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季學期剛開始的一個上午，大雪初晴，我開車從高速公路轉入鎮上的小路，經過連手機信號都沒有的荒僻地段，停在一棟古堡一樣的巨大建築物前。
這是最高安保級別的重刑男犯監獄，位於紐約上州的「東部懲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踏進大門，我立刻被那種單調、森嚴的氣氛包圍。眼前沒有尋常辦公場所常見的綠色花草，只有一道道電動鐵柵欄；沒有衣著鮮亮、首飾齊整的女秘書，只有荷槍實彈、不苟言笑的警察。
我登記了姓名和抵達時間，通過安檢。皮包、錢夾、手機、筆記本……統統被勒令放回了車上，我的衣袋裡最後只留下鑰匙和證件。
監獄的行政秘書南希領著我去見應該見的那些人，一路又登記了幾次姓名和時間。這棟龐大的建築物按行政功能分幾大塊，每塊之間都有數名獄警共同把守著一個與天花板齊高的大鐵籠子。若要從A區到B區，必須由A區獄警先放行，進入鐵籠子裡等B區獄警開門，進出的工作人員都不能例外。每個鐵籠子被分隔成三部分，供不同身份的人通行。
南希帶我從中間穿過。重重的大鐵門次第在我身後「哐啷」、「哐啷」合上，南希跟我說天氣、說她的孫兒、說退休後想搬去南方……我只陪笑敷衍，手心發涼，這種氣氛委實令人緊張。
「以後總會有人陪著你的，不用擔心迷路，」南希笑。那是當然的，即便拿到了特許的進出通行證，我也絕不可能被允許在這樣的地方單獨行動。
有關部門費這許多周折把我弄進來，是為了讓我能夠給由40餘名犯人組成的兩個班授課。
這個名為Bard Prison Initiative（BPI）的項目由紐約巴德文理學院正式設立於1999年，在紐約州涵蓋九所安保級別不同的男犯和女犯監獄，為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正規高等學制教育，包括本科和碩士學歷，每學期開設的課程橫跨不同專業，總共超過六十門課。
項目組聯繫到我，起因於有一批犯人聯名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學漢語。請願書上寫明，他們還希望「最好能進一步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比如《紅樓夢》」，所以，項目組希望能找到一個有中國古典文學背景的教授。
我一聽就相當好奇。這些重刑犯為什麼主動要求學中文？他們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怎麼知道中國古典文學裡有一本名著叫《紅樓夢》？關於中國他們還知道什麼？還想知道什麼？……
我的教授同行們聽說後都很興奮：「在一個非同尋常的環境裡面對一群非同尋常的學生，很有意思，應該去！」搞行政的同事們反應則大不一樣：「這可倒好，把罪犯培養得比我們還厲害！聯邦政府就是這樣花我們納稅人的錢！」
家人自然旗幟鮮明地反對，尤其是我家老二：「那些都是犯人，犯人！媽咪你懂不懂？！危險！」
危險……可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拒絕。
通過州政府和華盛頓特區的電話面試，又經過長達一個多月的背景調查和健康檢疫，我接下了教學任務：從基礎漢語開始，系統設置中國語言文化課程，將其與BPI裡亞洲研究專業中國方向的要求對接。
（二）頭一天上課，我按規定提前15分鐘到，門廳裡已經有兩位教授坐著了。
從性質上來講，BPI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大學」，但其規模十分有限。由於授課地點的特殊限制，不可能設置需要大量實驗器材的專業，所以課程以人文社科類為主，藝術類只有繪畫，理科只有數學。「東部懲教所」建築面積很大。可在闢出一塊相對獨立的教學區域畢竟不容易，每天上午、下午的授課時段裡，通常最多只能接受四名教授。
我過了那道比機場安檢嚴苛得多的安檢門，和先到的兩位教授相見。他們一個是巴德學院哲學系的老教授；另一個教線性代數，和我一樣是外聘的，來自康奈爾大學——當巴德學院現有的師資隊伍無法滿足學生的專業需求時，項目組就會到其他高校或專業機構中去找。
我的學生中後來就出了一位數學天才，我給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他在BPI拿到數學碩士後還想繼續深造，而巴德學院並沒有數學博士學位，項目組就幫他聯繫到法國魯昂商學院，讓他每周在固定時間接受教授的電話指導。這是後話了。
教學區位於大樓深處，兩頭都有獄警把守。再次籤到後，我終於見到這一班特殊學生們。他們規規矩矩地沿牆圍坐，除了穿著統一的深綠色囚服之外，他們的外表和任何一個大學裡的學生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並非電影裡看到的那種怙惡不悛、兇神惡煞。我原先有點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靜了下來。
