是抗戰的中國接受國外捐助的一條生命線。在二戰的最後反攻時刻，遠徵軍就是沿著這條路完成了對外敵的清繳。那是上個世紀40年代初期，他和他的鄉親們一起參加了這條路的修建。建國後，這條路被編成了「320國道」，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被更直更寬的新「320」所替代。
從60年代初，楊二老漢就成了邦外村的基層領導，直到90年代初。漫長的「從政」經歷使他與一般德昂族人有了區別：他愛打籃球，而且對漢語的「聽力」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他喜歡和外邊來的人交流，他渴望別人來了解自己。面對著閃光和不閃光的相機，他穩穩地坐著，眸子裡的眼光幽深而鎮定，水波不驚。
當然，他畢竟還是德昂人，他最常飲用的，還是族人們房前屋後都有種植的茶葉。一首流傳久遠的歌謠道：
茶葉是德昂族的命脈，
有德昂人的地方就有茶山，
神奇的《古歌》代代相傳，
德昂人身上飄著茶葉的芳香
照例，茶很濃，不習慣的人飲後會亢奮到手足無措，但他和妻子、女兒卻離不開茶，說是一天不喝就會無精打採。像阿昌、景頗等族的婦女一樣，妻子和女兒都嚼著檳榔。與檳榔、草煙、椰葉一起放進嘴裡的，還有摻了鐵紅顏料的熟石灰；顏料溢出來，這使她們的嘴巴看上去有些恐怖。
當關於德昂族的採訪全部結束的時候，是第二天下午，楊二老漢吃完了藥，躺在屋裡火塘邊上睡著了，神態和姿勢一派放鬆。
韋副部長說，在潞西，人們對男性老人的尊稱是「大爹」。
德昂族僅有的「商業頭腦」
楊二「大爹」有5個孩子：大兒子臘苦，現任邦外村村委主任，有3男2女5個孩子；大女兒玉臘，有3男1女4個孩子；二兒子臘狠，為邦外村二組組長，有3女1男4個孩子；二女兒玉南，有4個女孩；小女兒玉掃，有1男1女2個孩子。（註：德昂族風俗，男孩的名字中都帶「臘」，而女孩名字中都帶「玉」，均置於名字中間）
其中，今年45歲的楊臘苦算得上整個三臺山鄉的一個「能人」。當然，坐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他僅僅做到了「手腳有放的地方」，但說話可就惜字如金了。這使我們的採訪有點像擠牙膏。
70年代初期，由於種種原因，潞西市普遍遭遇了饑荒，糧食嚴重短缺，楊臘苦只好到山上去挖山毛野菜吃。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三四年，楊臘苦當時受到了深深的刺激，這可以解釋他為什麼會抓住一切機會去「讓自己先富起來」。
1982年，雖然家庭裡的經濟情況並不寬裕，但楊臘苦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了商機，買了一臺碾米機。因為這是附近幾百平方公裡以內唯一的碾米機，他的機器必須連軸轉才能滿足鄉親們的需要。
1989年，在一個甘蔗試驗場當場長的楊臘苦毅然辭職，經過向潞西電影公司的申請與審批，連投帶借，花2800元錢買了一臺電影放映機。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各個寨子會集體包了他的放映機去放；平常日子，他就用自行車帶著放映機到處放。由於片子要到50裡之外的德宏州政府所在地芒市鎮去租，為了不耽誤地裡的活計，他只好很早就起，爭取上午11點趕回來，然後幹活、放牛、種糧食，下午6點，從地裡回來吃點飯就去放電影了。這樣，平均每個月都要放20多天。
一開始沒有競爭，楊臘苦很是掙了一筆錢。但隨著電視的日益普及、電影放映機的增多，這一塊市場慢慢地也隨著中國總體經濟而轉向了「買方市場」。楊臘苦絲毫沒有猶豫，以2050元的價格賣掉放映機，購置了手扶拖拉機跑運輸。2001年，他更是鳥槍換炮，拖拉機換成了農用車，儼然一個「有車一族」。
族人們也意識到了商業頭腦的重要。作為一種承認，1995年，他被推選為邦外村二社社長，2000年又當上了邦外村村長，下轄邦外村二組等6個小組。
作為一個德昂族人，楊臘苦不可能完全脫離傳統的農業。他家現在還有20多畝甘蔗田，去年交售甘蔗10幾噸。為此，作為「有代表性」「有貢獻」的「蔗農」之一，他還在2001年被當地糖廠帶到北京去旅遊了一趟。