能被BPI錄取的學生，都是高中階段成績優異、在監獄裡表現得比較好、獲得減刑機會比較大的犯人。按項目規定，我們不能過問學生們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們的入獄情由。我唯一知道的是，他們全被判處了25年以上監禁。
第一堂課，我教的是「中級漢語III」，用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主持編寫的
All Things Considered: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這本教材是上一位中文教授指定的。
首先為這些學生開設漢語課並制定了課程大框架的，是耶魯大學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畢業的Nagel博士。他的總體教學目標，是要讓學生們在完成三年六個進階的學習之後，漢語的聽、說、讀、寫達到一般母語水平。但這位年輕的博士因工作變動，沒能親自完成計劃。項目組又相繼引進過兩位教師，任教時間都不算長，到我加入，這個班的2010級學生們已經學了兩年漢語。
我的前任們給他們打下了很好的聽、讀基礎。一篇八百多字的課文，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可以不依靠拼音，從頭讀到尾。除了關鍵的語法點、文化點我必須用英文解釋之外，用漢語授課基本沒問題。正是這些積累，加上BPI涵蓋的文史哲各科通識課程，使學生們了解到關於中國的一些內容，進而對漢語言文化產生強烈興趣，這便是他們最初提交那份請願書的緣由。
可是，不同教師的風格和要求影響了他們的學習效果。這一班學生比較突出的弱點在於，其一，關於詞彙、句法的知識碎片化；其二，在會話中把握不住四聲；其三，缺乏字法基本知識，將漢字形體過於圖形化。
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將來打算進入亞洲研究的中國方向，這些弱點無疑將阻礙他們的深化學習。於是，在每堂課的課後作業之外，我給他們布置了兩項每周一次的固定功課：一是背誦一首唐詩，以訓練四聲組合的發音；二是抄寫生字，每個生字20遍，以熟悉並牢記漢字結構。
第一天的課結束，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們背誦的第一首唐詩，白居易的《題李次雲窗竹》：不用裁為鳴鳳管，不須截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裡看。
（三）從此，我每天一進教室，學生們便很自覺地先齊聲背誦唐詩。
這些詩歌，我通常不大講解。首先因為語言課不是文學課，我要求他們背誦的目的，只是用詩句裡平仄音調的完美結合來訓練他們的四聲；其次，我對唐詩的魅力有無窮信心。他們都是成年的學生，自我學習能力很強，這些詩歌自身的音韻琳琅、字詞優美必將誘使他們主動去追尋詩句的內涵——這一招在我十餘年的教學過程中屢試不爽。我只要等學生們拿著自學過程中遇到的難題來提問的時候，再解答就可以了。
要他們抄寫漢字則沒這麼簡單。憑心而論，這種作業的確又花時間又枯燥，難以讓他們發揮個人智力水平。於是就有人跳出來抵制，領頭的那一個中文名字叫「郝亞德」。
第一次，我發現他的字詞抄寫本沒交，他說沒時間完成，表情不失恭敬，但語氣很硬。我點點頭，叫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寫在黑板上。
結果不出我所料，三個字中前後兩個都漏了筆劃，看起來似是而非。我把筆劃補齊，平靜地對他說：這一周除了生字以外，再加上你自己名字這三個字，還是每個字抄20遍。
到了下一周，他照樣不交。我也不說話，徑直走到他面前，站定了盯著他。「真是沒時間寫！」他也站了起來，自以為理由充分地辯解道：「過去也不用寫這麼無聊的作業，我們還不是一樣可以說中文！」
「過去你們的教授不是我。」
「學中文，只要會說就可以，為什麼要寫那些字？！」這個義大利裔男生的個頭高出我許多，皺著眉頭居高臨下，滿臉不屑。
「關於為什麼，我想，我已經清楚解釋過了，不打算重複，」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回答。「如果下周你還是沒時間寫，那麼，你就不用到我的課堂上來了。」
我的語氣和態度顯然激怒了他，我們之間的空氣變得有些緊張。其他學生見狀趕忙低聲呵斥他：「坐下！她是教授！你想被關禁閉嗎？！」
「禁閉」這個詞讓郝亞德一下子洩了氣。到第三周，他的抄寫作業按時交上來了。他的屈服分明不情不願，我只當不知道，暫時不去理會他。
時間以每周四節課的節奏按部就班地滑過，轉眼到了期末考。學生們答完了題，下課鈴還沒響，我們都不得離開教室。這個空檔裡，他們開始和我聊起下學期各自想確定的專業方向。十幾個人七嘴八舌之間，只聽郝亞德的聲音說：「教授，我想選社會學專業，以後可以當社工！輔修亞洲研究的中國方向！」確實，社工需要服務大量處於社會底層的新移民，而華人正是其中的一大群體。
「哦？」我反問他，「那接下來要寫的字更多了，你確定？」
「我確定。是要堅持寫寫寫才能記得那些字，我現在覺得中文沒那麼難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抓耳撓腮，「對不起，教授。」
看著他扭扭捏捏地道歉，我笑起來，心裡真的高興。
「漢字本身是非母語學生學習漢語最大的興趣所在，書寫的難度不應該成為學習漢語的障礙。」這是澳大利亞漢語教育界經過數年實證對比研究得出的結論。很多教師在漢語教學中（尤其在初級階段），唯恐要求寫漢字會「打擊」學生的自信心、削弱他們學習漢語的興趣，這種顧慮其實大半出於想像。在實踐中，只要針對學生的特點適度把握，寫漢字不見得是一件高難度的課業要求。
根據本科教學要求，在中級第三階段語言課上拿到85分以上的學生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並得到輔修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的機會。這次期末考，郝亞德的成績是92分。
（四）2013年的八月特別忙，因為新一屆學生的招生工作開始了。那年遞交入學申請的犯人一共165名，經過幾輪嚴格篩選後雖然只有32人得到面試機會，但在我們能夠進出監獄的有限時間裡，逐一面試這些申請人也是一項繁瑣的工作。
九月，秋季學期開始，BPI近700名註冊學生中又增加了15名新生，其中有12名選了初級漢語課，倒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全都對中國非常感興趣，或許也是我頭一年教學的口碑不錯所致。
開學兩周後，13屆新生班裡的白艾力（這是我給他取的中文名字）又因寫漢字向我發難。他的話語方式和當初的郝亞德如出一轍，態度更加惡劣，甚至嘟囔出了一句粗話。
我佯裝沒聽見，面無表情地強調我的原則：你要麼下回老實抄抄抄，要麼退出我的課堂。
即使在普通大學，公然辱罵教授的行為也是要被處理的，更別提在這裡！如果白艾力在開學沒幾天就被我一狀告上去，接下來的後果遠不是被警告或受處分那麼簡單。所以，他不敢堅持公開和我抬槓，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也沒再和我鬧過彆扭。只是，短短的寒假過後，我發現他退出了我春季學期的班級。
留下的這11個（其實到後來還是12個，因為白艾力回來了）是我十餘年高校教學生涯裡見過的最用功、進步最迅速的學生。每堂課三小時，他們連中間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為了能聽我「多講一點，再多講一點」。對於非母語的學生而言，在沒有文化語境的美國課堂裡學漢語，其難度之大，人所共知，何況是在監獄！我不能用PPT課件，他們當時也沒有必須的聽力訓練設備。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在同等課時長度裡所達到的漢語水平，卻是「外面」高校裡的普通學生無法企及的。
又一個草木蔥蘢的初夏，專攻動漫設計的Marcus在期末口試中用中文講述他做過的一個夢。他說，自己在夢裡飛到中國，在一棟「很高很高的大樓的頭上」看見了一位中國姑娘的身影。他想認識她，就落下來走到她身邊，只見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聽」。
唱完了，姑娘問他：「你喜歡我的歌嗎？」 Marcus點點頭。姑娘站起來，指著下面市區的街道：「這是北京。這是我的國家。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問了一遍：「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還是懵懵懂懂，答非所問：「我會說一點點中文。」 那姑娘笑了，慢慢飛升起來：「你一學中文越來越多，就會喜歡中國。」
Marcus捨不得她走，追上去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美麗」。他繼續追問：「美麗，我以後還會見到你嗎？」她微笑不語，漸升漸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裡。
因為是考試， Marcus的語速比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組成的句子難免錯誤，所有舌面音都發得咬牙切齒、似是而非。但這個不無浪漫色彩的夢境所表現的主題已經足夠明白：他喜歡學漢語，熱愛中華文化。