現在，他每年的毛收入可以達到4萬餘元，純收入2萬餘元。
無疑，楊臘苦是值得驕傲的，但他又驕傲不起來。當上村委主任，他才發現邦外村實在太窮了：截至2000年，全村1300人，人均糧食只有330斤，人均純收入200多元。剛剛解決溫飽問題。
所以，每月拿著上級發給的400元錢的工資，他就把家裡的活兒扔到了一邊，雖然家裡的活兒收益更高。接到我們來採訪的消息時，他正帶領著村民們修路。他說，他從報紙上和電視上知道：要想富，先修路。他想在2002年把村裡跟外界的交通首先搞出個檔次。
當自然主義經濟的長矛面對市場的坦克
但顯然，交通狀況並不是邦外這個德昂族村迅速脫貧致富並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關鍵。
楊臘苦的奶奶李玉果4年前去世，享年116歲。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一天，楊臘苦曾經問她：奶奶，您知道現在是誰當國家主席嗎？李玉果說，我只記得清朝的一些規矩。聽說，解放後是一位毛主席坐了金鑾殿？楊臘苦哭笑不得。
無獨有偶。楊臘苦的大兒子到芒市鎮去上高中，結果只上了兩年，死活要回家。問怎麼回事，說是在外邊不好玩，很孤單。然後又說對外邊的生活很不習慣，總覺得太吵，而且節奏太快，感到很沒有意思。楊臘苦非常無奈。
在這裡，似乎一切都是自給自足的，他們不去與別人溝通，同時也拒絕別人的溝通要求。女人們的衣服都是自己紡了棉線自己織的，每人平均每年只織1身就足夠了。
種種因素疊加起來，就造成了邦外村乃至整個三臺山鄉的教育極度落後。一位政府官員告訴我們，在這裡能普及「6年制義務教育」就不錯了。當我們問到這個村子裡的經商人才時，得到的回答是有兩家「開菸酒糖茶代銷店的」。
同時，德昂族的文化傳統、習俗正在迅速流失。楊臘苦說，最明顯的習俗也就是農曆5月左右的「潑水節」、7月的「進窪」和9月的「出窪」了。「潑水節」與傣族的意義基本相同，程序上的分別也不大，後兩者則是全寨子人參加的祭祀與祈禱活動，但在「進窪」與「出窪」之間的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則主要是老人們去「奘房」去拜祭。年輕人基本沒有什麼民俗活動，而且也很少跳德昂族自己的舞蹈，主要是跳傣族和景頗族的。
許多年輕人已經不再經常穿著德昂服裝，而是直到過年過節才穿出來一次兩次。從外表上看去，他們已經和漢族沒有什麼區別。
臨走的時候，我再一次打量著楊二「老爹」的住房：四出水的幹欄式建築，總體呈冠蓋形。據說，它的樣式與諸葛亮南徵有著密切聯繫。
一個版本是，本來這裡並沒有什麼像樣的建築。諸葛亮南徵到此，當地人就向他討教築房之法。諸葛亮指指腦袋，意思是要他們動腦想一下，不料當地人以為要他們仿照他頭上的冠蓋，就千恩萬謝地回去照辦了。
另一個版本是，諸葛亮當年率兵南徵，來到德昂山寨。有一天突遭襲擊，受傷遇險，幸得勇敢善良的德昂姑娘阿諾相救，才得以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在短暫的接觸中，二人產生了感情。當重任在肩的諸葛亮不得不辭別心上人的時候，便將自己的帽子留給阿諾作為信物。痴情的阿諾苦盼18年，等來的卻是心上人「病逝五丈原」的死訊。從此，心碎腸斷的阿諾不吃不睡，每天呆立村頭，望著心上人東去的路。到第33天，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雨過天睛之後，阿諾不見了。而她站立的地方卻出現了同諸葛亮的帽子一模一樣的房子，這就是德昂人後來居住的竹樓。
在整幢竹樓的後門最外側，有一個小小的隔間，是給青年男女們晚上談情說愛用的（這樣，他們晚來晚走不至於影響家人的休息）。像其他絕大多數的少數民族一樣，德昂族也保留著對純真感情的敬畏與尊重。
當楊二「大爹」那一代人悄然遠去時，也許，這凝結著諸葛亮智慧的竹樓，就是所有德昂民族文化的唯一載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