Marcus不是一個特例。數學專業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時在課上話不多，但他對句型、詞彙和發音的掌握都相當不錯。這次口試，他講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飯的場景。
他說，朋友們不相信他會講中文，當場叫他翻譯：「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開口就說：「如果你不想吃那塊蛋糕，就給我吧。」
朋友驚訝之餘，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樣的意思再重複一遍，結果他竟然愣在那裡，半天說不上來。
「我是一個西班牙人，不會說西班牙語，朋友笑話我，可是我不覺得害羞。漢語很難，得花很多時間才能學好。為了學好漢語，我也學會安排我的時間了，這很重要。」
還有Brian，那個患有肌肉萎縮症、右手指關節功能嚴重退化的學生。我不止一次告訴他，不必完成抄寫漢字的課後作業。可就因為我在課堂上反覆對其他學生強調必須要寫，他找來海綿小圓球套住鉛筆，堅持和別的同學一樣，將每個生字詞一筆一划抄寫二十遍。我於心不忍，說：「差不多能認讀就好，不用寫這麼多。」
「您不是說不寫就不會記得嗎，教授？」他憨憨地笑，說，「我真想學好漢語。」
如果要追究他們為什麼要學漢語，答案其實並不在於學漢語將來究竟有多大「用處」，而恰恰在於掌握漢語之難。惟其難學，這才成了他們挑戰自我、重塑自我的試煉。他們都堅信，能學好漢語，就一定能把別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們猜測說，這些學生除了念書沒有別的事可幹，所以學業進步神速。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為BPI的學生激起了他們的榮譽感，讓他們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備更大的潛力，這開啟了他們未來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們格外珍惜學習機會，無論學什麼，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儘管在獄警眼中，他們始終是犯人，但教授們卻大不一樣。在這個極端特殊的全封閉教學環境裡，師生關係比在普通大學校園裡緊密得多。這些學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動著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設法，為讓他們學有所成費盡心機。
（五）從2012年底開始，我為學生們爭取到美國《僑報》的訂閱，中文報紙每周兩次被定期送入；我堅持要提供給他們的聽力訓練材料和設備，也於13年春到位了；隨後，我聯繫一些出版社，為他們捐贈的中國歷史、文化、文學讀本陸續被送入教學區小小的圖書館。接下來的14學年，我則開始準備新課程的開設。
語言學到一定階段，光憑書本的文字描述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認識的。而且，當時我已經意識到，這些學生最終選專業時，更可能將亞洲研究作為輔修，而非主攻方向。從教學的角度，我要傳授給他們的也不僅是一兩項技能，更重要的是改變他們看待世界、認識事物的角度。所以，在養成他們的語言基礎技能之後，課程需要轉移到文化方面，重點在哲學和歷史，不在文學。
我大幅度調整原先Nagel博士的教學框架，首先將高級語言課後的「中國古典文學，包括《紅樓夢》」換成了唐詩。一來經過三年平均每兩周一首的背誦練習，學生們已有了感性積累的基礎，教學上便於深入；二來只要認真選詩，唐詩中有足夠的典故串聯中國歷史、哲學、文化傳統的關鍵點，可以與他們的另一門必修課「中國文化史」的系統內容相輔相成。
其次，我抽空看了大量國產電影，想找幾部合適的影片，在「高級中文」之後開設「電影看現當代中國」。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華人，而是我們概念裡的「漢學家」，多偏重古典中國。所以我決定開一門展示現當代中國社會的課程，否則學生們如何能明白書上說的，中華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持續數千年「不間斷」的文化？
我早早動手寫報告，將需要的材料提前送審。BPI的教學和日常事務管理由校方和監獄方共同完成，絕大多數事情都需要平行的決策才能確定。不經過這一道道審核程序，任何一張小紙片都無法攜帶進出監獄。我曾擅自帶過一支毛筆想給學生看，結果過安檢時被撿了出來，更何況這次我打算帶進去這麼多部電影？！「唐詩裡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很快被通過，電影卻頗艱難，最後我選出的18部影片裡只有7部通過（被刷下來的包括《紅高粱》、《霸王別姬》和《飲食男女》）。不過我好歹算是順利把課開出來了。
其實，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務，並不需要費這許多周折。但這些學生太特殊了。他們將來即便拿到文憑出去，也必須比普通人強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機會「重新做人」。所以，我們作為授業之師，要承擔的責任也比在「外面」面對普通大學生嚴峻得多。
14年初的一個早晨，我照常到監獄，一進門就眼前一亮。安檢門的那一頭站著十幾二十個穿統一制服的年輕小夥子。一個個高大挺拔，氣質雄健又彬彬有禮。這是西點軍校的辯論隊，是來和BPI辯論隊切磋的。
這時的BPI辯論隊才組建沒多久，由資深的演講教授指導。我們這裡的學生不能頻繁出去，教授就設法將別的高校辯論隊請進來，為此耗費了不知多少額外的時間和精力。附近的康奈爾、耶魯、賓州大學等等名校的辯論隊，差不多都被他請遍了。
我的學生中有4個在辯論隊裡。他們時不時會拿著辯論題目來問我，「中國人會怎麼看」關於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體監督等問題。準備辯論賽的過程十分艱辛，他們不能上網，等所需要的資料經過層層審核送進來，他們已經損失了至少一周的備戰時間，唯一的補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課，我們幾個教授照例在教學區走廊盡頭等候被護送出去。我和演講教授閒聊：「為了準備這一輪比賽，Carl昨天熬了一個通宵。今天在我的課堂上眼睛都快睜不開了，他旁邊的同學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辯論隊裡表現最好的學生之一，」 演講教授笑著回答。
（六）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些項目存在的意義，在「東部懲教所」就有不少獄警反對為犯人們提供任何正規教育，儘管項目經費其實全由私人慈善基金支持，並沒有花納稅人的錢。這些獄警與「外面」持同樣意見的人們一起，為抵制這些項目奔走宣傳。連帶著，他們也不歡迎我們這些人在監獄進進出出，動不動就給我們臉色看，過安檢時刁難我們更是常有的事。
幸運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個人和機構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以各種方式來支持我們改變重刑犯的人生軌跡。
2015年的全美大學生辯論賽總決賽上，BPI的辯手擊敗哈佛隊，奪得冠軍。一夜之間，這條消息炸翻了媒體。讚揚和認可、質疑和討伐，都如潮水洶湧。但事實永遠擁有最強的說服力：僅2013學年，BPI 就為300餘名學生頒發了本科學位證書。他們當中的刑滿出獄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過80%；據紐約州政府統計，其他刑滿釋放犯無法回歸社會、最終重複犯罪再次入獄的比例超過40%，而歷年來，BPI畢業出獄學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才是力量，在這裡得到了終極體現。
Carl作為決賽辯手之一，奪冠回到課堂上之時，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監獄方聯合籤發的正式通知：美國公共電視臺（PBS）將製作一部電視專題片，計劃用三年的時間不定期來BPI實地拍攝，第一輪的拍攝策劃中列入了我的課堂，儘管出於人身安全考慮，我們教授的臉都不會出現在任何公開媒體報導中。
「也沒什麼好特別準備的吧，我們上我們的課，他們拍他們的，」我說。
「教授！我們把中文學得這麼好，難道不要向那些沒文化的人秀一下實力嗎？！」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裡，故意模仿我平時的說話方式，壞壞地笑。
白艾力是在2014年回來的。那年暑假我收到項目組的郵件，說白艾力想回到我班上來。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對他有成見，而是認為他缺了整整一學期的課，怎麼能跟上進度？我隨後被告知，白艾力保證利用暑假時間，用同學的筆記自學趕上進度，但我還是半信半疑，只說要等他通過考試才能算數。
沒想到他真的憑著一股子狠勁兒，說到做到，順利回到我班上來，後來甚至成為專攻美國移民文學的碩士，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離散、融合與回歸：美國西班牙裔與華裔移民文學比較研究」。
他那天的提議引來全班一致附和，我們後來決定給PBS的攝製組唱一首歌，選來選去選定了《我和你》。他們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來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連心，永遠一家人……」
攝製組到來的那天，還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隨行。拍攝結束後，有幾個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聽了二十幾分鐘課，然後安靜地離開。
下課我走出教室，老太太從走廊另一頭迎上來說，中文課太有意思了。她握著我的手不斷道謝，一旁的獄方教育監理介紹說，這位看上去十分嫻雅整齊的老人，是BPI項目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學費、書本費、管理費，以及我們這些教授和管理人員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費不是一個小數目。為什麼要資助這樣一個項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問。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他們會，我們也會，」老太太從容地說，「當然，他們犯的錯誤比較嚴重。人的一生很長啊，我希望能幫助他們得到機會，重新再來一次的機會。」
是。不難推斷，他們被監禁在這樣戒備森嚴的地方、服刑長達25年以上，必定做過不止一兩件傷天害理的事。但是，無論他們過去曾做過什麼，只要我們能夠藉由這個平臺，向他們傳達一點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純，讓他們學會與自己和解、與世界和解，今後真的能夠樹立起嶄新的人生觀和道德規範，那麼，我們所有人為這個項目的存在和實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嚴肅意義的。
尾聲等到「唐詩裡的中國歷史文化」和「電影看現當代中國」兩門課陸續開起來，選修的學生已經是10屆、12屆和13屆的學生混雜。我又多了指導碩士研究生論文的任務，有的學年開晚課，有的學期開暑期課，進出監獄益發頻繁。平日裡但凡能接起朋友同事的電話，對方一開口就少不得調侃一句：「從牢裡出來了？」
然而監獄裡的教學空間是有限的。基礎學科以外的課程必須輪換，我的課程周期結束，要換給西班牙文化與文學了。最後一次課上，下課前十分鐘，所有我教過的學生都來到了我的教室——他們早就說服了獄警，否則在下課鈴響之前他們是不能離開各自教室的。他們逐一和我擁抱告別，每人送給我一支黑色原子筆說，我讓他們寫過的漢字，是他們鐵窗生涯裡的陽光。
這個初夏，隨著學年的結束，我帶著32支原子筆，離開了「東部懲教所」。可BPI 的發展越來越生機盎然，正重新定義著教育公平與刑事司法、社會安全保障之間的關係。
近年來，它一方面積極幫助康乃狄克州、艾奧瓦州、馬裡蘭州、印第安納州和世界十幾個國家的高等院校，設計適合當地的監獄學制教育項目。另一方面，它也秉持著「用知識重塑人生」的理念，在臨近地區嘗試用各種教育項目服務不同的弱勢群體。如今，紐約州政府社區服務中心、紐約市布魯克林圖書館等處，都有BPI 主導的新項目進入實施。
正如美國前總統Bill Clinton在他的著作《給予》（Giving）一書中所提到的，BPI 是「對一個安全的、更有創造力的社會最好的投資」。到今年秋天，這個項目將迎來二十周年紀念日，PBS的報導片也將正式播出。我肯定不會在電視畫面中看到自己，那麼，我會看到這32支原子筆中的哪一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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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江嵐，博士，加拿大籍。現執教於美國高校，業餘寫作，已發表各類體裁作品逾百萬字，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曾先後多次獲獎，代表作品被收入海外華文文學選本計32種。出版有短篇小說集《故事中的女人》，長篇小說《合歡牡丹》。編著「新世紀海外女作家叢書」十二冊，《四十年來家國：海外華人看改革開放》、《故鄉是中國：海外華人散文精選》各一冊。現為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兼外聯部主任；加拿大華文學會副主任委員；海外女作家協會終身會員。